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地域为经，以串通于其间的时间为纬，采用时空倒写追叙的方式，记录了施蛰存先生的生平游踪。该书共分六辑，前三辑是以施先生先世出生以及求学和交友，文学和情愫为主述对象，后三辑分别标题漂泊滇南、闽中征尘、旅途摭什，它是以抗战时期对西南景物的详尽描写为主。本书不能单以游记视之，它和新文学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它为传主的交游以及文学爱好者提供不少讯息。

本书是一部以施蛰存先生生平游踪为主线的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品，全书共分六辑，每辑都以与施老生平有关的地域命名：前三辑武林、姑苏、华亭是有关施先生先世出生以及求学和交友，文学和情愫最生动的部分；辑四至六分别标题漂泊滇南、闽中征尘、旅途摭什，这是已进入抗战时期，应该说是处于颠沛逃亡之中，但施氏所记滇中景物却异乎寻常的平静，充满了对于这一片西南景物极其详尽的描写。可以说，该书是研究新文学史者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

小引

辑一 武林梦回

辑二 姑苏遗韵

辑三 华亭逸志

辑四 漂泊滇南

辑五 闽中征尘

辑六 旅途摭什

尾语

水亭子

施蛰存年逾古稀时曾言：“寒家自曾祖以来，旅食异乡，至我父已三世矣。余亦浪迹海隅，未遂兔裘之计，每填写表格，于‘籍贯’下，虽写‘杭州’，实滋惭汗。”可谓“橐笔江湖无里贯，乡关惭愧说杭州”。施氏家族系出吴兴，世代居住钱塘，清咸同年间遭遇兵祸，支族遂流移，散处吴会。因此，他毕生与杭州有着难解缘分，亦颇得湖山佳趣之情怀。

杭州是施氏的原籍，又是他的诞生地。他生于公元1905年12月1日晚上约七时至九时之间，即清光绪三十一年，旧历乙巳年(蛇年)戊子月(十一月)甲戌日(初五日)戌时。当时施家居住在杭州水亭子(址)钱塘县学宫(府)旁租赁的家屋，据他本人回忆是三间朝西的屋子。

“水亭余址傍宫墙，古屋三间对夕阳。”沧海桑田，烟火杳渺，那里以往的一切早已不复存在。

水亭址，又称“水亭子”，《武林坊巷志》引明代田汝成辑撰《西湖游览志》卷十三：“佑圣观街，自宗阳宫折而北，东为巡盐察院，北为市舶司。佑圣观之东为武林驿，西为钱塘学、水亭子。”癸未初春，我几经打探，找到了地处临近城站一带的佑圣观路，水亭址约在往西的附近一带，确切原址难考，此名已经衍变为一个大地名，如民国六年，杭县劝学所重新成立，所址为水亭址；民国二十三年，《中报》社址在水亭址；民国三十五年，《新生日报》社址设在水亭址12号；1949年5月末在水亭址福利新村设立了公安培训班。而通常有连名并称“水亭址钱塘学宫”作为一带地名的习惯。原钱塘县学宫现为上城区中河中路88号，即上城区公安分局附近一带。而建于南宋绍兴年间的杭州府学宫(孔庙)，就在现今的劳动路上，因藏有南宋石经，建国后迁入了许多碑石，而名为“杭州碑林”。原有大成殿、养源堂、先贤祠堂、御书阁、斋舍及学堂。据说，日伪汉奸王五权以修缮孔庙为名，将大成殿里的楠木全部拆去图利，使得后来的建筑内部难成格局。

并非是钩稽，其实是为了缅邈的怀想，我不曾或并不能感知的史迹而来此地走走的。

施氏出生那年，其父正在陈霞起(清末杭州城里大财主)府上坐馆课其子，兼任文牍事宜。在他四岁时(1908年)便随父母迁居，离开了杭州。后来每逢清明节跟随父母回杭州扫墓，或许因为原来住过的水亭址是赁屋而非家产，也就不再去看看那里的旧屋了。因此，他在成年后却对幼孩时住所的面貌环境，难以记忆清晰；仅记得1920年代有次曾随父亲回杭州，随访水亭址旧屋，“西向陋室三间犹在，仿佛忆及髫年嬉戏之状”。而用钱塘方言所唱的童谣是他儿时最美妙的记忆。

漫无目标，踯躅街头，乃空空如也。幻昔感今，思绪与环境俨如疏离的时空，这着实让我在春雨蒙蒙中感觉由不远处的湖上飘来的雨丝和风已经有了暖意，独自彳亍良久，不忍离去，耳旁似乎萦绕着他之谱系说：“我是吴兴施氏，随司马氏东渡而定籍吴兴。以前为鲁国施氏，即孔子之母也。”

半山泥猫

“总角生涯犹在眼，泥猫蜡凤满匡床。”这是施蛰存回想往昔的吟句。

“蜡凤”，施氏说过是东洋舶来的一种蜡制小动物。而“泥猫”则为半山名物也，《杭俗遗风》(清·范祖述)谓：“半山出产泥猫，大小塑像如生，凡至半山者，无不购泥猫而归，亦一时之盛会也。”相传彩绘泥塑的“泥猫”，不仅是避鼠消灾的吉祥物，而且还是孩儿们的玩具。旧吋半山一带，乡人多以捏泥猫为业，每逢农历二月初八的“桑秧会”、清明时的“蚕花节”，还有五月初一的“娘娘诞辰日”，杭嘉湖一带的桑农、蚕农都要坐船来到杭州半山桥，再人娘娘庙烧“蚕香”，待返乡归家时，就有买“泥猫”带回去的习俗。

民国笔记《梵天庐丛录·武林山泥猫》有云：杭州武林山，俗呼为半山，植桃数千株。三月间，游人如市，往来不绝，山中人多以捏泥作猫形，外饰以彩，名曰泥猫，游人争购之。相传半山泥猫，虽不能捕鼠，而置之案头，鼠若惧者。又谓半山每年所制泥猫，必有一头能活者，语固荒唐不可信。乃有某者，赴半山购一泥猫归，猫颇猛，置于房中，家故多鼠，自购猫，鼠迹渐敛。一日午间，闻猫捕鼠声甚厉，初以为外来之猫，不之奇，起而视，见啮毙二鼠，皆置于泥猫之几上。而泥猫则不知所往，遍觅无迹。

在他老人家晚年时，每每把玩小古董玩意儿遣闷时，会触景生情地谈及自己年幼居住在水亭址老屋的情景，或趴于堂屋地上、或伏在床上玩耍杭州旧时之孩童玩具“泥猫”、“蜡凤”。——此情此景，一种感怀往昔的情绪，恍如就在眼前。

我曾告诉他，听说当地为了续存风物民俗，现在也有生产这种带有民间桑蚕文化象征的“半山泥猫”，他吸了一口吕宋烟，笑眯眯地说：“下次托去的人帮忙买一对回来。”

之江大学

民国十一年(1922年)秋，施蛰存考入私立之江大学，重返杭州。

施氏诗云：“南雍北监无我分，来看钱塘八月潮。”自注：“中学毕业，欲人北京大学，二亲未许。遂报考东南大学，乃名落孙山。同去四人，惟浦江清一人获隽。不得已，考入之江大学。”

之江大学，位于二龙头南麓，今之江路5l号浙江大学的之江校区(即该校之江学院)所在。据云前身是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差会设于宁波的崇信义塾。同治六年(1867年)秋迁来杭州，改名育英义塾，初设皮市巷，后移到大塔儿巷。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更名育英书院，创设英文、化学两专科，学制正科6年，预科s年。宣统三年(1911年)，书院搬至二龙头，改称之江学堂，采用英文原版教科书，以英语教学，有大学部学生31人，学制4年。直到民国三年(1914年)，再次改名为之江大学。听施氏回忆道：“我在之江时尚未有中文系，我读的是外文，我与林汉达同时，他高一二级。”

“西学未闻中学废，能通胡语即天骄。”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校长是由美国长老会牧师担任。他在这里读的是英文，“师资无学者，诸生所肄习者，惟英语耳”。然而，“跟外国教师学英文，他们就不大讲究文法。有些从教会中学升上来的同学，他们的口语比我好得多，可是他们都不会分析复合句子”。其实，施氏早在中学里就学过《纳氏文法》，已经掌握了英语的文法结构。

因为没有钻研中国文学的条件，加上施氏在中学四年级时听过英文教师上了大半本司各特的《艾凡诃》，使他对“英国文学和十九世纪英文有了初步的训练”。所以，他便一头钻进了英国文学。在前后的一年之间，读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散文和诗歌。他说，那时在之江大学图书馆里还选抄了一部《英国诗选》。而他在老年时却说：“但我学英文，却没有十分欣赏英国文学。我是把英文作为桥梁，用英译本来欣赏东欧文学的。”毫无疑问，这是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烙印。

 之江大学是他青年时代就读四所大学的第一所大学，然而“肄业未一年，辍学归”。施氏说自己在该校就读至1923年5月间，因参加了非宗教大同盟的活动，而为之江大学“校方所不喜，自动辍学”。

再有文字记载的是在1924年10月，他已转入上海大同大学二年级，--江浙战争发生，时局紧张，受父母之托特地赶往杭州，把正在女子师范学院读书的大妹施绛年接回松江家里避乱，虽片言只字，亦记叙了当时情景：“因为客车为兵车所阻，到城站时已在上午三时，霜风凄紧，人心惶惶，那时乘着一辆人力车去投奔亲戚家，站在门外敲了一小时的境况，当时也许还以为苦，后来想想却也怪有味道。”P2-5

沈建中君编辑整理施蛰存先生遗稿多种刊印成书，现在又以其余暇撰写施老生平游踪，书成这部别具一格的传记作品——《遗留韵事：施蛰存游踪》。全书分六辑，前三辑和后三辑恰成不同的历史阶段。每辑都以与施老生平有关的地域命名，从撰写的方法来讲，与通常传记不同的是以地域为经，以串通于其间的时间为纬，所以初读者对时空倒写追叙，会有茫然不解的感觉。前三辑武林、姑苏、华亭正是有关施先生先世出生以及求学和交友，文学和情愫最生动的部分。试思施先生肄业于当时的之江大学，上世纪廿年代的西子正是它风光无限的年代，书中叙施先生由之江大学而后遍及九溪十八涧、水乐洞、石屋洞诸处，及今屡经沧桑有存者有已踪迹全无者。光绪年间乡先贤林琴南太丈游九溪十八涧其文读后不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游杭九溪十八涧尚存，丛草石径，记忆犹新，今据说九溪十八涧非复旧观，所以读施老有关武林旧事真是不可多得的留存于人间的吉光片羽。沈君每记一处，必亲到其地，或亲聆施老口述，其前三辑所包括的人物记事已至丰富，单就这一点而论此书的价值已不容置疑。

辑四至六分别标题漂泊滇南、闽中征尘、旅途摭什，这是已进入抗战时期，应该说是处于颠沛逃亡之中，但施氏所记滇中景物却异乎寻常的平静，充满了对于这一片西南景物极其详尽的描写。也许正因为我也在昆明有六年之久的逗留，心所系掛二战产生的情结，所以看了这许多游记觉得异常新鲜。昆明是北方三校南下的所在地，无疑是群贤毕集的地方。施氏于昆明极意描述翠湖之美，翠湖为西南联大人进城必经之地，三校初次抵滇时，寅恪先生就以在翠湖所见人诗，施氏也正是在翠湖一带及见南下的冯友兰、陈寅恪、向达、张荫麟、杨振声诸名流学者，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晤面品茗之间，“渐渐地似乎也进了这个圈子”。(页132)这里向我们透露一个历史的信息，这就是学界实北方居主流，南方并非无大师(若章太炎、唐文治)，但北方才是人文荟萃所在。施先生少年时代的好友浦江清女人清华任寅恪先生助教，而后融人北方学者群中。所以施氏虽执教于高等学府而未能进入北方学者群中，亦犹有学界门户所限。

这样，《游踪》一书，我以为不能单以游记视之，因为它和新文学发展有密切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学发祥于北方，但新文学的写作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出版，它的中心却是在南方的上海。而施先生正是此中最活跃的人物，无论是写作，是结识一些志趣相同者，还有更重要的是办刊物，搞出版印书，就这一角度来看，《游踪》是研究新文学史者不可忽视的重要文献。惟一不足是卅年代这方面的具体材料较少。但传主的交游以及文学爱好足以提供不少讯息。

施先生晚年耽爱金石搜集拓本，于此我完全是门外汉，但于他的一些见识却时有同感，如他搜辑明末名妓王修微诗词，以为高于同时代的柳如是，按钱牧斋尝盛推柳诗，谓何得独让王修微擅国士之名，施先生则以为王诗词实胜于柳，这些见解都极可喜。

总之《游踪》一书可读可欣赏，那个时代的人物晤谈謦欬之间以乃地域风光，已离我们相当遥远了，也因此更其可喜。如果有以为可供新文学史研究者参研取证，那它的价值就更大了。重要的我以为编者的极度认真的精神才是本书最难能可贵之处。

鲲西

二00七年七月一日

这册小书时辍时续地写了三年有余，现在终于能作尾语了，这就意味着即将诞生。我以为能够在文汇出版社获准印行，不但是作为写者要感谢的，而且也是这册小书的光荣。欣喜之余，恰巧又见到了施蛰存先生在翻译波兰Z·克拉辛思基《等候着日出》所作“译后记”中的一段话：“作为‘公教人员’中的一个，我的生活已经被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了。我不是一个惯叫救命的人。倪云林曰：‘出声便俗’，虽然并不是为了志在做‘雅人’，却颇以此公的态度为‘要得’。今天居然能够闲坐下来译一首小诗，总算是挣扎得来的一喘息之胜利。为了让这个胜利不落了空，特意选译了这首诗……”(1947年)我觉得自己在写作这册小书时的境遇，仿佛也有点类似的心绪。

记得四年前的深秋，北京一家出版社有位热心的编辑，约我写一本“施蛰存传记”，并寄来了几本范本书。通读过后，我发现自己开不擅长如此写法。加上当时我为了尽快适应新的“生活”，已经连业余时间也豁出去了，况且我的牙病亦经常发作，疼痛难忍，倘若写作长篇大论就会陷入疲于奔命之态，恐难达到要求，只能知难而退了。

不久后，又有一位编辑策划一套丛书，让我写一本施蛰存“故事”，这也使得我踌躇。施先生自1936年以后的经历基本属于“书斋生活”，而又很少投入社会活动，按他自己的话来说“平凡得很”，更没有传奇色彩的“轰轰烈烈”、“大起大落”之类的超常生活，我百思而不得其解，实在讲不出这样的“故事”，只得作罢。然施先生一生虽无离奇“故事”，总是自称“一介寒儒”，却光明磊落，潇洒飘逸，在我每每回忆其生前种种勤勉节俭之情形，辄为喟然。这不得不使我引起思索，现今逝去的历史人物只能凭借越来越稀见的个人化痕迹，如当事人的文章、口述经历、日记信函，乃至旁人回忆等细节，相互参证而得以勾勒描摹从前的人事，犹如于茫茫荒滩沙土里仔细辨认发掘那些湮没已久的珍宝，一阵拾掇，再把它们串连成“金环”“银环”。

如此想着，我便选择仿照旧式笔记体的形式，一旦牙痛病过后，一如“雨过天晴”那般“蠢蠢欲动”，拾一些类似旧迹印痕般的“财富”，穷源竟委，再写上一二段，以此体悟施先生于生命旅途之中除了申城以外的仿佛“无轨列车”之游踪那般的意义。不过，对于施先生1937年赴滇沿路的情况，因有其《西行日记》的详细记叙，我觉得也不必重复赘述，特此说明。

当然每逢牙齿剧痛，都很好地教育了我，可虽有触动，却“屡教不改”，因我还深深地记得，施先生回忆自己游踪时说过：“但我实在坐过一叶小舟在这许多险绝人寰的乱滩中平安浮过。”给我以无限的写作勇气，像施先生那样“挣扎得来的一喘息之胜利”似的业余生活也因此有了生气，毅然不顾那“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之生活，加入目下狂热地摹仿先生当年“为了让这个胜利不落了空”之列。虽遗漏亦多，或许还有差错，但笔录的细节竟能“积稿盈尺”，连自己也有些吃惊。而现在居然能够印行，善哉。为此，谨以此书献给帮助我成书的师友和亲爱的读者。沈建中丁亥早春二月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