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数年的明朝，实在乏善可陈，除了一成不变的政治斗争，就是连绵不绝的战争，但作者却以超脱的眼光来观察历史，用饶有趣味的故事向人们展现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情节生动，文字流畅，使读者在轻松阅读之时，感受到历史本身的魅力。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

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度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入大入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引言

一、崇祯元年：一个惊心动魄的精彩开局

 1.朱由检受命于危难之际

从朱常洛到朱由校

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

魏忠贤与阉党专政

魏忠贤个人崇拜运动

朱由校的绝嗣

兄终弟及，朱由检继位

 2.不动声色，逐元凶处奸党

大智若愚，继续优容魏、客

舆论的逐步升级

“许太监魏忠贤引疾辞爵!”

魏忠贤之死

 3.清查阉党，除恶务尽

追究魏忠贤、客氏及五虎、五彪的罪状

清查阉党逆案

销毁篡改历史的《三朝要典》

公布阉党逆案名单

二、急于解决的辽东心腹大患

 ——毛文龙与袁崇焕的悲剧

 1.袁崇焕督师辽东

后金的兴起与辽东的形势

宁远大捷

应召提出平辽方略

钦差出镇行边督师

 2.同室操戈：毛文龙之死

毛文龙其人其事

“将江山而快私忿，操戈矛于同室”

先斩后奏，袁崇焕处死毛文龙

青史凭谁定是非

 3.己巳之变与袁崇焕的悲剧

己巳之变

袁崇焕被捕入狱

袁崇焕之死

三、难以应付的中原民变

 ——杨鹤杨嗣昌父子的悲剧

 1.陕西三边总督杨鹤的败局

出任陕西三边总督

招抚神一魁

抚局之败

 2.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十面张网”

从陕西、山西到河南

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东南

杨嗣昌“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

张献忠谷城受抚，李自成商洛息马

 3.“盐梅上将”督师中原

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

李自成、张献忠重新崛起

“盐梅今暂作干城”

 4.“尽瘁堪悯”：杨嗣昌之死

与下属关系一筹莫展

“好个杨阁部，离我三天路”

“呕血伤心，束身俟死”

四、“崇祯皇帝遭瘟了!”

——温体仁的得宠与失脚

 1.枚卜事件与钱谦益的革职

会推阁员的枚卜事件

温体仁与钱谦益的当面对质

钱谦益“革职听勘”

 2.温体仁与周延儒的倾轧

对钱龙锡的政治报复

温、周相轧与周延儒的下台

 3.总是遭瘟

温体仁的得宠

妄图推翻钦定逆案

对文震孟的打击报复

郑鄤的惨死

 4.皇帝圣旨：“放他去!”

温体仁何以能受宠达八年之久

心术不正，专务刻核

钱谦益被捕入狱

温体仁的失脚

五、恩深惭报浅

——周延儒的复出与赐死

 1.没有温体仁的温体仁主义

“传衣钵”的张至发

“一踵体仁所为”的薛国观

 2.复社与周延儒的复出

晚明文人社团：应社、几社、复社

复社与《绿牡丹传奇》事件

复社与周延儒的复出

 3.姜琛、熊开元之狱

“二十四气”与姜埰案件，

熊开元的获罪与周延儒

刘宗周：“厂卫是朝廷私刑”

姜埰、熊开元的晚景

 4.“勒令周延儒自裁!”

“朕恨其太使乖”

周延儒致仕后的风波

吴昌时以“把持朝政”罪处斩

周延儒在劫难逃

六、无力回天的末世英雄

 1.卢象升：“食尽力穷，死在旦夕”

从郧阳抚治到五省总理

全歼闯王高迎祥

调任宣大总督

戴罪立功，战死沙场

 2.孙传庭：“我今不死非英雄”

“设伏出奇”，俘获闯王高迎祥

潼关南原，李自成全军覆没

“托疾规避”，逮捕入狱

临危受命，战死潼关

 3.洪承畴：“灭寇雪耻”成泡影

出任蓟辽总督

为解锦州之围，盲目出击

松山陷落，洪承畴被俘

并非“节烈弥笃”

 4.秘密议和，陈新甲成替罪羊

朱由检:“不妨便宜行事”

别具一格的和平谈判

秘密泄漏，举国哗然

陈新甲之死

七、崇祯十七年：“鼎湖当日弃人间”

——并非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

 1.“朕非亡国之君”

“朕自御极以来，夙夜焦劳”

刻意仿效唐太宗的末世英主

后宫生活一瞥

周皇后与田贵妃

 2.出征、南迁、勤王，一筹莫展

李自成：“嗟尔明朝，大数已尽”

形式主义的“代帝出征”

举棋不定的“南迁之议”

鞭长莫及的“勤王之师”

 3.煤山自缢，以身殉国

艰难的最后时日

“讲和”乎?“亲征”乎?

以身殉国的前前后后

 4.王朝的末路

穷途末路的形形色色

祭奠与下葬

“冲冠一怒为红颜”

皇太子生死之谜

兄终弟及，朱由检继位

既然皇帝绝嗣，皇位的继承人只有按照“兄终弟及”原则，在他的弟弟中选择了。朱由校的父亲朱常洛有七个儿子，长子就是朱由校，其余诸子大多年幼夭折，硕果仅存的只有五子朱由检。朱由校一死，皇位只能传给朱由检了。但是，这是客、魏最不愿意接受的事实，他们希望由可以控制的傀儡来继位。

朱由检与朱由校是同父异母兄弟，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比他的长兄小五岁。天启二年(1622)，他被册封为信王。天启六年(1626)，他已经成年，按照惯例，必须从内宫迁出，前往信王府邸，正式开始他的藩王生活。次年，十八岁的信王举行了婚礼，王妃周氏是城南兵马司副指挥周奎之女，由皇嫂——懿安皇后亲自从三名候选人中圈定的。

朱由校这个人，在政治上很昏庸，但是对于皇后张氏、五弟朱由检，却十分注重情义。有两件事最能说明问题。

其一是，某日，宫门内发现匿名传单，上面列举魏忠贤种种劣迹。魏忠贤怀疑此事出于皇后之父太康伯张国纪等人之手，企图抓住机会整一下张国纪，从而动摇皇后的地位，由自己的侄儿魏良卿之女取而代之。他指使顺天府丞刘志选上疏诬陷张国纪。朱由校果断地下旨谴责刘志选，使得阉党分子不敢轻举妄动。

其二是，某日，朱由校来到皇后宫中，看到书桌上放着一函书，便问皇后在看什么书，皇后回答说《赵高传》魏忠贤得悉此事，认为皇后以赵高影射他，怒不可遏，次日就在宫内埋伏全副武装的士兵。朱由校发现后，立即命令把这些士兵押送东厂、锦衣卫处置。魏忠贤企图借题发挥，诬告张国纪“谋立信王”，大开杀戒。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一向对魏忠贤唯命是从，这次却极力劝阻，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主上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如有不测，我辈就没命了。魏忠贤听了大惊失色，只得偃旗息鼓。

“凡事愦愦，独于兄弟夫妇间不薄”，寥寥数语，道出了朱由校对皇后与五弟的信任，这一点正是日后五弟朱由检在皇后支持下顺利继位的重要保障。

朱由校病危时，想到了五弟朱由检，八月十一日单独召见朱由检。朱由检与皇兄从小一起长大，自然有着同胞亲情，鉴于当时魏忠贤专政，朝廷内外人人自危，朱由检也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威胁，不得不表现出淡于权势的姿态，韬光养晦。按照《崇祯长编》的说法，朱由检“初虑不为忠贤所容，深自韬晦，常称病不朝”。这是一种大智若愚的韬晦之计，以远离政治和权力的方式，躲避权势倾轧，避免引起魏忠贤的猜忌。

这次接到皇兄的召见，无法推辞，他来到乾清宫西暖阁，向皇兄请安问疾。不料皇兄语出惊人：“来!吾弟当为尧舜。”这句话是耐人寻味的，虽然没有明说要他继承皇位，但是已经尽在不言中，希望五弟成为尧舜般的圣君。以朱由检的学识涵养，当然心领神会，不过他对于担当如此重任毫无思想准备，顿时有些惶恐，不敢答应，也不敢推辞。沉默了一阵之后，他才回答：“臣死罪，陛下为此言，臣应万死。”他的意思是说，陛下千万不应该做出这样的决定。他深知魏忠贤最为忌惮他的就是这一点，他长期以来韬光养晦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不得不委婉推辞。但是，朱由校早已深思熟虑，事实上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合适的人选，不容他推辞，再三勉励，并叮嘱他继承皇位后必须注意两件事：一是要善待皇后张氏，二是继续重用魏忠贤。对于皇兄的临终嘱托，朱由检已经没有推辞的余地。对于前一点，是不成问题的，由于幼年丧母，对于皇嫂他一向尊如母后，充满感激之情；对于后一点，却颇为棘手。这些年为了消除魏忠贤的疑忌，他总是给人一种与世无争的印象：衣冠不整，不见太监，目不旁视，不苟言笑。现在既要继承皇位，又要重用魏忠贤，使他感到如骑虎背，进退两难，必须运用高度的政治智慧，化解这个两难选择。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二日，朱由校在乾清宫懋德殿逝世，年仅二十三岁。

皇帝驾崩，魏忠贤封锁消息，秘不发丧。显然，他是别有用心的。这个野心家对于“九千九百岁”仍不满足，妄想再高升一步。几天前，他就和大臣们议论善后事宜，提出由他垂帘摄政的方案，企图把未来的皇帝当作傀儡。内阁大学士施凤来一向对他唯唯诺诺，但对于这种大逆不道的事，表示断然反对。魏忠贤只好作罢。

魏忠贤并非等闲之辈，此计不行，再出一计。自从皇帝召见信王以来，他就和掌握宫廷警卫大权的锦衣卫都督田尔耕秘密商量发动宫廷政变。田尔耕虽然是“阉党”骨干分子，却不敢密谋造反，不支持魏忠贤的提议。魏忠贤又和另一个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议论此事，崔呈秀也不敢轻举妄动，支支吾吾不开口。魏忠贤再三追问，他才吐出了一句话：恐怕外面有义兵声讨。魏忠贤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

关于魏忠贤心怀异志，野史还有种种传闻。例如：“阉党”分子向他献计，诡称皇后怀孕，暗中把魏良卿的儿子抱进宫内，搞一回“狸猫换太子”的把戏。然后由魏忠贤辅佐，仿效王莽辅佐孺子婴的方式，进一步篡位。例如：为了排斥信王，魏忠贤主张另立福王(按：万历皇帝之子)继承皇位。

种种迹象表明，魏忠贤不愿意看到他无法控制的信王登上皇帝宝座.

但是，毕竟有先帝明白无误的遗言在先，有皇后张氏的大力支持，魏忠贤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不得不向外颁布先帝的遗诏：“皇五弟信王(朱)由检，聪明夙著，仁孝性成，爰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丕绍伦，即皇帝位。”并且向外宣告皇后的懿旨：“召信王人继大统!”

于是乎，内阁大学士施凤来、黄立极和英国公张惟贤等元老重臣，遵照先帝遗诏、皇后懿旨，前往信王府劝进。按照传统礼仪，劝进的程序照例是三通，第一通、第二通信王朱由检委婉推辞，第三通才表示“勉从所请”。

这一切表明，朱由检继承皇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但是他自己似乎仍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当魏忠贤派来的忠勇营提督太监涂文辅把他迎人宫中时，他念念不忘的是进宫前皇后张氏对他的告诫：不要吃宫中的食物。因此，他在袖子里面藏了自家做的麦饼。这一细节，把当时朱由检的内心活动流露无遗。如此提心吊胆地继位，在中国历史上实在是罕见的怪现象。

朱由检知道魏忠贤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不得不有所警惕。进宫后的第一夜，他没有睡觉，而是秉烛独坐，静观事态变化。有一个细节很值得注意，一个巡逻的太监走来，朱由检请他把佩剑取下来，佯装观赏一番，然后留在桌上，许诺给以重赏。为了和巡逻的警卫人员搞好关系，他要近侍太监取来酒菜犒赏，众人对于新皇帝的平易近人十分感激，欢声如雷。他在宫中的第一夜就这样在战战兢兢中度过。魏忠贤虽然气焰嚣张，但也不敢对皇帝贸然采取大不敬的行为。

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在皇极殿举行即位仪式。

宫中三大殿从万历二十五年(1597)遭毁以来，直到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日才修复完毕，四天后就举行大典，忙得鸿胪寺官员不知所措。仪式举行得很简单，礼部堂上官、侍班史官、导驾科员、殿班御史一行人等，分东西两行排列未定之际，朱由检已经身着冠冕来到建极殿。他大声宣布：“百官免贺免宣表!”意思是取消了众大臣的致贺辞、宣读表章的程序。随后，他在一行人等的簇拥下，从建极殿经过中极殿来到皇极殿。两旁的侍班官向皇帝鞠躬，侍立于帘下，帘子卷起后，朱由检从中径登上九级御座，座位旁站立的两名太监在他的呵斥之下悄然退去。

两天后，朱由检颁布即位诏书，宣布年号确定为崇祯，把明年改为崇祯元年。P19-22

1368年建立的大明王朝，到1628年，已经走过了整整二百六十个年头，距离它灭亡的1644年，只有最后的十七年了。这就是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

崇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延续了十六年零三个多月，终于走到了它的尽头。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的子夜，即十九日的凌晨即将来临之前，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进入北京外城、内城，逼近皇城。千钧一发之际，走投无路的朱由检在紫禁城北面的煤山(即景山)自缢身亡。他的死，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老祖宗朱元璋在1368年建立的明朝，在这一年(1644)宣告寿终正寝。

李自成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但是他的大顺政权在紫禁城的日子，不过区区四十天而已。由于招降明朝总兵吴三桂不成，他亲自率领主力前往山海关征讨，遭到满洲铁骑的突然袭击，溃不成军，仓皇退回北京。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以后，迟迟没有举行登极仪式，到了大势已去之时，四月二十九日，匆匆忙忙在武英殿举行登极仪式，当了一天皇帝，第二天开始撤离北京。

五月三日，清朝的摄政王多尔衮一行，在骑兵的护卫下，乘着銮舆，浩浩荡荡进入朝阳门，直奔紫禁城。于是开始了清朝皇帝君临全国的时代，这一年就是清朝的顺治元年。

处在由明朝到清朝的改朝换代转折时期，崇祯十七年便有了特殊的意义。对于明朝的遗老遗少而言，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因而他们对于同样亡国的李后主所写的绝妙好词《虞美人》中的亡国之痛——“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充满了凄婉的共鸣，便不难理解了。清初，孔尚任的名著《桃花扇》上演时，离开明朝灭亡已经半个世纪了，据说，观众中那些依然留恋旧时代的人们被剧情感动得涕泪满襟，唏嘘不已，依然充满感伤。

大明王朝的最后十七年，实在是一个悲剧时代。按照王朝的周期性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延续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算不上短命。整个明朝，犹如一个大写的英文字母M，永乐、宣德时期出现了第一个高峰，它的标志就是震惊世界的郑和下西洋，被西方学者赞誉为“发现世界”的壮举。此后逐渐走下坡路，到了万历第一个十年，由于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改革，出现了万历中兴，使得万历时期成为明朝历史上最为富庶强盛的时期，缔造了明朝的第二个高峰。但是好景不长，皇帝为了消除张居正“威权震主”的影响，彻底否定了张居正的政绩，甚至以为他是“专权乱政”、“谋国不忠节。于是乎，万历后期政坛高层忙于朋党之争，忙于“窝里斗”，国事急转直下。到了天启时期，皇帝昏庸，朝廷大权落人大太监魏忠贤之手，形成“阉党”专政的局面，正直的官僚不是被革职，就是被杀戮，政局腐败透顶。

朱由检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继任皇位的。他严惩魏忠贤及其党羽，清查“阉党逆案”，为遭受“阉党”迫害的官僚平反昭雪，拨乱反正，希望再次营建一个中兴局面。然而时势已经大变，东北的清朝羽翼日渐丰满，明朝与清朝的战争屡屡败绩，满洲铁骑多次越过长城要塞，威胁北京及其周围地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造反大军，已成燎原之势，驰骋中原。这两股势力，都想取明朝而代之。大厦将倾，狂澜既倒，崇祯皇帝和他的大臣们，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心有余而力不足，上演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在这一幕悲剧中，每个人都在演出悲剧，皇帝以悲剧谢幕，大臣们也莫不以悲剧收场。

大明王朝无可奈何地走向灭亡，而且亡在一个颇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手上，不仅明朝的遗老遗少，甚至清朝的顺治皇帝，都扼腕叹息。其悲剧性就在于，并非亡国之君的朱由检演绎了一幕亡国的悲剧。平心而论，朱由检在明朝诸帝中，绝对不是一个昏君，说他出类拔萃，也毫不为过。他上台以后，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由于问题积累太多,内部早已蛀空，颓势难以挽回。无可奈何花落去，巍峨的王朝大厦，轰然倒下。朱由检本人以自缢的方式殉国。

这样的情节，怎不令人黯然神伤!

它以悲剧的形式，向人们展示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过程。我把这幕悲剧的细节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出来，目的是给予读者历史固有的深邃启示，并非只发思古之幽情。就好像我们观看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邓样，不必站在哈姆雷特的立场上，而是以超脱的眼光来远距离观察历史。  

19世纪独步欧洲史坛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一大贡献是把历史学变成一门科学。他的名言——历史的叙述应该是客观的、冷静的、无色彩的——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境界。我想尽量向它靠拢，是历史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接近历史真相，而与形形色色的“戏说”划清界限。

历史题材电视剧的“戏说”之风由来已久，人们一批评，编导们就借口“我们不是编历史教科书”来回敬。人们当然喜欢看有趣的戏，而不是乏味的教科书演绎。但是总不能老是让大家看“关公战秦琼”啊!如果听之任之，那么长此以往，就会在观众中形成一种“话语霸权”，把戏说信以为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到了那个时候，可就麻烦了。

当然，历史学家也应该检讨，为什么历史著作老是写得枯燥乏味，令人望而生畏?波诡云谲、风雷激荡的历史本来是有声有色的、生动活泼的，历史学家完全有可能把历史写得有声有色、生动活泼。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一个典范，他无须“戏说”，照样引人入胜，十分“好看”。近来很畅销的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著作的中译本《王氏之死》、《曹寅与康熙》、《皇帝与秀才》等，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例证。他用蝉讲故事”的方式，向读者介绍他的研究成果，把史料融会贯通，以生动的文笔表达出来，眼光敏锐，视角深邃而又独特，却又十分“好看”。

由此可见，追求“好看”，不一定非“戏说”不可，也就是说，“好看”不必以牺牲历史真实为代价。历史作品的生命就在于真实，没有了真实，再“好看”也是没有意义的。

这也可以说是我写本书所遵循的原则。书中所写的都是真实可信的，也就是所谓信史，都有历史文献的依据，都有案可查。但是作为大众读物，不必引经据典，一一注明出处。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阅读障碍，在生动的情节、流畅的文字中，感受阅读的乐趣。如果在轻松的阅读之后，各位可以从一个王朝走向灭亡的悲剧中，获得这样那样的启示，那是历史本身的魅力。我只不过是把这种魅力传达给各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