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台湾学者李奭学集翻译、文学与文化评论之得意之作，文章大多出自作者的专栏。作者出版过书评专辑，也写过正经八百的学院专著，并翻译了多种学术著作，但唯有此书中的文章，让读者痛并快乐着……

译事中的文化意蕴是本书最饶有兴味的话题。作者身兼译者与学者，对翻译与文化的思考深及义理、妙趣天成。本书从翻译的理念出发，通过一些现实的问题阐发中西文化的内核，颇具启发，对文坛、学界和社会万象也有独到的评论。书中文章是作者在教书、著书、译书之余，为台北《联合报》副刊等所写专栏的精选。

自序

辑一·翻译

翻译与神意

翻译与权力

烟丝披里纯

翻译与国家文学

翻译神学

译学诡论

原作之死

重译

原文

远方果然有歌声

翻译是学科?

欧化体

翻译与文体

【翻译二三事】

新译乔叟

再谈翻译与文体

直译与意译

一字之差

诗人翻译家

历史即翻译

故事新编

道德剧

新译莎士比亚

【翻译二三事】

新译《金瓶梅》

希腊戏剧的译与注

翻译与隐喻

原文与重译

译事三难

【翻译二三事】

翻译的标准

翻译盲点

译品

得意忘言

翻译逗号

雨果和刚果

从《托尔斯泰小说全集》

谈起

梁实秋的翻译

方言

变装

中国“龙”如何变成英国的

“Dragon”?

辑二·文学

讲故事的艺术

正典

【文学二三事】

想象的共同体

说寓言

历史诗学

弗洛伊德的儿女

全集

【文学二三事】

台湾文学与世界传统

伊果顿效应

姑妄信之

【文学二三事】

后设小说

神话诠释学

离散

怀念萧莎

云雨

性别与文类

加略人犹大的故事

子弹

街谭巷议

梦土上

解构庄子

海洋文学

李伯大梦

沉默的喧哗

散文死也未?：

儿童文学的成人意义

【文学二三事】

西游新谭

铁汉柔情

【文学二三事】

重访幽黯国度

【文学二三事】

远离非洲

有梦最美

【文学二三事】

又见大亨，又见大亨

【文学二三事】

埃德蒙·威尔逊

编辑考古学

受想行识

南泉斩猫

是谁传下这诗人的行业

美丽与哀愁

小襟人物

拒绝融化的残雪

辑三·文化

子不语

修辞立其诚

远西陪臣

书评家

柏拉图式恋爱

古典研究与外文训练

祖先的神话

断代

数字会说话

时间的战争

原形

西学为用

宁静革命

圣人满街走

亚文提诺的早课

普通话

谈天

圣人·笨伯·诗人

【文化二三事】

中国读书人——怀念刘守宜

(康士林撰李爽学译)

砍头

衣柜里开展的幻域

星条旗下的暗巷教父

郑和的族裔

新说文解字

记忆与忏悔

彩券吃人

文人无行

倩书做媒

黄昏的故乡

情天欲海

没有故事的岛屿

文学史·副刊·市场

人生欢乐识字始

耶鲁的秋色

年度小说选

永远的台北人

诠释与乱世

理论一言堂

说标准

文学奖与我

【文化二三事】

替缪斯加冕

       翻译与国家文学

当前翻译理论界的显学是本雅明(Wallter Benjamin)。他的《译者的职责》玄而有趣，从德里达到德曼，为之疏解的学者不少。除了著名的“救赎说”，本雅明这篇名文功在翻译本质的厘清，而一扫陈见的是他对“可译性”的阐述。陶渊明一经英译，洋人读来不像诵读华兹华斯。拜伦或雪莱中译，我们罕得阅读李白的乐趣。究其原因，任何语言都有其基质(essence)，转换上便有局限，所以翻译都不会是原作如实的呈现。因此，“不可译”讽刺的就变成翻译真正的本质。

我很佩服中译《星空中的普鲁斯特》的廖月娟小姐。她是少数能从“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体会到译作有其主体性的译家。《星》书的《译后语》征引本雅明，直指译作乃原作的“变体”，绝非“复制品”，深得我心。不过我的态度比廖小姐更强硬，常常觉得译作固然有个舶来的过程，但时势与巧艺每能化异为己，使之变成国家文学的一部分。许多人都读过黄克孙译自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的《鲁拜集》，深为其中的七绝所迷。至少“卿为阿侬歌瀚海，茫茫瀚海即天堂”等句，文科学生背得出的大有其人。黄克孙像译过拜伦的苏曼殊，早就可以列入国史的文苑，《鲁拜集》更可登堂进入文学史。

把译作视同“国家文学”?是的。但我可不是耸人听闻，黄克孙以前早就有先例。最方便的自然关乎他的“译出语”，也就是菲茨杰拉德的英文“原作”。这里用引号把“原作”限定住，因为从世俗的角度看，菲氏的《鲁拜集》也是“译作”，译自11世纪波斯诗人奥玛珈音的《四行诗集》。当然，菲茨杰拉德笔巧心更巧，墨渖既下，绝不死译。珈音的“三行转”(alcaic)，他易之为“牧歌体”(eclogue)，又削减原作“载酒狂歌”的傲态，代之以个人自由心证所得的愁思。是以所成就的“英译本”，根本就是“新著”。罗塞蒂一读下惊为天人，卡莱尔再读则忙不迭誉之为“珠玉纷陈”。至于20世纪的文学史家，那就几乎没人胆敢略过不提了。艾文思(Ifor Evans)著名的((英国文学史略》里，菲茨杰拉德不仅是译家，也因所译而受封为“19世纪出类拔萃的诗人”。

翻译客体变成了文学主体，菲茨杰拉德亦非孤例。汉武帝元狩二年春天，霍去病将骑兵万人自陇西出讨匈奴，两年内连下焉支与祁连二山。匈奴人水草既失，乃作歌悼其国破家亡日：“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歌词是诗，《匈奴歌》悲愤干云，哀怨感人。然而若据司马迁，匈奴人有语无文，不可能有诗作传世。《匈奴歌》因此有其形成的背景，成信是匈奴人口耳相传，再经汉人中译而流传至今，所以是“译作”。秦汉以来，北犯不断，匈奴乃古人最头疼的边防大敌。有趣的是，上引“敌人的诗”中译之后，中国人从不以“舶来品”而加以排斥。唐代以前的《西河旧事》谈过这首诗，太宗四子李泰的《括地志》和开元年间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都曾引过，而且有改译的现象。但是最具意义的是宋人郭茂倩所编撰的《乐府诗集》：《匈奴歌》非特搜罗在内，郭氏显然也知道这是首译作。

文学史乃现代观念的产物，而且是地道的舶来品，正史上的《艺文志》或《文苑》都不能相提并论。在这种情况下，《文选》或《乐府诗集》等集部著作就得代替史部发言。郭茂倩所编以文类为纬，以朝代为经，证史的意味更浓。他在一本集部包装的史书中收录、讨论《匈奴歌》，等于是丝毫不把翻译当客体，而且还容许越界变成主体。这种气魄，可比艾文思之对待菲茨杰拉德及其《鲁拜集》。

文学史当然不是前述本雅明和廖月娟小姐文章的关怀，不过他们对翻译本质透彻的认识确可助人重思国家文学的疆界。要把译作——当然是“佳译”——视同本国文学，心防的突破戛戛乎其难。然而我们是要闭关自守，还是有容乃大，答案十分明显。上面的浅见绝非故作惊人，近人的史述中，胡适早已提示在前，阿英继之在后。《白话文学史》讨论过佛教的翻译文学，《晚清小说史》也有专章缕述此时翻译上的成就。对胡适和阿英而言，中国文学似乎不止李白或李伯元，还要包括鸠摩罗什的《金刚经))或林纾所代言的狄更斯。 

            ——2000年1O月5日《中央日报》

P12-14

           自 序

打从略识文字以来，我就懵懵懂懂开始做着作家梦。这种永生的文字追求，我似乎从未放弃过。小时候，我想当诗人，及长，我写过小说与小品文，十足是个“文艺青年”。不过等我人事稍通，作家梦就复杂起来了。大学后期，台湾经济尚非顶好，我屈指一算，当职业作家必定饿死，而最糟糕的是那时我也开始怀疑自己有创作的慧根。“文艺青年”似乎只能算贴金。我走上学者之路，常聊以自嘲的是：“学剑不成，只好读书。”大学毕业以后，我决定肩挑两担，以学者和作家这双重身份自期于未来。

孰料世事无常，我创作的东西屡投屡退，台北那些后来变成好友的编辑，大概都不知道未称莫逆前，他们都退过我的稿子。生命的转折点果真是“学剑不成，只好读书”，我继而自然而然地就写起书评来。我写得很早，第一篇在报刊上发表的，怎么也想不到是二十几年后曾一度担任敝所所长的诗人杨牧的文集。书评写多了，居然也写出兴趣来，作家或教授朋友因此常以为我的学术专长是现代文学。研究所我实则专攻英美文学，博士我念的则是比较文学，而且做的还是文学和宗教的跨学科研究，所以我早先在英文系任教，故此也有人以为我长于西方文学。读完学位后我固然在英语研究所也开过课，不过因为在翻译研究所专职过一年，所以以译学家相知的朋友一样多。最后我进入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文系的朋友当然又引我为知己了。总之各种和文学相关的学术身份我不缺，就是没人当我是搦管创作的“作家”。

如此“行情”是好是坏，我不知道。但少年心愿未了，遗憾不免。所幸下笔谋篇，套句胡适之先生的话，我没有一篇文章“不花力气”，草率者几无。学问上由西徂东，我惭愧的是兴趣多到两边摆荡，人以为“博”，我则以“驳”——“驳杂”的“驳”——自批。书评累积多了，当然有编辑邀稿，指定我另辟蹊径，开专栏抒发性情，而且各有所托：有的希望我臧否人物、月旦作家；有的则期待我谈谈翻译，比较中西文学或文化。如今回想起来，除了字数限制常让我徒呼负负外，专栏我写来或可算称职，从中还学到不少东西。这一生我不敢奢想会有什么丰功伟业，尚可自负的是未曾离开少时立志的文字，于阅读或著、译也未曾须臾离。

就书评而言，我写过的不止百万字，褒贬过的书籍两岸三地皆有，也有东西两洋的作家所著者。零总加来，恐怕超过四百本。写英文，我不得不敲打键盘，但即使今天身处计算机时代，我还是不愿意放弃手写之乐，“下笔”依然用光“笔”，可谓“笔记一生”了。我出版过书评专集，也写过正经八百的学院专著，同时又译出多种学术著作，而且优游于其间，其乐不下于写作。

然而话说回来，迄今让我写得最“痛苦而又快乐”者，莫过于读者眼前这本多数是专栏精挑出来的小书。专栏我写得“苦”，因为每周得见报，少者一篇，多者两三篇，故而在正业外，我几乎天天要为题材而绞尽脑汁，为时间不够而不眠不休。专栏也给我不少“乐”，因为自从我确认一无风花雪月的才情与才华后，日子唯有读书、写书和教书三者，暇时则睇视文坛、学术界或举世的社会，对各种现象品头论足。不论哪一种行为，我通常看了心里都有话要说。有时说的是一条不足以铺陈为长文的小资料，有时是阅读心得的积淀，人生我亦常心有所感，不得不发而为文。总之，胸中有块垒，不浇心不安。所以写专栏除了整理思绪，讨论问题，同时也是我防止自己闷闷不乐的良方。当然，写得好或坏，知我罪我，我只能期诸博雅的读者诸君。

本书有机会和大家见面，我应该感谢的人太多了。台湾副刊界的陈义芝、林黛曼与蔡素芬三位好友是催生者，不能不再谢他们提携奖掖之忱。书名《得意忘言》乃三联书店的冯金红小姐所赐，一语说中我常称专栏系“字数的艺术”的内蕴，高谊可感。三联书店的曾诚先生职司编务，逐文逐句阅读外，又帮我汰冗补阙，劳苦功高，但愿秃笔足以言谢。书名虽曰《得意忘言》，最后我不免仍得再言一二：一感谢恩师余国藩与孙康宜两位教授不时批评与指正，二则要向内人静华、小女蝶衣及犬予沁腾铭感者再。走出教室，我通常就进入研究室：感谢她们谅解我给全家带来乏味的生活。

             李奭学谨识

             二○○七年二月·台北南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