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通过潘先生的口述，生动而平实地记录了潘先生作为一个教育家所走过的路——早年求学的艰辛和勤奋、中年“运动”中的动荡和“行万里路”的辗转、58岁开始创建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奋斗历程……。该书叙议论结合，图文并茂，理论性与可读性兼备。书中既有许多陌生而熟悉的故事，也有作为一位教育家对教育的种种体悟和见解，特别是对中国教育现实问题的种种思考；既见证了中国教育、高等教育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也创造着中国教育、高等教育的发展史。该书收录了潘先生100多幅珍贵的照片。

本书是由潘懋元先生的学生肖海涛(博士后)、殷小平(博士生)整理出版的。书中介绍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创始人潘懋元先生丰富的人生阅历及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通过这部口述史，新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诞生与发展得以呈现。

第一部 早年生活

 良的家乡

 我的父母

 哥哥是我的启蒙老师

 插班进小学

 半费的中学生

 爱好文学

 初为人师

 插班进师范

 乡村教师

 投身抗战

第二部 负笈求学

 山间跋涉

 两考厦大

 如愿以偿

 南方之强与长汀精神

 大学生涯(一)

 大学生涯(二)

 江西岁月

第三部 厦大岁月

 复建厦大附小

 反饥饿与争民主

 新教育生涯

 进修研究生

 学习苏联与教学改革

 第一个研究杨贤江

 第一本《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

 借调中央教科所

 干校劳动

 云南岁月

 教育大辩论

第四部 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学

 创立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研究机构

 筹备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主编第一部《高等教育学》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

 高等教育与商品(市场)经济

 传统文化与高等教育

 大学素质教育

 高等教育思想的转变

 高等学校教学原则

 多学科研究方法论

第五部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

 高等教育地方化研究

 高等教育大众化研究

 民办高教研究

 高职教育研究

 高等教育通向农村研究

 高等教育分类定位与学制研究

第六部 拳拳之心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希望在明天

后记

头两三人还比较顺利，虽然山路崎岖，人烟稀少，房屋破旧，也还是山清水秀。我们几个人也比较精神，一路有说有笑的，淡淡复习准备的情况，谈淡自己的理想，兴之所至，还扯起嗓子在山间大喊几声或唱唱歌，山呜谷应，倒有一种情致。第一天到了汤坑(丰顺)，第二天到了陷隍，然后溯韩江而上，第三天就到了三河坝。三河坝是一个交通要道，发源于福建的汀江与广东境内的梅江在这里汇合，成为韩江，奔流出海，“两溪合处水南流，直到潮阳海尽头”，入海口也在汕头。正是涨水季节，河水滔滔，江中时而行小船往返。

过了三河坝，山路就越来越难走了。最艰巨的是第四天，穿越广东、福建两省交界的无人区。两省交界处，崇山峻岭，中间六七十里是荒无人烟的“无人区”。我们一路经过之处，房屋焚毀，田畴荒芜，荊棘丛生，荒凉破败，真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一些断垣破壁上，弹痕累累，红军的宣传标语、国民党的“剿匪”标语，交替出现，清晰可见。一看就知道，这里曾经是人烟稠密的地方，也曾经是残酷的战场，现在却是灰飞烟灭，人去楼空。好在当时没有战争，相对平静，行人才可以穿行。但是一路上几乎只有我们三个人和一个挑夫，走一整天偶尔才碰到几个跑买卖的商人。空气中静得可怕，偶尔惊起儿声老鸦的叫声，更增加了空气的寂静。这路我们儿个人多少都有些紧张，没有头几天的说说笑笑了。快到天黑的时候，终于到达了福建永定。这就是有些提心吊胆、惊心动魄的第四天。

永定是一座古城，也是个交通要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很长一段相对的安定与繁荣，但当时却是劫后的衰败与贫穷。我们找了一家旅店住下来，算是休整了一天。当时从永定到龙岩有货车往返，由于当时车辆少，货车也可载人，司机还可以顺便借此捞一点外快，我们就决定在永定等过路的货车，并搭乘顺路车。第五天差小多到了傍晚，终于等来了一辆开往龙岩的货车，司机倒很爽快地同意带我们上路。山路颠簸，那种破旧的敞篷货车坐起来并不舒服，但总比慢慢腾腾地走路强，当晚就到了龙岩。到了龙岩之后，又没有货车可坐。第六天我们又走了一天，从龙岩到朋口。第七天，在朋口等待从永安开往长汀的过路车，等到下午四五点钟，太阳快下山了，终于等到一辆过路的客车。我们又搭上了开往长汀的客车，经过四五个钟头颠簸，终于到达长汀。这吋已经是夜晚八九点钟，古城长汀已在夜幕笼罩中，悠悠汀江穿城而过，更增加了它的静谧和神秘。

我们走了七天，终于到达目的地。这七天的历程，我终身难忘。它记载了我们追寻理想的足迹，见证了我们青春的梦想，也似乎证明了一条朴素而简单的哲理：命运虽不可知，但路就在自己脚下。

两考厦大

我投考厦门大学，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经过了两次考试。

解放前各大学自主招生，包括自己单独命题、单独举行入学考试和自主录取新生。只要有可能，学生考完这所大学之后，还可再投考另外一所大学，甚至有些学生在一所大学念了一年之后不满意，重新投考另外一所大学。总之学生有很大的自主灵活性。

厦门大学当年招考的时间是在7月份，我们到达长汀的时间是6月份，不到考试时间，我们就利用这段时间作些准备。我们三个人在当地老百姓家里租了两间小房子，吃饭自己弄。当时人们出门常常是找同乡，相互照应。许虹的活动能力比较强，他整天上上下下找人，准备办借读手续。我和丘金爱也出去找到了儿个同乡，了解一些情况，但多数时间待在房子里复习备考。

过了一个月左右，我们正式参加入学考试。考完后心里没底，还是抱着一线希望等待放榜，又等了一个多月。结果我和丘金爱都名落孙孙山。许虹的借读申请一时也没办下来，说是要呈报给远在重庆的教育部，等教育部的核实批准。根据当时的规定，战区的大学生可以贷款，我们既然上不了学，也就不能贷款。而我们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连生活都成了问题，一时间，三个人都没有着落，生活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

穷则思变，大家只好各想各的门路。我们男同志比较好办一些，丘金爱虽然人比较泼辣能干，但毕竟比我们更为不便。估计她回去到乡间教书，只要不抛头露面参加活动，不会有多大危险，只好让她先回家。当时汀江上有船只往返，从长汀到广东大埔，可以乘船沿汀江顺流而下，然后至韩江。路途虽然远些，倒也比较安全。当时刚好有位商人要去汕头，人还比较可靠，可以结伴同行，只好让丘金爱与商人结伴，坐船回家。许虹本来是记者，社交能力也比较强，他很快在设在永安的中央日报社找了份工作，不久也离开了长汀。这样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没有着落。那段日子，我一个人寄住在长汀的民房里，生活毫无着落，穷愁相伴。

当年福建省在永安办了一所福建省中等师资养成所，设有国文组、史地组、理化组、数学组等科目，专门为农村培养初中师资。学习期间不仅学杂费全免，食宿全免，还提供服装。师资养成所当时刚刚办了一年，第二年又在开始招收新生。情急之中，我就前往投考，结果很顺利地考上了，进了国文组。这样总算有了一个落脚之地。9月份，我也从长汀到了永安。

师资养成所设在永安城外的上吉山，距永安县城五六公里的路程。学校规模不大，两个年级，每个年级的每个组卜几个学士，每个组两三位教师，全校师生员工加起来不过一百多人。山于我从小就喜欢文学，功课念起来还算轻松。战争年代，很多文人都往内地小后方跑，作家施蛰存当时也在这个师资养成所。他虽被鲁迅骂为“第三种人”，但是位有名的作家，有自己的思想。当时施蛰存任国文组组长，教我们中国文学史和现代文选课：还有一位从南京来的管雄讲师，给我们开文字学、诗选等课程：还有一位从温州来的陈逸人老教师。他们都很有学问，并且对学生都很亲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我来说，学习是很轻松的，但生活却很艰苦。主要是吃不饱，每顿饭每人一铁罐大约三两半干半稀的米饭，缺油少荤，还得出操(半军事化管理)。当时学生们普遍营养不良。好在这时许虹在永安县城，他在中央日报社主要负责编国内通讯。我就经常星期天走十几里山路到永安县城，一方面帮许虹整理通讯报道或写一些东西，另一方面还可以拿一点稿费，同时在许虹那里吃饭，改善一下伙食。有时天太晚了，就挤在许虹那里睡一晚，第二天一大清早再起床返校。许虹这个人比较热情，有正义感，我们在一起总是有很多话，例如，他编选稿件反映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阴暗面，我就和他开玩笑：“你拿国民党的薪水，却不替国民党说话！”他就说：“国民党是剥削人民的，我吃人民的饭，得替人民说话。”

在师资养成所念书期间，我还想了一些办法课外赚些零用钱。当时教师教书经常向学生发讲义。讲义印刷之前，要先刻好蜡版。我就经常帮着刻蜡版，赚一些零用钱。另一方面，我还写一些杂文，这样也可以拿一些稿费。(P57-60)

很多年前，先后有不少师友和出版界的朋友想为潘先生立传，但诸多努力与劝说均被他以“我是一个普通人，没什么特别的东西值得写”的回答而拒绝。新世纪元年恰好是先生八十华诞，同时适逢他从教六十五周年，机会难得，值得纪念。但先生也只允许弟子们和熟悉他的一些朋友以学术研讨的方式留下一本纪念文集。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先生一改先前的态度而应允这本口述史得以面世呢？原因可以说是多方面的。

首要的原因是，近年来先生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的忽视历史、不尊重历史的倾向感到担忧。因为在先生看来，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的源泉之一，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它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原则。十多年前，他就曾在《高教历史与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1992年第1期)中指出：

研究教育理论应有一定的教育史知识，这样才能了解高等教育理论的内在联系，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缺乏历史的分析，往往只能就事论事，浮于表面。许多所谓“展望”、“预测”，往往流于主观设想，正因为其缺乏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教育发展规律的根据。对高等教育发展史不了解或理解得不深不透，不可能深入地研究高等教育理论；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理解得越深，则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掌握也就越透。

所以，当先生看到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中的一些观今而不鉴古的短视、浅薄之作时，忧心不已，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采取不同方式呼吁年轻的学者和研究生们增进对高等教育发展史和高等教育研究史的了解。实际上，潘先生已有意识地指导了李均博士完成了一本以“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为题的博士论文。

恰在这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部主任刘生全博士专程来厦门向先生表达了邀请他以口述历史的形式谈一谈他个人的经历的想法。其间，需要补充一段插曲。2004年11月上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了这个创意后，刘生全博士事先打听到潘先生在苏州出席由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联合主办的“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便直接赶往苏州与潘先生会晤。不巧，先生做完了当天的大会发言后，就离会前往宁波。刘博十无功而返。在得知先生返回厦门后，刘博士于12月初又专程来到厦门拜会先生，详陈来意，其诚可鉴。

在刘博士来访之前，先生已从来函中了解到了他的来意，并找到我们两人商议，看是否应该接受这个策划。先生的顾虑一如以往，担心自己没什么可写的。我们就解释说，口述史学是一种有别于文献史学的形式，并可与文献史学互补长短，增加历史知识的面貌：如果访淡对象是某一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不管他是名人还是普通老百姓，都会有价值：而先生是近七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见证人，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学的主要创始人，无疑是高等教育口述史的合适人选。另外，由于北京师范大学计划推出的是“教育口述史丛书”，首批计划中除了先生外，还有北京师范大学的顾明远教授，可谓“德必有邻”。经充分讨论后，特别是刘博士来后的细谈和力邀，先生才打消顾虑，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接下来，蒙先生抬爱，我们两位高等教育学界的年轻后学有幸担任了访谈和整理工作。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先生虽然学术事务和教学任务繁重，但仍然不定期抽出时间给我们讲述，接受我们的提问。访谈期间，我们不仅了解到先生的治学历程和为学体会，也得到了人格上的感召、感情上的沟通和精神上的传承。可以说，能这样登堂入室聆听先生的教诲，是我辈年轻学人一生中的幸事。

在与先生的交谈中，我们最强烈的感受是，先生饱含着对高等教育研究的诚敬和对中国高等教育未来的殷殷之情。他叙述个人经历，从不吹嘘自己天纵英才，或者本来天资鲁钝而后济以超常的勤奋，他只是平实地讲述他走过的路程，以及当中的感受：有辛酸，有幸福，有收获，有遗憾。他反复告诫我们：“不忘历史，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他的语调是恳切的，恳切得如他在每次开学师生见面会上的致辞。而每次提及自己的成就，他都是谦抑地打着折说话。这种气度，令人感佩。同样让人感动的是在访谈结束时，先生语重心长地道出的这段话：

高等教育学这座学术大厦是要经几代人才能累积起来的，我们这代人作了奠基工作，也初步搭起一个基本框架，细致的工作将留待后来者。我们这代人研究的内容、水平和一些观点、想法，不论其价值如何，客观上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学术背景和状况。因而留给后人作为学术史来读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希望后人超过我们。

最后，我们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活高于语言。先生的学术智慧和历史感悟不仅是用言语或思想表达出来的，也是用生活和行动展现出来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是无法呈现在这部作品中的，这是一种遗憾。另外，限于我们的学力和阅历浅薄，我们之与先生，正如人低山高，站在山脚无法目测山有多高、呈何形状。我们所做的只可能是绠短汲深，管孔入览，而无法通过提问来很好地把握和呈现先生的丰富多姿的学术生涯。而且，即便是我们在对先生口述内容的文字整理过程中，也难免会出现一些误解，或难以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他所原本口述的深意。加之，时间较为紧张，没能更好地琢磨凝练，留下不少遗憾。

总而言之，一部口述历史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访谈对象的叙述，也与访谈者的提问和学术素养息息相关。我们在访谈之初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访谈和整理过程中也时常感到力不从心，也因此不无愧疚，是先生的鼓励和宽容让我们倍感振奋，坚持到最后。所以，对于本书中出现的错误或不足，皆是我们的疏漏或能力有限造成的，敬清各位读者批计指正。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了先后在厦门大学高教所就读或工作的一些老师和学友的帮助与支持，恕不一一列举，在此一并向他们致谢。

肖海涛殷小平

2006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