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了自春秋晚期始，中经魏晋唐宋至晚明，由老、庄滥觞，至李贽更为张扬的崇尚自然、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贯穿着中国思想史长河，从涓涓细流发展到惊涛拍岸，不可遏阻。继之论说他们与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理学家一起，向社会传递出“以道自任”，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诉求，遂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并认定其自身也由最初的自在最终走向自为，即如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了“世界精神”——“自由意识”及“自我意识”。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以高文化品位为内涵，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以确凿的史料为根基，用新的视角或现代意识，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对其进行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历史反思是该丛书的特色。该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多样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形成一个大众精品系列群。该丛书已出版三辑19册。本书为丛书的其中一册。

引言／1

一 百家争鸣下的自然情怀／5

喜欢谈论“婴儿”的老子／5

庄子死妻与庄周梦蝶／10

“仙道贵生”和“治大国若烹小鲜”／15

超越功利后的精神自由／20

二 汉晋风云间的士人品行／28

西汉新道家的崛起／28

群体自觉与汉末清议／34

“正始之音”中的自然人性／42

“竹林七贤”的同途殊归／51

“元康之放”的无德折巾／58

三 盛唐气象里的青春歌唱／64

显示生命激情的道教思想／64

拥抱自然与自我的南宗禅／80

儒家的自救和“盗天火”／92

激昂青云的诗人群体／97

普遍高涨的女权意识／11 5

四 宋明世相中的自由精神／127

理学的兴起与“鹅湖之会”／127

程朱理学的伪善和《西厢记》的本真／137

走向心灵解放的王学／143

刚烈的泰州学派及浪漫的《西游记》／150

激进自然主义的最后圣斗士／157

启蒙思潮中的文坛盛观／168

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人／187

结语／194

附录／204

先秦至明代大事年表／204

主要参考书目／216

后记／220

老、庄对中国哲学史、对中国人学史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主张人即自然，主张人性复归到自然中去。不用说，老、庄之论对当时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面颇为反感。时逢春秋战国之际，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打头，诸子百家学者为了实现它们各自的政治理想而摇唇鼓舌，四处游说。其说辞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强调和夸大人的社会性，却忽视人的自然要求。老、庄则以冷眼看世界的态度，以极端的方式去揭示被遮蔽、被扼杀的人的自然性，从而在沸沸扬扬的功利主义的百家论坛上，树立起一杆高标“自然人性”论的非功利主义旗帜。

在老、庄，特别是庄子看来，当时社会被一群浸透着功利毒汁，形体虚弱、灵魂分裂的人群控制着，致使大地陷入利益纷争、人性丧失的灾难中。人性原本是自然的，但自从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便渐堕入违背自然法则的深渊里。这样，老、庄便将讨伐的锋芒，不分青红皂白地指向了人类文明或人类文化。

实事求是地讲，非文化主义(或非理性主义)思潮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且在具有优秀文明与深邃思想的民族共同体内表现尤为突出。西方基督教的《圣经》就认为，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伊甸园里知识树上的智慧果，才懂得善恶与羞耻而告别了懵懂与愚昧，人类从此也便失去了原初的纯朴本性和快乐生活，开始了苦难的历程。因此，伊甸园是基督徒一直向往回归的精神家园。在中国，老、庄的道家学派的精神家园就是道一天一自然，它的具体的社会模式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东晋陶渊明则在《桃花源记》里予以形象化)。而相当于文明未开时的亚当、夏娃似的人物就是庄子笔下的“古之真人”之类，那是不为世俗所累的纯粹自然的人。

庄子在《大宗师》里用一种充满憧憬的笔调描绘出他心目中的“古之真人”形象：

他尊重少数人的意志，不因为成功而自得，没有心计：错过时机不后悔，得到时机不忘形；爬上高处他会不怕，掉进水里不会打湿，落下火坑不觉得热：睡了不做梦，醒来不忧愁，吃东西随便，呼吸来得很深——是用脚后跟呼吸；不贪生，也不怕死，活也无所谓，死也无所谓，随随便便地来，随随便便地去，对于任何事情都适宜，谁也不知道他的底蕴……

总之，庄子笔下的这位“真人”既忘怀于物，又淡情寡欲，还不计生死、随物而变、应时而行。更是与天合而为一(“天与人不相胜”)。庄子之所以设计这位“真人”，意在昭示这样一个“道”：客观世界是被自然规律主宰的，人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之间存在着矛盾。可是，无情的自然规律是不会迁就人的。人应当抛弃所有的为仁为义为善为美为名为利的外在“物役”，去依照自然规律而顺其自然。就是说，只有“吾丧我”，才能达到或取得真吾(我)。这种“真我”，就是与自然合为一体，把自己看作如同自然界的一草一木。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识，庄子的“这种‘真我’才是如宇宙那样自自然然地让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融为一体，主观即客观，规律即目的，人即自然。这也就是‘道’。所以庄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并不是某种人格神，它所描述和追求的只是具有这种心理一精神的理想人格。”

从总体上讲，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老、庄的非文化主义说辞(李泽厚先生称为“文明批判”)。因为其所主张返回远古的混沌蒙昧，毕竟是一种历史的倒退，而且也断难成功。(老、庄是否真的想使历史倒退回蒙昧时代，我看未必。)但是，老、庄的批判，特别是庄子的嬉笑怒骂，快人快语，其实是针对春秋战国之际在功利主义旗号下人们的虚伪与无耻、浮躁与争斗、自戕与相残以至现实的苦难、人间的不平而生发的，是对已过去的人类文明历程作负责任的深刻反省，因此不仅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即便在后工业化社会的今天来看，亦不乏警示意义。再说哲学发展的自身要求，并不欣赏平庸与折中，而往往需要一些怪杰奇才、异端狂士的独立不羁、剑走偏锋来刷新局面，引领潮流。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可以彪炳史册的文化现象或思想潮流，就是他们引发或推动的。而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深受老学、庄学的浸染或影响。这之中，当然也包括老、庄独立遗世、独立思想，不趋炎附势、不人云亦云的人格魅力。

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晚期，这是一个列国角逐、弱肉强食的时代。在他看来，其时“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月去箧》。大意是：那些盗窃腰钩的人遭到死刑，盗窃国家权力的人反倒成为诸侯，在诸侯那里存在着仁义啊!)因此，他对那个世道彻底地绝望了，彻底地厌世了。因此，他把王权看成赃品，把仁义是非看成刑具(即“黥汝以仁义，劓汝以是非”)，把圣哲看成“为大盗守”的家奴。他因此成为那个时代的批判现实主义者，对君王权贵抱着蔑视的态度，不合作的态度。楚国的国王要他出任宰相，他拒绝了。他的朋友惠施在梁国为相，他去拜访，有谣言说他是去代替惠施为相的，“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秋水》)。可见庄子是有很多机会可以富贵起来的。可是他终究不肯富贵。

庄子因此成为臧否时事、砥砺名节的榜样，或者摈弃世务、独善其身的楷模。这也就是后世知识分子对封建统治、封建强权的压迫与钳制的批判与反抗(不论是积极的抑或是消极的)，都可追溯到庄子及其煌煌巨著——《庄子》那里的一个奥秘。

庄子在《山木》里又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庄子在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繁茂，伐木人歇息树旁而不去砍伐，问他缘故，他说：“没有用处。”庄子叹道：“这树因为‘不材’而可以享尽天年啊!”庄子从山里出来住朋友家，朋友很高兴，让童仆杀鹅招待他。童仆问：“一只鹅会叫，一只不会叫，杀哪只?”朋友答：“杀不会叫的。”

第二天，弟子问庄子：“昨天山里的树因为‘不材’而能够享尽天年。可是今天主人的鹅，却由于‘不材’而丢掉性命。请问先生：在‘材’与‘不材’之间，您会如何处身?”

庄子笑道：“我会处于‘材’与‘不材’之间。这看起来该是最好的位置。不过难免不会有祸患。假使能够顺应自然浮游于世，就不会有祸患。没有美誉，没有毁辱，或是龙，或是蛇，顺着时令的变化而不固执于一种状态，时进时退，顺任自然，神游于无为之境，主宰万物而不为外物役使，这样就不会有祸患了。这是神农和黄帝的处世之道啊!假使不是这样，而是按照万物之情及人们的习惯去处置，就是另外一番结局了。有合就会有离，有成功就会遭到打击；刚正会有挫折，崇高会被倾覆；有为会受到损害，贤能要受到妒害，而无能则会遇到欺侮。万不可偏执一端。总之要记住这个道妙：处世要顺应自然。”

P20-23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义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围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过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多出新见卓识(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捅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第三辑共推出5种。

《诸子百家与文化元典》审视了中国古代文化元典产生、发展的历程，认为其间含蕴着一种道德之善与精神之美，无论在治世还是乱世，都具有匡时救世的意义。而在春秋战国时代，思想活跃，百家争鸣，诸子竞相创新，形成浪潮。儒、道、墨、法、阴阳五大派相互批判，又逐渐融合，最终结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即文化元典精神。悠久的中华文明便是在这些元典精神的承传支撑下，与时俱进，吐故纳新，逐渐地发展起来的。

《自然与自我：从老庄到李贽》叙述了自春秋晚期始，中经魏晋唐宋至晚明，由老、庄滥觞，至李贽更为张扬的崇尚自然、强调个性解放的思潮贯穿着中国思想史长河，从涓涓细流发展到惊涛拍岸，不可遏阻。继之论说他们与孔、孟、程、朱为代表的正统儒家一理学家一起，向社会传递出“以道自任”，即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政治诉求，遂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并认定其自身也由最初的自在最终走向自为，即如黑格尔所说的，具有了“世界精神”——“自由意识”及“自我意识”。  《人格的独立：从屈原到陆游》以屈原、陆游为代表与纽带，结合具体历史事件和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对众多的古代文士关于凸显个体存在、弘扬人格独立与强调人的主体精神的各种表现，作出了生动描述和本源性的深入探讨。这些诗人、作家，在创作中创新求变，作品展露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充满独立不羁的精神和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热情，比兴寄托、因物喻志，给人们带来巨大而恒久的审美快感。

《诗画人生：从王维到郑板桥》探讨了诗歌与绘画的共同起源、理论建构与表现形态；并细致描述出诗人和书画家们因性格特质、人文情趣、生命取向而使之面临着政治理想与艺术气质的冲突，不得不于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中进行抉择。凡此等等，皆交织作一一幅斑斓缤纷的长卷，无不引发人们对艺术与人生的深沉思考。

《才女风流：从李清照到柳如是》关注的是为数不太多，但却极富才情。给中国文学大厦增添了一笔亮丽色彩的女诗人、女作家群。品读她们的作品，可以了解古代社会女性对自己的爱情世界和婚娴生活的认识和感受，同时还可以体会到女性对发扬母教优良传统、培养家族文化氛围方面的重要作用，如怎样于家宅内部组成南母女姊妹等参与构成的文学社团、如何逐渐步人社交场合并产生影响。

本丛书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或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分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2006年初冬于济南玉函山房

在人类社会，人是社会的主体——这是毋须多言的，可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时空，作为人类自己，却往往意识不到或忽略了这一点。14至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才以“重新发现人”为口号而导引出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其间奥妙之一，便是文艺复兴将人从中世纪的黑暗中解放了出来。文艺复兴中的人文主义谴责天主教无视人的存在、扼杀人的本性。他们强调人的现实的幸福和本能的欲望，以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强调人的理性，以反对神学蒙昧主义；强调人的自由、平等、博爱，以反对神权对人的束缚和封建等级制度。他们把人的眼光从对神的关心拉回到要求个性自由、理性至上和作为人的应有的地位和权利上来。这个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展示了新兴资产阶级个性全面发展的理想和勇于进取的精神。从此，人文主义或称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一直是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一个主要潮流。

在东方，中国文化也有着自己的人学传统或日人文主义传统，人学或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不是西方社会的专利。诚然，“在中国，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运动确实从未发生过，也确实没有一个新兴的市民阶层跑出来，领导一场以人权反神权，以人性反神性，以人学反神学的文艺复兴运动。但是，这并不能证明我们就没有广义的人文主义的传统。事实上，中华文化是非常注重人本、民本的文化，其人文传统源远流长，根深蒂同”(雷达：《人文精神质疑》，《光明日报》1995年7月19日)。即连“人文”一词，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贲卦·彖辞》里便出现了：“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文”，指自然规律；“人文”指人类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二者结合，即人与自然相谐和(是谓天人合一)，才会有人类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应该说，在中国古人那里，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早已有清醒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认识到人类自身的巨大能量。这诚如《荀子·王制》所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礼记·礼运》说：“人者，集天地之德，五行之秀也。”“人者，天地之心也。”

《荀子》《礼记》是儒家的作品。儒学在一个较长时期内，一直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自孔子以来，它就强调入世主义。孔子对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意即明智之人不该近于神。孔子还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人的首务是服侍活人，是了解人生的道理，现世的人生问题都不能办好，何谈什么鬼神之类?所以，孔子自己“不语怪、力、乱、神”。这些都体现出这位儒家圣人的非宗教倾向，把人事放在首位，把鬼神搁在一边。这是孔子的智慧。

孔子之后，儒家基本上是反宗教，反出世的。儒者无一例外地强调人事。一套“十三经”之所以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两千年，就因为它是专讲铸造理想人格，进而“修齐治平”的人学丛书。儒学对人的价值的一贯重视和对现世生活的充分肯定，表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强调人文精神，推重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不过，中国传统人学中的人在许多时期也指整体的人，个人只是整体肌体上的一个细胞，必须从属于整体……这种情况愈到封建社会后期，便愈加明显与严重。因此，西方人权主义者说，中国文化不重视人，不重视个性发展，抑制个人欲望，甚至达到扼杀人格与人性的地步。这其实是以偏概全了。因为稍早于孔子的老子曾讲过：“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第五十一章)就人而言，老子这里讲的“道”，是指生命本源；“德”则指生命的本真，或云本然生命。老子说，“道”之所以被尊崇，“德”之所以被重视，是因为它们都没有外在束缚而顺其自然，这才充满生机与情趣。《庄子·骈拇》更是明确地反对牺牲本性去服从于仁义道德：“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而已矣。”(我所认为的完美，不是什么仁义一类的东西，而是能让本然生命自由发展的真实罢了。)《庄子》中的许多篇章，做的都是这类关于“自然人性”的题目。这个题目一直传承下去，中经汉末魏晋、隋唐五代而迄宋明之际，被历代知识分子做得花团锦簇，五光十色：而知识分子本身则在这一过程中，获得锻炼，日渐成熟，从而将洋溢着自由、浪漫与叛逆精神的中国人自己的个体尊严的大旗，高扬在世界人学史的群峰之巅。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即便把人看作是整体的一分子，不是个体，而是角色，亦有其合理的一面。人生活在现实社会中，个人总是在群体中确立自己的位置，个人的绝对独立是不可能的，故而个人的绝对权利也是不可能的。把个人与群体联为一体的观念，使人注重道德价值，注重整体利益，不仅可以增进人与人相互间的依存与和谐，而且还可以强化国家、民族及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中国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的社会责任观，培育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崇高理念。

这一切，与西方社会由独立人格观引发的个人至上、人欲横流现象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反差。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在西方文化那里，尚没有形成一种比较成熟的社会人格。这也就是说，西方文化里的人学与中国文化里的人学其实都具有两重性。或许二者的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比较合理些，比较合乎人类人文主义理想的至高境界。

目前，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之下，正在齐心协力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用说，这个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也是一个独立人格与社会人格相结合、相统一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是群体的分子；既有人的个性、自由与尊严得到高度尊重，又有人类群体利益(在社会主义阶段则体现为国家的、民族的整体利益)得到高度的维护。而这样的一个完美的理想社会，毋庸说也是在今天与昨天的基础上以批判、继承而发展起来的；这样的一种完全理性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也是在今天与昨天的人本主义或人文主义基础上以批判、继承而发展起来的。

唐代杰出的人本主义者唐太宗讲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贞观政要·任贤》)这其实也是著述本书的初衷。关于自然与自我、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个体价值尊严与群体价值尊严的关系的讨论，学术界不久前曾经做过，惜未见有从文化史角度以描述的适合大众阅读的专著出版。本书的推出，应该是一个尝试。只是作者认领的课题虽早，然动手时间却晚，加之眼界有限，所述所论恐有失真失辞之憾，还请方家与读者诸公不吝珠玉。

末了，笔者诚挚感谢丛书主编、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乔力先生与济南出版社副社长、编审丁少伦先生，责任编辑赵志坚先生，是他们的宽容与细心，使本书得以以今天的面目问世。

2006年11月末于四川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