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敌人，现在成了朋友，将要去共赴国难。这不仅是思想认识上的大转变，而且从感情上也要有巨大的转变。在这个历史转折关头，能否适应抗日战争的形势，就意味着能否跟上历史潮流前进的脚步。红军游击队要摒弃原来的工作方式、斗争方式，去摸索和适应新的斗争环境了。
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和地方党组织在反“清剿”的同时，直接或间接获知国内形势变化和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内容之后，在思想上、军事上、政策上也作了一些适应性的调整。但是，这个思想的转变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几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游击队，现在遇到一个改编的新问题：有的红军游击队担心上反动军队的当，不肯下山。
一提起国共合作，有的人马上想到了三年艰难的南方游击战争，想到了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有人还想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那是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一些游击区的领导人接到合作抗日的指示后，思想上一时难以转过弯来。有的人说：“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同他合作?”还有的人说：“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有些人甚至认为，香港《工商日报》刊登的中国共产党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是假的。
党中央也对红军游击队内部大力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南方红军游击队指战员在思想上逐步度过了这一战略转变的过程。1937年7月，项英写出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指出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国共合作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证抗战胜利的主要力量。这就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跟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赣粤边游击区先后在1937年年底和1938年2月编写了《关于国共合作问题政治问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问答》(这是赣粤边区特委在游击队下山改编时编写的政治教材)，专门就一些同志提出的问题做了回答。绝大多数南方各游击区领导人能够很快提高认识，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实行战略任务的转变，先后分别和当地的国民党驻军及其地方政府开始进行谈判。
然而，在这场痛苦的、激烈的思想转变斗争的过程中，南方红军游击队还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许多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的同志，没有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反倒遭自己同志的杀害。在党内、在少数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当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产生了“左”或右的倾向，不仅给战略转变造成了障碍，也给革命事业造成了许多无法弥补的损失。
赣东北弋阳磨盘山和三县岭发生的惨剧让人心痛不已。从1937年秋到1938年春，党组织曾先后两次派四人来到这里，联系由杨文翰率领的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事宜。而杨文翰由于长年被国民党围困，对外界形势变化一无所知，再加上又多次因叛徒出卖险遭不测，杨文翰不但拒绝下山改编，还杀害了这四名联络人员。此后不久，杨文翰又以“反革命两面派”的罪名枪毙了上级党组织派来劝说其下山改编的余明兴。1938年4月，中共原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带着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以新四军代表的身份，再次上山动员杨文翰下山改编时，杨文翰反怀疑关英已经叛变，竞下令将关英等4人枪毙。事后，杨文翰派人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核实情况，办事处对杨文翰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要来人转告杨文翰，令其迅速率部下山改编。然而，杨文翰仍坚持“不见到红军大部队，绝不下山”。
由于拒绝接受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拒绝下山抗日，失去了政治方向，失去了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必然会遭到失败。1943年3月，杨文翰因叛徒告密被捕，不久遭到杀害，他领导的这支部队也被消灭了。
在赣东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活动着刘维泗所领导的一支红军游击队。1937年10月，中共湘鄂赣特委派红16师政治委员明安楼和平修铜中心县委书记林梅清，到赣东北游击区动员刘维泗率部下山改编。但刘维泗不但拒绝下山，还把明安楼、林梅清当做叛徒杀害。脱离抗日救国的政治大方向，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必然失去人民的支持，刘维泗部孤军奋斗，最后也被国民党顽固派打垮了。
就连陈毅也因为去劝说红军游击队下山，差点被当做“叛徒”杀掉。
1937年10月，驻九陇的工作组向湘赣支队司令员段焕竞和政委刘培善汇报说，山下来了一个叫陈毅的人，四处打听游击队和谭余保，说是要上山和红军游击队领导见面。
陈毅是由国民党派兵护送，用轿子抬来的。他身穿长衫，手执文明棍，头戴博士帽，外表看来，气度不凡，很像位绅士，他一到山下，就把护送的国民党士兵打发走了，身边只留下个勤务兵模样的人。
陈毅一上山就被严密地监视起来，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是见到游击队员，见到久别重逢的战友，陈毅爽朗地跟大家打招呼：“同志们，你们辛苦啦，好不容易找到你们呀。”接着，他又自我介绍说：“我是党代表陈毅。是奉毛主席、朱总司令之命，代表中共中央跟国民党谈判的。今天到你们这里来，是向你们传达党中央指示的。”
“你有介绍信吗?”段焕竞问。
“有，这是项英同志写的介绍信。”陈毅掏出便信递给他，“兹特派党代表陈毅同志，来你们这里联络”，落款署名是“项英”。
信是用毛笔写的，既没有文头，也没有公章和私章。段焕竞和刘培善面面相觑，十分为难。
相信陈毅吧，他不仅打扮成一副阔相，又有“国军”护送，而且他们没有接到上级指示；不相信陈毅吧，他又只身跑来冒险，只带了个勤务兵，而且携带有项英的介绍信。万一错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项英派来的人，那不是要犯大错误?
陈毅看出了段焕竞和刘培善的怀疑：“你们现在对我有怀疑，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三年，你们处境困难，斗争残酷，经过万死千伤。这很不容易。残酷的斗争，使你们立场坚定，对敌人、叛徒有强烈的仇恨心和高度的警惕性，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我不是叛徒，是共产党，是代表中央来向你们传达党的指示的。”
陈毅拿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递给段焕竞和刘培善。接着，他又侃侃而谈：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了，中国的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应该合作，一致对外，集中力量抗日。为此，党中央决定，坚持在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要下山集中，开赴抗日战场。他从西安事变讲到卢沟桥事变，从“八一三”事变讲到全国抗日。
段焕竞和刘培善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并与外界隔绝达三年之久，对于陈毅讲的话，将信将疑、似懂非懂。段焕竞从心里觉得共同打日本鬼子，是应该赞成的，但要红军游击队下山同国民党合作，从思想感情上真是难以接受。
段焕竞打断陈毅的话，郑重地说：“你讲的都是重大的原则问题，我们无权决定，还是请你去找谭余保商量吧。他是省委书记，又是我们的政委，是湘赣地区最高领导人。如果他同意下山改编，我们就下山。”陈毅同意了。于是，段焕竞派李启森、黄炳光带着一个侦察班，护送陈毅前往武功山找谭余保。
陈毅确实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差点遭到杀身之祸。
P38-41
任何人的著作都不可能真正独立完成，我们之所以敢于冒昧承担本书的撰写，无疑是其他许多学者先前的研究工作促成的。他们当中的很多入是我们通过其作品才得以熟悉其姓名的。在此，对本书写作过程中参考和引用较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徐君华等著)、《新四军发展史》(马洪武、童志强著)、《新四军战史》(《新四军战史》编辑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的作者，以及众多新四军人物的传记、年谱和回忆录的作者与整理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校长侯树栋中将，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主任范震江少将、副主任张伊宁少将，对本书的撰写给予了有力指导；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王淼生同志在审稿过程中，为本书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人民出版社编辑侯春同志为本书做了大量工作，使本书的质量明显提高；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很多同事对本书的编写始终十分关心，研究生院的李想同志还撰写了本书的前两章。
谨志于此。
郑云华舒健
二00五年六月二十八日于北京红山口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80周年的纪念日。从诞生之日起，这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就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展开了浴血奋战，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前仆后继，百折不挠，经过长达22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谱写了一曲天翻地覆、乾坤更替的壮丽史诗。在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之际，由人民出版社和军队专家学者共同策划、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问世了。当看到这部14卷15本的恢弘巨著时，作为亲身经历这支革命军队艰难历程的一名老战士，我仿佛又回到了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心潮澎湃，思绪难平。
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战争，是中国历史上一幅波澜起伏、辉煌绚烂的壮丽画卷。1927年8月至1937年7月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而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伟大开端。这一时期，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深入开展土地革命，以游击战、带游击性的运动战，先后多次粉碎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在反“围剿”斗争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况下，主力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使革命转危为安，并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则进行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进行的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由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抗战伊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民族全面抗战的总路线和持久战的总方针，并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和东北抗日联军等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敌敌后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并最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百余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9月至1950年6月进行的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的总决战。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正确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以自卫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随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果断发起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主力，随后向全国进军，展开战略追击，解放了除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等少数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此，中国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真正实现了民族的独立、解放和富强。没有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就没有新中国，也就不会有今天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中国革命战争长达22年，历时之久、规模之大、条件之艰苦、历程之复杂、胜利之辉煌，为中外战争史所罕见。在指导这场战争的过程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但指引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而且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军事理论成果，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它既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也包含着亿万人民群众和人民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斗争经验与创造精神。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同志都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有过重要的理论贡献。但这一思想体系之所以用毛泽东同志的名字来命名，是与毛泽东同志个人的独特贡献分不开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率先在井冈山斗争中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192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成为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建立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纲领性文件。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提出的游击战“十六字诀”，奠定了我军战略战术的基石；在三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同志又提出了“诱敌深入”的积极防御作战方针，并在实践中形成了战略退却、战略反攻理论以及慎重初战，集中兵力，打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作战原则。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抗日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名著，阐明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在这些原则指导下，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不但坚持了8年之久的敌后抗战，消灭了大量日伪武装，而且自身力量得到了空前发展。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朱德同志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全面阐述了以人民军队、人民战争、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基本内容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在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又写下了大量军事著作和文电，进一步丰富了积极防御和运动战思想，而且创立了转入战略进攻、进行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的系统理论，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人民军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不断以劣势装备战胜强敌的历程，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与伟大。其中所蕴涵的战争指导真谛，永远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思想源泉。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的伟大军队。1955年我军首次授衔时，朱德同志等10人被授予元帅军衔，粟裕同志等10人被授予大将军衔；被授予上将军衔的57名，被授予中将军衔的175名，被授予少将军衔的800名。这一千多名将帅，无不是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沙场猛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战略战术上高敌一筹，而且能以高昂的士气压倒一切敌人，从而创造出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这些战争奇迹的背后，是中国共产党坚强正确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广大官兵为了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的崇高信念，是中华民族吃苦耐劳、百折不挠的优秀品格。人民军队这种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打必胜的英雄气概，是激励新一代军人建功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每当回想起当年这段血与火的斗争历史，我便常常怀念那些牺牲了的战友和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既包括人民军队的重要领导者，如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左权、彭雪枫、罗炳辉、杨靖宇等同志，也包括千百万的史书上不见姓名的烈士。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次战役、战斗中，先后有一百多万指战员牺牲于战场，仅师以上干部就有两千多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牺牲时都很年轻，风华正茂，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他们是那一代中国人“我以我血荐轩辕”、以身许国的真实写照。没有这些先烈血染疆场，就不会有民族的独立和富强，更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和平与安宁。人民将永远记住他们！
中国革命战争史，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宝库，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为了全方位描绘中国革命战争史，从1995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开始策划并着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历时寒暑12载，终于完成了这项宏大工程。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最好纪念。《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这套丛书，共包括14卷15本，分为土地革命战争纪实(4卷5本)、抗日战争纪实(4卷)、解放战争纪实(6卷)。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具有专业功底的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科研与教学人员。他们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把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更好地把握今天、面向未来，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张震
二○○七年四月
中国革命战争史，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和思想宝库，值得我们去深入挖掘。为了全方位描绘中国革命战争史，从1995年开始，人民出版社便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国防大学的专家、学者开始策划并着手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纪实》系列丛书，历时寒暑12载，终于完成了这项宏大工程。这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也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的最好纪念。《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这套丛书，共包括14卷15本，分为土地革命战争纪实(4卷5本)、抗日战争纪实(4卷)、解放战争纪实(6卷)。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具有专业功底的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科研与教学人员。他们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把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希望广大读者能够通过这套丛书，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以利于更好地把握今天、面向未来，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部荡气回肠的革命英雄主义史诗；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英雄辈出的伟大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便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不仅在战略战术上高敌一筹，而且能以高昂的士气压倒一切敌人，从而创造出无数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革命战争纪实》这套丛书，共包括14卷15本，分为土地革命战争纪实(4卷5本)、抗日战争纪实(4卷)、解放战争纪实(6卷)。作者都是具有专业功底的军事历史和军事理论科研与教学人员。
本书是抗日战争新四军卷，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生动的笔触，把当年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战争全方位地展现给读者。细节描写重要战役、战斗，并以简练的语言引出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使读者中引发思考，获得历史的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