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纳一家出生并居住的乌克兰城市，在城里的犹太居民看来，是由三个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就像古老的画卷上所表现的那样：被上帝排斥的人处在下层，为地狱的黑暗与烈火所吞噬；平凡的人住在中层，被微弱的光线照亮；而处在上层的，则是上帝选民的居所。住在河边下城的人，不是不可经常与之来往的犹太人、小手艺人、贱民，就是租下那些脏不拉叽的店铺的小商贩、流浪汉。一大帮儿童成天在泥水里打滚，说的是一口意第绪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衬衣，细瘦的脖颈和又长又黑的鬈发上，罩一顶宽大的工作帽。远处，是生长着一圈圈葱茏的椴树的山丘。山顶建有俄罗斯高级公务员的公馆，有波兰贵族的府邸，还有几座精美的宅第，属于几个有钱的以色列人。他们选择在这个地段安家，不是因为这里空气纯净，而是因为在俄罗斯，本世纪初在尼古拉二世的统治下，当局只允许犹太人在某些城市、某些区段、某些街道有时甚至是某些街道的某一边居住，其余地方一概不许犹太人涉足。然而，禁令只对穷人有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贿赂攻不破的禁令，即使是最严厉的禁令也不过如此。被这些犹太人视为名誉攸关的事情，就是无视这些禁令，在不许他们居住的地方安身。这倒不是有意与当局对着干或想出口怨气，或者是为了面子的缘故，而是为了让别的犹太人知道，人家就是比他们强，挣的钱比他们多，甜菜或小麦卖得比他们好。这是一种得体地展示财富的办法。一个犹太人，出生在隔离区，二十岁上有了几个钱，就等于在社会生活上升了一级；他搬了家，住到了市场附近，那里离河很远，处在下城边缘；待到结婚时，他又搬了家，住到了街道对面的禁区；接下来，他还在攀升，住到了法律规定任何犹太人都不得出生、居住或者死亡的街区。于是人们对他肃然起敬。他成了亲友们羡慕的对象、希望的化身：犹太人竟能升得这么高!有了这样的榜样，饥饿就算不得什么了，寒冷、肮脏也算不得什么了!在下城，许多人都怀着这份希望，举目仰望富人住的青翠丘岭。
在下城与富人住的山丘之间，有一个中间地带。那里平淡的气候虽然催孕不出巨大的财富，但也让人穷不到哪里去。那是俄罗斯、波兰和犹太布尔乔亚的居住区。大家住在一区，倒也没有太多的冲突。
然而，这个处在中间的城区本身也分为一些小帮派。它们互相嫉妒，又相互蔑视。社会上层被医生、律师、大公司经理占据了，卑贱的下层则由小店主、裁缝和药店职员等人组成。
不过，社会上有一类人充当了联系不同街区的纽带。他们从上城到下城，在走家串户中艰难地赚钱度日。亚达的父亲以色列·希纳就是这群“代理人”中的一员。这些人的职业就是替人收进卖出甜菜、食糖、小麦和农业机器，凡是乌克兰出产的东西，都是他们经营的商品。不过，只要顾客需要，他们的供货目录上也可以添上丝绸、茶叶、阿拉伯糕点、煤炭、伏尔加河的鱼子酱和亚洲出产的水果。他们乞求、哀求顾客跟他们做生意，贬低竞争对手的货色；他们叹怨自己命苦，不惜对天发假誓；他们为了拿到订单，想尽办法，用尽心机；从他们匆匆的行色(在别人都不着急赶路的时间和地段)、急促的话语、连比带划的手势、低三下四的态度、软缠硬磨的精神，以及其他为他们所独有的品质，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
亚达差不多还是个婴孩的时候，就有时跟着父亲在外头东奔西跑。父亲是个眼神忧郁的瘦小老头。他喜欢亚达，每次把她抱在怀里，就觉得有了慰藉。他放慢步子行走，好让她跟上；他俯下身子问她累不累，走不走得动；他帮她整整披在旧外套上的灰色羊毛大围巾，理理带护耳的棕色小绒帽。当冬天刮起大风时，他就伸出大手捂住她的嘴：街角上，凛冽的寒风在觊觎着行人，不时欢欢喜喜地蹿出来，猛掴他们的耳光。
“当心!你不冷吧?”父亲问。
他叫女儿用围巾裹住嘴，透过羊毛吸气，好把冰冷的空气加热。可是不行，女儿受不了，觉得憋气。等父亲刚刚把头掉回去，她就用指甲把围巾抠出一个洞，试着把舌尖伸出来，接天上飘下的雪花。她身上裹了那么多的衣服，只看见两条细腿上支撑着一个小小的方布砣。走近一点，透过深色的绒帽和灰色的围巾，才能看清两只黑溜溜的大眼睛。由于有棕色的绒帽圈着，眼睛越加显大，射出的目光直愣愣的，极易受惊，就像一头小野兽。
亚达刚满五岁，就开始观察周围的世界。迄今为止，她在一个很大的世界里游荡，与她弱小的身子比起来，这个世界是那样大，大得她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它都把她压麻木了。她对这个世界的关心，不会超过一只藏在草丛里的昆虫。不过她长大了，现在开始认识生活了：在一户户人家门口，站着些一动不动的巨人，他们的胡子上挂着一根根冰棱，面前呼出一股发臭的酒气(它很奇怪地变成了一束水汽，接着又变成了雪花的小针)。这些巨人其实就是普通人，下人，看门人。她也与一些人熟悉了。她觉得那些人的头伸进了云端，身后拖着闪闪发亮的马刀，有人管他们叫军官。那些人很吓人，因为父亲一见到他们，就赶紧往墙边躲，身子好像更矮了。不过，不管怎么说，她觉得他们还是人，属于人的群体；一段时间以来，她也敢望他们几眼了。他们中间有几个，灰色的宽袖长外套上有一道红色(当他们登上雪橇时，她看见那条猩红色的布带露了出来，那是他们将军的标志)，还有几个蓄着白花花的胡子，就像她爷爷。
在广场上，她停下脚步站了一会儿，观看来来往往的马匹。冬天，马身上披了红红绿绿带绒球的络头，防止马蹄带起的雪泥溅到马身上。这里是市中心，有几家漂亮的旅馆、商店、酒家，有五颜六色的灯光，有不绝于耳的车马喧阗。父女俩走了几步，很快就踅进了一些窄街小巷。它们都有一些坡度，由高而低通到河边。街面铺了石块，可是高低不平，坑坑洼洼，几盏风灯射出惨淡的光亮。最后，父女俩在一户人家门前站住了。屋主有可能成为希纳老爹的顾客。
他们走进一间低矮、幽暗、烟雾腾腾的房间。里面有五六个人在扯着喉咙叫喊，就像被人宰杀的鸡鸭。他们一个个面红耳赤，额头上的青筋都暴了出来。他们或者举臂向天，或者捶胸顿足，说：
“要是我说了谎话，就让老天把我杀死，就死在这里!……”
有时，他们也指着亚达：
“凭这个纯洁的女娃娃的脑袋起誓，我要请上帝作证，我买下这匹丝绸的时候，它可是好好的!……只不过在路上被老鼠啃坏了一段，可这能怪我吗?能怪我这个可怜的犹太人，有一大家子人要养的犹太人吗?”
他们生气了，一个个冲出去，把门摔得山响；可是走到门口，他们又停住步子，转身踅回来。买家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端着带银托的大玻璃杯喝茶。代理商们(总有五六个代理商闻到生意气息，同时在场)则相互指责，不是说对方没有诚意，欺诈顾客，就是说对方短斤少两，犯下滔天大罪。为这似乎恨不得要把对方吃了，吞进肚里才罢休。接下来，局面恢复平静，原来生意做完了。
亚达的父亲牵起她的手，两人一起走出门去。到了街上，父亲长吁一口气，摇摇头，发出一声沉重而痛苦的叹息：“上帝啊，我的天老爷啊!”不管是因为生意没有做成，几个星期的时间与努力打了水漂，礼物白送了，路也白跑了；也不管是因为赢了对手，把生意抢过来了，父亲都要吁口长气，发声叹息：上帝是不变的，永远在场，像蜘蛛趴在蛛网中央，窥视着每个人的表现，人若是得意忘形，显出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样子，他就准备加以惩罚。上帝永远在那里，又热心又嫉妒。人必须敬畏上帝，同时要感谢他的慈悲。但千万不要让上帝认为人的心愿完全满足了，不然，他就会有所懈怠，停止保护那个人。
接下来，父女俩去了另一户人家，接着又去了一户人家。有时，他们一直走到上城的富人家里。亚达留在前厅等候，看到那里精美绝伦的家具、人数众多的仆役、厚重柔软的地毯，她又激动又慌乱，便待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她坐在椅子边沿，眼睛睁得大大的，连大气也不敢出。有时，她掐一掐自己的腮帮子，怕自己睡着了。最后，父女俩手牵手，默默地搭有轨电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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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是怀着一分特别的虔诚和沉重来捧读和翻译《狗与狼》的。面对一个在世界上遭受了千年迫害、流离失所、连家国一度都不能存在的民族的成员，面对一个被无情的命运拨弄，先是为十月革命的风暴所席卷，后又遭受纳粹的蹂躏与折磨，最终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女性，我们又怎能轻松得起来、随意得起来昵?
乍一读起来，《狗与狼》似乎只是一部平常的爱情小说。犹太姑娘亚达从小暗恋着犹太男孩哈里，想方设法与之接近，却因个性与社会的鸿沟而毫无结果。多年后两人在巴黎重逢，虽然一个发达，一个贫贱，但是乡愁成了联系他们的纽带，相互的激赏与共同的志趣使两人沛破婚姻的藩篱，走到一起。然而，祸从天降，为了挽救心上人的名誉与地位，亚达勇于做出牺牲，把哈里还给他有权有势的妻子，自己则远走他乡，孤身在千里之外生下并抚育哈里的血脉。一见钟情，异地相逢，凄伤离别，惨痛牺牲，爱情小说该有的元素都有，能说它不是爱情小说吗?然而，读完这本小说，在流下同情的眼泪之后，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只感到异样的沉重，不像读别的爱情小说，流泪之后是喜悦，是轻松。这是什么原因呢?笔者认为，这是因为作者在这部爱情小说的框架里，加进了犹太民族数千年积淀的苦难，和处在社会边缘与下层的民众的梦想和希望。这就使得作品别具一种普世的悲悯情怀，对人的命运表现了特别的体恤与关怀，也就有了一分别样的深刻与厚重。
这部小说一开头，就给我们来了一段社会各阶层的分析：“希纳一家出生并居住的乌克兰城市，在城里的犹太居民看来，是由三个不同的阶层组成的，就像古老的画卷上所表现的那样：被上帝排斥的人处在下层，为地狱的黑暗与烈火所吞噬；平凡的人住在中层，被微弱的光线照亮；而处在上层的，则是上帝选民的居所。”
亚达家住在河边下城，那是下层犹太人集中居住的地方，邻居不是贱民、小手艺人，就是小商小贩、流浪汉。“一大帮儿童成天在泥水里打滚，说的是一口意第绪语，穿的是破破烂烂的衬衣，细瘦的脖颈和又长又黑的鬈发上，罩一顶宽大的工作帽。”亚达的父亲以色列·希纳是一个掮客，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牙人”，干这行全靠伶牙俐齿，合得跑腿。为了拿到订单，“他们不惜乞求、哀求顾客，贬低竞争对手；他们叹怨命苦，不惜对天发假誓”。亚达的父亲能力不强，又有孩子拖累，因此属于被上帝排斥的人，只能处在社会下层。
而哈里的境况完全不同，作-为同姓希纳的犹太人，他的爷爷因为善做生意而发了财，成了极少数发达的犹太人。他们可以破例违禁，搬离河边的犹太人隔离区，住到树木围绕、绿树成荫的上城。他们是下城所有犹太人羡慕的对象。下城的许多犹太人怀着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层次的希望，“举目瞻望富人居住的青翠山岭”。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个孩子的亚达来到上城，看到了富家小少爷哈里，从此生出终身不渝的暗恋。这种感情虽然是自发的，而且十分朦胧，但潜意识里很难说没有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层次的成分。
由于宗教信仰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犹太人被赶出自己的家园，在世界各地迁徙流浪，成了许多国家不受欢迎的移民，受到统治者和非友好势力煽动的民众迫害。小说里就多次提到，政府一遇到麻烦，就掀起排犹浪潮，以转移视线，转嫁危机。犹太人，尤其是下层犹太人成了种种政治失误、经济危机和天灾人祸的牺牲品。他们遭受的苦难真是罄竹难书!在复活节的前几天，城里又掀起了排犹浪潮，暴民们砸犹太人的店铺、房屋，抢劫犹太人的财物，更有军队借口镇压暴乱来趁火打劫。为了躲避排犹主义的暴乱，亚达被迫和她的小堂哥本在阁楼的一只箱子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走到街上一看，犹太人住的街道完全变了：“这就是他们熟悉的街道吗?它那荒凉凄惨的景象，他们都认不出来了。……众多的破棚子，小摊子，平常屠宰牲口的地方，那些底层一间店堂，中间一间阁楼，上面有个破顶的店铺，一夜之间全不见了，仿佛刮了一场龙卷风，或者过了一次洪水……还有一些房子，不是缺了门，就是少了窗户，墙壁被熏黑，墙体被捅破，一副被剜了眼珠，惊恐不安的样子。地上一片狼藉，满是五金件、玻璃片、铸铁块、地板条、残砖断瓦，还有许多说不出名字的破烂儿，有时从里面认得出一只靴子、一只泥盆或者一只锅柄，再远一点有一只女鞋，鞋跟都扭弯了，接着是几把椅子，一只几乎是新的漏勺，还有一只上了蓝釉的陶壶，几只断颈的空瓶。……一些白色和灰色的羽毛在空中缓缓悠悠地飘摇……”
下层犹太人就过着这种时刻提心吊胆，动辄遭受洗劫与打击的悲惨日子。上层犹太人由于住在富人区，安全较有保障，可是他们在精神上，却仍然受到排斥。为了逃避战争，避免受到革命的冲击，哈里一家来到巴黎。虽然他作为这家国际知名的希纳银行的继承人，富甲一方，可以过上优裕生活，却为了娶巴黎姑娘劳伦斯为妻，忍辱含垢，苦苦等待了两年，因为在巴黎的老德拉合看来，希纳家却是些来历不明的人，是放印子钱出身的。他口口声声称希纳家为外国佬，其实这“外国佬”三个字，就简洁而形象地概括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与排斥。因为，“外国人在他脑子里是分了三六九等的。要是女儿嫁个盎格鲁一萨克逊人，拉丁人，还说得过去……他一个姐姐就嫁了个西班牙人”。
在故国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基辅，亚达与哈里是难以产生爱情的。社会的偏见与阶级的鸿沟把他们远远地隔离开来，然而，在巴黎，他们却能成为挚爱的一对。这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共同的乡愁。亚达用自己的画来吸引哈里注意，而她画的就是儿时故乡的情景。哈里从她的画里，感受到了浓浓的乡情，回忆起了儿时的情形。他对醋意浓重的妻子劳伦斯说：“是的，劳伦斯，那个场景，即便我没有见到，也清清楚楚地知道，连它的细节，尤其是它让人无法忘记的本质。因为没有风，细小的雪花就稀稀落落地直落下来，那大概是冬天的第一场雪。雪花落到水洼里、烂泥里，马上就化了……那具棺材，你注意到了吗?它是放在雪橇上的，放得不稳，歪歪斜斜的……人家没有把它放正；就是把它当做一件无用之物随便扔在上面的，就像扔块石头……”两人能够挚爱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身在异国的哈里在与亚达的交往之中，找到了彼此的共同语言，接上了民族的血脉，发现了民族的文化基因，唤起了民族感情。而这一点他与法国妻子劳伦斯在一起，是感受不到的。亚达问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哈里说是得到他的妻子。亚达问：“你不是得到了吗?”他不无辛酸地说：“是得到了，可就是像得到水中月，镜中花，一个影子，一个映像，抓不着，闻不……”因此，在这种背景之下，两人的爱情就有了一种全新的意义，这就是同根同祖的两个犹太青年，一起用倾心的相爱来对抗外界的排斥与歧视，来营建同文同乡的理解与认同。
笔者拿到本书，便对《狗与狼》这个书名生出疑问：究竟写的是什么内容?为什么要用这个书名?事实上我的疑问并非多余，因为在G00GLE搜索引擎上打入这几个字，调出的几乎全是描写动物的读物。随着翻译的深入，疑问并没有得到解答，直到第28章时，心里才豁然一亮。在那一章里，亚达问本：“你刚才不是说哈里与你很像吗?”本回答：“就像狗与狼一样相像。”是啊，哈里和本是很相像，不仅面孔，还有犹太人的性格。可他们有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哈里是条有温暖的家室、有舒适的条件、有安定的生活的“狗”；而作为他的堂兄弟，本却像狼一样，每天要去寻找猎物，要面对饥饿、贫穷、遭人驱逐捕猎的威胁。在小说里，本是一个有志向有能力的男孩，从小就喜爱亚达这位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的小妹，并且长大后成功地将她娶了过来。然而亚达爱的不是他而是哈里，爱的是“狗”而不是“狼”。作为一个饱受磨难的犹太女作家，我们能说作者这样写没有寓以深意吗?我们难道不能从中解读出犹太民族渴求家园，渴求安定生活的强烈愿望吗?
因此，愚认为，《狗与狼》不是一部平常意义上的爱情小说，而是一部反映一个民族的苦难，表达一个民族愿望的爱情小说。作品的结尾很有象征意义：东欧一个小国接受了亚达的移民申请，她在那里安顿下来，在祈求圣像“保佑这又一个犹太女人，一个怀有珍贵的身孕，从一个国家流落到另一个国家的女人”的时候，生下了哈里的孩子。亚达心想：“画、小家伙、勇气：有这三样就可以活下去了。可以活得很好了。”可是，她能否如愿呢?这条“小狗”的呱呱落地，是否意味着从此有了安定的生活呢?看来并不如此。至少作者惨死于集中营这个事实，就说明亚达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不过，笔者认为，在今天，在拥有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二十一世纪，作者应该是可以在九泉之下彻底放心了。
译者
2006年12月
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1903年2月11日出生于基辅。她由一名法国家庭教师和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只用法语和她交谈，母女关系较为恶劣，这在她的好几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她的父亲是个大银行家，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被悬赏捉拿，只得和家人躲在莫斯科。法语和俄语一样是伊莱娜的母语，正是在那期间，她接触到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于斯曼的《逆向》以及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内米洛夫斯基一家逃到芬兰，后在斯德哥尔摩住了一年，于1919年定居巴黎，在那儿，她的父亲又重振家业。
在大学完成文学学业后，伊莱娜于1929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卫·格尔德》，获得一致好评。此后十年间她又陆续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和一部短篇小说集：《舞会》、《误会》、《秋天的苍蝇》、《库里洛夫事件》、《电影》、《无名小卒》、《孤独之酒》(1935)、《伊莎贝尔》、《猎物》和《二》，1940年出版《狗与狼》。二战期间她逃难到索恩一卢瓦尔，在那里写了三本书，都在她死后才出版：《契诃夫传》(1946)、《这个世界的财富》(1947)和《秋天的火》(1957)。1942年被纳粹逮捕时，她正在创作一部描写1940年6月大逃亡的宏篇巨作，她先被送进比蒂维埃集中营，后被转往奥斯维辛集中营，当年就死在了那里。
她遇害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和罗贝尔·埃斯梅纳尔主动承担起她两个女儿的教育费用，她们当时和她们的监护人在外省逃亡，保存着她们母亲最后的手稿，其中包括小说《法兰西组曲》的前两部，该小说于2004年秋季出版。
犹太姑娘亚达从小暗恋着犹太男孩哈里。却因个性与社会的鸿沟而无结果，多年后两人在巴黎重逢，乡愁成了联系他们的纽带。相互的激赏与共同的志趣使两人冲破婚姻的藩篱。走到一起。然而，祸从天降，为了挽救心上人的名誉，亚达远走他乡。孤身在千里之外生下并抚育哈里的血脉。
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作者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是法国著名作家，其遗著《法兰西组曲》曾获得法国文学大奖，并荣获2006年亚马逊网站年度最佳图书。
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犹太姑娘亚达从小暗恋着犹太男孩哈里，想方设法与之接近，却因个性与社会的鸿沟而毫无结果。多年后两人在巴黎重逢，虽然一个发达，一个贫贱，但是乡愁成了联系他们的纽带，相互的激赏与共同的志趣使两人沛破婚姻的藩篱，走到一起。然而，祸从天降，为了挽救心上人的名誉与地位，亚达勇于做出牺牲，把哈里还给他有权有势的妻子，自己则远走他乡，孤身在千里之外生下并抚育哈里的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