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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实力与智慧的较量(轰动人类社会的70次外交活动)
分类 人文社科-政治军事-国际关系
作者 宫少朋//顾德欣
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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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编辑推荐

在古代,外交家一旦占据了外交舞台,就能演出精彩纷呈的剧目。对于近代外交家来说,虽然他们的言行未必能如古代外交家那样大都能载于史册,但由于身为派往驻在国的全权代表,故具有决定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力,因而仍能使自己的形象闪动在国际舞台上。现代外交则仿佛一个快速旋转、色彩杂驳的万花筒。

在外交史上,有数不清的悲喜剧和数不清的情节与角色,尤其是20世纪和本世纪初的精彩外交演出,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始终以它独有的作用与魅力,演奏着令人兴奋激动、经久不衰的曲目。

内容推荐

本书主编为中国外交学院和国防大学的学者,长期从事国际关系方面的教学与研究,有许多较高造诣的论著。

本书主要描述自国家出现在人类历史长河以来,外交舞台上的悲喜剧。古希腊外交家博学强辩,演说如高屋建瓴,一泄千里;近代常驻使节制度的建立给达官贵人炫耀风采提供了机会,但也充满着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行为;现代外交乘着无线电波和喷气飞机将世界编织成一幅村落图,然而,热战的刀光和冷战的剑影常常使人不寒而栗,说不清哪一天这个地球村会毁于一旦。外交戏剧情节奇特、高潮迭起,但翻捡外交演变史,变化的是方式、策略和手段,不变的是利益、实力和秘密。外交始终以它独有的作用和魅力,上演着令人兴奋和经久不衰的悲喜剧。“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请您在浏览千年来的外交演出中,亲自把握一下历史命运的脉搏。

目录

前言

辩论·计谋和结盟的变奏 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外交

弱燕谋强齐 苏秦出使齐国

敌国使者不准入城 布匿战争期间的外交

骞持汉节不失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永载史册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

紫骝踏雪度阴山 明使陈诚五赴西域

确立现代外交的根基 30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不失永相和好之意 《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缔结

“外交革命” “7年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

艳色外交 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

退一步,进两步 俄国与《提尔西特和约》

徒步于街头的大使 美国独立战争与外交

大国欢颜小国泪 维也纳会议

空洞而响亮 神圣同盟的建立

不充当英国军舰后边的小艇 美国提出门罗主义

大型误会喜剧 克里米亚战争前后的大国外交

争圆金桥梦 19世纪的东方问题

勾心斗角,貌合神离 三皇同盟与三国同盟

侵害他人的缓冲区 英、俄两国在中亚的争夺

直尺与三角板酿造的冲突 列强瓜分非洲

友谊?侵略? 菲律宾之战与门户开放政策

争夺远东霸权 日俄战争与《朴利茅茨条约》

“正义者”的密谋 协约国瓜分世界的计划

“和平”梦幻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体系

制度化的国际会议 国际联盟的初衷

纸上谈兵话太平 华盛顿会议

故国伤心只泪流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

“西亚病夫”站起来 土耳其凯末尔革命

包羞忍辱,留住青山 《布列斯特和约》的缔结

语言天才的魅力 契切林和热那亚会议

强权政治中的和平幻想 《白里安—凯洛格公约》的诞生

在夹缝中求平衡 德国的施特莱斯曼外交

50年后话短长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

政治毕竟是政治 风云变幻的1939年

历史的悲剧 《慕尼黑协定》的出笼

设计未来的和平大厦 《联合国家宣言》的诞生

奋斗的孤独 戴高乐与卡萨布兰卡会议

交易三法 罗斯福的雅尔塔之行

经济秩序大架构 布雷顿森林会议

联盟合作的结晶 联合国的建立

德国分裂的序曲 4国分区占领德国

日袅伏首“密苏里”舰 日本签署投降书

正义与邪恶 纽伦堡、东京国际审判

大国妥协的产物 《五国和约》的缔结

80年的怨仇何处来 《贝尔福宣言》与巴勒斯坦

冷战第一波 柏林危机

西欧复兴的原动力 马歇尔计划

拔刀相向两对头 两大军事集团的建立

不是边界的边界线 “三八线”的形成

争端不已的祸根 《蒙巴顿方案》的出台

不能白挨一记耳光 南、苏两国关系破裂

违背战时承诺 《旧金山单独对日和约》的签订

偶然与必然 西欧联合进程

历史上的第一次 万隆会议

一个国家和40年的战争 以色列国的诞生

湍急的旋涡 柏林墙的出现

风雨板门店 朝鲜停战谈判

结束敌对行动 关于印支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核灾难的边缘 古巴导弹危机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中、苏两国分裂经过

“迷途羔羊”的三重目标 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

杜鹃滴泪望雪山 中、印两国边界冲突

使全世界大吃一惊 基辛格秘密访华

外交政策的分水岭 尼克松主义

“人家要你离开他的房间” 戴高乐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

快节奏的外交三人舞 埃、以两国实现和解

卡紧石油龙头 阿拉伯国家拿起石油武器

核巨人的第一次握手 部分核禁试条约的签订

十年磨一戏 美、苏两国限制战略武器会谈

海洋法典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

“二加四” 两德统一前的外交

两大体系归一流 20世纪的战争法规

冰山在消融 核武器削减三步曲

安理会的困窘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

地球村的警号 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结束“遗臭万年”的战争 美、越两国签订和平协定

主权不容谈判 中、英两国香港问题会谈

化剑铸犁的起点 《巴以和平协议》的诞生

后 记

试读章节

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各国在争夺对陆地和海上霸权的同时,演出了一幕幕令人目不暇接的外交剧目,将外交学的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

希腊和伯罗奔尼撒的冲突最早见于雅典修筑城墙的记载。雅典打败波斯人之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筑城墙。当时,雅典人的“大部分房屋变为废墟,只有少数曾为波斯的重要军官所驻扎的房屋还保存着”。斯巴达人知道雅典修筑城墙,便派遣使团前去阻挠,要求雅典人不仅停止修要塞,而且要和斯巴达人一起摧毁除伯罗奔尼撒以外还存在的要塞。古希腊历史学家修基底德说,斯巴达人的意图是阻止雅典变得强大。雅典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担负起赴斯巴达谈判城墙问题的使命。地氏临行时,告知国内:待他走后,等城墙筑到一定高度后其他谈判代表才能离开雅典。地氏去斯巴达后,“并不马上谒见政府当局,利用各种借口拖延”。斯巴达当局问及地氏为何不出席民众会议时,他故做诧异状,称不明白为什么其他代表至今未到。当传来雅典正在修筑城墙的消息,斯巴达人就此事询问地氏,他劝他们不要为谣言所误,如不信则派人一看便知。此时,地氏又秘密通知国内将斯巴达派去观察的代表羁留至地氏及其同僚返国时为止。雅典人闻讯后加快筑城速度,“任何私人房屋或公共建筑,只要对于筑城有用的,便一律拆毁,在所不惜。”当城墙修筑到相当高度时,地米斯托克利往见斯巴达当局,挑明一切,称雅典现在已经设防,无论是斯巴达人还是他的同盟者,应承认雅典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利益和雅典其他国家的利益。斯巴达人对此除感到烦恼外,别无良策,只得放地氏一行回国。

随着雅典的强大,雅典与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联盟的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双方在诉诸武力之前,进行了长达5年的外交战。各方代表利用外交讲坛,酣畅地发挥自己的口才,滔滔不绝地进行着雄辩。外交努力终归受制于各自物质利益的追求。外交辩论的舞台虽给人们留下外交家们的光彩形象,但不能滞阻持续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

伊庇丹努是科西拉的一块殖民地。公元前436年,伊庇丹努发生民主派与寡头派之争。民主派求助于希腊的大国之一的科林斯。科西拉也是一个海上大国,闻讯后要求科林斯同意将伊庇丹努问题交付仲裁。科林斯对此置之不理。科西拉遂求助于雅典,要求参加雅典军事政治同盟。随后,科林斯与科西拉的代表在雅典展开辩论。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中,以较长篇幅记述了这些辩论。科西拉的代表要求加入雅典的同盟,“如果你们允许我们的请求的话,你们会发现,我们在这个时候加入同盟,在许多方面是一件好事。首先,你们不是帮助侵略者,而是帮助被侵略的人民。第二,现在我们正在极端危机之中,如果你们在此刻欢迎我们加入同盟,我们会对你们永远感激。第三,除你们之外,我们是希腊最大的海军势力……如果你们建立这样的海军势力,你们一定会花费很多金钱,如果我们站在你们一边,你们一定会很乐意的。这样看来,我们自愿参加你们的阵容,投靠在你们一边,不致引起任何危险,或任何费用,难道这对于你们还不是一件难能可贵而且将引起敌人嫉妒的幸运吗?”科林斯的代表攻击科西拉人说:“科西拉人用‘聪明’、‘中庸’等字眼来描写他们不参加同盟的旧政策。事实上,他们的动机完全是恶意的,他们完全没有什么好心肠。他们不要同盟者,因为他们的行动是不正当的,他们耻于招进他人来看见他们自己的恶行。”科林斯代表的万言辩词未能说服想称霸希腊的雅典人。科林斯与科西拉交战,雅典站在科西拉一边。两科之战后,雅典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矛盾趋于激化。

不久,在卡尔息斯半岛的波提狄亚问题上,雅典与伯罗奔尼撒交恶。波提狄亚是科林斯的移民,但向雅典纳贡。双方都想完全掌握对该地的控制权。雅典派军队包围该地后,科林斯和雅典的代表在斯巴达召开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会议上展开一场大辩论。科林斯人诉苦,称雅典人包围自己的殖民地波提狄亚,那里有科林斯人和其他伯罗奔尼撒人。雅典代表则控诉科林斯支持它的纳贡同盟城市叛变,并且和波提狄亚人联合起来向雅典作战。科林斯代表激昂地诉说了雅典人横暴行为之后说,“假如关于雅典对整个希腊的侵略,还有任何怀疑或不够清楚的地方的话,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把事实摆在你们的面前。”他用有力的对比方法将“他们”(雅典人)和“你们”(斯巴达人)做了比较:“他们果断而你们迟疑;他们总是在海外,而你们总是留在家乡。”“他们一开始想要一件东西,他们就马上取得了那件东西,他们的行动是这样迅速地和他们的决心相伴随……他们宁愿艰苦而活动,不愿和平而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生成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你们的迟疑不动,已经造成了许多祸害。现在你们不要再这样了。P1-3

序言

三组画面,三种外交。

画面一:

公元前433年,斯巴达使者浑厚的声音回荡在民众会议大厅:“……我们必须说服你们,首先,你们援助我们是对于你们自己有利的。”“其次,我们要说明,我们一定会感激你们的。如果在这几点上我们觉得我们的言辞不能说服你们的话,那么,对于我们使命之失败,我们一定不觉得诧异。”

战国时期,楚都寿春。楚成王静听纵横家的说辞,怦然心动,击掌称快。纵横家言道:“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六千余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故为大王计,莫如纵亲以孤秦……纵亲则诸侯割地以事楚,横合则楚割地以事秦,此两策者相去远矣,大王何居焉?”

画面二:

1814年秋,维也纳霍夫堡宫一个僻静的房间里,面部肌肉结实的沙皇正在和普鲁士国王耳语。普王澄清了他的意图:波兰名义上是一国家,但应归属俄国,沙皇是波兰国王,而普鲁士则要得到萨克森,沙皇点头同意,为维也纳会议定下基调。

约40年后,在彼得堡叶琳娜·保罗芙娜举办的一次晚宴上,沙皇携英驻俄大使匆匆走入了一个房间,和盘托出瓜分土耳其计划。沙皇对英大使说:“如果我们两国能取得协议,那么其他别的事对我都无关紧要。”“如果英国想在最近的将来插足君士坦丁堡,那我是不允许的。”

画面三:

1971年7月15日下午,美联社发出号外:尼克松总统将于当天晚间发表“重大声明”,“题目保密,西部白宫拒绝事先透露。”美国东部时间8时45分,在洛杉矶和北京同时宣布了一则新闻,称基辛格博士近日在北京同周恩来举行了会谈,尼克松将于1972年5月访华。

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1973年访美期间,向美国国会做了47分钟的电视演说。西方报道称:勃氏以平静、慎重和乐观的语调赞美了刚达成的美苏协议。他告知美国人说,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美、苏两国关系的改善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进一步活跃整个国际气氛”的广泛进程的一部分。

三组画面上分别叠印出不同的字样:古代外交、近代外交、现代外交。

古代社会,江河阻隔,高山横亘,海浪浮沉,荒漠无垠,“马危千仞谷,舟险万重湾”,“遥夜沉沉如水,风紧驿亭深闭”。古代各国交往有限,非有大事不办外交。由于舟船难远济,车马行路难,敌国少信,友邦多背,古代外交只发之偶然,且外交使节面临非比寻常的艰难困苦。张骞困于匈奴11年后抵大月氏,苏武滞留大漠22秋归汉。少往来,缺信息,促使各国渴望彼此交往和了解,外交使节被赋予特殊使命和权力。一国利益往往系于他们的秉性、才能与智慧。春秋末叶,游说家辈出。苏秦论天下大事,了如指掌;谈方略得失,成竹在胸。张仪等利诱威胁,迫魏入其彀中;施远交近攻计,破六国以连横。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15万言篇幅记述了古希腊外交家和政治家的演说。古希腊外交家高谈阔论,博学强辩,用词考究,逻辑缜密。演说高屋建瓴,一泄千里;答辩精巧舒展,以理服人。在古代,外交家一旦占据了外交舞台,就能演出精彩纷呈的剧目。与其说历史将困难留给了古代外交家,不如说历史将幸运留给了他们。

近代外交凭借轮船、火车和电报,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大陆开辟通道,海岛不再孤悬。“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常驻使节制度因各国交往频繁而设置,经常性外交给各国达官贵人炫耀风采提供了机会。在近代外交的300年中,西方大国外交面临同一个任务:抑制对手,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夺取更多的空间。贪婪狡诈、寡廉鲜耻、背信弃义、虚张声势、蝇营狗苟、翻云覆雨,成为近代外交的主旋律。19世纪中叶,俄国一位叫缅因采夫的大人物出现在土耳其首都,他以异乎寻常的傲慢态度对待土王公大臣。他认为土外交大臣法德“不诚实”,法德就得去职;他竟对土苏丹发脾气,披着大衣向苏丹说三道四。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和100年后的巴黎和会上,几个列强公然把弱小民族当成蛋糕,认为自己理应把它放在餐桌上。在分割“蛋糕”的时候,列强的姿态近乎于无耻。维也纳会议“谈判一开始,维也纳就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商队大客栈”,“谈判桌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在交际场上,风流倜傥,竞相使用美色克敌制胜。”俄皇亚历山大顽固执拗,动辄拔剑示威;梅特涅脸皮奇厚,连篇谎话;塔列朗常做绝望状,以头撞墙;卡斯尔雷老谋深算,脸上挂着冷笑。一次争论中,亚历山大竟指着梅特涅的鼻子,大声斥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之一,但在巴黎和会上再度蒙羞。美国总统威尔逊宣称“公理战胜强权”,曾被不少中国人称为“光明正大”、“世界上第一好人”。在和会上,威氏却尽食其言,为虎作伥,充当日本帮凶。他同意日本占领山东半岛,竟然找理由说日本贫瘠,故有必要在域外寻求安身之处。最终“和会仍凭战力,公理莫敌强权”。

著名外交家哈·尼科尔森在谈及旧外交(近代外交)的方法和性质时,表示了他对这一时期大国外交政策的憎恶:“在这三百年中的种种错误、恶行和罪过纷纷加在一起,给旧外交抹了黑。”

对于近代外交家来说,虽然他们的言行未必能如古代外交家那样大都载于史册,但由于身为引人注目派往驻在国的全权代表,又直接对王室或总统负责,故具有决定国家关系的重要影响力,因而仍能不时吸引聚光,使自己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可惜,交通和通讯工具的改进以及情报和消息来源的多样性削弱了他们的作用,使他们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古代外交家所特有的那种神秘和魅力。

进入20世纪后不久,现代外交通过无线电波、喷气飞机和计算机软盘将世界编织成一幅村落图。“月下江流静,乡村人语稠”,“荒村带返照,荒叶乱纷纷”。对外事务走出职业外交家的厅堂,各种代表团出访如过江之鲫。大国欺辱小国时不再振振有词,伪善者被迫和诚实人带着同样“平等”的头盔。夤夜之间,政要大员穿梭于数国;远隔大洋,国家首脑商议战与和。国际会议大厅,能齐集地球村民代表;电话电视转播,世界尽知五洲风云。

现代外交,如同服装模特儿,披着扑朔迷离的颜色和款式走来:个人外交、议会外交、公开外交、民主外交、多边外交、具体外交、技术外交、首脑外交、冷战外交、危机外交、走廊外交、穿梭外交、人质外交、会议外交……现代外交犹如一个快速旋转、色彩杂驳的万花筒。

外交方式在发展,职业外交官声望在下降。哈·尼科尔森感叹:现代外交大大地减弱了职业外交人员的作用。美国外交学家普利施科述及战后外交状况时称:“外交官通常被说成下降为仅是其政府的耳目、喉舌。据说,现在的外交官比起以前的外交官所拥有的处理权限和所负的制定政策的责任都少了。”职业外交官已被迫从前台退到后台,吝啬的舞台灯光已难得打在他们身上。

“事物之变,纷纭杂出,若不可知,有至理存焉。”外交演出内容、风格不同,但戏路似有不少相同之处。

相似之一:古今外交,莫不以国家利益为目标。战国时各国合纵拒秦,后又退出纵约,均为自身安全计。拒秦因为秦对各国构成威胁,和秦因为秦强己弱,一国无力与之抗衡,遂纷纷求和以自保。19世纪,英国首相帕麦斯顿曾直言不讳述及英国外交原则:“我们没有永久的盟友和永久的敌人。我们所有的是固定的、永久的利益,我们所要遵循的就是这些利益。”在整个19世纪,英无论联俄抗法,还是联法拒俄,目的只有一个,即避免一国在欧洲大陆建立霸权,以使英国能长久操纵欧洲政治天平。进入20世纪后,尽管有许多政治家做空洞说教,但依旧把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的准绳。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际关系著名学者汉·摩根索曾挑明西方大国外交的强权实质:一切都是为了夺取权力。什么是“权力”?“权力”就是对别国进行支配和控制、为本国服务的能力。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从不隐讳自己的国家利益观点,1989年,邓小平和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进行过一次坦率的谈话,他说:“我们都是以关心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和原则问题上,我们的胸襟是开阔的。”

相似之二:实力决定外交地位。无论是已逝去的岁月,还是鲜活的现实,外交离开实力依托,便只会露身于苦风凄雨之中。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得势不饶人。罗马人对迦太基使团说:“你们必须使罗马人满意。”何为“满意”?迦太基使者不解。罗马人称对手自然明白:罗马要铲平迦太基城。17世纪黑龙江畔,俄国侵略者(罗刹)为患中国边疆数十年,“侵扰虞人,戕害居民”,嚣张异常。康熙二度用兵,包围俄国侵略据点雅克萨城。兵临城下,俄国不得不收敛气焰,同意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19世纪的欧洲,局势起伏跌宕,俄国曾想圆占领黑海海峡梦,但在英、法两国强大舰队面前,被迫龟缩于黑海,甚至一度失去在黑海的军事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10年的美、苏两国核裁军谈判,依实力变化而做曲线运动,最后达成的政治协议几乎是双方核力量对比的“拓片”。

相似之三:秘密协商。重大外交行动断然少不了“秘密”二字。外交纽带是坚固的,因为它联系着各国的利益;但它不是脆弱的,因为不易找到双方利益的最佳结合点。如果双方或一方对自己利益或取得利益的方式的理解走进误区,最佳结合点可能会跌入迷雾谷中。为了减轻外交谈判因找不到该结合点而受到的挫折、打击和出于其他难以告人的目的,秘密行事遂大行其道。

古希腊外交家地米斯托克利隐瞒出使斯巴达的真正意图,直到希腊城墙修筑到一定高度后才向斯巴达当局挑明。俄国外交大臣和英国驻彼得堡大使在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漫长交涉中,守口如瓶,向外界未泄露一字,最后达成1907年英俄协定。迟至1914年,法国国会对法俄军事协定(1892)的秘密条款仍一无所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标榜“公开协议公开达成”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和会上背着弱小国家和民族,和其他列强秘密协商,使中国代表团的努力“虚掷东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外交,几乎全部隐没在秘密的夜色中。美、英两国大西洋首脑会晤,当地美国空军飞行员以为港湾中密集的舰只是海军在例行演习。雅尔塔秘密协定在1年之后才向当事国中国透露。1971年的一个夜半时分,巧装改扮的基辛格悄无声息地登上飞机,开始了神秘的北京之行。美国戴维营里,美、以、埃三国首脑在秘室中策划与争吵后,产生了具有轰动效应的埃以和约。应看到,即使那些在电视镜头里张扬的会谈,也是产生在谨慎、耐心的秘密磋商之后。公开化只是针对谈判结果,而不是针对谈判过程。被称为20世纪优秀外交家的康邦写道:“保密一旦被抛弃,任何结果都将不可能。”

翻检外交演变史,变化的是方式、策略和手段,不变的是利益目标、实力依托和秘密协商。普利施科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真正地替代外交。”尼科尔森断言:“健全的外交的原则是不变的。”外交始终以它独有的作用与魅力,上演着令人兴奋激动和经久不衰的剧目。

外交戏剧情节奇特、风格迥异、人物夸张、高潮迭起,但不外乎悲剧和喜剧两种样式。中世纪的欧洲对悲喜剧曾有约定俗成的解释:凡始于平静而结局悲伤的故事,称为悲剧;由纷乱和苦恼开始而以喜悦结束的故事,称为喜剧。应该说,外交谈判的结局不是以悲伤就是以喜悦结尾的,因此,悲喜剧始终占据着外交舞台。

“多少六朝兴废事,尽入渔樵闲话中。”在外交史上,有数不清的悲喜剧,有数不清的情节与角色。这里只是“闲话”了作者认为可“话”的若干剧目,以使读者能在闲暇中浏览数千年来的精彩外交演出,亲自把一把不同时期中的不同国家和不同人物的历史命运的脉搏。

顾德欣

后记

参加本书撰写的有顾德欣、宫少朋、郑启荣、丛鹏、王帆、马绍林、任泽民,全书由顾德欣、宫少朋修改定稿。2007年9月,在第一版基础上,作者增删了部分内容,并对文字做了某些修改。

编者

2007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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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25/3/16 15: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