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本书是《成化皇帝大传》。
成化皇帝朱见深,明朝第八任皇帝。父皇的沉浮铸就了他的不幸,陪伴他的养母和宦官是他最依赖的人。他是史上出了名的痴情皇帝,一生迷恋比他年长十八岁的万贵妃,她是朋友、情人、母亲,是保护者;他一生任用的宦官,既有乱政的汪直,也有正直的怀恩。政坛上,他默默无闻,无所作为,却也无意间『缔造』了一个充满活力、极富特色的明朝新时代。
第一讲 皇位继承的机遇与变故
初为太子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中同传统的中秋节。这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民间素有拜月、赏月、吃月饼的习俗,以应合家团圆之意。
但明正统十四年(1449)的八月十五日,夜幕笼罩着的北京城却显得异常的冷清。正统皇帝朱祁镇亲自统帅五十万大军抗击蒙古人的内犯,从上月十六日离开京师,至今已是整整一个月。但传人京师的,却尽是揪人心肺的噩讯:
大军离开北京的第二天晚上,驻跸龙虎台,不知从哪个营房传出蒙古人袭营的警报,顿时引起全军的混乱。折腾了一夜,才知道是场虚惊,尚未见敌,锐气已尽。
刚出居庸关,便遇上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伍不成列,军纪荡然。
七月底,大军来到大同以东的阳和卫,西宁侯宋瑛、武进伯朱冕的部队半月前曾在此与蒙古人遭遇,全军覆没。至今仍是伏尸蔽野,众心为寒。
八月初,军至大同,雨下得更大了。盛传蒙古人兵锋甚锐,当者披靡,于是掉头而东,仓皇班师。
白天刚刚接到邸报,两天前,即八月十三日,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的后卫部队在宣府东南遭到蒙古人的袭击,双双战死;成围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领的四万增援骑兵,也在鹞儿岭遇伏,全军覆没。整个北京城顿时陷于一片惊恐不祥的气氛之中,宫中八月十五观赏海棠、玉簪花的礼仪也无人顾得上了。
但是,京城内的后宫嫔妃、文臣武将、庶民百姓却万万没有想到,比他们的预感更为惨痛的悲剧在白天已经发生。五十万北伐大军打“胡”不成反被“胡”盯,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城南)溃败,皇帝朱祁镇成了蒙古人的俘虏。这就是历史上被称为“土木之变”的事件。
当时的蒙古分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以瓦刺势力最大,在太师也先的统领下,连年内犯。但其目的,也不过是掠夺子女玉帛,并无重新问鼎中原、恢复大元帝业的奢望。
朱祁镇这年虽然才二十三岁,但做皇帝已有十五个年头,只是不论治国安邦的才干,还是论抗御外侮的谋略,均不见有何长进。当他在老师、司礼监太监王振的鼓动下,憧憬着效法太祖太宗为大明帝国立不世之业而御驾亲征之时,也着实自我陶醉了一阵子。一旦归为臣虏,那龙子龙孙自命不凡的气势本该炯消云散,但凑巧的是,虽然几十万军队死伤狼藉,数百名随行官员命丧荒野,朱祁镇单人匹马,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只此一端,即使心灰意懒的朱祁镇重又有了一些信心,更使瓦剌人惊异万分。也先之涕伯颜帖木儿就告诫众人:“两军相斗,枕藉死者以数十万计,今以万乘之军蹈不测之地,而镞矢不沾,寸兵不及,知天意同有在也!”就是也先本人,对于朱祁镇能在千军万马之中安然无恙也甚是吃惊,但他并不像兄弟那样诚惶诚恐,而是立即意识到奇货可居。于是,朱祁镇成了蒙古人向明朝政府进行要挟与敲诈的砝码。
土木堡距京师北京不过一百多里,事件发生后的当天深夜,就开始有败兵陆续逃回,但谁也弄不清楚整个战场的真实情况,更不知朱祁镇的下落。朱祁镇“陷虏”的消息是在第二天即八月十六日深夜由怀来守将的报使带到北京的,报给了朱祁镇的生母、皇太后孙氏和同父异母兄弟、据守北京的■王朱祁钰,宫内顿时一片慌乱。消息又不胫而走,一夜之间传谝了北京城。
天不亮,在京的官员们便不约而同地会聚到皇城午门之外,商议对策。
当时北京城内赢马疲卒不足十万,人心惶惶。翰林院侍讲徐理善观天象,根据他对星象的观察,明朝天命已去,惟有南迁方可纾难。此言一出,立时便有附和响应者。
所幸的是,朱祁镇出征时虽然带走了京营主力,却将一些有威望、有主见的大臣留在北京。礼部尚书胡■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元老,任礼部尚书也有二十多年。按当时的制度,廷议例由礼部主持。徐理南迁之议首先遭到胡■的反对:“文皇(即成祖)定陵寝于此,示子孙以不拔之计。”兵部侍郎于谦则声色俱厉叱道:“欲迁者可斩!为今之计,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胡理、于谦的意见立即得到大学士陈循、吏部尚书王直及司礼监太监兴安、金英的支持。这些都是实权派人物,他们一表态,外廷便稳住了。但宫中孙太后仍是疑惑不定,多亏太监李永昌反复开导:“陵庙宫阙在兹,仓廪府库百官万姓在兹,一或播迁,大事去矣,独不鉴南宋乎?”孙太后这才勉强定下了心。
既然排除了迁都的意见,就得认真考虑如何对付瓦剌的进攻和也先的要挟。为此,孙太后于八月十八日命■王祁钰监国:“迩者虏寇犯边,皇帝率六军亲征,已尝敕尔朝百官。今尚未班师,国家庶务,不可久旷,特命尔暂总百官、理其事。尔尚夙夜祗勤,以率中外。”又命文武群臣,凡合行大小事务,均听■王发落。
这一举措,使浮动的人心趋于安稳,故而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戴。谁知仪隔一日,司礼太监金英就传出一条令举朝文武瞠目结舌的“皇太后圣旨”。这道圣旨说将立皇帝的庶长子朱见深为皇太子,让有关衙门拟定合行事宜,择日具仪以闻。礼部有关册封皇太子仪式的意见尚未提出,太后的正式诏令就出来了:
迩因虏寇犯边,毒害生灵。皇帝恐祸连宗社,不得已躬率六师,往
正其罪,不意权留虏庭。尚念臣民,不可无主,兹于皇庶子三人之中,选其贤而长者日见深,正位东宫。仍命■王为辅,代总国政。P1-5
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插图版),汇集我国明史学界著名专家、学者所撰明朝皇帝大传十二种。作者以正史为创作之本,所据严谨,真实而生动地描写了明朝皇帝及所处时代的复杂生相。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朝代,从洪武元年(1368)建立,到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共跨时276年。其盛世之态、激昂江山,其纵横壮举、鸿猷远略,足以令后世感慨万千。但相对于清史研究,明史是建国后研究较为薄弱的领域。正说明朝十二帝系列丛书的出版,除了可以起到推动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给喜爱阅读帝王传的读者还原一个个曾经在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起到或开拓、或中兴、或傀儡作用的帝王影像。帝王不同于平民百姓,他们的活动是和整个时代、皇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尤其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帝王的活动更具有特殊的意义。但帝王都是人,同样有人的特性,只是社会环境和某些遗传因素使帝王成为不同常人的人,使他们在自己的舞台上演出了许多生动而丰富的人生戏剧。书中配有反映传主生活及所处环境的大量图片,力求给读者展现一个波诡云谲、气势非凡的大明皇朝。
作为君主,明宪宗成化帝朱见深在中国历史上是默默无闻、无所作为的。即使在明代的十六位皇帝中,他也并不引人注意。但作为人,他又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个性的。一方面,他不得不接受命运的安排,以及祖宗法度、圣贤道理的限制;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和陈规的束缚,时有令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作为一个时代,明宪宗成化时期是一个没有权威、被人忽视的时代,但又是一个充满活力、极富特色的时代。明朝乃至明、清两代的历史,正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发生转折;同时,这一转折的方向和终结,也可以通过这一时期的现象做出预测。由于这种转折不是由叱咤风云的伟人所推动,也不是以惊天动地的事件为标志,而是由社会内部自身的矛盾运动并通过无数琐细小事所表现,故而滑出了人们的研究视野。
选择这样一个人物和这样一个时代,在已往的人物传记和史学论著中是不多见的。但是,中同历史上的帝王又以默默无闻、无所作为者居多,巾罔历史卜富有转折性的时代也多是没有权威、被人忽视的时代。因此,研究这样一个人物和这样一个时代,将对认识中同历史的发展规律提供一些新的启迪,也可为读者提供一些了解中国历史发展的新角度和新素材。
感谢赵中男君,是他给了我一个尝试研究这类课题的机会。也感谢许多关心我的师友,是他们的推动和鼓捣,使我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本书是帝王传记,因此,理应对作为帝王的成化帝一生所经历的重要政治事件及其特有的统治风格进行全面叙述和公允评价。本书又是人物传记,因此,也理应通过生活细节和感情纠葛来揭示其性格特征。将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帝王和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的常人有机统一起来,是本书力求实现的目标之一。
以传主的活动为线索,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全貌,并揭示二者之问的关系,是本书力求实现的第二个目标。成化帝在位的二十三年,既是明朝经历了土木之变的社会危机和夺门之变的政治动荡之后,重新趋于稳定并开始长时期经济持续发展的过渡时期,又是社会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冷酷严峻时代后,向嘉靖、万历自由奔放时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国家的政治决策机制、军事组织形式、财政管理方针,以及社会经济结构、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重要变化,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也出现了新的态势。这些,理应在本书得到如实的记叙。
历史科学的严肃性和历史本身的生动性,要求本书应该用流畅的文字和轻松的笔调向读者展示一个活生生的人和一个真实的时代。游刃于学术性和可读性之间,是本书力求实现的第三个目标。
但是,理想和实际总是无法完全统一的。在写作过程中,最感到困难的乃是传主本人。这是个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公开的活动极少,而且没有完整的著作传世。至于他的“上谕”、“御批”,究竟哪些出自他本人的手笔,哪些又是大学士和司礼太监们的代笔,也实在难以考辨。其次是材料的取舍。作为帝王,在位时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和政治事件,应该说都和他有关系;而作为人物传记,又不能用大量的与传主无直接关系的事情将传主淹没。最后还有作者自身的专业习惯。一般来说,文学传记惟恐过实,首先考虑,的是人物形象;史学传记惟恐失真,首先考虑的是历史原貌。将二者结合起来,是一个十分需要却又不易做好的事。写完此书以后,自忖是尊重了历史真实,但人物形象是否鲜明,心中实在无底,有待读者评论。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白始至终得到业师欧阳琛教授的关注。老人多次和我讨论对成化帝及成化时代的看法,本书的不少论点是在他的启发下形成的。我的不少学生主动承担了摘抄资料和誊录文稿的繁琐事项,本书有他们的汗水,在此谨致谢意。
方志远
2007年12月
修订于江西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