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莫尔的《伊丝特·沃斯特》给自然主义和维多利亚文学带来了“自由”和“创新”。它以对下层人民的同情和对法律不公正、教会虚伪的抨击显示了超越自然主义的倾向性，走向了更直接、更简洁的现实主义，甚或成了现代女权主义的先驱文本。它还以注入了主观因素的环境描写，以真幻交织、多声部共存的心理描写等文学印象主义的手法，及综合性的轮回结构，而成为意识流等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

伊丝特生于一个贫困家庭，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帮佣，因涉世不深很快失身于同为仆人的威廉，威廉的始乱终弃使伊丝特历尽苦难。许多年后他俩重续前缘，但威廉英年早逝，再次将伊丝特和尚未成年的儿子抛回困境。最后人到中年的伊丝特与她过去的女主人相依为命，度过余生。

一本不该忽视的书

主要人物表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九章

第四十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六章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后记

名家评论

乔治·莫尔生平和创作年表

第一章

她站在站台上望着逐渐退去的火车。一簇灌木遮住了铁路的弯道，白色的蒸汽浮在路基上，在灰暗的夜色中升腾。不一会儿，最后一节车厢消失在视线中，这白色的巨门缓缓向前摆动着，淹没了铁路。

她的座位边上放着一个红棕色的用一根粗绳捆着的长方形的箱子。背和双肩一动就显示了她身后的大包袱，一个臃肿的用灰色亚麻布裹着的重家伙。她身着褪了色的黄女装，外套一件此时显得太热的黑色短上衣。这个二十岁的姑娘，有着短而壮实的身躯、短而壮实的手臂。她颈脖丰满，而普通的棕色头发毫不显眼。她的鼻梁太直，鼻孔形状倒不错。浓密的睫毛内隐藏一对灰色而又明亮的眼睛，但只有当她用笑取代她脸上常有的阴郁那会儿，她的眼睛才流泻出亮丽的情绪。此时，她微笑着，露出一排雪白的杏仁状的牙齿。一个搬运工问她是不是想丢下一个包袱或箱子什么的，她回答说，两件行李都得装上驴车，驴车每晚都会来取行李……去伍德维的路，正对着这小巷，她不会走错，她会找到那树丛中的门房的。看她是个迷人的姑娘，那男人就待着不走，可车站站长把他叫去搬其他行李。

这是一个荒凉的地方。海的大潮有一次曾几乎淹上了那些高地的边缘。于是，那被沿着海岸汹涌而来的海水冲刷过的砂石海滩如今变得一无所用。在这沙滩和一条蜿蜒的小河河岸之间紧紧地依偎着一个小镇，它的脚已插入水边。那里有大概是港口的衰坍的船坞，还有木质的防波堤，仿佛是为那不归之船而伸出的长而细的手臂。铁路的另一面，一堵刷白的墙上开着苹果花，在低洼地方有些园艺业，从那里开始高地逐渐倾斜，在第一个斜坡的那树林扶疏的所在，就是伍德维。

就像每一个首次看到这地方的人一样，姑娘凝视着这凄凉的地方。她心不在焉地看着，心里正估算着，是丢下包袱还是丢下箱子呢。她提得太沉了，又不知道车站离伍德维有多远。站长在站台的尽头检了她的车票，而她在过了道口后仍未做出决定。这是一条以铁栅栏、月桂树、法国式的窗户开始的小巷。她曾在这样的房子里干过事，懂得若被雇用，在这样的房子里她要干点什么。伍德维的生活只是个伟大的梦，她并不奢望自己能得到她需要的一切。在那里面当个管家、马夫、侍从，她不会：考虑侍从——而管家、马夫，他们会考虑么？在那里当个上等女仆或次等女仆，或许是一个侍女，也许这些太太曾与家人在国外待过，她会听到法语或德语，她们的谈话无疑会因此而转换，而她的沉默会出卖她。她们会问她曾经待过的地方，当她们知道真相时，她必得丢脸地离开，那么她会无钱买到伦敦的车票。可她会找个什么借口对埃尔温夫人讲呢？是她把自己从邓巴先生那里解救出来，并在伍德维给她一个帮厨女工的位子。她肯定不会回去，她的父亲会骂她，说不定会让母亲和她一起挨打。哼！他才不敢再打她呢，姑娘的脸因丢脸的回忆而绯红。假如她回去她那小弟妹会痛哭，他们吃的东西会更少。她肯定不回去。她多么天真地想着这些事！

她笑了，使她的脸像这个月份的天气那样亮丽：今天是六月的第一天。到第一周结束时她仍会那么高兴，只要她有一件下午可穿的衣服的话！那么那件旧的黄玩意儿就永不会穿在她身上。她的其中一件印花布衣服是漂亮鲜艳的，但她还必须有一点儿红丝带——使其有些变化。她曾听说在伍德维这种地方的女仆常常一天换两次衣服，礼拜天则穿着丝绸披风戴着最时髦的帽子外出。作为侍女，她当然可触摸到女主人的所有衣服，并可与管家同行。可这些人怎么会想到像她那样的小姑娘呢？她越想越沮丧，叹息着，有些许期望，更多的是苦涩和失望。即使她拿到第一季度的工资，她也几乎不能为自己买一套衣服：这些钱得养家。一季度的工资！一月的工资还差不多，因为她无法使自己永远留在这个地方。所有这些土地无疑都属于绅士，那些大树也同样如此，他们肯定都是些上等人，都是像埃尔温夫人那样的上等人——因为她曾住在像车站边上那样的一幢房子里。  这条直道的两边都是高高的树篱笆，保姆们躺在树阴下的茂盛的夏草地上，童车就在近处。小镇的声响在她耳边消失，姑娘不断地想象着那正在发生着变化的未来。越过这片田地她可以看到两幢房子，一幢是用灰石头砌成，另一幢是铁皮尖顶的红砖房。在这两幢房子之间，挡住北面的是一座教堂的尖顶。问了一个过路人后她知道第一幢房子是教区长的住宅，第二幢是伍德维的门房。假如那是门房，那么房子该是怎样的呢？

在岔路向前两百码，再跨过两边的三角形树丛，就上了那海边的路。树叶下的空气充满着绿色和惬意，这个乡村姑娘用她疲倦的肺腑深深地吸了口气。在一个庄园的后面，她看到了一扇白色的大木门。进门就是一条气派的林阴道，看门人关照她一直走，碰到头就往左拐。她从未见过这种景色，不由得停下来赞赏这行道上榆树那粗壮的树臂，树叶间显出了粉红色的云，单调的斑鸠似乎成了这寂静世界的中心。

她正拿不准是否往回走，她从没待过这样的地方。林阴道变小了，突然她看见一个倚在栅栏上、抽着烟斗的年轻人。

“请问先生，这是去伍德维的路吗？”

“没错。穿过上面的马棚，左拐。”然后，他用那强健的手指指点了--下，而这强健中有几分优雅，脸上充满生机，接着他说，“你还挺能干的，这个重包袱，我来帮你拿吧。”

“我是有点累了。”她把包袱倚在栅栏上说，“我在车站时他们告诉我，驴车随后会把我的箱子拖来。”

“哦，这么说你是新来的帮厨女工？你叫什么？”

“伊丝特·沃特斯。”

“我母亲是这里的厨师，你可要千万当心，否则你会挨骂的。她发起脾气来够吓人的，不过她不是坏人，只要你不去惹她。”

“你也在这儿做事？”

“没有，可我想不久后会的。两年前我就可以了，但我母亲不喜欢看我穿仆人的服装。我想象不出当我赶车回来撞上她，她会怎样。”

“有空位置吗？”伊斯特问，怯生生地抬眼看了一下边上的他。

“有，大约两周前吉姆·斯托里被解雇了。他在马棚里碰到每件幸运事都要喝上一杯，他们认真处理他去‘红狮’酒吧的事就是为了这一点。老爷当然不会容忍那样。”

“你来代替他？”

“是啊，假如我能够在这里插一足，我就不想夹着我的小包来回于布赖顿王家大道上度过一生。我未必留心那么多职位，除了那些有益的、有新消息的地方。你绝不会听到我在港口对面的‘红狮’酒吧说些什么，我也不会将我说的每一句好话传到伦敦和印在明天早晨所有的报纸上。”

伊丝特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只是看着他。她看到的是又低又窄的前额，小而圆的脑袋，长鼻子，尖下巴，深深凹陷而没有血色的脸颊。尽管有点气短，但他使着大劲，长长的双臂能够给出重击。那低前额和无光的眼睛透露出这是一个脆弱的、缺乏想象力的头脑。但这平凡的容貌和天生诚实的样子，使威廉·拉齐不像一个二十岁的人，倒像个十岁的男孩或十八岁的女孩似的。

“我看到你的包袱里有些书。”沉默了好长一会儿他说，“喜欢里面写的吗？”

“那是我母亲的书。”她慌张地回答说，“我没敢把包留在车站，因为很容易被人抽出一本什么的。我不想开包时少了书。”P1-3

一本不该忽视的书 张介明

原籍爱尔兰的英国作家乔治·莫尔(1852-1933)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已经受到一些前卫的中国作家的注意。郁达夫在1928年9月给邵洵美的信中说道：“看到《狮吼》第5期，《搬家》一篇，大有George Moore(乔治·莫尔)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徐志摩在给邵洵美的信中也说：“我已见到George Moore(乔治·莫尔)，他叫我代他问候你。此老真可爱！我但愿能将他的有趣的谈话写出来。”当然，把莫尔介绍到中国贡献最大的当首推与这两封信相关的邵洵美。与徐志摩一样，邵洵美曾留学英国，他与莫尔的交往和友谊大概就始于此。回国后邵洵美致力于新文学运动的创作和译介工作，在他与章克标(章克标先生现还健在，住浙江海宁，1999年还因“百岁老人征婚”在媒体上露面)主编的《狮吼》和《金屋月刊》中不但专门撰文介绍莫尔的生平和创作，而且亲自翻译了莫尔的部分作品。

时间肯定会淹没许多东西。作家的生前风光身后寂寞抑或生前寂寞身后风光，都是并不鲜见的事。莫尔在我国遭冷落与他早期作品的自然主义倾向有关。我们一直认为自然主义文学是一种专门以生理学、遗传学的方法暴露社会中阴暗的、卑劣的、龌龊的、色情的东西，而且是不加分析、没有倾向地陈列。其实不然，且不说自然主义文学本身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丰富多彩的景象，像左拉这样伟大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无法抹杀。即使涉及生理本能的描写，从总体上说，自然主义也把“灵”与“肉”的问题带人了文学，拓展了文学的表现面。所以，当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主义文学之时，也要重新认识莫尔。莫尔除了早期的小说模仿自然主义以外，一生在文学上进行过许多探索和实验，在诗歌、小说和戏剧方面都有所建树，给后人留下了几十部作品。国外专家评论他是詹姆斯·乔伊斯、戴·赫·劳伦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等我们耳熟能详的外国现代作家的重要先驱。我们这里译介的《伊丝特·沃特斯》就是一部公认的莫尔的代表作。

乔治·莫尔在发表了几部他自己也不满意的、带有自然主义色彩的小说后，一部关于仆人的严肃的小说已盘桓于莫尔的脑际。他立志投身到“最朴实、最本能的情感之中，专注于人每日所需的面包之中”，写

“一部关于仆人们的故事”。1894年，《伊丝特·沃特斯》首先在英国出版，但书拿到美国后，却被三家出版社因涉及道德问题而拒绝。说其内容涉及“私生子”，涉及产科医院云云。这些所谓的道德和风化问题是与女主人公相关的。伊丝特出身于一个贫困家庭，从小为帮母亲照料弟妹而弃学，不到二十岁就外出帮佣。当她来到伍德维庄园后，因为涉世不深很快就失身于同为仆人的威廉。威廉不理解伊丝特内心的痛苦，终致始乱后弃的恶果。此后，他俩虽在许多年后重接前缘，但威廉英年早逝，再次将伊丝特和尚未成年的儿子抛回当年的困境。最后，人到中年的伊丝特与她过去的女主人相依为命中度过余生。

需要指出的是，莫尔绝不满足于讲述这么一个辛酸故事来博得人们廉价的同情。伊丝特的悲惨遭遇归根结底是因为她那与名利社会格格不入的个陸。首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伊丝特虽然出身低微、没受教育，但不乏自我意识。她初到伍德维就因没换衣服拒绝服从拉奇夫人的指派。当她酒后糊涂地和威廉在野外偷吃了禁果后，除了她从小所受的宗教罪孽感外，她坚持不理威廉。她并非不爱他，也并非憎恨他对自己的侵犯，因为她从未把过错全盘推给对方(她就谁的过错回答巴菲尔德夫人时说：“这种事常常是女人的错。”)，最主要的原因是，她要获得威廉对她的尊重。她开始“是出于本能要抵制他，她本能地感到，只有在一段长长的时间里拒绝宽恕他，她才能赢得他的尊重”，到后来“这感觉已经上升和明确为一种思想，她决心决不屈服，而是继续她的信念：他必须认识他的罪孽”。由此可见，她精神境界并不低下。当知道威廉搭上了有钱的小姐佩吉时，她的自我意识则变成了一种自觉的反抗意识：“她深知在这些优雅的人们眼里仆人都是下等人，难道她的肉身和她的血液与他们有什么不同吗？佩吉穿着好衣服，但她不见得好多少。脱去衣服她们一模一样，女人对女人。”

其次，是伊丝特身处逆境不甘堕落。要知道在那种弱肉强食、尔虞我诈的社会中，做女人难，做一个无依无靠的单身母亲更难。有多少这样的下层女子迫于生计而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她的好友、曾与她一起在伍德维帮佣的萨拉，不是因为饥饿被她那无赖男友逼着上街拉客吗？伊丝特也清楚“整个伦敦都在引诱她，杯子就在她唇边”，而“肉体的虚弱使她突然感到精神也濒临崩溃”，但她最终还是从一次次的诱惑中逃脱出来。

至于她坚持依靠自己双手的艰苦劳作来养育、培养自己的儿子，更是写就了一出“人生戏剧”，一曲壮丽的人生赞歌！伊丝特无疑是个倔强的、性格刚烈的姑娘，但又不乏一切女性所共有的爱心、母性、舐犊之情。书中她疼爱自己孩子的描写都委实令人感动！在寻常的环境下，她的这些行为属人之常情，没有什么特别。而对她这样一个无家无钱、四顾茫茫的弱女子，养活自己都很不容易，再要依靠自己独自养活一个开销曰益增多的孩子，这在里弗斯夫人这样的有钱人和斯皮尔斯夫人这样的黑心女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未免太不切实际和过于浪漫了。听听那个专事从可怜的姑娘手中收购和倒卖婴儿的斯皮尔斯夫人怎么说的：

“你们这类姑娘都是一样的，一开始的几个星期，你除了你的孩子什么都不想，然后你会被他拖累，负担太重了——我了解你们——接着，你会指望他不该出生或指望他还没意识到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死去。……真的那样的话，你们从此省却了许多麻烦。”

这恶婆是残忍的但也是实际的。很多与伊丝特同样处境的姑娘都抛弃了自己的孩子，此后伊丝特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地想起她所说的这些话，这些有钱人遮遮掩掩而这个粗鲁的女人赤裸裸说出的话。面对着无数的诱惑——外部诱惑和伊丝特内部激烈斗争时的诱惑，伊丝特最终赢了。战胜了与她作对的整个世界，也战胜了退却、妥协的自我。莫尔对这个形象的同情和赞赏是明显的，不只是写她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写她的自强。在第二十章中他的褒奖跃然纸上：

“假如人们能想到这一点，那么这无疑是个女英雄历险的故事——一个母亲为了她孩子的生存来反抗整个文明阵营对卑贱和私生子的歧视。”

伊丝特的斗争精神使她足以跻身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中“个人反抗的小人物”之列。小说一问世就产生巨大的社会反响，尤其是未婚母亲及其孩子的问题引起了普遍的关注。据说一个充满爱心的护士读了此书后，就把自己的一所疗养院改成专为未婚母亲的孩子服务的地方。

就像对该肯定的给予鲜明的肯定一样，莫尔予以的否定也同样犀利鲜明。

早就有人指出《伊丝特·沃特斯》和早它三年面世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丝》同中有异：相同的是“私生子”情节，不同的是“通过苔丝的故事，哈代探索了命运的残忍作用；通过伊丝特的故事，莫尔解剖了英国当代社会的伪善和不公正”。

触目皆是的贫富差异当然是无法回避的不公正。一面是家徒四壁、衣衫褴褛的下层百姓、仆人差役；一面是穷奢极欲、挥金如土的绅士老爷。然而，最大的不公正则是伊丝特在艰苦奋斗中所经历的。她当奶妈的第一户人家的里弗斯夫人是个十足的为富不仁者，为了她自己的孩子已经牺牲了两位奶妈的孩子，伊丝特则成另一个新的牺牲品。她给伊丝特连续进食和要她散步都是为了让她的孩子获得充沛而又健康的奶水。伊丝特在她家毫无人身自由，甚至探望自己患病的孩子也不准。伊丝特深切地体会到这是“以一个生命换另一个”，抗议这是“什么样的公正，什么样的法律”。最后，她不顾一切地离开她家。走前，她一针见血地指出包含着这种不公正之中的血淋淋的事实：

“现在我完全看清了，我也已经想清楚了。它被层层包裹着以致一开始其意味不清晰，可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付钱，斯皮尔斯夫人和像她那样的人就使摆脱那些可怜的小家伙成为可能。换了喂奶对象没多久，一个小疏忽，这个可怜的女佣姑娘就省却了养育她自己孩子的麻烦，于是有钱女人的那个挨饿的小东西就能养成一个漂亮的孩子。”

而伊丝特以普通女仆的身份在以后几家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不是年薪只有十六镑而每天得工作十七个小时，就是在地下室里没日没夜地洗、洗，直至精神和肉体都濒临崩溃为止。而这些，显然与莫尔本人的经历毫无关系，他是以“仆人们的观点写仆人的生活”，“而不是他本人(经历)的某种形式的反映”。能够解释的是，但凡想在文学上有所作为的作家，都无法违避或忽视摆在面前的赤裸裸的生活真实和本质。萨克雷·王尔德这样的富家子弟不能，家境殷实的莫尔也不能，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的正义性、民主性和人道主义就此形成气候、蔚然成风。

与社会不公正共同滋生繁衍的是普遍的伪善。自有人类历史以来，自欺欺人的虚伪成了人类无可救药的毒瘤，它是人类社会的怪胎，它毒害心灵，扭曲人心，败坏风气，历来为有良知的文学家所诟病、所针砭。在《伊丝特·沃特斯》中，莫尔或通过人物之口或直接叙述抨击和讽刺了现存秩序中的法律和宗教。说到法律，我们在赞扬托尔斯泰以“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现实主义在《复活》(1889-1899)中揭露俄国法庭的虚伪和黑暗时，实在不该无视在托翁之前曾以类似的方式对法庭的伪善给予了尽情的讽刺和抨击的莫尔！在审判萨拉偷窃主人盘子一案的第四十章中，地方治安法官一出场，作者就以这样的语调写道：

“这位法官阁下，是位仗义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人，他的赌博交易也有很好的口碑。他嘟起了他那古老的嘴唇，把他那呆滞的眼睛锁定在被告身上。”

而当他一本正经地反驳律师时，作者以插叙的方式注释了这道貌岸然的阁下的伪善：他自己也同样赌博和酗酒。饱受这种伪善和不公正法律之苦的下层人士自然视审判为“陈词滥调”和因人而异的“公正”法律。这些对伪善法律的辛辣的讽刺决不亚于托翁笔下那脍炙人口的描绘。

相比之下，对宗教伪善的抨击似乎就没有那么痛快淋漓。因为我们知道乔治·莫尔并不是个纯粹的清教徒，他多少受天主教影响。小说中的伊丝特承继其家庭传统并与其女主人、被称为“圣徒”的巴菲尔德夫人都是普利茅斯教友会的虔诚会员。小说中也还有大量的有关祈祷、有关宗教意义上的罪孽和宗教礼仪的描写。但从小说的大框架看，巴菲尔德夫人和伊丝特主仆俩尽管是如此虔诚，上帝和她们常在，但最终都在世俗的罪恶的赌博面前败北。赌博像瘟疫一样毁了几代人，宗教的神力又在哪里呢？小说中还有大量的蛛丝马迹使我们不得不对作者的主观意图心存疑虑。摆在伊丝特面前的数不清的生活难题，无论是爱上帝还是爱人，虔诚地信教还是为稻粱谋，都是使她困惑和费解的问题。而出于伊丝特继父和男主人公威廉之口的话则对宗教的虚伪一针见血、毫不留情，伊丝特继父曾说：“信宗教的人与其他人是一样的——要多，就多一点虚伪，如此而已。”威廉也愤慨地抨击：“现在有个禁欲党，有个纯洁党，还有一个反赌博党，他们所干的正是要阻止人们干的事。”显然，人类社会虚伪之盛行，宗教和教会其实扮演了一个并不光彩的角色。

作者不独塑造了伊丝特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和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鲜明的倾向性，像所有的名著一样，《伊丝特·沃特斯》也有不容置疑的艺术价值，如它借鉴印象主义绘画的技巧，在景色的描写中融入了主观感受：如趋向意识流的把叙述和描写、真实和幻觉守织共呈的心理刻画；如超越流浪汉小说的圆型结构：同一地方，同样的景色十八年以后再次呈现于伊丝特眼前，不但隐含着人生的轮回，而且创造了一种音乐的回旋感。

总之，我们实在没有理由忘却莫尔和他的《伊丝特·沃特斯》！

2002年8月9日 上海

后记 张介明

十多年以前就想把这本乔治·莫尔的代表作翻译出来，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下决心开译。主要不外两方面，一方面是主观原因：自身工作、生活环境和条件的不稳定和不成熟；另一方面是客观原因：当时学界和出版界还未从随着开放而涌人国门的新潮或新方法的冲击下缓过神来。

当然，有这个想法还得从怎样得到这本书的版本说起。大概是1986年和1987年之间，我们正在为硕士学位而奋斗，同时也在合作写一本西方文学思潮的书，学习写作之余常抽空跑跑上海的各大书店。有一天，我和有元兄来到了福州路中段的一个专卖旧外文书的书店(靠近山东路，即现在“杏花楼”酒家的正对面)，由于当时我正在写自然主义这一章，所以对乔治·莫尔及其作品比较熟悉，因此居然在类目不分、各体杂陈的书架上一眼看到了此书，这也正是缘分了。有元兄也在此书的边上看中了莫尔的“Avowals(直言篇)”。我当时虽知《伊丝特·沃特斯》是莫尔久享盛名的代表作，且国内无译本，但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和精力翻译此书心中是没把握的，但听有元兄在那儿连声说他手中的“Avowals'’是本好书，“里面涉及许多西方著名作家作品！”于是，在他的这番情绪鼓舞下，我们一人买了一本莫尔的原版书。

回来一翻，我的那本扉页上有蓝墨水钢笔署的英文名：“Anne Koopman”(花体英文，大概如此)，有元兄的那本扉页则直式写了三行繁体中文字：“二十五年十一月读时(不知是第几次了)加‘〓’线号以示思想之改变(或不改变)。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起重读。加曲线‘一’以示区另0。”近来，我想挟翻译之余勇好好介绍和评论一下莫尔及其《伊丝特·沃特斯》，又烦有元兄从长沙把“Avowals”复印一份过来，看到书中有不少或英文或中文的批语，如当莫尔说到“The works of our．successful authors do not allow US o0 believe that they wrote to please themselves，and to do them jusl．ice they do not pretend that their works could interest anybody who is not more debased than themselves．”(我们的那些作品成功的作家不准我们相信他们是为自娱而写。但恰恰是这一点，他们不能假装认为别人对他们作品的兴趣不及他们自己。)边上的批语则写“中国旧小说家也似乎有这种情形”。想来，此书原来的主人是一位我们不知姓名的老前辈。令我不胜感慨的是，当代中国知乔治·莫尔者尚且寥寥，而我们的前辈，已“不知是第几次”读他的其中一本书了！对此我只有汗颜的份儿。而当我写论文收集资料时，知道早在“五四”以后不久，像郁达夫、徐志摩、邵洵美等名家就已关注、介绍过莫尔，那么我翻译《伊丝特．沃特斯》最后的一点沾沾自喜也已经荡然无存。绝不是因为个人微不足道的功过是非，而实在是有感于文化生态环境常常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简单和僵化！

人海茫茫且世事沧桑，“Anne Koopman”今在何处？对“Avowals”读了许多遍的老前辈今又何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你们的书到了我们的手中，也许是遇到“文革”初“扫四旧”那样的灾难，才使你们抛弃了心爱的图书，而对我们，无疑是在不经意中接受了一项文化传承的任务。把人类的文明和文化遗产一代代地传下去，这是一个教师和每个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如果说，当初我的这种意识还是朦胧的，而当现在一切已明明白白地放在面前时，不由得不使我感到惶恐。书的原主人能见到此书吗？我完成了任务吗？完成得如何？自己尽了力，但限于水平，错误和缺憾一定不少。还祈前辈和方家不吝指教了。

谨以此记录一段往事，并为书的缘分和译事难免的遗憾向不相识的书的原主人致谢和致歉！向吾兄刘有元先生致谢1

2002年8月13日 上海

他已经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新思路，他已经给予我们一种感受和观察的新方式。

——[英]弗吉尼亚·伍尔芙

乔治·莫尔的风味，是近来少见的飘逸的文章。

——郁达夫

此老真可爱！我但愿能将他的有趣的谈话写出来。

——徐志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