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中学毕业生”身份,在从未受严格学术训练的情况下,得到蔡元培破格任用,得以进入当时的最高学府当教师。
他“身兼双重使命”,既有“为生民立命”而复兴传统的人文关怀,又有“为往圣继绝学”而改造中国的社会关怀,因此常陷于“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的矛盾中,徘徊于“志”、“事”之间……
这个人,就是中国最后的儒家之人——梁漱溟。他一生都没能走出“中国化”与“西方化”的困惑,虽否定“西方化”,但又希望中国能凭借“伦理”上的优势去实现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因此他终究没能“真正跳出‘中体西用’的怪圈。他一生都在进行着孤独而辛苦的思考,一生似乎总“不合时宜”,终留下“一生兼收并蓄,志事终难两偿”的悲剧式结尾……
在他父亲看来,“使他最感得意的是儿子漱溟的为人真挚,做事认真”。 在他看来,自己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的人”。 在著名社会活动家费孝通看来,他是其“一生中所见到的最认真求知的人,一个无顾虑,无畏惧,坚持说真话的人”。 在台湾著名学者韦政通看来,“做人方面, 梁先生以一生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建议以下人群阅读本书:现代新儒学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中国问题”之研究家或爱好者,乡村建设之研究家或实践者,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之研究家或实践者,大中小学生……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早年曾用笔名寿民、瘦民等,出生在1893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与毛泽东同岁,逝世于1988年。这期间,恰恰是中国笼罩在革命主义思想氛围之中,也正是中国处于动荡和激变中的时期。这样的时代不仅让中国千千万万的百姓遭受了沉重苦难,同时也给国家的社会建设和领土完整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恶劣后果。在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前期中国处在被瓜分和消失的危险中,文化上则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然而,也正是这样的时代,培养了大量的文化精英,激荡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力和创造力,激发了中国人民的上进心和奋发精神,考验了中华民族的毅力和志气。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梁漱溟,一方面和广大中国人民一样有着热情和理想,承担了时代带来的压力,经历了时代带来的幻灭;另一方面则充满智慧和独创性地对中国的未来建设做出了真诚而启人深思的思考。
可以说,从出生那一年起,梁漱溟的命运就注定要与国家命运发生密切的联系。他出生后不久的1894年,便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至此,中国衰弱到不能够再衰弱的地步,几乎要分崩离析了。如果说此前的各次侵略战争还让中国人民及其社会精英残留着各种复兴的幻梦,那么,甲午战争便让所有具有中国心的人们强烈地感受到了灭亡的危险。从历史的角度看,甲午战争的失败正是随后几十年间中国各种事件的一个前奏和开端。而梁漱溟在后来的回忆中也不止一次强调过它。1943年,他曾这样回忆:“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亦就是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他说这话的时候,中国大地上正进行着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八年抗战。这时的梁漱溟归隐在桂林著书、讲学,因为他对国统区国民党抗战的敷衍甚是厌倦和不满。
维新运动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思想界的第一次变革和积极应对。对于中华古老帝国及其政治,可以说这是第一次巨大的冲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衰亡命运的第一次激烈抗争和思考。尽管最终失败了,但其中的思想和信息开始在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的心中生根发芽。这些青年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命运的积极思考者和思想家,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当时还处在少年时期的梁漱溟自然也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在他最推崇的两个人中,梁启超就占有一席。另一个人是蔡元培,因为蔡对他有知遇之恩,并且蔡元培那种自由开放的思想也给了他人生很大的启发。
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社会便开始了流水似的变革。社会运动也是一波接着一波地发生。同时,思想界的论争也开始不断地发生重心转移。思想家们陆续从各个方面审视中国现状,思考中国的未来,同时也力图做一些实验和总结,以使思考能够深入和有效。在这些运动和思想争论中,梁漱溟便不再仅仅观望和学习了,而是置身其中,投注自己的智力和汗水。他首先面对的是辛亥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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