越往圣弗朗西斯山谷路里头走，房子越稀少。突然，你会发现自己已身处于名副其实的荒野中，四周只有果园。也许，就是从这些果园里走出了更多的流动业主：一个绰号叫“拳击手”的男人带着一篮一篮的芒果沿山谷路走出来，布鲁赫和儿子们贩卖“切尼特”（注：Chennette：切尼特，这是生长在中南美洲热带雨林的一种水果，果实外观像桂圆，皮为深绿或带棕色，果肉比较黏，味道酸中略带甜。）和其他水果，阿布杜尔带着他那令人垂涎欲滴的一片片西瓜。
贝尔蒙特有许多有个性和特点的人。比如，有一个绰号叫“一分钟一英里”的矮个子中国人，他不停绕着萨瓦那广场跑，叫卖他的“索尔坚果”。这是一种咸坚果，包在牛皮纸里，裹成圆锥状。还有一群“浸信会呼喊派教友”，他们是个小教派，每次在我家商店屋檐下又喊又唱又拍手，直到深夜。一直保持高涨热情的是救世军的那些女士们，她们穿着挺括的白制服、或敲鼓或摇铃鼓或吹喇叭。她们把一颗“基督教战士向前进”的心全倾注在歌曲里，洁白的牙齿在“蒂利”牌煤气灯的光芒里闪烁。这些贝尔蒙特人组成的难忘场景加起来，就创造出了一个真正的社区。
最重要的是，贝尔蒙特是哈罗德的家。沿着圣弗朗西斯山谷路往上走，那里住着贝尔蒙特“部落”中活跃的一大家子一一有六个孩子的拉博德家。他们也去圣弗朗西斯教堂做主日弥撒。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这些十多岁的孩子都被鼓励加入天主教青年组织这个活跃的青年团体。在那里我认识了哈罗德，他是拉博德家最小的孩子。只要知道我在店里看店，哈罗德就会来买餐后薄荷糖。我们站在柜台边聊天儿，直到我父亲出现，哈罗德就一溜烟消失了。
不管怎样，我都没准备要跟谁约会，因为天主教青年组织和其他教堂活动给了我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在学校里，我从不让人失望。我和大姐桂莲一起入读奥斯蒙德高中，随后我们去了圣名女隐修会学校。在修会学校，我迷上了辅导我们学习的法国修女们。被她们母语的甜蜜和调子吸引，我狂热地喜欢语言，毕业时获得了现代语言证书。爱格妮思是西班牙来的一位年长修女，十分可亲，她负责我的西班牙语。我相信，父亲对我抱着最大的希望，我的学业成功让他的梦想更深了一层，也充满了骄傲。
从五月到十月我们学校都准时在过那些天主教礼拜式里重复出现的节庆。那些月份的十三日，1917年在葡萄牙的法蒂玛对圣母做出的承诺又在特立尼达再现。人们要徒步到位于拉文泰尔山顶的法蒂玛圣母堂去朝圣，从那里可以俯瞰贝尔蒙特山谷。我和朋友们跟数百个从贝尔蒙特和西班牙港其他天主教学校的朝圣者们一起，跋涉四英里的上坡路，经由牛津和考瑞街，然后原路返回。这种跋涉并不是必需，但是教会学校和其他中学生们都充满期待，把它当作一个在信仰中寻找友谊的机会。 即使如此，我打算当修女的传言还是毫无根据的。我一直清楚，最终我会为人妻为人母。有趣的是，我儿时最好的玩伴之一，伊娃·雷巴，却加入了克鲁尼圣约瑟女隐修道院，现在是里贾纳修女了。我们的友谊保持至今。
哈罗德仍然很执着。在八月长长的暑假里，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去海边。哈罗德只要一知道我们要去库玛纳角游泳，他就会骑自行车去那里和我们见面。那时候，桂莲和我都是骑自行车上学。每个星期天我们要么绕着萨瓦那广场骑一圈，要么骑到植物园去。哈罗德就自然成了我们的机械师，帮我们补自行车胎，给链轮上油。这些琐事他做得心甘情愿，因为这都是见到我的机会。他是一个自行车健将，曾和朋友一起骑行超过六十英里往返那些特立尼达岛北部和东部的海滩，诸如马拉卡斯、托科、萨利比亚、马亚罗和曼扎尼拉。（P6-P7）
译者序
第一次见到桂兰时，我们不禁怀疑，眼前这个老太太是那个早就有所耳闻驾船环游世界的华裔特多人吗？也就是她和她的丈夫哈罗德一起获得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国家最高荣誉一一三圣十字勋章（现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勋章）吗？我们不敢相信，这个瘦小的老太太曾经有过如此这般惊人的经历。听闻她写过一本回忆录，我们忍不住想一探究竟，看看桂兰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于是就借来了她的回忆录《Wind，Sea and Faith——Th。Journeys of a Reluctant Saifor》一读。
桂兰的每次航行都触动着我们的神经，我们跟着她经历过喜悦，经历过痛苦，经历过彷徨，也经历过艰难的抉择。她用平实的语言娓娓地讲述着自己“从一个不愿意出海的校园女生到嫁为人妇后陪伴丈夫航行九万英里的女人”的故事。当我们读到“但是我的时间，像潮水般退去。太阳像一个金圆盘，从清晰的地平线上落了下去。一天以突然的闪光而结束，我知道我的海上旅行也结束了。”时，这一份淡然而从容的“廉颇老矣”的感叹，我们不禁为之动容，桂兰再也不能航海了。
后来，再遇到桂兰，她将这本书托付给我们翻译，我们十分惶恐。两个对航海知识所知甚少的人，仅仅凭着热忱，能不能做好这件事呢？翻译的过程也证明了我们的担心，大量的天文、地理、航海术语等等都冲击着我们，督促着我们去学习、查询以及验证，也是这份热忱驱使着我们不断向前，力求做到翻译的精准。这个过程十分辛苦，但是桂兰把这个“孩子”托付给了我们，我们一定要不负所托，尽最大的努力，做到最好。
感谢桂兰的信任，她的航海精神激励着我们翻译的整个过程。感谢中国驻特多共和国大使馆黄星原大使及夫人马丽老师、兰和平参赞、文化处李旭大老师对该书翻译过程中的关心和指导。感谢中国驻特多共和国前任大使杨优明大使和夫人耿海陵老师的引荐，让我们认识了桂兰这位伟大的女性。尤其感谢耿海陵老师在百忙之中审读了部分译稿，还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最后，感谢我们的家人，感谢他们的默默支持和鼓励。
翻译桂兰的书是一次挑战，也是对自己的一次再认知，更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希望这本《风·海·信念——一个身不由己的水手的旅程》能够为中特文化交流带来一笔亮色。
译者
2014年12月2日
梁桂兰伉俪的勇气得到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和人民的认可。因此他们获颁国家最高荣誉一一三圣十字勋章（现称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勋章）。这种勇气也被全世界的个人和团体认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都会得到尊敬。这种勇气建立在简单信念和更高的目标感之上，凭借这种勇气的鼓励和支持，梁桂兰他们经历了暴风雨、深海和浅滩，而这种种经历都在这本内容丰富、令人惊叹和鼓舞的回忆录《风海信念》中得到了逐一描述。
20世纪50年代的特利尼达和多巴哥，青梅竹马的哈罗德赢得了华人姑娘梁桂兰的芳心，两人并肩走进婚姻殿堂并相约结伴去航海远行。从此，一个地地道道的特多小姑娘，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女舵手。1969年，他们驾驶“蜂鸟二号”开始环游世界，这是一艘长约四十英寸的双桅纵帆船。1984年，拉博德夫妇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环球航行，此次他们驾驶的仍然是“家庭造”的“蜂鸟三号”，穿越恐怖的合恩角。然而，在他们从开普敦驶向澳大利亚的五十一天航程中，桂兰生病了，所以不能陪同家人一起征服那令人生畏的合恩角。《风海信念》就是由这位起初并不情愿涉足冒险穿越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航行的梁桂兰写就。这是她的故事，这本书写得极好，历次航行中所经历的种种冒险都得以完美呈现。这个故事来自我认识的最勇敢的加勒比女性，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海上第一夫人”。航行途中，他们经常在诸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之类的地方停留。远离风和海的日子里，他们进行修整，也结交新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