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频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谢稚柳是现代著名书画大家，也是著名的书画鉴定专家和诗人，本书记录了海派大师谢稚柳先生的生平故事。

谢稚柳是现代著名书画大家，也是著名的书画鉴定专家和诗人。原名稚，字壮暮、稚柳，后以字行。1910年生于常州，年少时随江南名字者钱名山学习经史子集、诗词歌赋，后来得到家藏书画作品的启发，开始着手于笔墨丹青，以画自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发现了清代名家陈老莲（洪绶）的梅花手迹，深受震动，决心效法陈老莲，从事绘画艺术。

谢稚柳还精于书画鉴定，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翻案功夫”，许多在画史上被鉴定为真迹的作品，经他精辟的分析，推翻了前人的定论，而做出合乎历史的真实评价。

本书记录了海派大师谢稚柳先生的生平故事。

第一章 谢家双玉树

谢氏家族

文化传承

谢家玉树第一枝

“我是从寄园走出来的”

第二章 石头城上月如钩

从花鸟向山水的转变

乌衣巷的斜阳

谢张之交

玉树第一枝的早折

黄山归来不看岳

东西南北之人

第三章 嘉陵江上客

烟水云山共风流：二谢结婚

在老年人的圈子里

为张大千代赋题画诗

书画红娘

《玉岑遗稿》出版

第四章 戈壁滩上看壁画

张大千沙海来鸿

去敦煌的路上

“我看到了什么？”

走自己的路

为张大千辩诬

历史带来的忧郁

艺术链条上少了一扣

再见了，莫高窟

第五章 几时重见蜀山青

画风丕变

巴山蜀水再攀留

结伴还乡

海上重逢张大千

诗家小谢画尤勤

张谢之别终无相见日

女儿们的回忆

第六章 三月江南景不孤

高山仰止的徐森老

收购唐画孙位《高逸图》

古思今情在一纸——《四美图》

艺术花开，并蒂双美

蒙冤受诬：“字画老虎”

江南无敌《十幅图》

敦煌艺术学的奠基：《敦煌艺术叙录》出版

补上绘画发展史上一个缺环

第七章 一个鉴定流派的形成

没有进上海中国画院

“着色竹”进人民大会堂

北行鉴定书画

烟江叠嶂起风波

对《簪花仕女图》的证辨

看《茂林远岫图》识燕文贵

科学鉴定的总结：《论书画鉴别》

第八章 十年浩劫中为古人招魂

牛棚诗话

霜丝满头学张旭

江南又见落墨花

有关“落墨”的学术抬杠

草原即景：《塞上马群》

鉴定唐摹本王羲之《上虞帖》

《鱼饮诗词》与《甲丁诗词》

蒋碧薇回忆录中的一段插曲

师生问答之乐

第九章 一片冰心照画图

俏粉骄红百态新：双人画展

《王文公文集》和《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的回归

友谊共白头：续写张谢之交

为古代书画立户口：八年鉴定

访美书画见闻

为古代画家编全集

台湾之行：对董源绘画的再思考

实现夙愿：丝路之行看壁画

第十章 人生何似百篇诗

行万里路

突破成规的《西湖小景》

相得益彰各显风流

小园蕉竹自生凉

绚烂后的平淡

后记

常州谢氏家风，最先是从谢稚柳的哥哥谢玉岑身上表现出来的。玉岑是谢稚柳哥哥的号，原名觐虞，当时有“江南才子”之称。

钱振煌看到谢家破落，一方面受姑母之命刻印《谢氏家集》，一方面又把谢玉岑接去读书。他认为玉岑比稚柳年长十二岁，是全家的支柱，应该先把书读好。他爱玉岑过人的聪慧，在玉岑十四岁时，即以长女钱素蕖许之。素蕖是一个聪明美貌的姑娘，出生的时候，庭院中自莲盛开，因以素蕖名之。素蕖善音乐，好读书，特别是对《资治通鉴》读得很熟，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两人结婚后，谢家无室可居，就住在钱家。谢玉岑先在温州第十中学任教，和当代词人夏承焘同事，两人交谊甚厚。当时两位学生蔡雄、苏渊雷，在1927年“四一二”事件中被捕入狱，蔡雄被杀害，玉岑深感伤怀，作诗云：“黉学常传月下歌，清游前梦堕银河。绛纱子弟才如许，槛风囚鸾可奈何。”

后来，谢玉岑到上海南洋中学教书。学人陆丹林评论玉岑的文章诗词云：“玉岑驭俪文探源徐、庚而能驭以奇气，议论闳辟，与袁随园为近。诗清丽似王渔洋，沉俊如龚定庵。词则出入两宋，在清真、梦窗之间，万口争传，信非私誉。”他擅长多种书体，尤以隶真行造诣精深。有一幅隶书，载入《当代名人书林》和《民国时期书法》(下)，现收入《中国书法鉴赏大词典》。这幅作品节临汉碑《杨淮表纪》，该碑的书法以朴茂奇肆，参差古拙而为世所称道。在这幅作品中，作者的临摹除基本上反映出原作的形貌外，多汇入个人的书艺意识。作者用笔方圆兼具，于腴润流动中寓生涩朴拙；字势时而方整峻茂，时而颀长疏宕，皆因笔势的疏密变化和错落移位，生发新姿；布局上颇得原作的参差形式，意象奇肆流荡，纵敛自如，在朴茂雄逸中又见冲和雅健、顾盼流连的风韵。这件作品非同一般的临摹复制品，其新理异态，足见作者恣肆不拘、难为牢笼的创作才情。其妻素蕖的书法亦秀逸清雅。这一对才子才女，十分相得，可惜二人皆体弱多病。

玉岑患的是肺病。在那个时代，没有特效药物，他靠教书担负一家人的生活，经济十分拮据。肺病是富贵病，全靠吃得好，他根本无此条件。加上性格内向，郁郁寡欢，更将病体推向绝境。在上海教书时，经常咯血，就写信给钱名山商讨医药事宜，钱素蕖得知，仓皇赶至上海。平时，素蕖把荤菜留给玉岑，而她又正在哺乳孩子，虽已疲惫憔悴不堪，但仍强作支撑。不料这一来素蕖的病比玉岑的病势更重。但家中子女幼小，需要她，只得告别丈夫回去。

这时，谢稚柳也常从常州来陪侍兄长。病榻之前，兄弟俩谈诗文，论书画。兄长看到弟弟的文章写得好，书画很有才气，感到宽慰。他怕影响弟弟的学业，总是劝弟弟：“你回去吧，好好念书。”稚柳凄然惨然，哪忍别去。

钱素蕖生第五胎时，得一女儿，她很高兴，可是，不几天，这个女儿就夭折了。这时的谢玉岑仍在上海，妻子生产，他工作丢不开，没能回去。后来，他又接到家书，说是素蕖患病，情况不祥，要他速归。谢玉岑船行两宿抵家，钱素蕖耳聋便泄，盗汗咳喘，不思饮食。原来，她患的是同他一样的病。谢玉岑在《亡妻行略》中记述其妻临终时的情景：“……吾入他室方就枕，而环侍者惊呼，则妻已终气矣。妻死时，诸儿女方酣睡，吾怜其娇小，不忍命之起，默然独抚妻发，视其颓然若入睡，不知何为悲苦，何为心灵，惟觉别一世界而已。”

妻子病逝，谢玉岑署别号“孤鸾”。他曾经对人说：“报吾师惟有读书，报吾妻惟有不娶。”他填孤鸾词悼亡《小重山·遣怀》一阕，词意凄切，好友书法家王蘧常读罢，深为所动，对玉岑说：“你这样把心肝都吊起来，太伤神了！”玉岑说：“难以忘怀啊！”

P6-9

郑重先生是上海知名的记者、文人，在写好他的报道的同时，郑先生的一大爱好是与上海的一批知名画家交往，在谈诗论画之间结成了莫逆之交。郑先生的这种交往起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交往当然是非功利性的。由于这一层关系，他受到了画家们的信赖，即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们相互之间也能说说真话。由此，也使得郑先生掌握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资格、有条件为海上画家们立传，写出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一代大家。传记贵在真实和有文采，通过一个人物折射出时代的特征，如同司马迁为我们中华民族开创的纪实传统那般。郑先生循着这条路，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他熟识的前辈画家——林风眠、谢稚柳、唐云、陈佩秋等一一道来。有时仅靠个人的回忆犹嫌不够，于是他又深入故纸堆里，在图书馆、档案馆不厌其烦地查找和核对资料。所以他的传记不是一般的回忆文章，而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结晶。这次，以他领衔撰写的这套海派画家传记陆续出版，带动了上海其他一些文人的加盟，我认为是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现在的时代，人们比较的浮躁，空泛地谈论海派概念，颠来倒去地玩弄一些词句的人何其的多，而沉静下来，扎扎实实地做一些梳理、考证、研究的，又是何其的少。

我们生活在这座美丽的城市，我们热爱它、依恋它，除了每年走在长满悬铃木的街道，闻着白玉兰花开的香气，看着灯光在老洋房之间闪烁，体味城市那种独一无二的温馨，最使我们难忘、引为骄傲而又似乎永远读不完的那本书，其实是这座城市中曾经生活过的那些人以及他们的故事，就像我每次去法兰克福书展自然要想起城市中歌德的故居，每次到阿姆斯特丹必定会去看看梵·高的艺术馆那样，名人是城市水远的名片。

上海的名人真是太多了，从政治家到文人，从学者到艺术家，真是写也写不完。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对海派画家有一点了解，同时也乐于看到有关他们的书一本本地出版。因为海派文化、海派，最早出处恰恰在于“海上画派”，后来的用法都是它的引申义；因为海上画派确确实实出了一批大师、大家：如国画家就有赵之谦、任伯年、虚谷、吴昌硕、谢稚柳、吴湖帆、程十发、陆俨少、唐云、沈尹默等等，留洋归来的油画家就有刘海粟、林风眠、颜文梁、关良、朱屹瞻等等。海上画派仅中国画，最早确定的代表性人物就有60多人，延续到二十世纪末，大师、名家就远不止这些了。

海上画派是有价值的，海上画派是什么呢？很难下一个科学的结论。我认为它是江南文化的精灵，是西洋文化的还魂。宋代南迁，在江浙苏皖尤其在江南形成了新的文化景观，文人画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宋以后的绘画史几乎成了江南画史，赵孟频起始的元四家、明四家、清初四王、浙派、皖派、金陵画派、扬州画派、西泠八家、华亭画派等等，这血脉相承的名流画派，最终都回归江南，汇结到文商并举的大都市上海。十九世纪中叶开始的五口通商，又使西风随商东渐，西洋文化在上海登陆、浸润、植根，开出了灿烂的新花。海上画派传承了祖宗传统的精华和异族的光辉，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分外妖娆，殊为难得。所以，它无论从哪个视角看去，都是绚烂多姿的，也是价值连城的。为有价值的画派、事物、人物立传，不是很有价值的吗？

           祝君波

           2007年12月

当我为《谢稚柳传》画下最后一个句号时，似乎是走完了一个艰难的旅程，没有写《唐云传》那种潇洒，没有写《林风眠传》那样凝练。这是为什么？是因为我对传主太熟？是因为传主的材料太多？是因为想通过传主的家事、朋友及艺事活动赋予更多的文化内涵？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艰难。

的确，我曾想透过谢稚柳现象来描述中国文化的传承问题。

探索中国文化的发展与传承，家庭的遗风在明显地起着作用，这也是我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点心得。晋室南渡之后，谢氏家庭作为中原衣冠到了江南，乌衣巷的钟鸣鼎食的气派，只是谢氏子弟生活的一个侧面，似乎没有给他们留下更多的印象，而向往自然、寄情山水的东山情韵的名士风流，倒成为谢氏子弟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家风。这种遗风从玉岑、稚柳昆仲上溯四代中，隐约可见。谢稚柳生活在动荡多事的时代，有着欢乐，也有着烦恼，有着畅达，也有着磨难，但他的内心深处不忘“东山之乐”与“谢公屐”的风雅。对谢稚柳性格中的这种天然的基因，在传中虽有所表现，但总有力不从心之窘，未显初衷，所以也就不能尽如人意了。

在中国画史上，我以为有三家可以相提并论：元人赵孟頫，明人董其昌，今人谢稚柳，他们在绘画上都是博古通今，从传统中开创新路，治书画鉴定之学，都是慧眼金睛，沙里淘金，或金里淘沙，辨真伪，别优劣，常有英雄所见略同之妙，在中国绘画宝库里，留下各自的光彩。特别是对宋人王晋卿的《烟江叠嶂图》，或鉴别，或兴咏，或寄以无限的钟情，彼此都是心有灵犀的通感与共鸣。对前人之迹，赵、董所见还局限楮绢之间，对“丝绸之路”上的千壁丹青，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以此而论，赵、董的眼力不如谢之开阔。为了对此三家加以比较，我查阅了不少资料，写作伊始立意有“画史三家”专章论述，在写作的进程中，不知进入一种什么样的怪圈，居然在全传中未有提及。虽想补写，但又终未能成文。

和稚柳先生交往三十余年，我虽不习丹青，但他常为我说诗或论文，彼此情谊在师友之间，相处甚为笃诚。我曾为他写过画册序言，编过年谱，又断断续续为他写过一些介绍与评述文字，友人笑我为“写谢稚柳文章专业户”，对于他的闲情逸事也颇有所闻，应该说有条件写出一本较好的传记来。但在落笔行文时，虽作了极力挣扎，但始终未能逃脱文字的旧辙。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像一个盲目的挖矿者，以往是东挖一个坑，西掘一个洞，如今要作整体开掘时，即进入难以收拾的窘境。深感前期的所作不但不是成绩，简直是一种破坏。因之我得出一个结论，要为某人立传，平时应只作积累，不动笔墨，蓄势待发，方能取得厚积薄发之效果。

在后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意在弥补上述之三不足，并以此取得知者的谅解。

当然，我也有感到值得自慰的地方，我写出了一个真实的鉴定家、画家、书家、诗人谢稚柳，没有送他走上神坛，没有为他涂抹非他所属的光环，而是让他生活在凡界，度完绚烂与平淡兼而有之的岁月。这也正是他生前希望之所在。

         郑重

        于百里溪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