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双色性格,抒写了中国历史她用48载华年,写下了说不清的故事,她拼尽全身气力,把大清帝国推倒了奈何桥上,又在桥头发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最后一声叹息。
当我们拂去覆盖在岁月之上的厚厚尘埃时,一个真实的历史将再现在我们面前。在清一代,在慈禧太后这个人物的身上聚集了太多的焦点和故事,一个女人以其妖魅和智慧登上了权力顶峰,并在权欲与理性的挣扎中控制一个帝国达四十八年之久,她的爱,她的恨,她的欲望,她的无奈、她的手段,她的一切都给中国近代的历史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让我们睁大眼睛去端详历史镜头之中的慈禧,去探究清代后叶那段惨痛历史中的人和事吧。
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位讲究生活品位、喜欢过富于情调的精致生活的女人。是什么使慈禧在强权与柔媚之间选择了强权?是什么使慈禧在亲情与冷漠之间选择了冷漠?这是我们每一个想要了解慈禧的人在心中久久盘桓的疑问。
慈禧的身上交织着近代中国革新与守旧、娇媚与强权、本能与理性、智慧与阴谋、刚强与懦弱、强盛与衰亡等等多重的矛盾,她是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她是一个亟待剖析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她更是大清王朝从咸丰之后逐渐走向衰败、走向覆灭的始作俑者。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皇后中,慈禧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国家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她是权欲与阴谋的象征,也是专断与毒辣的化身,还是奢侈与腐化的典型……
自比佛爷,太后自诩承天命
翻开历史,我们会发现那些能够成功专权的后妃们大多都具有十分出色的政治才能。历史上能够像慈禧那样两次垂帘听政的女人,并不只一个。例如,北魏冯太后两次临朝称制,秉政数十年,将献文帝、孝文帝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与她玩弄权术、善于用人有很大关系。史载:“后性严明,假有宠侍,亦无所纵。左右纤介之愆,动加捶楚,多至百余,少亦数十。然性不宿憾,寻亦待之如初,或因此更加富贵,是以人人怀于利欲,至死而不思退。”冯太后能得人死力相助,说明她有很高明的政治手腕,这是她擅政成功的原因之一。
人们都知道,慈禧太后喜欢别人喊她“老佛爷”,这“老佛爷”中暗藏着慈禧本是佛的寓意,既表示慈禧上应天道,下应佛道,心中慈悲的意思,又把慈禧比作庶民的救星,为慈禧执掌大权作了舆论的准备。
光绪初年,慈禧太后刚满四十岁,她为了达到二度垂帘听政的目的,曾使用了种种手段,但慑于朝中有人反对,终日心中不乐。
心腹太监李莲英猜知其心事,便令人在万寿寺大雄宝殿的后面建了一座佛,建成之后,李莲英速去禀告慈禧,说:“听说万寿寺大雄宝殿常常有双佛显光,这是大吉大利之兆,奴才想请太后驾临前往观看。”
慈禧听罢感到十分惊奇,便起驾出宫。出西直门下高粱桥,坐上皇船,沿长河,直到万寿寺(今北京艺术博物馆)。慈禧上了码头,进了山门,直奔大雄宝殿而来。进得殿来,见供奉的依然是原来的三世佛,不觉勃然大怒:“明明是原来的三世佛嘛,哪来的双佛显光?”
那个时候,奴才欺骗主子是要杀头的,但李莲英心中有数,忙说:“太后息怒,请您后殿御览。”
慈禧太后慢慢悠悠转到三世佛后,果见一慈眉善目的观世音坐在殿中央,此寺方丈住持,还有慈禧信赖的一些文武大臣也在这里。这时,李莲英喊道:“老佛爷驾到。”其他人即刻跪伏高呼:“恭迎老佛爷!”
慈禧见状明白了一半儿,但她故作不解问道:“你们迎接的是哪位老佛爷呀?”李莲英他们答道:“就是迎接太后您老佛爷呀!”“您就是当今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啊!”“如今先皇晏驾,新皇尚幼,国不可一日无主,臣民们请您垂帘料理朝政,您可要救庶民于水火之中啊!”一席话说得慈禧心花怒放。自此,老佛爷这个称呼便从万寿寺传遍京城,举国上下,都称慈禧为“太后老佛爷”。慈禧也就心安理得地垂帘听政了。
据说这个观世音是李莲英让人按慈禧的模样塑造的,后来慈禧常来万寿寺焚香礼佛,卜签求寿,由于对此观世音非常赏识,还穿上了寺里方丈为她准备的观音衣服,李莲英扮作护法神韦驮,双手合十,横杵于腕上,她们俩人在这个佛像前照了张相,正是向世人昭示,她慈禧是观世音转世,是大清朝人们的救世主。
由此看来,慈禧首先是一位个性鲜明的女人,然后才是一位个性鲜明的皇太后。她的性格特质是柔中有刚,刚中有柔,女人与女皇的双重角色让她在政治生活之中富于女性色彩,在后宫生活之中又有着女皇的色彩。
成丰驾崩时,二十六岁的慈禧(懿贵妃)和咸丰皇帝年轻的皇后成为八大臣任意欺侮的寡妇,懿贵妃沉着冷静,忍受着肃顺的调戏和轻蔑,巧妙地联合恭亲王,收拾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夺得了皇权,成为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这个看上去十分娇小玲珑的娇弱女人,就这样开始了她风云激荡却又惨淡不已的人生。在她的夺目光芒下,清末四帝: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都黯然失色,她成为了这个国家真正的领袖。
作为一个女性主政者,慈禧善于审时度势,当洪(秀全)杨(秀清)太平天国倾覆半壁江山,大清王朝形同累卵之时,慈禧接受恭亲王奕诉的主张,重用汉人,并授予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独断专行的大权。
太平天国平定后,清廷中“曾国藩兄弟必反”的议论甚嚣尘上,慈禧力排众议,仍坚持任用湘淮将领治军,使清朝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出现了短暂的“同光中兴”。在慈禧看来,这大概也是自己“佛光普照”的功德之一吧!
盲目宣战,置社稷危于水火
光绪二十四年(1898)八月,慈禧残酷地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并把实行变法的光绪幽禁起来,重新以“训政”的名义控制了政权。由于大权在握,慈禧那未浇灭的权欲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踌躇满志的她错误估计了形势,在私心杂念的引导下,在某些别有用心的大臣鼓动下,终于犯下了平生最大的一次错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反帝斗争烈火迅速燃遍整个中国北部地区。这一年的五、六月,大批义和团拥进北京城。义和团的斗争,使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打击。列强决定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几十艘大小兵舰云集大沽口外,由英、俄、日、英、德、法、意、奥等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开始了对北京的武装侵犯。大批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官兵立即奋起而舍身相搏,一场力量悬殊的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生死斗争立即在华北大地上展开了。在决定民族命运的严峻时刻,清政府不能不对“战”与“和”做出明确的抉择。为此,慈禧连续四次召集御前会议。在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意见极端对立,各方“力赞其说”、“声震殿瓦”,矛盾冲突表面化。主战派是以端郡王载漪为首的一批顽固派官员。他们打起“顺民心”、“报仇雪耻”的幌子,侈谈“人心不可失”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竭力怂恿慈禧恃义和团之力对列强全面宣战。载漪力主宣战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怙揽权势,正觊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光绪),而令其子速正大位”。因为他的儿子溥■当时已被慈禧豢养宫中,等待取光绪而代之。载漪等人从这种极端自私的目的出发,完全不顾及后果地竭力煽动全面对外宣战,也完全无视国际公法,唆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去围攻公使馆。主和派则是一些长期和列强打交道并与之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官员,有朝廷大员许景澄、袁昶,地方大员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他们的主和,有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程序的目的。同时,也由于他们对外部世界、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因而能够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反对不从现实出发,最终将置生灵于涂炭、置国家于危殆之地的盲目的全面对外宣战。
在清统治集团内主战、主和的激烈争论中,光绪站在主和派一边。戊戌政变后,光绪本来已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因为他皇帝的名位还在,慈禧在每次临朝的时候,不得不让光绪陪坐一旁。坐可以坐,慈禧不希望他讲话。光绪自然也知趣。因此,每当大臣奏对时,“上默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陪坐完毕,光绪又被人送进与世隔绝的瀛台涵元殿,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两年。当慈禧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和”、“战”大政方针时,慈禧声称“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逼迫光绪表态,无非要把光绪当作替罪的羔羊,为自己开脱历史的罪责。而光绪也一反常态,一时忘掉了慈禧的淫威,慷慨陈词,力主议和,反对宣战。在甲午战争中竭力主战的光绪,在中国面临八国侵略联军入侵的危急时刻,为什么会反战主和呢?究其原因,其中有出于统治阶级的传统偏见而产生的“人心何足恃”、“忠义之气,虚而不实”的错误认识;也有因甲午战败而产生的“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畏怯心理;也有对载漪之流制造谎言、编造神话,为实现一己私谋,驱使未经训练的人民徒手前敌,“以民命为儿戏”的愤怒。
光绪的反对自然不能阻止慈禧对外宣战。光绪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五日,清政府颁布宣战上谕。大批未经训练,手执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以血肉之躯,顽强拼搏,筑起了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武装到牙齿的八国侵略联军摧毁了清军和义和团的一道道防线,长驱直入,攻陷天津,很快兵临北京城。慈禧置宗庙社稷和千千万万生灵于不顾,仓皇易服准备出逃。慈禧在狼狈逃命之际也没有忘掉光绪,她害怕“帝留之不为己利也”,断然拒绝了光绪留京自赴公使馆与外使“面谈”停战的要求,将光绪“挟之俱西”。慈禧一行由直隶至山西再至陕西,直跑到西安古城才停住了脚步。
驻跸于西安的慈禧虽然重新获得了舒适的生活,然而“常悁栗不自安。”此时,慈禧指派的议和大臣奕勖和李鸿章正与列强进行着艰难的议和谈判。慈禧最担心的是列强把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慈禧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和议之初,德、英两国确曾把她列为祸首,并以惩办她及载漪等人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但俄、法两国主张速开和议,对慈禧宜宽大为怀。列强对慈禧惩办与否的分歧,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在选择代理人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经过列强间的妥协、调和,慈禧被保留了下来。当奕勖、李鸿章将由列强提出的不包含惩办慈禧条款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拍发西安行在时,慈禧阅电“喜过望,诏报奕勖、鸿章尽如约”。至于《议和大纲》中其他将置国家民族于深重灾难中的苛刻条款,慈禧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痛心愤慨之状,反倒对列强产生了莫名感激之情,她甚至向帝国主义指天发誓,保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光绪二十七年(1901)七月,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十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签订了《辛丑条约》。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驻兵,中国人不准在内居住;将大沽炮台和从大沽到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个战略要地准许各国驻军;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各地方官辖区内如发生此类事件,必须立即镇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辛丑条约》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它进一步强化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清政府从此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驯服工具,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P230-234
用双色性别谱写中国历史的女人
——自序
一提到慈禧,出现在人们脑海里的总是这样几个字: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一个把持了古代王朝半个世纪之久的太后、一个阴险毒辣的阴谋家、一个逼死了两代幼帝的“母亲”、一个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然而,你是否知道,曾几何时,这个被称为恶毒女人的慈禧却以柔媚著称。她善于唱南方四季小曲,声音非常圆润,娇柔百状,妩媚动人。但她也通晓《诗经》、《论语》,看了不少书籍,能生动地讲解《燕燕》、《式微》、《简兮》诸篇,引人入胜,直讲到咸丰皇帝面红耳赤。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位讲究生活品位、喜欢过富于情调的精致生活的女人。
是什么使慈禧在强权与柔媚之间选择了强权?是什么使慈禧在亲情与冷漠之间选择了冷漠?这是我们每一个想要了解慈禧的人在心中久久盘桓的疑问。
当历史庄严的大门刚打开一条缝隙时,我们远远地偷窥,只能看到模糊的影像。它使我们心中发问,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真实的历史吗?我们终于知道,要了解真正的历史,要走近真实的慈禧,我们就要将大门彻底地打开,好让那耀眼的阳光随着那吱吱嘎嘎的开门声映射进历史的殿堂,将一切照耀得金碧辉煌。
当我们拂去覆盖在岁月之上的厚厚尘埃时,一个真实的历史将再现在我们面前。在清一代,在慈禧太后这个人物的身上聚集了太多的焦点和故事,一个女人以其妖魅和智慧登上了权力顶峰,并在权欲与理性的挣扎中控制一个帝国达四十八年之久,她的爱,她的恨,她的欲望,她的无奈、她的手段,她的一切都给中国近代的历史留下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也带给我们更多的思考。让我们睁大眼睛去端详历史镜头之中的慈禧,去探究清代后叶那段惨痛历史中的人和事吧。
曾经有一位学者在谈到慈禧时斩钉截铁地说,慈禧的专权是中国近代国运衰微的重要原因。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十分片面的。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就在于它不是由某个人所决定的。一个人既然没有办法创造历史,同样,也必然没有办法葬送历史。从晚清中国社会发展的背景来看,慈禧也许加速了晚清统治的灭亡,但绝不是这种灭亡的惟一原因。
由此,我想到中国古代后妃专权的这一奇特现象,由此想到,那些将女人专权视为红颜祸水的一类看法。在中国古代史中,掌握历史发展进程,及统治一个历史悠久的王朝的都是那些被认为是强悍的男人,而作为女人的专权被看作是最大逆不道的事情。
翻开历史,我发现对中国历史上后妃干政的看法早在汉代就有了。西汉的宗室刘向在《新序》里将夏、商、周三代的兴盛归功于涂山氏、有莘氏和任姒;把衰亡归咎于妹喜、妲己、褒姒身上,这种看法其实是错误的。历代王朝的兴衰治乱有着极其复杂的原因,后妃并不能起决定作用。即使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宠嬖引祸、后妃乱政的事实,也仅仅是那些王朝衰亡的诱因,导致祸乱的真正根源不在她们身上。
只把女宠视做祸水,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偏见。封建纲常伦理规定,女子应该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尊女卑,妇女始终处于依附从属的地位。同样,在以男权政治为中心的古代社会里,女子不可能与男子具有同等的权利,她们被排斥于政治之外,因而有“干政”一词的出现。其实,后妃干政是封建中央集权制和宗法.制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无论是皇帝掌权还是女主擅政,都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凡对推动社会进步,促进历史发展,以及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融合作出贡献者就应肯定,反之就须否定。后妃擅政史不绝书。仅据正史不完全统计,临朝称制的女主有29人。其中西汉2人、东汉6人、北魏2人、唐代2人、宋代9人、辽代3人、元代4人、清代1人。临朝称制、垂帘听政最著名的莫过于西汉的吕后、唐代的武则天及清代的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亦非偶然。慈禧“心思灵敏,实过于人,其热心政权,亦独禀特性。其天资之卓绝,性情之坚毅,加以一生经历之多,艰难困苦,险阻备尝,此其所以成为伟人也。年十六岁时,五经成诵,通满文,廿四史亦皆浏览。尝有史臣在旁讽诵,故能通古今治乱之大势,又能诗善书画,有此聪明学问,故能久揽大权。”其言虽颇多溢美,但从慈禧擅政揽权的手段来看,亦并非是无稽之谈。
想当年,懦弱的咸丰皇帝为了搞权力平衡,先任命了八大臣,然后又给慈安与慈禧每人一个印玺,这样看似平衡的安排,恰恰给慈禧、慈安垂帘听政创造了机会。毕竟,皇帝年幼,只有四岁,母亲或是祖母照顾年幼的皇帝,在清代是有先例的,有了这个先例,慈禧的垂帘听政完全是意料之中的事。随着慈禧对权力的逐步掌控,其对权力的贪欲也在不断地增加,她终于落入了由她自己无意中设下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慈禧专权是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和必然的历史原因所导致的,是多种原因导致的同一结果。在中国历代历史中,后妃专权无非是如下几个原因,其一是,皇帝早逝,而皇子年幼;其二是,皇帝多病,太后及皇后代之;其三是,皇帝荒淫无度,举止无状,太后在群臣的要求下废除皇帝,另择新君。而在慈禧执政的四十八年中,以上的情况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过l'只是第三条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光绪被慈禧圈禁这也是事实。而最有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条和第二条的情况在慈禧执政期间居然发生了两次,同治和光绪继位时分别是六岁和四岁,而且后来都是英年早逝,后立的新君宣统继位时也只有三岁,这些都使得慈禧完全有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垂帘听政。至于产生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否是慈禧故意造成的,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至少选择光绪和宣统继位是慈禧执意决定的,这其中恐怕也有慈禧自己的谋略在其中。
值得指出的是,早在辛酉政变之前,慈禧就为垂帘听政大造舆论,寻找理论依据,她授意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提出了《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并大力支持。这董元醇是大学士周祖培的门人,此折就是周祖培在慈禧的暗示下鼓动他写的,事先还得到恭亲王奕诉、醇郡王奕谖的首肯。由于大学士周祖培是京师派势力中号召力仅次于奕诉的人物,曾与肃顺同掌刑部,同僚相轻相争,积怨很深。董元醇刚当上御史,就按主子的意思行使职权,为太后垂帘听政造足了声势。
除此之外,慈禧又巧妙地利用了封建社会中“孝亲”的道德传统为自己寻找依据,我们知道,“百善孝为先”,“孝亲”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本位,也是帝王的立身之本。封建帝王也大力鼓吹自己是以孝治天下,甚至在死后的谥号上都冠之以“孝”字。“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也”。由于封建帝王的提倡,子女对父母必须言听计从,恪守孝道,即使是天子也要躬行而绝无例外。并以春秋经义,定立“母以子贵”的规制,这就为母后干预朝政、控制幼主提供了有利条件。在这种前提下,难道会有谁怀疑母仪天下的太后会和自己的儿子辈的帝王们争夺天下吗?所以,慈禧擅政至少从当时的情形来说,似乎是有理有据的,而慈禧似乎也是在无可奈何之中选择垂帘听政的。尽管这无可奈何的假象之后有着众多不可告人的内幕。
不可否认,在慈禧的众多垂帘听政的理由和依据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太后”、“母亲”等具有女性特征的形象和字眼,这就使得慈禧执政的这四十八年给人一种女人执政的印象,而事实上,努力摆脱女人执政的阴影正是慈禧在位时所要达到的目标。为了牢牢地控制手中的权力,慈禧试图给人一种强有力而不是过于柔媚的印象。在众多的诱惑面前,与慈禧同时代的许多女人选择了女性的柔媚,而慈禧却独具眼光,选择了强权。 作为女人的慈禧,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幻想,对奢侈生活的追求,对幸福家庭的向往,然而,丈夫咸丰皇帝的早夭,儿子同治皇帝的年幼,宫廷中孤寂的太后生活以及高处不胜寒的环境,使她在众多关键的时刻不得不从女人柔媚的面具下走出来,以一种冷酷的理性去执掌皇朝大权。而恰恰让慈禧感到苦恼和无助的是,经过了道光、咸丰两朝,看似坚不可摧的大清帝国已经是危机四伏,伤痕累累。太平天国、捻军、义和团等农民起义一波高似一波,帝国主义列强经过长期的试探和挑衅,已经对大清帝国的虚弱本质有了一定的认识,正在加紧势力的渗透,并不断制造事端,谋取更多的在华利益。而在朝廷内部,要求维新改革的声音与顽固派的因循守旧观点格格不入,官僚之间相互矛盾众多,利益冲突日益显现。与此同时,年轻皇帝们的执拗和懦弱、不满和叛逆乃至儿媳们对自己的敬而远之和内心不满,也让身为太后的慈禧感到心力交瘁,这一切的一切都使得慈禧身上的女人味一天一天地淡去。事实上,只有某些特殊的时刻,女人那难得一见的柔媚才会出现在慈禧的身上,而且只有片刻停留。
如何看待慈禧这样一个在历史上争议颇多的历史人物,如何看待在慈禧所执政的四十八年中国历史和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结局,这对于我们来讲,如何研究和学习历史做到古为今用、以史为鉴是有十分积极的历史意义的,而这正是本书所要讨论的内容。
总之,慈禧的身上交织着近代中国革新与守旧、娇媚与强权、本能与理性、智慧与阴谋、刚强与懦弱、强盛与衰亡等等多重的矛盾,她是晚清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她是一个亟待剖析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标本,她更是大清王朝从咸丰之后逐渐走向衰败、走向覆灭的始作俑者。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皇后中,慈禧是最臭名昭著的一位。她是中国历史上把持国家政权时间最长的一位女性,也是中国历史上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灾难最大的一位女性。她是权欲与阴谋的象征,也是专断与毒辣的化身,还是奢侈与腐化的典型……
前不久,在整理慈禧的历史资料时,翻出了慈禧老年时留下的照片,小女儿在一旁对着照片发出感叹:慈禧就长得这样啊,比我预想的要平常得多。我听了顿有所悟,或许,历史上关于慈禧年轻时相貌娇媚美丽的说法根本就是假的?或许那个时候人们的审美观与现在完全不一样?这样相貌平常的一个慈禧是怎样赢得拥有“后宫粉黛三千”的咸丰皇帝喜爱的呢?而这也是我最初曾经迷惑的问题。然而,在这本书稿撰写完成之后,我终于悟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没有生活在那个年代,同样,我们也没有生活在慈禧所生活的环境和社会背景中,我们现在看到的慈禧就好像是千百年前动物的骨骼化石,我们无法了解当时的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更难于用今天的眼光为他们做出那个时代的评价,我们只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设身处地地去感受当时的时代变迁、人物心理。即使现代社会给我们时光机器,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慈禧的那个年代,我们仍然无法改变历史……
此时,那张发黄的照片不知为什么从书稿中飘落到地上,我睁大眼睛注视着那个照片上的慈禧,不知为什么,我的思绪却回到了故宫,回到了颐和园,回到了热河;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义和团民众的呐喊声,八国联军的枪炮声,小皇帝登基时的震耳欲聋的唢呐和鼓乐声,响起了慈禧对西方列强宣战时的叫喊……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突然感到历史距离我们原来是那么的近……
——李傲
2006.10月于京郊燕山农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