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南方有一个民间传说，创世神布洛陀的战士在与敌人战斗时，手执火把，英勇顽强，牺牲后化身成为开满红花的木棉树。正是因为这个传说，南方人把木棉树又叫作英雄树。用木棉树来形容任仲夷是不是和这个传说有关？用“木棉花开”四个字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题目，是不是暗示主人公任仲夷在作者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创世的英雄呢？

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在本书中寻找答案吧！

本书是一篇讴歌改革开放的力作，书中反映的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开卷之作。

任仲夷掌舵5年的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缩影，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作者李春雷正是以此为入手点，以独到的眼光，只选取了几个历史的横断面，就把任仲夷写成了一尊立体的雕像。在如此短的篇幅里，作者把任仲夷写得神情灿然，写得鲜活感人，相信大家能感悟到许多。

代序：“木棉花开”红胜火

木棉花开

玉兰飘香

附录

 任仲夷年表

 任仲夷生平

代后记：花开南国 根扎燕赵——就《木棉花开》答《河北日报》记者问关于《木棉花开》

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1.71米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

省委门口有一个副食店，每天凌晨3点钟，黑黝黝的寒风中，市民们揣着鱼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开始在这里排队抢购。什么物资都缺，广东产鱼，广东人更喜欢吃鱼，可市民们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的鱼票，还不能保证供应。副食店7点30分才开门营业，买鱼的队伍长长的，比鱼还多。排在前面的阿公阿婆太困了，要回家再睡一觉，就放下一个替身：一把凳子，一顶帽子，或一个菜篮子……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又来到了深圳的文锦渡口。放眼望去，河对岸就是英国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楼大厦，灯火璀璨。而自己这边呢，黑灯瞎火，四野无声。

就在一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逃港事件。十数万饥民扶老携幼，面对着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冒死闯关，出逃香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向着黑压压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为跑过界河的人群中，还有他患难的妻子。但隔着界河抛过来的却是一句比石头还要生硬冰冷的诅咒：“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黑格尔称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

枯黄的秋风吹乱了他的满头白发和满心愁雾。

这一顶白发，这一腔愁雾，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疯狂的年代过去了，苦难的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轨道，而濒临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东省还是一片低地。长期以来的战争思维，国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工业项目投资；交通更是落后，京广铁路在广东境内竟然全是单线。从广州到珠海、深圳，中间都要转乘四、五次轮渡，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农业也不行啊，是全国最大的缺粮省份，虽然国家每年调进5亿公斤，但仍是饥肠辘辘，路人相闻。1979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只有520元，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字636元。还有一个数字更让粤人汗颜，偌大的广东省，面积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创汇总量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与台湾相比，更是无法同日而语。

台湾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一直在宣称，让共产党划给他两个省，看看国民党的治理水平。香港、澳门也像两颗复杂的眼睛，在冷眼观望着这一块沉浮未定的大陆。

也许正是这诸多的原因，中央政府才下决心在广东试办特区，先行一步。于是，就选派了他。

应该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通才。青年时代他在中国大学攻读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抗战时期，他就主编了党内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建国后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的政绩至今仍活跃在松花江畔；主政辽宁三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政局平稳，经济发展更跃至全国三甲之列。

可他毕竟已经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来广东，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吗？

省委大院里植满了榕树，这南国的公民，站在温润的海风中，悬挂着毛毛茸茸、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却又年轻，很像此时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忽地一夜春风，千树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的，恰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又如年轻威武的丈夫，用刚健的臂膀挽着娇美的新娘，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样奔腾起来。

他摸了摸满头秋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国春芽……P2-5

代序：“木棉花开”红胜火

李炳银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的纪念日子。

在人们尽享改革开放30年丰硕成果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忘记那些当年曾经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勇敢开拓和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人们。其中，1980—1985年期间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任仲夷，就是广东人民没有忘记而全国人民也不应该忘记的当世英雄。

也许，今天的很多人已经淡忘或完全不知道3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艰难情形，但历史不会忘记一切。2008年《广州文艺》第4期，刊发了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木棉花开》，作家在深入采访与仔细感受中十分动情和文学艺术地精简描述了任仲夷在主政广东期间，不惧风险，冒着巨大压力，坚定无私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在广东实现经济大发展，在深圳成功建立经济特区的情形，如今读来依然令人震撼和感慨良多。

这些年来，反映改革开放的文学作品很不少。可是，却很少有作品像李春雷这篇两万字的报告文学作品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反响。《木棉花开》发表之后，很快就有《光明日报》、《南方日报》、《深圳晚报》《新民晚报》、《城市晚报》、《文学报》、《文摘周报》等几十家报纸选载或连载，《新华文摘》也在今年第12期全文刊载；连从来没有选载过报告文学的《读者》，竟然也破例用空前的6000字篇幅给予选载。网上也是好评如潮。最使人意外的是，现任吉林省委书记王珉在阅读了《木棉花开》之后，亲自作出批示，要求省委办公厅将这篇作品转发全省县以上干部，推荐他们认真阅读，以利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发展。

《木棉花开》所产生的热烈反响，很容易使人回想起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和黄宗英的《大雁情》等报告文学在社会和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的情景。再后来经过赵瑜的《强国梦》、张敏的《神圣忧思录》、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等“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巨大轰动，此后多年，报告文学又在发展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其中虽然也有像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和何建明的《根本利益》等作品的叫响，但报告文学创作在整体上是趋向平常的。多年来，报告文学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因此，报告文学就不时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不屑眼光和言语攻击，甚至有人对报告文学这种文学体裁存在的可能性也有了怀疑。出现这种现象，固然同某些人传统的文学观念有关，与他们对报告文学阅读了解的局限肤浅有关；但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报告文学在独特接触观察理解现实热点矛盾事件和文学艺术地表现这些对象上存在问题有关。尽管会有人对报告文学表现出固执的排斥，但是，只要是优秀的作品，总能够在社会和读者中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本问题是我们报告文学作家是否为人们提供了热烈关注的阅读对象，给读者一种阅读的诱惑和感动。

在这篇《木棉花开》之前，李春雷报告河北一位叫郭晖的女孩，幼年时不幸导致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但她不向命运低头，在父母的帮助下，坚持刻苦自学，依靠坚毅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追求精神，先是获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2003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北大，成为北大建校以来的首位残疾人博士生的感人事迹的作品《摇着轮椅上北大》，就因为其选择对象的严谨和文学艺术的动人表现，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已经8次印刷，发行接近20万册。这篇《木棉花开》发表之后，又如此反响强烈，好评如潮。李春雷创作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说明，报告文学并不会前途渺茫，也不总是只有哪些只收集信息、堆砌材料，缺乏见识和文学艺术表达粗糙冗长的东西，还有像《木棉花开》这样在其思想性文学性方面都表现超俗的作品。报告文学应当在自身的创作中更加努力实现题材内容和个性表达的文学艺术性，这是报告文学告别平庸实现精彩的必须。  《木棉花开》在文学表达上的经验很值得吸取。像任仲夷这样在特殊的环境下，在矛盾激烈交错时期，在广东省主政多年的经历，足可以写一本大书的。可是，李春雷却只在2万字的篇幅中，仅仅用几个细节描绘和事件记述就将主人公的思想、精神、情感、作风和性格等方面集中形象地表现出来了。例如作品写任仲夷刚上任时，在市场上感受广州缺鱼的情景，写他站在深圳的文锦渡看灯火辉煌的香港和内地死寂灰暗的对比，他对梁湘的重用和对他晚年的管护，他心里顶着很大压力外表却保持放松等许多细节，都被作家采访得来给以很好的文学体验和描述，使人感受强烈，使人物性格形象分明厚重。特别是表现任仲夷顶着社会舆论和最高权力层巨大压力（被喧“二进宫”），坚持实事求是，坚定不移改革开放，力推放开物价、市场经济、私有企业、出让土地、政企分开、股份制、外资银行等等政策的无私和勇猛精神内容，更被作家用真实的事实和现场般的精简描写表现得惊心动魄。李春雷的文字，不张扬，但散文化的语言很富有质感和表现力。例如，他几次描写到任仲夷如秋草一般的白发、脱齿等等沧桑形象，而又着力表现他生猛的改革行为，这样，就使作品有了很强的悲壮之气，将人物奋勇开拓、冒险的同时又清醒、孤独和失落的处境作了非常到位的表现。作品在冷静对待观念、思想剧烈矛盾冲突和大胆开拓行为的表现中，非常用心地还原描绘人物的现场感受，时常在一个会议上，会见中，表情中，表现出特殊的环境气氛与人们的心境情绪，在柔软中突出了人物精神、性格和情感的刚强。总之，读《木棉花开》这样的作品，你会在感动中理解什么是智慧、高尚、坚毅、深情和伟大。在真实中很好地感受到文学的力量。真实是文学艺术的上等原料，文学艺术的表达是燃烧升华真实的动力。

我很高兴报告文学有这么出色的表现。我也深知，在30年的改革开放道路上，还有很多重要的内容和人物，事件和矛盾值得历史的回顾和书写。所以，很乐意将李春雷的这篇报告文学推荐给人们。或许有助于人们的阅读和书写。

2008年9月于北京

代后记：花开南国 根扎燕赵

——就《木棉花开》答《河北日报》记者问关于《木棉花开》

记者：我国南方有一个民间传说，创世神布洛陀的战士在与敌人战斗时，手执火把，英勇顽强，牺牲后化身成为开满红花的木棉树。正是因为这个传说，南方人把木棉树又叫作英雄树。用木棉树来形容任仲夷是不是和这个传说有关？用“木棉花开”四个字作为这篇报告文学的题目，是不是暗示主人公任仲夷在你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创世的英雄？

李春雷：这倒没有刻意的联系。我也是第一次去广州，第一次认识木棉树。木棉花在早春二月里凌寒开放，花朵硕大，像红彤彤的火焰，给人一种壮烈感。我感觉这种花在花期、形状、颜色和气质等方面与任仲夷有很多共同之处。任老是1980年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当时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没有现成的路子可走，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他勇于探险，突破了一个个禁区，引爆了一个个雷区，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

记者：最初是怎么想起来写任仲夷的呢？

李春雷：能够创作这个作品，首先要感谢上海《文学报》主编陈歆耕、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吴东峰和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老师。去年8月份，《文学报》邀请几个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到广州丰田汽车有限公司做客，我也在其中。一天晚上，吴东峰请我们吃饭，谈起广州的文学题材时，大家都看好任仲夷，于是，就商议由谁执笔？因为在座的人中我最年轻，傅溪鹏老师就提议让我来完成，我也就贸然答应了。

记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任仲夷置身于一个复杂的环境中，身处一个极其敏感的位置上，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人物，给这样的政界高层人物立传，在动笔之前你应该会有所顾虑吧？有没有在写作之前给自己确定一个基本的原则？

李春雷：任仲夷的历史功绩早有定论。很多政界要人离职后，群众在私下里评价他们时，常常是褒贬各半，甚至贬多于褒。但对于任仲夷，广东人几乎是众口一词，特别敬仰。我采访了很多老干部，刻意想从他们口中挖掘一些任仲夷的缺点或不足，但没有。要知道，他已经去世几年了，大家根本没有必要为他避讳的。

但任老的许多做法和思想毕竟是打破常规的，我写作时也要尽量真实地去反映，所以可能有一些“露骨”的地方。但我相信，中国改革开放已进行了30年，我们党在宣传文化方面的思想理论也早已成熟了，对作家的作品也有着相当的开放度。

记者：《木棉花开》发表之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全国很多报纸杂志进行了转载，《新华文摘》（2008年12期）刊发之后，吉林省委办公厅按照省委书记王珉同志的批示意见，将该文印发各地各部门，并在全省开展学习讨论。你在写作之初是否想过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李春雷：创作之前根本没有类似想法，我只是当成一个文学作品去完成。得知作品在吉林省的特殊反响后，我当然也很高兴，但过后也没有什么。一个真正的作家，还是要静下心来出作品，我感觉自己最满意的作品还没写出来，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兴奋。所以，一个多月来，吉林省有几个市的主要领导邀我前去就这篇作品进行巡回讲座，我至今也没有去。不能为了讲课费和表面的风光而去炫耀自己，还是安心写自己的作品吧。

记者：省委书记下文批示在全省范围内学习讨论一篇报告文学，这样的事情在文学史上是极其罕见的。1983年，时任河北省省委书记的高扬读了陆文夫的小说《围墙》后，曾建议省直机关工作人员阅读，但也仅仅是口头建议。想过没有，《木棉花开》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

李春雷：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时代背景。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各地都在掀起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正像吉林省省委文件的“按语”中所说“重温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仍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另一个原因就是作品的文学魅力，这么多年来，写任仲夷的作品太多了，都比较长且全面，但为什么没有引起这样的反响？还是艺术冲击力不够。为了有所创新，针对当前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篇幅冗长、缺少思想意义和文学品质等问题，我进行了一些探索，尽量使作品在思想震撼的同时，语言精美，架构新颖，视角独特，力争好看又好读。

关于仲夷

记者：任仲夷是河北人，作为他的老乡，在写作过程中你的内心抱有怎样的情感？

李春雷：首先，我对任仲夷是有感情的。我十多岁刚刚懂事的时候，正值平反“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平反一个被割断喉管枪毙的漂亮女人，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太大了，为此还有一个著名诗人写了一首著名长诗《小草在歌唱》。当时我听大人们私下里说，平反这个案件阻力和风险都很大，因为张志新不仅反“四人帮”，还批评毛泽东。这在当时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是谁力主平反的？是辽宁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咱们的老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任仲夷这个名字。后来听大人讲了很多他的故事，因为邯郸与邢台两个地方相距不过百里，而抗日战争期间他又长期在这一带工作。

我再一次听人讲起任仲夷是2001年写《宝山》时，原冶金部部长李东冶与任仲夷在东北工作期间就是老朋友，他对我讲了很多任老的故事。给我最突出的感受就是：任老这个人坚持真理，敢冒风险，苍颜白发却又赤胆雄心。

记者：你如何评价任老的一生？

李春雷：一位民主党派领导人曾评价任仲夷：一个罕见的明白人。我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也有一个观点：真正的政治家，不仅仅是指党和国家领导人。一个公务员，如果他在所处的岗位上真正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就是一个乡长，也是可以称为政治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仲夷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最大责任。

不仅如此，我认为，他肯定是一个历史人物，至少会像林则徐、左宗棠、张之洞那样，成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人物。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他也是一位民族英雄。为了民族的利益和前途，领风气之先，倡导并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文化，丰富、壮大、富裕了岭南大地并进而惠及了整个中国，这样的人，我们不可以称为民族英雄吗？

记者：要刻画像任老这样一个处身于那样一个复杂而敏感位置上的人物，2万字显然是有点少了，因此必须要做到惜墨如金。尽管受到了文章篇幅的限制，但是你在作品中除了任仲夷外，还写到了广东其他的一些改革家，如深圳市委书记梁湘、蛇口工业区的袁庚、经济学家郑炎潮等一批当年中国改革的弄潮儿，为什么要在任老之外还去刻画这些人物呢？

李春雷：历史是少数英雄带领着最广大的群众共同创造的，他们和任仲夷一样，都是时代英雄，都是历史不应该忘记的人物。此外，这些人物的出现虽然只是寥寥几笔，却是衬托任仲夷所不可缺少的群体形象，他们可以让读者明白改革的成功不是一个人就能做到的，在他的后面还应该有一个优秀的集体或者团队。

记者：现在全国各地正以不同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河北自然也不例外。《木棉花开》采访、写作之后，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来纪念改革开放？我们今天学习任老，应该学习他的哪些东西呢？

李春雷：现在的社会现状已经完全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了，我们已经从那种紧张微妙、“摸着石头过河”的环境走到了经济改革和政治环境都比较成熟的轨道上来了，任老的做法无法复制，也无需复制。我们要学的是他的精神，那就是“敢为天下先”，“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的思想作风，一切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政治胆识，在关系事业成败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敢于担当、无私无畏的超凡勇气。

关于解放思想

记者：任仲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驱，他提出的“改革突破口是思想大解放”这一论断，具有巨大的指导性和前瞻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革必须突破思想禁锢。值此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全国各地仍然在深入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具体到我们河北省来说，你认为解放思想的主要对象是哪一个人群？需要解放的思想症结是什么？

李春雷：我不是研究理论的，我只能凭我的理解说话。解放思想是一个系统工程，哪一个人群的思想都需要解放，与时俱进。但我感觉最主要的对象还是各级党委、政府的公职人员，其主要症结点是传统的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

我从广东采访回来后，这种感觉更加明显。我认为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的传统意识是阻碍我们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最大因素。眼睛只盯着上司，心里只想着仕途，虽然客观上也想着干一番事业，但当国家利益与上司的私人利益发生冲撞时，就乖乖地“唯一”了，这种心态如何能干好事业，服务群众？所以，关键是要解放他们的思想，把他们转变成具有现代意识的服务型政府的公务员，同时切实加强舆论监督的职能，把公职人员的行为置于群众的监督之下，并实行严格的问责制（类似此次三鹿奶粉事件的处理）。只有这样，国家公职人员才能眼睛向下，谋划长远，真情服务，真心服务，一个地方的经济社会事业才能发展起来。

记者：你在写作之初，是不是已经想到这部作品要和全国各地正在掀起的新一轮思想解放活动相契合，从而确定了要把任仲夷写成一个思想解放的典型？

李春雷：其实，写的时候没想到要怎么怎么样，没有一定要和政治形势契合，是任老的精神和思想决定了写出来的人物是一个可以给当前的政治生活以启迪的思想解放的代表，可以说是各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艺术、文学和政治、历史结合得恰到好处。

关于《木棉花开》的成功与不足

记者：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给了《木棉花开》极高评价，他说，多年以来报告文学已经很少有像《木棉花开》这样使人感到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我们知道任仲夷当年所处的复杂环境，正是中国各种矛盾冲突最激烈交锋的时期，你如何做到在仅仅2万字左右的篇幅中，把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以及处身于最敏感位置的主人公的思想、精神、情感、作风和性格等成功地表现出来的呢？

李春雷：我最早是搞小说和散文创作的，后来当记者，又搞报告文学，应该说文学表现的套路比较多。我又喜欢研究历史，尤其当代史。所以，对历史事件的熟悉，对时代背景和历史人物心态的把握可能要准确一些。

记者：的确，近年来的报告文学要么失之于文学性不佳报告性太强，要么失之于文学性太强报告性不佳，而《木棉花开》却是一部文学性和报告性结合得完美的一篇报告文学，尤其是对这样一个敏感且重大的政治题材而言，写得如此文笔优美、人物传神、跌宕起伏，就更加难能可贵了。如果仅从文学的角度而言，我觉得该文最成功之处是行文可谓一渡三折，起伏不定，故事中的人物走得磕磕绊绊，我们阅读的兴致却越来越浓，在主人公的起起伏伏之中，2万字的文章很快就读完了，而且有兴犹未尽之感。我想知道，文章的这种起伏是缘于事件本身就具备这种因子，还是说只不过是作者所运用的一种写作技巧呢？  李春雷：两者兼有吧。首先是任仲夷的改革经历给我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同时在文学表现上我也尽量做到引人人胜。为了更加形象、传神地刻i面任仲夷，我没有全面写他的改革经历，而是选取了几个最经典的横断面，用散文化的语言，进行素描或特写。

我本人喜欢古典文学，春秋笔法，史记风格，对唐宋明清很多名家的人物散文有一些研究，这篇作品在结构技法上可能也受其影响吧。我本人义是搞散文创作的，比较讲究语言效果，所以，在本文中我着意追求一种激情、浑厚、深刻又内敛、温婉又灵动的效果。

记者：总体来看，文章对任仲夷的刻画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有一些细节我觉得还值得再推敲一下。比如任仲夷“二进宫”（两进北京接受批评，并写书面检查）后，情绪非常低落，思想也有所动摇，但在此时召开的全省三级干部大会上，任仲夷却仍然“轻松自如，谈笑风生”，仍然强调“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这之间好像缺少必要的过渡，转变得太快，要知道他刚刚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并写了书面检查呀，他所顶的压力可想而知，因此有必要向读者交代一下，这几天里任仲夷经过了怎么激烈的思想交锋，才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做出了庄严的承诺：“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李春雷：任仲夷的思想一向是坚定而乐观的，他无欲无求，无私无畏，对认准的事情敢于坚持。他虽然在北京受了批评，但他明白改革开放是大势所趋，个人的情绪虽然受影响，但毕竟事业的大局为重，这正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本文发表于《河北日报》2008年9月26日 记者：崔立秋）

当前我省正深入开展“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吉林振兴”大讨论活动，重温任仲夷与广东改革开放的历史，仍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按照王珉同志批示意见，现将《木棉花开》一文印发各地各部门，供参阅。

——摘自中共吉林省委文件（2008年第3期参阅件）

《木棉花开》所产生的强烈反响，很容易使人想起当年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理由的《扬眉剑出鞘》和黄宗英的《大雁情》等报告文学引起轰动时的情景。读这样的作品，你会在感动中理解什么是智慧、高尚、坚毅、深情和伟大，在真实中很好地感受到文学的力量。多年来，中国报告文学已经很少有这样使人震撼和动情的作品了。

——李炳银（著名文学评论家）

这真是我多年来读到的最好的报告文学作品了。《木棉花开》文学价值超高，作者在语言的锤炼、结构的排布、人物的刻画、情节的选择上，都已炉火纯青，把任仲夷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阅读的感受实在妙不可言。这无疑是一篇难得的传世之作！

——摘自《南方都市报》 2008年9月11日

读《木棉花开》有感

木棉花开又一春，岭南风光最宜人。

东坡只知荔枝好，粤人今日更念君。

——诗人董海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