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喜欢读《红楼梦》吗？你对里面的人物了解多少？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秦可卿？史湘云？妙玉？贾探春？……不管你喜欢谁，只要你爱读《红楼梦》，你都应该读读本书，听听专家们是怎样评论她们的。本书是名家图说红楼人物系列之一，主要介绍林黛玉。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来翻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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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 捧心西子玉为魂

林黛玉赞

论林黛玉的美

“孤标傲世偕谁隐”?

——祟赋优秀传统文化而生之林黛玉

花的精魂诗的化身

——林黛玉形象的文化蕴含和造型特色

卷二 孤标傲世偕谁隐

作为中国古代文土心灵史象征的黛玉形象

“莫作世俗中一味酸妒狮吼辈看去”

——论林黛玉的小性儿

草木有本心

——林黛玉名士型文化人格解读

天真活泼幽默诙谐

——林黛玉性格的另一面

卷三 暗洒闲抛却为谁

血泪描就的颦颦悲剧

绛珠“还泪”的文化意蕴初探

“木石姻缘”悲剧考释

情的追求与爱的失落

——论黛玉形象的文化情结

卷四 莫怨东风当自嗟

钗黛之争叙评

黛玉宝钗形象的原型意义

黛钗比较论

钗黛金兰契辨

卷五 满纸自怜题素怨

试论林黛玉形象的诗情美

桃花的双重文化意蕴和林黛玉((桃花行))的悲剧力量

“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考论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泛论

卷六 借得梅花一缕魂

林黛玉形象探源

眼泪与冷香丸

——黛玉、宝钗原型命意探微

斑竹一枝干滴泪

——林黛玉原型及其文化蕴涵

卷七 冷月葬花魂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之死

从《红楼梦))的前八十回看续书中的林黛玉之死

辨林黛玉之死

黛玉之死考论

然而，西施之貌，竹、莲、菊之格，都只是具有象征的意义，还不是一个有血肉的实在的形象。至于才学，光凭它，更不足以定人的性质，在这方面，薛宝钗正可与林黛玉两峰对峙，但在曹雪芹笔下，她却是一个可鄙的俗人。

从一个具体的人物形象来看，林黛王与作者所象征的意义是否相同呢?回答是肯定的。

在贾府这个赫赫扬扬，已历百世的钟鸣鼎食的贵族之家，通过读书上进以达到为官作宦，讲究仕途经济，原是他们的本能，这种被贾宝玉斥之为“禄蠹”、“沽名钓誉”的丑恶习性，不幸连闺阁中亦染此风，薛宝钗固不待言，就是史湘云亦未能免俗，甚至连丫环如袭人之流亦不幸免，独独从来不讲这一类“混账话”的，唯林黛玉一人而已。正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

林黛玉对薛宝钗一直怀有戒心，素日认为此人心中“藏奸”。这种戒心并非毫无根据，从滴翠亭宝钗扑蝶时所使金蝉脱壳计嫁嫌于黛玉这一事就十分清楚。可是当宝钗乘黛玉处在孤苦烦忧、举目无亲的愁苦心境下，给她送来一点燕窝，说了几句悄悄话之后，黛玉竟在她面前把心掏了出来：“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一个多心的人，只当你有心藏奸。”仅凭这一件事，黛玉就相信了她，这并不是黛玉的幼稚，而是“君子可欺以其方”【《孟子·万章上》】，也正符合《爱莲说》的：“莲，花之君子者也。”这里的“君子”是指正直高尚的意思。黛玉不仅改变了对宝钗的看法，并且把自己过去对她的很不尊敬的看法直率地告诉了她，这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么?至少大观园里就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来，这正反映了黛玉“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朴实而又纯净的心灵。

林黛玉发现贾宝玉写了一首偈，觉得十分好笑，忙拿去和湘云一起看。并不因湘云刚不久曾当众说过她像台上的某个戏子，因而引起与宝玉的一场大风波而记恨湘云；在栊翠庵品茶时，妙玉当着宝玉、宝钗之面说林黛玉：“你这么个人，竟是个大俗人，连水也尝不出来”，黛玉一点也不介意；大观园里的诗社作诗，于此道不大当行的李纨做裁判，她常把黛玉名列宝钗之后。尽管宝玉曾多次提出异议，黛玉本人却从不计较；在与宝玉的交往中，经常闹别扭，丫头紫鹃就此曾当面批评她：“宝玉有三分不是，姑娘倒有七分不是。”在这类问题上紫鹃虽然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但黛玉却一声也不责怪她，虽然她不过是个丫头。在这些方面，被人们目为小性儿、心胸狭隘的林黛玉，不是都表现得非常豁达和气量宽宏么?

香菱要学诗，林黛玉毛遂自荐：“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既热情又谦虚。在教诗的过程中，先对她讲一般原理，后又指定并借给必读书，然后命题作诗，不合式的坚决打回头，直到满意为止。真正做到了她自诩的“诲人不倦”。在“一个个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的贾府中，几曾见过这种真诚、热心的助人为乐的事情呢?何况香菱还不过是个半妾半婢的可怜人。然而类似的情况并不止此，当一个晚上蘅芜苑的两个婆子提着灯笼给黛玉送来一包燕窝时，黛玉却能为她们想到“如今天又凉，夜又长，越发该会个夜局，赌两场了”，因而生怕耽误了她们的时间，并送几百钱给她们打酒吃，以度此长夜。在贾府里，又有谁曾如此细心体察并关心过这些比丫环们更微贱不幸的老婆子呢?而恰恰只有林黛玉才能做到。这件不大引人注意的小事，却足以说明林黛玉所独有的善良心灵。

可是在贾府的老祖宗、太太、奶奶、小姐们面前，我们却看到林黛玉有着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姿态。尽管初进贾府时，黛玉曾被贾母十分痛惜地搂在怀里，呼之为“心肝肉”，但是此后我们却几乎没有看见黛玉什么时候单独和贾母说过几旬家常。像薛宝钗那样承欢侍坐，捉摸贾母的喜欢与嗜好，像王熙凤那样“效戏彩斑衣”以讨贾母的欢心的事，是绝对不会有的。在王夫人处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在大观园的姐妹那儿，除了大家一起聚会，也从未看见她去哪家串串门，一次宝钗约她去看看探春，她推说要洗澡；另一次探春约她去凤姐处走走，她干脆说懒怠，不肯去。在那些人面前她的确是有竹子那样的一股“瘦劲孤高”、突兀傲世的架势。这种架势即使在尊荣的元妃面前也不少减。元妃省亲时，命令大家赋诗以纪其盛，并率先写了一首不怎么样的诗，宝钗先是在自己的诗里颂之为“睿藻仙才”，表示“自惭何敢再为辞”；继而指点宝玉如何选词择语，以讨贵妃的欢喜。而黛玉却是想借此机会“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不想元妃只命一匾一咏，倒不好违谕多做，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完全不把元春及其省亲当一回事。这种姿态，比之对元妃身上穿的黄袍垂涎三尺的薛宝钗来，不是有天渊之别吗?贾母两宴大观园，极乐之余，还要惜春把此事画一幅行乐图，黛玉却为这幅尚未动笔的画先起了一个名，叫做《携蝗大嚼图》，这是对那些贵族行乐者们一个极其辛辣的讽刺。可是人们却常常把此事仅看成为对刘姥姥的不尊重，这是一种令人感到十分可惜的误会。

最足以说明林黛玉的这种性格的，是她对待爱情的态度。林薛二人都属意于贾宝玉，可是在处理此事的行为、作风上却有明显的不同。林黛玉对贾宝玉在爱情上要求甚严，曾当面批评他：“见了姐姐就把妹妹忘了。”对宝玉与宝钗在一起常有不满之意，曾经毫不客气地刻薄宝钗。本来，如恩格斯所说：“性爱按其本性来说就是排他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8页。】这本是对待爱情的一种真诚的表现。而薛宝钗当然更清楚宝、黛之间的关系，可是她却装得“浑然不觉”，而且表面上总“远着宝玉”。但这决不等于她是听其自然，不尽人力。而是她有一套与林黛玉完全不同的方法。她并不在贾宝玉本人身上下多少工夫，而是极力讨得贾母、王夫人等的欢心，工作甚至做到赵姨娘那儿去了，因而获得了贾府上下普遍的称赞，而与袭人的勾结则更是她老谋深算的一着。林黛玉则除了对贾宝玉“情重愈斟情”外，从没想到要去巴结、讨好其他人。而正是从这里却可以看出林黛玉一往情深的是要得到贾宝玉的真正的爱情，而薛宝钗处心积虑所追求的只是宝二奶奶的地位。由于出发点不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贾宝玉因“不肖种种”被他父亲打得卧床不起时，来探伤的薛宝钗是毫无表情地送来一颗冷香丸，而且责备贾宝玉：“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有今日”!而后来的林黛玉却是“两个眼睛肿得桃儿一般，满面泪光”，这是两种何等不同的情感。从以上种种鲜明的对照中，我们看到了林黛玉美好高尚的心灵。

郑板桥笔下的竹子，周敦颐眼中的莲花，林黛玉自己诗中的菊花，正是这样一种美的性格。

P9-12

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的初期，在红学界曾围绕着“什么是红学”展开了一场讨论，今天许多读者可能感到很奇怪，怎么连“什么是红学”这样的问题还需要讨论么?的确需要讨论，如果你对《红楼梦》研究特别是红学史有一些了解，你就会知道这确实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当年的论争是由周汝昌先生发表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上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周汝昌先生在这篇题目是《什么是红学》的文章中提出了这样的一种观点：

红学显然是关于《红搂梦》的学问，然而我说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却不一定都是红学。为什么这样说呢?我的意思是红学有它的自身的独特性，不能用一般的研究小说的方式、方法、眼光、态度来研究《红楼梦》。如果研究《红楼梦》同研究《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小说全然一样，那就无须红学这门学问了。比如说，某个人物性格如何、作家是如何写这个人的、语言怎样、形象怎样，等等，这都是一般小说研究的范围。这当然也是非常必要的。可是，在我看来，这些并不是红学研究的范围。红学研究应该有它自己的特定的意义。如果我的这种提法并不十分荒唐的话，那么大家所接触到的相当一部分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并不是属于红学的范围，而是一般的小说学的范围。

那么在周汝昌先生看来什么才是红学呢?他认为研究曹雪芹的家世、研究《石头记》版本、研究80回以后的情节(探佚)、研究脂砚斋，“只此四大支，够得上真正的红学”(《石头记探佚》序)。他在《红学辨义》一文中说的更直截了当，他说：“红学的真正的‘本体’是什么?是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用中国文学上传统的说法讲，就是‘本事’。”“讨寻本事的学问，才是红学的本义，才是红学的‘正宗’。”由此看来，在周汝昌先生那里，不仅研究《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够不上红学，就是版本研究、脂评研究等也未必够得上红学，至少算不上红学的“正宗”，只有讨寻《红楼梦》的“本事”才是红学的“本义”“正宗”。

首先对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是上海复旦大学应必诚教授，他在《文艺报》1984年第3期上发表了《也谈什么是红学》的文章，明确指出：“红学有它的特殊性，但是，不能以此来否定对《红楼梦》本身的思想艺术的研究。”“把《红楼梦》本身的研究开除出红学，道理上是讲不通的。《红楼梦》本身的研究不仅不应该排除在红学之外，相反，它应该是红学的最主要的内容，而且周先生提出的四个方面的研究也不能脱离《红楼梦》本身的研究。”随后赵齐平先生也在《文艺报》1984年第8期上发表了《我看红学》一文，进一步对周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红学，顾名思义应该是研究《红楼梦》的学问，好比甲骨学是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敦煌学是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一样，不会有人提出研究殷墟甲骨卜辞的学问‘不一定’是甲骨学，研究敦煌历史文物的学问‘不一定’是敦煌学，尽管甲骨文、敦煌学要相应地研究殷墟甲骨卜辞、敦煌历史文物直接或间接有关的若干问题。”赵齐平还认为《红楼梦》研究不以作品的本身为主，而是“不断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或者说不断扩大包围圈”，倒是涉及“红学向何处去”的值得忧虑的问题。

这场讨论当时参与的人并不多，但影响比较大。今天我之所以又提起二十多年前这一段往事，是因为我深深地感到当年讨论提出的问题，在今天的《红楼梦》研究中仍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场讨论不是简单地解释“红学”这个词的定义，而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看《红楼梦》、如何研究《红楼梦》、研究《红楼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的、红学的本体到底是什么，这确实关系到红学的方向、红学向何处去的重要问题。

周汝昌先生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红学竟不包括研究《红楼梦》本身，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毫无疑问，红学作为一门学问，不能缺少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不能缺少对脂评的研究等等。自新红学产生以来，在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及家世、脂评、版本的考证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没有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今天也不可能对《红楼梦》有更深入的认识。然而研究作者、家世、脂评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这部小说吗?如果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作者，我们研究曹雪芹和他的家世干什么?脂砚斋如果不是评批《红楼梦》，我们研究脂砚斋干什么?红学的主体毫无疑问是研究《红楼梦》文本本身。我们研究《红楼梦》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曹雪芹的生平及其家世，包括与作者曹雪芹的创作有着密切关系的脂砚斋及其评语等，正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价值，更深入地认识《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这才是《红楼梦》研究的根本目的。

周汝昌先生认为红学真正的“本体”，就是为了“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周先生到底认为《红楼梦》是“小说”还是“写的谁家的事”?如果认为《红楼梦》是小说，那么小说是文学创作，是需要虚构的，“谁家的事”只能是小说的素材或素材之一。如果说《红楼梦》就是“写的谁家的事”，那么它就不是小说，而是“自传”或是“谁家的事”的实录。其实周先生是始终主张“自传说”的，所谓“讨寻曹雪芹的这部小说是写的谁家的事”的说法，不过是他坚持“自传说”的另一种表述。“自传说”是胡适提出的，胡适在红学的发展历程中，有过重要的贡献，他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对《红楼梦》版本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奠定了新红学的基础，这是不可否认。但他的“自传说”却是错误的。周汝昌先生则是把“自传说”发挥到了极致，形成了他的“新自叙说”。不过胡适的“自传说”与周汝昌的“新自叙说”是有所区别的，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于胡适是“小心”地考证曹雪芹及其家世的史料，而周汝昌先生则是“虚构”曹家的史料；胡适是依据实实在在的曹家史料力图证明他的自传说，而周汝昌则是借助于索隐猜谜甚至编造的材料来证明他的新自传说。正如应必诚教授在《周汝昌先生“新自叙说”反思》一文中深刻地指出的：“按‘新自叙说’的理解，就是要探索‘假’所掩盖的‘真事’，他们所谓的‘真事’，就是依据虚构的‘北京曹家复兴’和‘月喻太子’去改写曹雪芹家族的历史，并到《红楼梦》中去一一坐实。”《红楼梦学刊》2006年第3辑)又说：“我们读周汝昌先生的著作文章，碰到用索隐的方法去解释和论证《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传，因其牵强附会，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但这正是新红学派发展到‘新自叙说’的特点。红学的索隐猜谜的方法已经成为‘新自叙说’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新自叙说’已经离不开红学索隐方法的支撑”。联想到这些年来《红楼梦》研究中的一些奇谈怪论，从“太极红楼”到刘心武的“秦学”，无不是得到周汝昌先生的支持和受到他的影响，这是需要人们认真深思的问题。在周汝昌先生的指导和影响下，刘心武的“秦学”把一部伟大的《红楼梦》解读成低俗不堪的“宫闱秘事”，这样的“讨寻”《红楼梦》“本事”，简直是对《红楼梦》的玷污，这样的红学“正宗”，对广大读者认识《红楼梦》有害无益。

红学的历史和学术的实践早已证明，索隐派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自传说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新自叙说同样不能正确地解读《红楼梦》。《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我们只有用研究文学的眼光，深入《红楼梦》文本，才能对这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作出正确的解读。解读《红楼梦》的主要依据是文本本身，我们不能脱离文本的内容去解读《红楼梦》。当然，这不等于说作者研究、家世研究、版本研究、脂批研究不重要。

文化艺术出版社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研究《红楼梦》的好书，如“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丛书，先后出版了冯其庸、李希凡、周绍良、周策纵、蔡义江、刘世德、林冠夫、胡文彬、吕启祥、邓云乡、白盾、周思源等红学家的论文集，据我所知文化艺术出版社还将陆续出版更多的红学家的著作，这次又推出“名家图说红楼人物”丛书。这些红学的书是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的，因为它对人们正确地研究和阅读《红楼梦》是有帮助的。

2006年1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