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论真理”、“论死亡”、“论人的天性”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爱哲学的培根。从“论高官”、“论王权”、“论野心”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热衷于政治,深谙官场运作的培根。从“论爱情”、“论友情”、“论婚姻与独身”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富有生活情趣的培根。从“论逆境”、“论幸运”、“论残疾”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自强不息的培根。从“论作伪与掩饰”、“论言谈”等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工于心计、老于世故的培根。
《培根论说文集》共收论文58篇,涉及到人生世事的方方面面,几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其中也都有所论及。它不是一部一气呵成的著作,而是一部经作者多年反复锤炼、推敲、修改而成的精工之作。
《培根论说文集》是英国政治家、哲学家、文学家培根的散文名著,英国随笔文学的开山之作。该文集荟萃了培根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交、情感等各个方面的散文58篇,另有其名篇《四偶像》和《所罗门院》。是目前是国内培根散文的最完整译本。
本书内容广博。其中既有为官者的仕宦之道,又有适用于一般民众的社交技巧;既有对人类情感的独到见解,也有对如何升官发财的条分缕折……同时还有一些篇什论及殖民地、对外贸易等问题,体现了强烈的时代气息,从中可以窥见十七世纪英国的社会现实。该译本附有大量注释,多为西方历史故事和文学知识,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为一体。使读者们在阅读本书感觉其语言美的同时,也能更好地把握其文化历史内涵。
该文集博采众家,包罗万象。其语言简洁明快,不蔓不枝;其论述切中肯綮,深刻透辟;其文章逻辑谨严,言简意丰;其谋篇尺幅之间,腾挪百变;其论点多点到为止,给读者的想象与思考留下了广阔空间。实为人们闲暇之际的首选之书。
第五篇 谈厄运
幸运的好处固然该令人向往,但厄运的好处则会令人惊叹,这是塞内加仿斯多葛派风格发表的一则高论。毋庸置疑,如果奇迹就是超乎寻常,那它们多半都是在厄运中产生。塞内加还有句更高明的至理名言(此言出自一名异教徒之口实在是高明),曰:同时具有人之脆弱和神之超凡,那才算是真正的伟大。这话要是写成诗或许更妙,惟其诗中可允许更多的神之超凡,而且诗人们也的确始终忙于对其进行描写;因为这种超凡实则古代诗人在那部奇妙的传奇中所想像的东西,古人的想像似乎并不乏深邃,而且与当今基督徒的情况颇有几分相似,如当赫拉克勒斯去解救(象征人性的)普罗米修斯之时,他曾凭借一个陶瓮渡过大海,而这不啻是对基督徒坚忍不拔的精神之生动描绘,因基督徒是驾脆弱的血肉之舟去横渡尘世之汪洋。一般说来,出自幸运之德行乃节制,出自厄运之德行乃坚韧,依道德标准而论,后者是更为高尚的美德。幸运乃《旧约》所言之神恩,厄运则是《新约》所言之福分。后者带来上帝更浩荡的恩泽并传递上帝更昭然的启示。但甚至在你聆听《旧约》中大卫王那柄竖琴的时候,你也会听到与欢歌一样多的哀乐;而且那支圣灵之笔对约伯之苦难比对所罗门之幸福有更多的描述。幸运中并非没有诸多的忧虑与灾祸,而厄运中也不乏种种慰藉和希望。我们可从刺绣织锦中看出,将明丽的图案绣在暗郁的背景上比在明丽的背景上绣暗郁的图案更为悦目;那就从这目之愉悦去推想心之愉悦吧。德行无疑就像名贵香料,经燔焚或碾磨其香愈浓;盖幸运使恶愈昭,而厄运使善愈著。
第六篇 论伪装与掩饰
掩饰仅为一种权宜之策或变通之智。因欲知何时当吐真言或何时当动真格需要敏锐的头脑和坚毅的个性,故较懦弱的一类政治家往往都善于掩饰伪装。
塔西佗曰:“莉维亚兼有其夫的雄才大略和其子的讳莫如深,即她的才略智谋来自奥古斯都,掩人耳目的本事则来自提比略。”塔氏还记述道,穆奇阿努斯劝韦斯帕芗起兵反维特里乌斯时曾说:“我们所要面对的即非奥古斯都那种明察秋毫的慧眼,亦非提比略那种藏而不露的谨慎。”此类智谋韬略和谨饬审慎的确是不同的习性和才能,应当加以辨别区分;因为一个人若是有洞察力,能判明何事当扬,何事当匿,何事当半张半掩,且能看清这扬匿张掩该对何人并该在何时(这实乃塔西佗所谓的安身治国之要术),那掩饰伪装之习性于他就是一种不利的妨碍。但一个人若是做不到明察秋毫,他通常就只能故作姿态,讳莫如深;因在遇事不能守经达权或随机应变的情况下,最好是采取这种往往都万无一失的策略,这就好比目力不济者须缓缓而行。无可否认,古往今来的豪杰行事都光明磊落,都有诚实守信的名声;然而他们就像训练有素的骏马,前进时能判断何时该停步,何时该迂回;而在这种时候,即当他们认为某事非隐瞒不可并真将其隐瞒之时,他们一般都能瞒过世人,因他们坦荡诚实的名声早已远扬,这往往使他们的欺瞒几乎不为人知。
自我掩饰有上中下三策:上策为不露声色,守口如瓶,用此策者可使自己不显破绽,不被看穿;中策为施放烟幕,欲盖故张,用此策者可故意露一些迹象以隐其真;下策则为弄虚作假,乔装打扮,用此策者常煞费苦心地把自己伪装成另一类人。
说到上策,守口如瓶实乃听忏悔的神父之美德;嘴紧的神父无疑会听到许多忏悔,因为谁肯向多嘴的人敞开心扉呢?但某人若被认为嘴严,他就会吸引人来向他倾诉,正如室内的热空气会吸引屋外的冷空气一样;而这种倾述就像忏悔,只会使倾诉者心灵释然,不会被世人加以利用,所以嘴严者常能以这种方式探悉到诸多情况,尽管世人多乐于宣泄积愫而不是吐露隐私。简而言之,能守口如瓶方有权知道他人的秘密。另外(实话实说),袒露总是举措失当,无论是敞露心胸还是赤裸身子;而行为举止若不肆意张扬,人便可平添几分尊严。至于那些爱高谈阔论的饶舌之徒,他们大凡都既好虚荣又好轻信,因凡爱谈己之所知者往往也会谈论其所不知。故此请记住这句话:守口如瓶既是策略又是品行。而且在这一点上,人的面容最好别越俎代庖司舌头之职,盖面部表情泄心中秘密乃一可出卖其主人的致命弱点,它在极大程度上比语言更引人注意并更使人深信不疑。
说到中策,也就是施放烟幕,此策常不可避免地用在有秘密要保守的时候;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欲不泄密者必须是个善施放烟幕者。因世人太狡诈,不容你无偏无党,不容你心藏秘密而不向任何一方透露。他们会向你提出一大堆问题,会设法引诱你开口说话,会千方百计地挖出你心底的秘密,结果你若想避免一种违情悖理的沉默,那总会在某句话中露出破绽;即或你坚持杜口不言,他们也可能从你的沉默中品出味道,就如同从你的话语中探出口风一样。至于支吾搪塞,闪烁其词,那只能暂时掩人耳目。所以若不稍稍发挥一下施烟幕的才能,任何人都难以保守秘密;也可以说烟幕好歹是秘密的一层外衣。
但说到下策,也就是弄虚作假,乔装打扮,余以为除某些重大且罕遇的情况之外,此策与其说是计谋,不如说是犯罪。故弄虚作假(即用此下策)成性乃一种恶习。此恶习之养成或是因天生虚伪,或起因于生性怯懦,要不就是因为心中有鬼;而由于不得不掩饰这些弱点,掩饰者便会在其他事情上也弄虚作假,惟恐其作假技艺日渐荒疏。
伪装掩饰有三利:利之一是可麻痹对手,然后出其不意而胜之,盖人之意图一旦暴露就等于向所有对手发出了警报;利之二是可为掩饰者留下条通畅的后路,因一个人若是明确宣布要行何事,他就必须履行诺言,不然就会被对手推翻;利之三是可更好地洞察他人意图,因一个人若是暴露无遗,其对手就不会再向他表示相反意见,他们会干脆让他继续暴露,而把他们的语言自由变成心里的放肆。因此西班牙人有句精辟的格言:谎话可换取实情;仿佛掩饰伪装是发现实情的惟一手段似的。与利均衡,伪装掩饰亦有三弊:弊之一是掩饰真相者往往显得心里发虚,而这种发虚在任何时候都有碍于他射出的箭直中目标;弊之二是假象会迷惑许多也许本可以与之合作的朋友,结果会使作假者几乎是孤家寡人地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弊之三亦是最大的弊端,因为以假掩真会使人丧失最重要的行为工具,即失去信任。故最完善的人品素质须兼有坦荡诚实的名声、守口如瓶的习惯、适当的掩饰技巧以及在迫不得已时才使用的伪装能力。
P11-13
一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是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他于一五六一年一月出生在伦敦一个官僚家庭,十二岁时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Cambridge),十五岁时作为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到巴黎供职,一五七九年因父亲病故而辞职回国,同年入格雷律师学院(Gray’s Inn)攻读法学,一五八二年获得律师资格,从此步入浩瀚的学海和坎坷的仕途。培根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仕途屡屡受挫,直到詹姆斯一世继位(1603)后他才开始走运,一六○三年受封为爵士,一六○四年被任命为皇家法律顾问。一六○七年出任首席检察官助理,一六一三年升为首席检察官,一六一七年入内阁成为掌玺大臣,一六一八年当上大法官并被封为男爵,一六二○年又被封为子爵。一六二一年,身为大法官的培根被控受贿,他认罪下野,从此脱离官场,家居著述,一六二六年在一次冷冻防腐的科学实验中受寒罹病,于同年四月去世。
二
虽说培根大半生都在官场沉浮,但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他终生未辍的哲学思考和文学写作。他才华出众且雄心勃勃,立志要对人类知识全部加以重构,为此他计划写一套巨著,总书名为《大复兴》(Instauratio Magna)。培根只完成了这一计划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两卷本的《学术之进步》(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书中抨击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论证了知识的巨大作用,揭示了人类知识不尽如人意的现状以及补救的方法;该书的拉丁文版扩大成九卷,书名为《论知识的价值和发展》(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arum,1623)。《大复兴》之第二部分是单卷本的《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这是培根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近代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广泛的影响。培根于一六二二年出版的《自然及实验史》(Historia Naturalis et Experimentalis)可被视为《大复兴》第三部分的序章。除此之外,培根的主要著作还有《论古人的智慧》(De Sapientia Veterum,1609)和《新大西岛》(New Atlantis,1627)等等。
三
培根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作就是他的《论说文集》(Essays)。这本书一五九七年初版时只收有十篇文章,一六一二年版增至三十八篇,一六二五年版(即末版)增至五十八篇。在培根逝世三十一年后的一六五七年,有一个Rawley版将培根的未完稿《论谣言》(Of Fame)作为第五十九篇收入其《论说文集》,但由于该篇只有“启承”尚无“转合”,故后来的通行本仍多以五十八篇为标准。《论说文集》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等,几乎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培根对他谈及的问题均有发人深省的独到之见。《论说文集》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几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欢迎,据说有不少人的性格曾受到这本书的熏陶。于今天的青年读者,读《论说文集》就像听一位睿智的老人侃侃而谈,因为《论说文集》里包含着这位先哲的思想精髓。
四
笔者认为译散文作品的原则也应和译诗原则一样,即在神似的基础上追求最大限度的形似。对译文的语言表达,笔者每每有这样一种考虑:若令原作者用中文表达其原意,他(她)当作何语?正是这种考虑使笔者将“It is a prince’s part to pardon”译成“高抬贵手乃贵人之举”(见《论复仇》,或将“Seek not proud riches,but such as thou mayest get justly,use sobedy,distribute cheerfully,and leave contentedly”译成“千万别为摆阔炫耀而追求财富,只挣你取之有道、用之有度、施之有乐且遗之有慰的钱财”(见《论财富》)。这个译本可谓笔者对Bacon’s Es。says之解读,将其公之于众是因为笔者相信自己读有所悟,并相信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译本对一般读者了解培根的随笔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