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极具挑战性的重要著作。它对1500年以来世界各地之间的经济联系作了一个气势恢宏的论述。作者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他认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与学术界多数人的通常看法不同，在他的分析中，中国在工业革命前的经济史中占据着极其突出和积极的地位。为了阐述他的观点，他广泛利用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亚洲和欧洲经济史的专家的最新成果。

本书选七八十年代以来国外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学术代表作译介给国内读者。既重视国外名家新近之作，也尽力发现国外学术新锐的开山之作；既收入讨论常提常新问题的作品，也收入所述问题具有前瞻性、面向新世纪的作品。

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

序言

中文版前言

前言

第1章 导论：真实的世界历史与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

 1．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对象

 2．坚持全球观念，反对欧洲中心论

(1)斯密、马克思和韦伯

(2)当代的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者

(3)经济史学家们

(4)近期社会理论的局限

 3．一种全球经济视野的轮廓

 4．对阻力和障碍的预见与辩驳

第2章 全球贸易的旋转木马(1400年—1800年)

 1．世界经济的导论

(1)13世纪和14世纪时的前身

(2)“哥伦布交流”及其后果

(3)世界经济中某些被忽视的特点

 2．世界劳动分工和贸易平衡

(1)全球经济的图示

(2)美洲

(3)非洲

(4)欧洲

(5)西亚

奥斯曼帝国

萨菲王朝时期的波斯

(6)印度与印度洋

印度北部

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

科罗曼德尔

孟力口拉

(7)东南亚

群岛和岛屿

大陆

(8)日本

(9)中国

人口、生产和贸易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10)中亚

(11)俄国和波罗的海地区

(12)对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的总结

第3章 货币周游世界，推动世界旋转

 1．世界货币的生产与交换

(1)全球大赌场的微观和宏观吸引力

(2)在全球大赌场中的交易和赌博

(3)数字游戏

白银

黄金

信贷

 2．赢家如何使用他们的金钱？

(1)囤积说

(2)货币计量学中的通货膨胀和生产

(3)货币对拓殖和生产扩张的促进

印度

中国

亚洲其他地区

第4章 全球经济：比较与联系

 1．数量：人口、生产、生产力、收入和贸易

(1)人口、生产和收入

(2)生产力和竞争力

(3)1400年一1800年的世界贸易

 2．质量：科学与技术

(1)贬低亚洲科技的欧洲中心论

火炮

造船业

印刷术

纺织业

冶金、煤炭和动力

运输

(2)世界的技术发展

 3．机制：经济和金融制度

(1)亚洲和欧洲的制度比较与联系

(2)全球的制度联系

印度

中国

第5章 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1．同时性不是巧合

 2．研究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1)人口一结构分析

(2)有一个“17世纪危机”吗？

(3)1640年的银货危机

(4)康德拉捷夫分析

(5)1762—1790年康德拉捷夫“B”阶段：危机和衰退

(6)一种更广阔的横向整合的宏观历史？

第6章 西方为什么能够(暂时地)胜出？

 1．是否有一个长周期的滑行轨道？

 2．东方的衰落先于西方的兴起

(1)印度的衰落

(2)亚洲其他地区的衰落

 3．西方是如何兴起的？

(1)爬上亚洲的肩膀

(2)技术变革的供给与需求

(3)资本的供给与来源

 4．一种全球经济的人口解释

(1)一个人口经济模式

(2)一种高度平衡的陷阱？

(3)有关1500—1750年的证据

(4)1750年的转折

(5)对这种解释的质疑与修改

(6)印度、中国、欧洲和整个世界的转变

印度

中国

西欧

世界其他地区

(7)关于过去的结论和对于未来的意义

第7章 历史研究的结论和理论上的意义

 1．历史研究的结论：欧洲中心论皇帝没穿衣服

(1)亚细亚生产方式

(2)欧洲特殊论

(3)究竟是欧洲的世界体系还是全球经济？

(4)1500年：连续还是断裂？

(5)资本主义？

(6)霸权？

(7)西方的兴起与工业革命

(8)空洞的概念与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

 2．理论意义：从一种全球视野看

(1)整体主义，还是部分主义

(2)共性和相似，还是特性和差异

(3)连续性，还是不连续性

(4)横向整合，还是纵向分割

(5)周期，还是直线

(6)能动性，还是结构

(7)一个世界经济果壳里的欧洲

(8)文明冲突的无政府状态中的“圣战与麦克世界”

英文参考文献

译者后记

本书的观点是，东亚的“兴起”是很自然的事情，无须因为它不适合西方的图式而大惊小怪。本书提出了另外一种不同的图式，东亚以及亚洲其他地方当前的情况和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可以纳入这一图式。这是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图式。在这个图式中，直到很近的时期，亚洲，尤其东亚早就占据并维持着支配地位。只是在不到两个世纪之前，由于后面将要探讨的原因，亚洲经济才失去了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这种地位逐渐被西方所占据——显然只是暂时的。

西方人对于“西方的兴起”的解释受到了一个犯了“张冠李戴”错误的实例的打击。情况看来应该逐渐明朗了：那种“发展”与其说是“西方的”现象，不如说是世界经济的现象。世界体系的“领导权”——而不是“霸权”——暂时地“集中”在一个(或少数)部门和地区，但是会再次转移到另一个或另一些部门和地区。19世纪发生过这种情况，现在看来，21世纪初还会发生这种情况，世界经济的“中心”似乎正在转回到“东方”。

这个观点在别的地方也出现过，但是其表述却值得商榷。《即将完成的圆圈：环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史》(Jones，Frost，and white 1993)这部著作是从描述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成长人手的。但是，在该书看来，明清时代的中国以及日本基本上是封闭和停滞的，于是太平洋地区首先是变成一个“西班牙的内湖”，然后又臣服于“英国的绥靖”和“美国世纪”；只是经过了所谓的五百年或七百年的中断期和西方入侵的重大干预之后，环太平洋地区及其东海岸才再次兴起。另外，在菲利普·费尔南德斯一阿尔梅斯托(Felipe Fernandez—Armesto)1995年发表的研究近一千年世界史的著作中，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西方对亚洲的入侵始终是表面的和边缘性的，西方的优势被说成是短暂的和行将消失的。但是，在他看来，中国和亚洲其他部分目前和未来可能上升到世界支配地位的这一趋势，不过是近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优势的复兴。本书的观点则恰恰相反。我认为，这种支配优势的隐没持续了不到两个世纪。另外，我试图证明，这些转移也是全球“发展”的一个长周期过程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章导论——也是结论——将阐释这些历史认识对于社会理论的意义。

P7-8

我的这部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对于我是莫大的荣幸。能够应邀在这个专门为中国读者写的前言里向你们致意，对于我更是极大的荣幸。因为我是一个西方人，而我既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家，更不是中国史研究者。但是，后面这几点也许对于我、对于中国的读者和其他地方的读者反而是件好事。这其中的原因可以用我的儿子(他是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在他送给我的中国礼物上写的话来说明。这个礼物是一部新的历史著作，是哈佛和美国最著名的中国史专家费正清生前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我的儿子在上面写道：“一个观察(研究)树木的人送给一个观察(研究)树林的人。生日快乐！保罗。”的确，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只喜欢观看具体的历史树木；他们忽视、甚至否认树林的存在，尤其是全球树林的存在。但是树木是在树林里生长的，必须在树林里才能存活和繁殖。中国史学者，尤其是哈佛的中国史学者，确实往往会倾向于强烈的“中国中心论”。但是他们的“中国中心观”主要表现为专注于中国研究或某些具体方面。他们根本看不见树林，至少看不见有一个全球世界的树林的存在。

因此，即使是这些中国中心论者，更不用说几代欧洲／西方中心论者，也没有认识到，直到19世纪之前“中央之国”实际上是世界经济的某种中心。而这恰恰是我的这部著作所要论证的东西。正是由于我既不是只看某棵大树的历史学家，也不是只专注于中国的“中心论者”，所以我能够首先来尝试着考察1800年以前的全球经济整体，并发现中国在其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而这是以前至少在西方从未有人哪怕是费心想一想的。

相反，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甚至有些人宣称，自公元1000年起，甚至从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种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早在基督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一基督教“价值观”。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本书在第l章和第4章中对这种论证作了回顾并加以扩充。

不过，本书还试图比这走得更远一些。在第2章里，我描绘和分析了1400年到1800年间世界经济的结构与发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朝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按照我在第3章中的统计，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这种位置和角色的现象之一是，它吸引和吞噬了大约世界生产的白银货币的一半；这一统计还力图表明，这些白银是如何促成了16世纪至18世纪明清两代的经济和人口的迅速扩张与增长。正如第4章论证的，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发生，直接缘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人民在世界市场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巨大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能力、技术、生产效率、竞争力和出口能力。这是其他地区都望尘莫及的，只有印度能够望其项背。另外，所谓中国自郑和下西洋于1433年终止之后退出海上贸易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中国的出口商品和中国商人依然支配着中国海地区的贸易，从而为至今影响巨大的海外华人社群奠定了基础。实际上，与大量的历史神话相反，在亚洲、包括印度洋，欧洲人从未拥有或控制过超过10％的海上贸易，在南中国海就更少了，在北中国海则根本无权置喙。因此，虽然许多人依然声称，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民间制度和公共／国家制度由于某种原因比欧洲“低劣”，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欧洲人特别是马克思发明的一个神话，其目的在于证明子虚乌有的欧洲“独特性”。

只要对世界经济进行客观的考察，就会立刻发现一千年前宋代中国的主宰地位。但这一点也不新鲜。本书的新颖之处在于，通过分析证明至少直到1800年为止，亚洲，尤其是中国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直到1800年，具体到中国是直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东方才衰落，西方才上升到支配地位——而这显然也是暂时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仅仅是很近的事情。因为世界现在已经再次“调整方向”(re_orienting，重新面向东方)，中国正再次准备占据它直到1800年以后一段时间为止“历来”在世界经济中占据的支配地位，即使不是“中心”地位。也就是说，既然世界本身正在调整方向，那么我们这些观察者也该不失时机地“调整”我们的历史学和社会理论以及我们的世界观的“方向”(re—orient，重新面向东方)。这正是本书的书名，表明本书旨在为实现这一重要目标而贡献绵薄之力。

我希望，我所提示的微不足道的路标，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亚洲和全世界当前所发生的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能够帮助中国读者看清中国以及读者本人在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中所处的位置，而这是西方大多数人至今无法认识到的——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正视现实，而宁愿继续仰慕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大树。

最近几十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1988年东亚地区的金融经济危机，塑造、改变、同时也扭曲了有关这种世界历史进程以及各个地区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的观念。首先，日本证明了其经济能力、技术能力和竞争能力。因此，日本开始被许多人视为“西方”的一部分，日本人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获得了“尊贵白人”的地位。有些美国人试图在日本寻找相当于本世纪最重要的社会学家韦伯所谓的“新教伦理”的东西来解释日本的成功，同时把中国和东亚其他地区的落后归咎于古老的儒家思想。当韩国、新加坡(一半是华人)、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这“四小虎”或“四小龙”也在世界市场上大显身手时，这种所谓的“解释”被抛弃了。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另一批小虎也接踵而至，在它们之后赫然凸现的是中国大龙。这种情况实际上开始危及西方人的自信心和支配地位。于是，儒家思想或“亚洲价值观”现在不再是“进步”途中不可逾越的障碍，而是变成所谓的动力和同样错误地用于解释“成功”的意识形态原因。正如本书第1章所指出的，西方开始出现了一些著作，论述儒家思想支配下的东亚如何重返世界舞台，但把这说成是在西方支配世界整整一千年的所谓中断期之后发生的情况，更没有注意到，实际上亚洲和中国让出这种支配地位才150年左右或6代人的时间。另外，具有2500年历史的儒家价值观几乎不可能说明或解释几年之间、几十年之间或几个世纪之间经济成败的起伏变化。

最近的一次引人注目的变化是1998年东亚爆发的金融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显然使许多西方观察家感到宽慰。结果，由于新闻媒体的逐日报道，还由于短期经济分析和政府政策的作用，甚至西方“信息灵通”的公共舆论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东亚奇迹”被说成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是一些人的美梦和另一些人的噩梦。有关成功的所谓“解释”和可靠战略，正如原先曾经迅速地变成时髦一样，现在正被人们迅速地抛弃。我们再也看不到对“亚洲价值观”的赞扬，看不到“市场魔法”所提供的保证，也看不到国家资本主义的安全性。如果真是那样就好了，因为这些所谓的“解释”和“正确政策”从来不过是一些意识形态的赝品。

本书中的历史事实表明，任何一种具体制度或政治经济政策都不可能导致或解释竞争激烈、风云变幻的世界市场上的成功(或失败)。当代现实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这方面，邓小平的著名说法是正确的。问题不在于猫的制度颜色是黑是白，更不用说意识形态颜色了。现实世界的问题是，它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中是否能抓住经济耗子。而这主要不取决于猫的制度颜色，而取决于它如何利用它在世界经济中某一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适时地位。另外，由于在竞争激烈的世界市场上障碍和机遇随时随地会变化，要想成为下一只成功的经济猫，无论是什么颜色的猫，都必须适应这些变化，否则就根本抓不着耗子。

在经济危机期间，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何种位置，如何作出灵活的反应，是特别重要的事情——危机在中文里既有(消极的)危险的意思，又有(积极的)机遇的意思。在目前的经济危机中，人们的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显然严重的消极后果上。但是它所提供的机遇却没有受到充分重视。只有美国和中国例外。这两个国家都在竭力从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困境和所谓的“泡沫破灭”中谋求竞争优势。

但是低估东亚、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前景，也许是过于草率了。这主要是由于目光短浅，没有看到如本书中所展示的历史事实，而且对当代现实也有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解。我认为，最近这种匆忙贬低亚洲的看法是错误的。我的理由有许多。这里不妨举出几点：

(1)由于亚洲、尤其是中国直到不久前为止曾经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因此它们很可能会很快重新崛起。

(2)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在历史上的经济成就不是基于西方方式获得的；亚洲近期的许多经济成就也不是基于西方模式获得的。因此，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没有必要照搬任何西方“模式”或其他“模式”。你们能够安排你们自己的道路，现在没有必要把西方方式当作所谓唯一能够摆脱目前经济危机的方式来取代自己的方式。相反，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依靠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不是弱点，而是优点。

(3)目前的危机是从金融部门蔓延到生产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后者具有致命的弱点。相反，目前的生产过剩和能力过剩危机恰恰表明了生产部门的潜在实力和恢复能力。

(4)未来也不可能避免或防止经济衰退——中国或苏联过去实行国家“计划”时也从未做到。更重要的是，这次世界性衰退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始于东方，然后向西方蔓延。因此，这次衰退与其说是表明东亚的暂时虚弱，不如说是表明东亚基本经济实力的增长——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转回到它在西方兴起前的位置。

(5)这种基本的政治经济实力也使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日本占据了远比“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甚至俄国和东欧更有利的位置，从而能够抵制西方的诋毁。美国财政部正在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华尔街以及其他工具进行这种诋毁活动。

(6)在最近这次衰退期间，东亚面对西方压力采取了让步措施并付出了代价。这种情况，再加上东亚自身的经济条件，很可能会使东亚在政治上采取措施，尤其包括建立新的金融集团和银行制度，极力摆脱西方控制的资本市场的束缚，从而防止目前情况在未来重演。

下面几点理由是基于中文对“危机”的解释：危机是危险和机遇的结合。

由于危机使得目前的局面难以维持，因此它也造成了实现重大变革的机遇。

(7)实际上，目前的斗争，由日本人挑起、现在又有中国人参加的斗争，就是要改造美国从有利于自身的角度设计的世界金融和贸易体制。例如，鉴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在华盛顿并听命于华盛顿，日本要求建立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遏止以往出现的那种衰退向纵深发展的情况。中国则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也谋求改革这个受西方支配的机构，使之对自己有利。

(8)相关的政治经济斗争是，借日本、韩国和东南亚破产之机，美国和中国为取代它们在市场上的份额而展开竞争。美国资本以最低廉的价格收购了东亚的一些生产设施，而中国则等待时机，等待它们被完全挤出竞争市场，如果它们不采取联合行动的话。哪种战略更加有效，有待时间来证明，但是中国人，或许还有一些东南亚人，似乎更喜欢下长期赌注。

(9)同样重要的是，中国和印度基本上没有受到目前衰退的影响。其原因部分在于，它们的人民币和卢比不可兑换，它们的资本市场没有允许资本流入而限制资本流出的阀门。中国在东亚的竞争对手的通货贬值、因东亚经济衰退而造成的海外华人资本和日本资本流入中国数量的减少，也许会迫使人民币贬值以保持竞争能力。但是，中国经济看来已经而且将继续可能具有足够强大的生产能力和竞争能力，遏制和克服这些问题。

(10)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经济问题。它当然有许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生产资源分配，包括各地之间的“人力资本”分配的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各地内部和各地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目益加剧。较贫困的内陆地区目益衰落，而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日益增强。因此，正如在清代、甚至明代时就出现的情况，北京在经济、金融和财政方面的权威再次受到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中国在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依然是清代、甚至明代那些经济上最活跃的地区。这在本书中也有所反映。它们是：依然以香港一广州走廊为中心、与南中国海贸易相联系的岭南地区；依然以厦门为中心、以南中国海的台湾海峡贸易为重点的福建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地区——上海现在已经再次超出前面提到的地区而居于领先地位；东北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与200多年以前一样，形成与北中国海周围的西伯利亚、朝鲜、日本的四角贸易关系。上述地区曾经是、现在依然或重新逐渐成为世界贸易和全球经济的重要部分。在这种意义上，尽管这段历史已经在1800年结束，但是对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以及中国当时在其中的支配地位进行考察，也能揭示出该地区当代经济发展的最根本基础，还能预示世界经济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发展。

因此，虽然本书写于西方而且主要面向西方读者，但我希望它也能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同和批评。这本书也许能吸引中国读者。其原因之一是，它摧毁了那些所谓“西方天然优越”的说法的历史依据，那些说法在本质上是种族主义的观念。另一个原因是，本书论证了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并且认为中国因此在未来也许还会具有这种地位和角色。但是，我绝不是像西方某些人所指责的那样简单地用中国中心论来取代欧洲中心论。如果中国读者是基于这种想法而接受我的这部著作，那会使我大失所望。相反，本书最核心的“科学”论点是，过去和现在一直有一个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考察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没有什么中心，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也没有什么中心。根据本书所提供的史实，可以断定，直到1800年为止，欧洲和西方绝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客观地说，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但是，即使是这种“中心”，也必须通过考察全球经济整体才能得到合法的确认，甚至由此才能获得提名。本书所传递的主要的“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绝不是什么“中心论”，除非是人类中心论，当然最好是生态中心论。

因此，我希望，由于本书提供了一种更充分的整体主义全球“树林”框架，以对全球经济社会现实进行科学分析，中国读者和其他读者一样因此而对本书产生兴趣并从中有所获益。此外，如果我们对1800年以前的整个世界经济进行这种分析(如本书第2、3章)，就会发现把中国称作“中央之国”是十分准确的。因此，本书就至少初步揭示了某种观念，用以取代西方胜利者的意识形态，即他们对欧洲特殊“大树”和(或)所谓抽象的“市场魔力”的赞扬。但是，本书还提示了一种观念，用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同样属于意识形态的发明，即“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甚至还有“封建主义”概念。任何地方都不曾有过此类东西，但后人盲目地接受和使用这些概念，从而把欧洲发生的真正的世界经济发展错当成欧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最后，我还希望凡是想考察——甚至改善——中国在现实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的中国读者能够对本书中的全球框架和政治经济一人口分析感兴趣并有所获益。我将因此而感到满足。我把共同的人类(中心)事业概括为“多样性的统一”。如果本书甚至能够在这个共同的人类(中心)事业中对少数中国读者有所裨益，那么本书的写作和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就是值得的。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  1998年12月25日初稿

1999年4月4日改定于蒙特利尔

本书作者安德列·贡德·弗兰克生于1929年，今年整整70岁。从本世纪60年代初他就成为世界学术舞台上一个十分活跃的思想家和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者。近40年的时间里，他在世界经济研究方面不断地标新立异。他曾经是依附理论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在六七十年代具有很大的影响。从70年代末，他转入资本主义的起源研究，进而研究全球世界经济的历史。本书是他1998年发表的又一部开拓性著作。在此前一年(1997年)，他已先行在因特网上发表了其中一部分，立即引起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的极大兴趣。尽管他们并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但是对他的新思路给予高度重视和热烈赞扬。这可从本书选择的一些评论中窥见一斑。

本书的中文翻译从一开始就得到许多人(包括弗兰克本人)的关注与支持。经李陀和刘禾先生推荐，中央编译出版社从加州大学出版社购得版权，并得到英文版的校样。但由于种种原因，中文版未能像最初设想的那样与英文版同时推出。首先是由于译者忙于其他事情，到今年1月份才完成翻译。其次，弗兰克又请了一位香港学者对译文质量进行审查。第三，弗兰克听说原英文书名“ReOrient”很难译成中文，遂发动朋友征求中文译名。最后，几易中译本序言的作者，终于征得美国华裔学者王国斌的佳作。

关于书名，最有创造性的方案是李陀和刘禾提出的《白银资本》。译者对本书的评价与李陀和刘禾基本一致。我们都认为，本书的重大贡献在于，它进一步颠覆了长期以来欧洲一西方中心论的历史依据，提出重新建构近代早期世界历史构架的设想。就此而言，“白银资本”也许更能凸显本书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本书最初采用了译者的原始方案——《重新面向东方》。这是基于几重考虑。首先，相比之下，这个译法是各种方案中最接近英文原义的，既包含“重新定向”的意。又包含了以东方为取向的意思。其次，“re—orient”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在书中多次出现。第三，“白银资本”似不足以概括全书的观点。弗兰克采用了一种长达五百年的世界经济周期来观察历史和预见未来，在书中，尤其是在中文版前言中表达了一种对东方复兴的厚望，“重新面向东方”也能体现他的这种现实看法。由于视角的不同，几位学者在书名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不妨就折中一下。经同中央编译出版社王吉胜先生商量，本书的名字最后定为《白银资本》，但在副书名上体现了全书的“重新面向东方”之义——“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且有现实上予以重视，历史上予以重新审视的双重含义。

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这部著作时会感受到一种震撼，会不由地“转换”(re—orient)观察世界历史的视角，同时也会产生种种疑问。这些疑问与其说是针对本书的论述，不如说是开启了新的探索之路。这也许正是一部优秀著作的价值所在：不在于读者是否接受其观点，而在于启迪读者转换视角，重新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因此，无论对本书的观点赞成与否，读者都会有所收获。

书中涉及的有些外国学者也有中文名字，如布鲁克的中文名为卜正民，波梅兰茨的中文名为彭慕兰，在此告知读者。

刘北成

1999年7月26日

修订附记：

岁月荏苒，本书中译本第一版问世已经8年了。在翻译本书之初，译者和出版社就预估本书会引起争议。但实际的反响之大，远远超出了预想，而且相关的争论至今依然延续。从译者的角度看，这是令人高兴的事情。但这与稿费无关，因为当年的稿酬并不高。许多学界译者奉行的是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如若所译之书，能够引发读者兴趣，激发思考乃至争论，是对吾辈工作的最大奖励。

2000年，作者贡德·弗兰克携夫人访问中国。译者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年过七旬的他，态度平和诚恳，向中国学者征询对《白银资本》的意见。译者表示，对于“西方为什么会胜出？”这一核心问题，《白银资本》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解释。他的夫人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应该是下一部著作的主题。令人遗憾的是，2005年，译者从与弗兰克有密切联系的南开大学张伟伟先生那里得知，弗兰克于该年4月23日病逝，享年76岁。在译者看来，弗兰克是一位富有学术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学者。作为曾经的译者和怀有期待的读者，我对他的辞世不免心生哀戚。

近日，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同事李伯重教授告诉我，弗兰克生前完成了一部19世纪世界经济分析的初稿，并向一些学者征求意见。我有点好奇，不知这部遗著是否又对学界提出了什么挑战？

本书此次再版有4处修订。第一处是中文第一版146页，原来没有翻译的地名lequois，经查是琉球在17世纪的西文译名。第二处是164—169页和184页有“纳贡”和“朝贡”两种译名，此次均统一为“朝贡”。第三处是219页出现的中国学者名字误译为“沈春生”，现改为“陈春声”。陈春声系中山大学历史学教授。第四处是472—473页，原来将MeWorld译为“大世界”，现改为“麦克世界”，并加注予以说明。

刘北成

2008年7月11日

这是一部总结千年历史的书，会从根本上影响下一代研究者的学术理解。

——马克·塞尔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

《白银资本》是改变我们对近代早期世界经济的认识的壮举。

——彼得·珀杜，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无论从学术角度还是从人格角度看，这部著作都勇气非凡。它主张改变学术和政治观念的方向。 事实会证明，它是一部必读书。

——杰克·古迪，英国剑桥圣约翰学院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白银资本》代表着当今世界体系理论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它迫使人们重新思考历史写作中的成见、偏见和急功近利的伪命题(比如“中国为什么没有现代化”)。这对中国学界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刘禾，美国哥伦比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