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全程全景式描写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间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变迁的长篇纪实文学。

再现了中国历届政府为夺回海关自主权进行的斗争，从清政府努力限制海关势力的膨胀，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与海关洋人的斗争，民国政府对海关主权的逐步回收，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的消失。最后，作品还描写了爱国华人关员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共产党根据地内红色海关的战斗生活，以及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建立。

本书是一部全程全景式描写自鸦片战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多年间近代中国海关历史变迁的长篇纪实文学。

作品描述了鸦片战争前清朝旧海关的落后、腐败，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在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过程中，对海关的渗透、掠夺；讲述了英国人李泰国、赫德、安格联等是如何攫取海关总税务司职务，如何建立起外籍税务司制度从而全面把持了中国海关的控制权，如何在为殖民侵略服务的前提下对清政府、北洋政府等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施加影响……

作品再现了中国历届政府为夺回海关自主权进行的斗争，从清政府努力限制海关势力的膨胀，孙中山领导的广州政府与海关洋人的斗争，民国政府对海关主权的逐步回收，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的消失。最后，作品还描写了爱国华人关员对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共产党根据地内红色海关的战斗生活，以及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建立。

本书不仅仅是一部融文学性、史料性于一体的纪实文学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对海关工作者、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序 

第一章 海关与鸦片战争

 清海关很腐败，老外很无奈

 洋人们越告，朝廷越反感

 清政府只有“剿夷”与“抚夷”两种对外政策

 林则徐的禁烟运动

 英国人启动了战争机器

 有人给皇帝出了个馊主意

第二章 洋人进入海关

 《南京条约》签订10个月才有动静

 英国人在租界里设海关

 小刀会起义，洋人们闻风而动

 洋人组成的税务管理委员会进入中国海关

 李泰国向海关引入英国文官制度

 洋人一入海关就捞权

 全国海关统归洋人管理

 中国海关官员靠边站了

 洋人是这样管理海关

 在待遇方面洋人关员与华人关员的巨大差距

 海关的选人百里挑一

第三章 大清国的“第二外交部”

 大清帝国派观光使团到欧洲

 美国人任团长的大清外交使团出发了

 赫德劝朝廷放弃“天朝中心”的虚荣

 朝廷终于动了怜悯之心

 大清国海关伦敦办事处

 一个英国人在云南被杀

 结束中法战争的条约

 在澳门问题上葡萄牙人沾了海关的光

 大清开始办外交使的全是海关税银

第四章 海关与大清的“海军梦”

 慈禧太后惊了一身冷汗

 “阿思本舰队事件”

 “海军梦”的实现

第五章 洋务运动与海关

 赫德议论大清时政

 世界上发声最强的雾角响起

 大清邮局

 读惯四书五经的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洋知识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国的火车用马拉”

 欲罢不能的“洋务”

第六章 让世界了解中国

 海关在伦敦办报纸

 中国菜名扬天下

 赫德劝列强不要瓜分中国

第七章 海关如肉 列强似狼

 英国人在中国海关一直是“老大”

 海关的势力延伸到朝鲜

 德国人在海关里割出“国中之国”

 英法俄德硬逼清廷借他们的钱赔给日本

 日本人用“满洲国”当道具上演“夺权”闹剧

第八章 关税钱撑起大清半边天

 鸦片贸易带来的滚滚财源

 关税钱的分配和使用

 打仗是个无底洞

 皇帝、娘娘们也花了不少关税钱

 朝廷借债海关还钱

 用兵西北，左宗棠一人借外债7次

 法国人打过来了

 关税始终与赔款搅和在一起

 庚子赔款，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

第九章 辛亥革命给了洋人机会

 枪声，惊醒了安格联沉睡已久的梦想

 革命军要接管海关

 安格联终于如愿以偿

 中国用自己的钱还要别人批准

第十章 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斗争

 都是无知惹得祸

 英国人听不进马克思的话

 中国人很无奈

 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无助的呐喊

 里外不是人的安格联被革职了

 铁棒终于磨成针

第十一章 日寇对海关的掠夺

 面对日本人设的局，英国人甘愿上当

 日本人全面攫取占领区内的中国海关

第十二章 外籍税务司制度的垮台

 博览会让中国出丑的严重后果

 为了税务司制度，赫德决定保持沉默

 海关“温柔地”接受了改变

 中国海关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孙中山在广州与洋人叫板

 “关余事件”

 向洋人要权

 海关惹恼了广州国民政府

 还有不少人打海关的主意

 华人关员的待遇总算有了改善

 宋子文的恻隐之心

 关税保管权被中国人收回来了

 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消失

第十三章 走向光明

 易纨士的腿被流弹击伤之后

 怒火与激情

 “长征团”和“爱国捐”

 “海关师爷罢工了”

 迎接新中国解放

 跨过深圳河

第十四章 红色海关

 红军时期的海关

 解放区海关

 新中国海关总署的建立

后记

主要参考书目和资料

第一章 海关与鸦片战争

清海关很腐败，老外很无奈

1794年，清乾隆五十九年，春季的一天，英国驻广州的东印度公司大班①波郎，费尽周折，终于见到大清两广总督长麟。

长麟很不高兴，阴沉着脸，冷冷地问：“汝来广州上蹿下跳，意欲何为？”

波郎毕恭毕敬地说：“对于贵国海关的工作，我有几点建议，想呈给总督大人。”

波郎说着，从怀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书，欲递上去。

长麟不耐烦地说：“我老眼昏花，看不清，你拣要紧的说说就行了。”

波郎愣了一下，说：“一是英国的货运到广州，该上多少税银，请给个定数；二是英国人从广州到澳门，从澳门到广州，人、货都要收税，如果真有税，求给个单子，没有就免税；三是英国商人在广东做生意都已上过税，来到澳门又要上税，请求大人查明，若有税，我们就上税，如果没有，就请免去。”

长麟说：“本督统管的两广事务繁多，夷人商务无暇顾及。”说完，端茶杯示意送客。

波郎的要求本来很合理，却被长麟全部驳回。

这之后，几乎每年都有洋人来告状，一再要求公开粤海关税则，弄清楚究竟该付哪些税费，但都无人搭理，最后不了了之。

粤海关，是在广州设立的专门对外国商船征税的机关，是当时清政府惟一允许外国商船进入的关口。粤海关由海关监督管理，隶属户部。当地的总督、巡抚也有稽查的责任。

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在广州的23家外商，联名呈文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说，“我们对政府制定的税率，一点都不知道，请求颁发一份有关洋货进口应付税款的税则”。

这个要求自然如石沉大海，也没有音讯。

法国商人忍无可忍，向两广总督投诉，痛说粤海关监督指使属下百般勒索，欺凌备至，一年甚于一年，“天下再也找不出这样无理的海关”。

不但如此，洋人们还向他们各自的政府抱怨大清海关的腐败，要求政府出面进行干预。1835年，英国格拉斯哥工商联合会上书首相迈尔本，说：“中国的对外贸易背负许许多多的税饷和沉重的勒索，税率和征税方法是随意决定的。”次年，英国利物浦印度协会也上书迈尔本说：“对华贸易有两大灾难，地方官吏任意勒收税饷和行商垄断贸易。”

难道大清对海关真的没有一套完整的税收规则吗？

其实，粤海关征税是有章可依、有据可凭的，而且税率也比较低，平均税率只有百分之四。

早在十六世纪，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揭幕，欧洲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就来到了中国。1514年，葡萄牙人开始闯入广东沿海，甚至在珠江口建立据点，后又武装骚扰闽、浙沿海，明朝政府忍无可忍，派兵讨伐，将他们赶走。到了1561年，葡萄牙人用行贿的手段使明朝地方官承认澳门作为他们的居留地。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后，也曾企图征服中国。十七世纪，荷兰和英国代替葡萄牙、西班牙成为海上霸主。荷兰人强占台湾，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赶走。英国军舰1637年曾闯进珠江口，后被明军击退。从来都是好客和没有民族偏见的中国人，对这些显然并不是完全为了和平贸易目的而来的西方人，不得不实行包括海禁等严格的防范和限制。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下令开放海禁，因为当时已平定三藩且收复了台湾，内部统治秩序稳定，西方冒险家也不敢公然捣乱，只能以商人的身份从事贸易。为了公平、公正，朝廷明确制订了税则，还三令五申地要求，把税则刻在木板上，悬挂在海关大门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行“关务公开”。另外，朝廷还下令把税则印成小册子，将应税物品详细罗列出来，向商人们发放。实事求是地说，朝廷不但把税率订得比较低，对外商也比较照顾，认为他们大老远从天边的蛮夷之地到中国，很不容易。连了解内情的外国商人也认为，中国税率并不高，甚至与国际上的平均税率相比，还有点低呢。之所以税率比较低，因为朝廷根本就没有看上海关收的这点钱，那时海关的税收，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不到百分之一。

大清海关的关吏们看朝廷对外国人有防范心理且不关注海关，自然就无法无天，干脆把税则抛到九霄云外，自己在海关称王称霸。于是，一口贸易，惟我独尊，凡事由我做主，自然容易滋生出那么多的腐败。朝廷也定有抄家、充军边陲和砍头的纪律，来约束海关，但天高皇帝远，海关的关吏们并不害怕。

粤海关的关吏们对待外商的基本态度有两点：一是“榨夷”，把外商当成一块肥肉，尽情地榨取；二是“防夷”，尽量避免外商与官府直接接触。

因为粤海关是大清和外商发生关系的惟一的关口，每年有大量的外国货物进口和国内货物出口，税款多，可以钻的空子多，因而也造成不法的关吏们贪贿横行。

粤海关的腐败主要是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对外商敲诈勒索。

如果按朝廷颁布的税则去征税，会更大地促进中外贸易，但粤海关大大小小的关吏们，个人就无法发大财，不但捞不到银子去买官儿，甚至连过去买官的银子都收不回来。要知道，随着进出口货物越来越多，关税的收入在大清朝廷每年总收入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海关监督渐渐成了让人眼红的“肥差”，都是由朝廷内务府委派满族官员充任，而任期只有一年。贪欲越来越重，心目中想得到银子的数额越来越大，海关监督命令下属变着法子敲诈勒索，下面的关吏、关役在满足监督要求的同时，再层层加码，从中盘剥，总是老的勒索办法还在用，新的勒索的点子又来了，简直是个无底洞。

粤海关把这些敲诈勒索，美其名日“规礼费”。

本来，粤海关监督在税率之外加征24%，下面办事的关吏再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征了19%，这还没有把其他的苛捐杂税包括在内。过了若干年，新上任的粤海关监督郑五赛，又想出了一个附征税，这种附征税的随意性很大，完全凭情绪来定，高兴的时候少收，看着哪个老外不顺眼就多收，最高可以高到20%。他走后，新来的监督除继续收这个附征税外，又开始对所有出口物品征收10%的“缴送费”，这个“缴送费”也是越收越多。

此外，洋人的老婆、女儿如果上岸溜达溜达，每人也要缴8两的“太太税”。海关的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之所以收“太太税”，是因为洋太太金贵啊，这是看得起你们洋人。

根据朝廷颁布的海关税则，外国船舶分大、中、小三等，缴纳船钞，一等船收钞银1120两，二等船收钞银880两，三等船收钞银480两。经是好经，遇到歪嘴和尚，经就给念歪了。恰恰粤海关大大小小的关吏们，都是些歪嘴和尚，一心一意要把经往歪处念。

一次，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保卫号”披棘斩浪，好不容易来到广州，船还没靠岸，粤海关的关吏早已在码头等他们了。

船长兴冲冲地走下船，对两个关吏说：“这次运了一些棉布来卖，然后想买些茶叶、瓷器带回英国。”

船长还想说下去，见两个关吏脸色不对，立即咐咐随从，拿来两个玻璃杯子，送给两个关吏。两个关吏的脸色才稍微好看了一点。

船长还想接着刚才的话说下去，两个关吏不耐烦地说：“不用再说那么多废话了，先缴了2484两船钞，你们想买买，想卖卖。”

船长一听，瞪大眼珠子，结巴着说：“不是规定每艘船征收1120两银子吗！？”

关吏说：“那是三个月前的老黄历了，早涨了。”  “你们涨的太快，太没道理了。”

“我们要是真不讲理，就不让你们来。”

“我们来做一趟生意，出生入死，还不知道能不能赚到钱。”

“是死是活那是你自己的事，能不能赚到钱，也是你自己的事，我们可没有请你来。”

船长口气软下来，说：“不赚钱就不来你们广州做生意。但你们也不能索取太多，你们要懂得放水养鱼、养鸡下蛋的道理，如果我们都不来做生意，你们连一分钱都收不到。”

关吏说：“你不来还有别人来。”

船长见与关吏说不明白，说：“你们这样随意增长，损人利己。我们要到总督大人那儿去反映情况，让他来做主。”

经他这么一说，关吏的态度好了一点，说：“可以考虑减去400两。”

船长看出了端倪，知道关吏的新“税则”有猫腻，马上变口气说：“不行，要按你们三个月前规定的1120两。”P1-5

马忠源

中国的海关从古代海关转向近代海关，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

在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破了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南京条约》、《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港口成为通商口岸，列强在这些地方设置了领事馆。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在太平天国胜利进军的鼓舞下，举行起义，攻占了上海县城。设在外滩的海关被捣毁，江海关行政停顿，这给上海西方列强领事们提供了一个机会。9月9日，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和美国驻沪副领事金能亨，自行公布了一个《海关行政停顿期间船舶结关暂行章程》，规定外商船舶只要向领事提交一份40天内缴纳海关税金的期票，就可以离港。这样一来，江海关的税收，完全把持在列强领事之手，清政府三番五次地交涉，并想方设法恢复海关税收，都未得逞。

1854年6月29日，根据两江总督怡良的授权，上海道台吴健彰和驻沪英国领事阿礼国、美国领事马辉、法国代理领事伊担举行会谈，商谈“邀请”洋人帮助管理江海关的事宜，并以会议记录形式确定下来。从此，江海关对外商征税的权力，落到洋人手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1858年6月，《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南自广州，北至牛庄(今营口市)的整个海岸线被打开，上海因其地理位置居中，取代广州成为对外交往和对外贸易的中心。

1859年1月，两江总督何桂清委任英国人李泰国为江海关税务司。李泰国上任以后，对海关进行了改革，实施“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还制订了《各国商船进出起卸货物完纳钞税条款》等规章制度。通过改革，江海关的税收明显增加，1859年，其税收达到263万两，是户部定额的60倍。进而，李泰国攫取了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职务，中国海关的大权从此掌握在洋人的手中。

因“阿思本舰队事件”，李泰国被清廷解职后，总税务司一职由英国人赫德接任。赫德治下的海关，采用当较为时先进的西方管理制度，对各地海关实行垂直统一领导，进出口货物按章征税，申报、查验、估税、审核、征税、交款、验放，各个环节，都有制度保障，严防舞弊。海关的税收逐年增加，成为清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之一。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中国海关主权的丧失，以及外国人对中国经济的侵略和财政的控制。李泰国、赫德等尽管名义上服务于清廷，但其最终的目的则是为了“大英帝国在华利益”。

以西方式管理为特征的外籍税务司制度是伴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殖民侵略而建立起来的，但自这套制度建立后，海关税收确实日有起色，1860年10月以后，清政府对英、法两国的各800万两赔款，均由海关按季拨付，到1866年上半年全部还清。此后，清政府被强加于身上的一系列战争赔款和借款的偿还，大都是以海关税收支付。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海关还创建了中国近代邮政，采用了先进的航政设备和港务管理制度，建立了港口检验检疫制度和气象预报制度。为左右清政府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赫德等积极参与清政府的外交事务，以及海军建设和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政府的外交使团及驻外机构的经费和购买军舰、机器设备的费用，绝大部分由海关担保并支付。可以说，当时的海关对清政府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清朝的旧海关虽然独立自主，但架构落后，关员无能，很难管理日益增长的进出口贸易。尽管是帝国主义对华殖民侵略的产物，但洋人管理下的近代海关与清朝旧海关相比，还是表现出许多的先进性。清朝旧海关的行政由地方大吏管理，全国海关互不隶属，互不通气，规章制度也不一样；近代海关行政组织、人事管理、财务制度、征税章程统一。清朝旧海关实行包税制度，只要完成定额，之外的税款自行处理，大量税款流人关员个人腰包，为此，关员任意征收，对外商随意敲诈勒索；洋人统治下的近代海关，实行实征实报，征收费用和税款分开，保证税款不受影响。清朝旧海关没有财务制度，海关监督上任时，带一个账房先生管理账目，财务管理原始落后，永远是一笔糊涂账；近代海关请英国财务部专家专门设计了一套现代的财务管理制度，科学合理。此外，近代海关各部门管理人员，一般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获有博士、硕士、学士学位，具有财政、经济、行政管理、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这套较为完善的机构和管理制度，在外籍税务司制度没落并垮台后，被中国人所继承，并为现代的海关建设起到借鉴的作用。

为收回海关主权，历届中国政府都曾与洋人进行过这样或那样的较量，从清政府谋求削弱海关膨胀的努力，北洋政府把税率修改作为是否参加“一战”的砝码之一与洋人的交涉，孙中山及广州国民政府为收回海关权益而进行的斗争，民国政府在宣布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同时对海关主权的逐步回收，直至新中国建立后，外籍税务司制度在中国的最后消失，中国人民维护海关主权的斗争都值得大书特书。本书记述这一切，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海关的建设及新中国海关总署的成立。

《历史的痕迹——1840～1950年的中国海关》以通俗的语言、翔实的史料、简洁的笔触，为读者讲述了近代中国海关的发展历程。我们应以史为鉴，牢记历史，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理论的指导下，继往开来，使我们的海关事业走向更大辉煌。

有一天，偶然翻开《武汉海关志》，吃了一惊：原来是洋人统治近代中国海关近一个世纪。

我以为是我进人海关工作时间短，才这样孤陋寡闻，问身边的同事，也大多与我一样，知之甚少，即使老关员知道的也不多。于是，开始收集近代海关历史资料。

对海关历史了解的越多，就愈为她那不平常的历史所敬佩，就产生一种冲动：用通俗的语言，把近代中国海关历史说一说。

收集资料用了断断续续三年时间。2004年10月，曾专程赴厦门拜访中国近代海关史泰斗陈诗启教授，陈教授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教，并且提供了一些资料。武汉海关的离休老干部甘胜禄先生，也把他几十年来收集的珍贵资料，提供给我。

写这本书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近代中国海关发生的一些事儿，同时，希望海关的同仁们，能因海关曲折而又不平常的历史而感到自豪。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何署坤、孙叔礼、张有益、汪兆骞、梁晓瑜、刘平、老那、田自安、路守伟等先生和王桦、李春英、裴宁、冯鹭、徐蕴冬等女士的鼓励和支持，在此一并感谢。

作 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