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精选了2006年度散见于报刊和网站中的短篇小说中的佳作。这些小说主要乃是一个探讨着若干精神主题的声音的集合，涉及了这个年度大部分的新闻热点，观点新，思想新，角度新，语言表达新，有冲击力。这些作品在主流刊物上发表，反响较大，反映了2006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的创作水平。

本书精选了2006年全国短篇小说的近三十篇精彩之作。苏童、冯骥才、迟子建等我国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在其中之列。能够真正地将创作主体的心智和情感投置到那些底层人物之中，并成功地激活他们生命形态又展现了作家叙事智性的短篇，如苏童的《拾婴记》，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王祥夫的《菜地》，李约热的《青牛》，叶弥的《月亮的温泉》，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高君的《流逝》，盛可以的《归妹卦》，温亚军的《成人礼》等。它们是一种创作主体“精神在场”的写作，其叙事自觉地规避了某些过于表象化的存在，展示出属于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意图。

洪治纲◇序

苏童◇拾婴记

冯骥才◇抬头老婆低头汉

王祥夫◇菜地 

李约热◇青牛 

叶弥◇月亮的温泉 

徐则臣◇最后一个猎人 

高君◇流逝

盛可以◇归妹卦

戴来◇白眼

须一瓜◇提拉米酥

王手◇软肋

沈东子◇六万分之

朱日亮◇还等什么

钟求是◇给我一个借口

权聆◇处女公墓

张惠雯◇水晶孩童

苏瓷瓷◇李丽妮，快跑! 

陈启文◇村上春树，茶道与匕首

哲贵◇陈列室

陈锟◇蛇头岛上的小茅屋

龙仁青◇奥运消息

田耳◇郑子善供单

温亚军◇成人礼

范小青◇我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个人

杨静龙◇声音

何大草◇裸云两朵

迟子建◇西街魂儿

张瀛太◇短篇二题

拾婴记

苏童

1

一只柳条筐趁着夜色降落在罗文礼家的羊圈。

母羊被惊醒了，它有限的智慧受到了从未遭遇的挑战。柳条筐散发着湿润的青草之香，里面盛着的却不是夜草，是一件被露水打湿了的女装棉袄，蓝底黄花的灯芯绒面料，上面均匀地分布，着几朵葵花，母羊以为陌生人送来了一堆葵花，细看之下，葵花掩映的是一张婴儿的小脸!葵花也好，婴儿也好，那都不是饲料，但母羊仍然执拗地停留在柳条筐边，用鼻子辨别着婴儿身上所散发的微妙的香气，那香气让母羊想起了春天清晨的草地，还有夏天在河边失散的一头小羊羔。

看起来那几朵棉袄上的葵花一直在守护熟睡的婴儿，葵花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在黑暗中与母羊尖锐地对峙，仅仅过了一会儿，葵花便获得了胜利，软弱的母羊放弃了主人的权利，躲到角落里去了。

那天夜里枫杨树乡的狗零星地吠了一阵，对岸花坊镇北边似有群狗回应，是较量的回应，带着_种天然的傲慢。河两岸的狗也许是听见了什么，也许只是尽一点义务，狗很快就安静了，只有罗家的羊圈萌动着神秘的迷宫般的气氛。只有三只羊是事情的目击者，凭着那天夜里的月光，它们应该看得见窗洞外面弃婴者的身影，羊耳朵也灵敏，它们一定能够分辨出来那人的脚步声从哪儿来的，又是在哪里消失的。可惜三只羊都是羊，从不承担看门的义务，对什么事情都习惯了沉默。

羊这么固执地沉默，它的主人罗文礼一家也没办法追究，你即使把浑水河两岸所有的青草割来，也无法收买一头羊，人可以收买，可谁有本事从羊嘴里套出什么秘密来呢。

2

他们开始是把柳条筐放在家门口的，有点失物招领的样子。罗文礼的大儿子庆丰看着柳条筐，心不在焉的，一会儿蹲下，一会儿又站起来，庆丰手里捧着个大碗喝粥，喝几口喊一声，来看看，来看看，谁往我家羊圈塞了个孩子?

男人们一早都去花坊监狱送白菜了，孩子们上学去了，闻讯而来的大多是村里的妇女，她们小跑着奔过来，有的手里还拿着镰刀，有的肩上搭着毛线和编针，那么多丰满的身体和蓬乱的脑袋组成一道篱笆，把柳条筐热情地围了起来，后来者只能从人缝里看见筐子里的几朵金黄色的葵花，跺着脚对庆丰说，哪儿有孩子?看不见，就看见葵花了!

先来的妇女们细细地观察柳条筐里的女婴，嘴里啧啧地响，多标致的小女孩，怎么扔了呢?扔了还不哭，你看她还笑呢。有人贸贸然地问庆丰，是谁家的孩子呀?庆丰瞪着眼睛反问道，要知道是谁家的孩子，还放在这里让你们参观?她们知道庆丰脾气坏，不跟他说了，蹲在柳条筐边窃窃地讨论起来。有人说，那做大人的什么铁石心肠，怎么把孩子扔羊圈里了呢?笨死了!

庆丰在一边用手指敲着碗沿，说，你们才笨，说话不动脑子，这么冷的天，扔在外面不冻死才怪，羊圈怎么的，我们家羊圈比你们家温度高，不懂，你们就别乱说!

那妇女回头说，我们什么都不懂，你什么都懂，你什么都懂就教教我们，这孩子，怎么造出来的?

庆丰冷笑道，你以为这就难住我了?怎么造出来的?一男一女，*出来的!

庆丰大了，对许多事情莫名其妙地烦躁，见到饶舌的妇女就更烦，他不愿意守着柳条筐，一碗粥喝光就走了，走到羊圈外面，对他母亲喊，你自己吆喝去，我吆喝来那么多人，都是看热闹来的，没一个要抱孩子!

卢杏仙就出来了，抖着围裙上的草灰对别人说，你们看看这叫个什么事?早上起来出羊粪的，一眼看见这筐子，吓我一大跳，我这辈子手黑，从来没捡到过一分钱，这下好了，一下子让我捡了个孩子，你们说，这枫杨树乡谁不知道我家穷，那丢孩子的是瞎了眼，怎么偏偏丢我家来了?

妇女们大致上是默认卢杏仙的说法的，只是不好指明谁家富裕，谁家适合丢孩子，给她火上浇油，她们都默契地遥望着河那边花坊镇方向，七嘴八舌的，说的是一个意思，杏仙呀，这枫杨树的姑娘媳妇肚子里有个什么动静，也逃不出你的眼睛，这不是我们枫杨树的孩子呀，是花坊镇扔过来的孩子!也有像长炳的女人那样在任何场合都要显示其素养的，她就在人堆里发出不同的声音，撇嘴说，杏仙，你别老是钱呀钱的，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哪儿有人好?你家再穷还养着羊，多一张小嘴吃饭，也不能把你家吃垮了，看看这小女孩多水灵，自己留下养嘛。

卢杏仙的目光尖利地落在长炳女人身上，说，她要是一头羊，我还就留下她了!羊吃草，不花钱不占口粮，可你没看见吗，这是孩子，不是羊!你让我给孩子也喂草呀?

谁说让你给孩子喂草了?我们这里，谁不是粗茶淡饭吃大的?杏仙，这孩子不管扔的是不是地方，跟你家也是个缘分，自己养着吧。

缘分不能当口粮!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家人多口粮紧，怎么张嘴就给我下这个指示呢?卢杏仙悻悻地折她的围裙，一边折一边眼睛亮起来，对女邻居说，你们家就两个女孩，口粮够，你不口口声声说女儿迟早要嫁人，一嫁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不如你把她抱走，陪你说话去。

长炳的女人说，是送到你家羊圈的呀，要是送到我家，我一定养。

卢杏仙的脸沉了下来，斜睨着长炳的女人，说话的口气里有了威胁的意味，好呀，那我养她一天，她说，明天早晨孩子在谁家门口，孩子就归谁养!

让卢杏仙这么一说，长炳的女人翻了个白眼就走了，其他邻居也莫名地恐慌，很快都散开了，有个女邻居在离开之前提醒卢杏仙，杏仙呀，孩子不管给谁，你先去报告政府，捡孩子不比捡小狗小猫，婴儿也是人口，是人口都要去花坊镇登记的!

登记登记，我怎么不知道要登记?卢杏仙把围裙当毛巾拍打着裤子，一只手突然向后义愤地一挥，指着院子里的一匾晒干了的萝卜，我哪儿忙得过来呀，你们各家的腌菜倒都好了，没看见我家的缸个个底朝天，腌萝卜的盐还没买呢。反正我家庆来要去花坊镇买盐，如果这孩子没人抱，让庆来顺路送到政府去!

P1-4

洪治纲

近些年来，“底层写作”似乎成了一个备受瞩目的文学热潮。尤其是2006年，在《小说选刊》、《人民文学》等刊物的积极倡导下，在众多评论家的热情呼告下，有关“底层叙事”的小说可谓炙手可热。说实在的，在这个以多元化为幌子，实则价值观念出现严重失范的现实背景下，重新关注底层生活、关注弱势群体的写作姿态，无论是基于道义上的文化关怀还是生存上的平等观念，都是值得首肯的。至少，这是一种有情怀的写作，是一种直面当代生存困境的写作，是一种向现代文明的公正理念发出诚挚邀请的写作。它或多或少地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操守，也表明了我们作家在良知信念上的道德追求。

但问题在于，确定了“写什么”的目标之后，更重要的，我们还必须积极地思考“怎么写”。一个作家不能仅仅满足于某种道义立场的表达，他还应该在审美上尽可能地提供某些独具韵味的优秀文本，应该将自己的全部心智和情感投置到表达对象的精神内部，并与之产生心灵上紧密的共振关系，以使叙事展示耐人寻味的艺术内涵。但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并非易事。有例为证的是，当我带着极大的热情来阅读今年的一些被视为“底层写作”的重要短篇时，我感到颇不满足。一些具有底层写作热情的作家在叙事技能上进步甚微，理念化的意图和技术化的痕迹仍旧非常明显，’创作主体的道德化优势溢于言表。有些作品看起来动用了某些质朴的“底层话语”，以及反智性的故事结构，但它们进入人物的内心时，却无法准确地凸现人物的生命质感，无法有效地激活他们丰饶的精神风貌。对这些作品，我曾这样评价：“经验的成分居多，观念的成分居多，图解的成分居多，而创作主体的情感心智与小说人物融成一体、休戚与共的状态很少。我觉得，这是一种经验还原大于情感还原的畸形叙事。它所折射出来的，是一种典型的创作主体的精神慵懒症。它们除了展示一些普遍性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化的道德立场，并不能通过鲜活丰实的艺术形象来感染我们，不能让我们从人物的内心深处体会到存在的疼痛和尴尬。”到现在为止，我依然坚持这一判断——至少对于大多数“底层写作”的短篇小说来说，情形依然如此。

当然，值得首肯的作品并不是没有，只不过数量不多而已。就我所读到的2006年短篇来说，能够真正地将创作主体的心智和情感投置到那些底层人物之中，并成功地激活他们生命形态又展现了作家叙事智性的短篇是：苏童的《拾婴记》，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王祥夫的《菜地》，李约热的《青牛》，叶弥的《月亮的温泉》，徐则臣的《最后一个猎人》，高君的《流逝》，盛可以的《归妹卦》，温亚军的《成人礼》等。它们是一种创作主体“精神在场”的写作，其叙事自觉地规避了某些过于表象化的存在，展示出属于创作主体自身的审美意图。也就是说，它们既尊重一切共识性的经验，又恪守自身独特的思考，使叙事闪烁着智性之光。譬如《拾婴记》围绕一个女婴的不断辗转被弃，既写出了处于生存困顿中的人们面对弃婴的畏惧和无奈，又通过幼儿园和政府部门的极力推诿体现了这个小生命所赋予的沉重之责。而李六奶奶、疯女人瑞兰的出现，不仅改变了女婴在“弃”的过程中的故事走向，还隐含了人类某种超越理性的生命之爱。更重要的是，小说在最后一节忽然出现了魔幻式的一笔：那只装弃婴的柳条筐又回到了罗文礼家的羊圈里，里面没有女婴，但羊圈里却多了一只会流眼泪的羊。于是，在这个没有责任只有收获的现实面前，罗文礼一家终于对生命隐约地产生了某种畏惧和敬重。而冯骥才的《抬头老婆低头汉》更注重强女弱男的两极化描绘。它以鲜活的生命质感将一种反常识的底层生活展现得饶有意味，同时又游刃有余地凸现了于姐和老闷儿这对夫妻以沫相濡而又不事张扬的深厚之情。但作者显然并不满足于这种简单的故事推演，于是，他又通过老闷儿打蝙蝠以及老闷儿的死，巧妙地展现了这对夫妻骨子里的性别质色：在打蝙蝠中，于姐的柔弱和老闷儿对无畏的承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老闷儿死后，于姐却一下子丧失了阳刚之气，彻彻底底地还原成一个柔弱的女人。读完故事之后，我们不得不沉思：在这对夫妻的性格逻辑中，似乎包含了某种耐人寻味的家庭伦理，其中有爱、体恤、呵护、隐忍乃至悦纳，等等。

王祥夫的小说近年来一直数量颇丰，但它们基本上沿袭着作者在《上边》中所追求的那种审美格调：用最为质朴的话语，去努力穿透乡村底层普通百姓的生存状态，展示他们复杂无奈的生存意绪。像长篇《米谷》和短篇《端午》、《红包》等，都是如此。我之所以选取他的《菜地》，是觉得这篇小说在叙述上颇费了一番心机——作者牢牢地扣住“心态”来进行叙述。他不仅让那个“狗日的”的富豪一直以悬置的身份左右着米家村人的生存梦想，而且在处理村长米菜籽和村民米仙红的关系时，也是通过各种刁蛮的对话折射各自的复杂心态，尤其是村长内心的那种嫉妒、邀功、刁钻、霸气……等心绪，都在引而不发的叙述情境中缓缓地凸现出来，颇’见叙事功力。徐则臣是一位近年来处于进发状态的青年作家，其创作潜能颇为强劲。在2006年，长、中、短篇都有发表。仅短篇而言就有《夏日午后》、《我们的老海》、《平安夜》、《大雷雨》、《鹅桥》等，但我更喜欢他的《最后一个猎人》。这篇小说将乡村中特有的温暖人性不留痕迹地传达出来，尤其是杜老枪和“我父亲”之间的情感默契，充满了沈从文式的乡间温情。而杜老枪最后的杀人举措，与其说是为了自我的尊严，还不如说是一个猎人在特殊历史境域中对生命的悲怆总结，因为引发这场悲剧的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被现代文明做出了特殊的规约。

李约热的《青牛》和叶弥的《月亮的温泉》、高君的《流逝》也同样触及到了乡村伦理中的某种温情，而且，这种温情同样与现实观念发生了不同程度上的抵牾。《青牛》里的“我”为了替朋友“报仇”，强行牵走了蓝月娇家唯一的家产——一头病了的青牛，从而使蓝月娇乖乖地跟他走进了结扎的医院，完成了无数乡村计划生育干部无法完成的任务。但是，正是这个充满热血豪情而又少不更事的“我”的“聪明举动”，揭开了那些计划生育干部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的本质原因——谁也不想同时也不敢去动这个家庭生存的唯一基石，而这，正是乡村伦理的最生动的注释。所以，当“我”几天后看到蓝月娇的老公在菜场卖那头青牛的肉时，才醒悟到“我不是一个好人”，因为自己的“高明手段”不仅颠覆了一个家庭的生存基石，而且颠覆了乡村生存的忠厚伦理。同时，这篇小说充满诗性的叙事语感，也折射了作者良好的艺术潜能。《月泉的温泉》将一个乡村妇女的敦厚品性演绎得异常温馨。谷青凤爱自己的丈夫几乎爱到了纵容的程度，在这种无原则的爱情生活中，她不断地赋予自己以无怨无悔的牺牲品性，以至于最后不惜踏进月亮温泉来挽救自己的生活。尽管这篇小说后半部的情节安排略显突兀，但是，作者的精巧叙述还是让谷青凤这个人物获得了诗意的飞升。与《月亮的温泉》从正面展示情感所不同，高君的《流逝》则以父子之战来演绎一种无怨无悔的父爱。这种爱，因为贫穷和无助，转化成十六岁的少年与父亲之间的尖锐对抗，但最后却在父亲沉默的行动和“六月里丰沛的雨水”一样的泪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他的另一个短篇《伊人》，通过李潘这个被命运捉弄得颠荡沉浮的女人与一对兄妹之间的长久友情，也同样表达了这种情感深处不易察觉的温暖。温亚军的《成人礼》借助给儿子割礼的事件，在“爱与妒”的情感交织中，也将一家三口的似血浓情表达得入木三分。

……

无论是对底层生存的深切关怀(写什么)，还是对小说细节的深度“凝虑”(怎么写)，创作主体的情感与心智的绝对在场或许是最核心的因素。就此而言，我较为欣赏的2006年短篇还有哲贵的《陈列室》、陈锟的《蛇头岛上的小茅屋》、何大草的《裸云两朵》、田耳的《郑子善供单》、迟子建的《西街魂儿》等。《陈列室》写了一个男人生命中无法释怀的爱。这种爱，因为林小叶的远走，既促动魏松成就了一番令人瞩目的事业，又掏空了魏松正常的幸福生活。它没有理由可以言说，只是由那种特殊的牛奶香气，构成了魏松潜意识中无法解开的结。这篇小说好就好在作者沉入了魏松这个人物的心灵深处，同时又让魏松保持着必要的内敛气质，使这种爱而不得的痛苦四处奔突，有一种锐利的痛感。《蛇头岛上的小茅屋》也是如此。以沫相濡只是这个故事表面的情感取向，而话语背后所渗透的强悍的生命力以及无言的体恤才是它的精神实质。它在人与自然的对峙中，让我们感受到创作主体情感浸润后的苍劲和浑厚。《裸云两朵》是一个凄婉与锐利并存的故事。叙述者“我”以一种见证人的身份不仅参与了故事的推动，而且以自身的主观感受完成了整个叙事氛围的营构。前半段神秘、娇美、柔曼，仿佛《两朵云》的奏鸣曲在无声地流淌，“苏娘触键时君王般的大气象，和埙的缠绵、不哀怨，两朵云，一朵携着另一朵，往上、往远而去了。”但是，随着“文革”的来临以及赵小青的权欲爆发，叙事迅速转向了锐利——音乐的温情陶冶变成了人性恶的催发，圣洁的苏娘被批斗至死，赵小青也终于在轮回报应式的自我折磨中自杀了。音乐，因为时代的变化，无力帮助人们实现生命的自我救赎。只有桑桑，这个没有乐感的少女，最后却获得了灵魂的拯救。

迟子建的小说在近些年来开始变得犀利，尽管她的叙事并没有完全抛却往日的诗意情怀，但对人性的尖锐对抗却有了更多的思考。这篇《西街魂儿》也是如此。它将革命性的政治话语与西街的民间招魂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为特殊年代里特殊的乡俗人伦唱出了一曲哀伤的挽歌。从青石山上的工程队炸石头开始，小说迅速地进入叙事主核——革命烈士的后代宝墩受到了惊吓。于是，围绕着宝墩的救治(招魂儿)，又牵出了另一个下放改造的青年剧作家小白蜡。这是小说的核心地带，为此迟子建在叙述上盘旋再三：一方面，徐队长动用了高调的革命性的权力话语，对不给宝墩提供招魂邮票的小白蜡施以身心的惩罚；另一方面，失去儿子之后的泽花嫂精神开始恍惚，又加剧了徐队长的惩罚速度和力度，以至于最后倔强的小白蜡死于粪池中的沼气爆炸。这篇小说不仅情感的附着力恰到好处，而且叙事技术上也是异常圆熟——叙述节奏张弛有致，人物的白描力透纸背，同时，革命话语与乡间迷信也糅合得天衣无缝，充分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智性。田耳的《郑子善供单》是一篇别具一格的小说——它以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依托，在饶有意味的审讯对话中让我们看到：郑子善与其是在交代自己的“罪行”，还不如说是在回首自己的人生，喟叹无常的命运，介绍苗族的风土人情，而作为大清王朝的审判官，“我”也多半是为了应付差事而成了一个生命的记录者。这就是历史，任何个人都无法对抗的历史，荒诞也罢，残忍也罢，都由郑子善的供单和“我”的记录画就了一个抹不去的斑点。

“所有的事物都有生命，问题是我们如何唤起它的灵性。”马尔克斯曾在《百年孤独》中写下了这句颇具经典意味的话。它让我想起去年年选序言中所引用的奥茨之语——“世上没有‘大’事情，只有大手笔”。回巡2006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我还是坚信这样的叙事铁律。因此，我以为，在强调底层关怀的同时，如何表达底层生活或许是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因为它潜示了一个作家的全部情感和全部心智是否真正抵达了那些默默无闻的弱者，是否真切地融入到他们的精神内部，是否成功地唤醒了每一个生命的灵性，并让我们在复杂的审美体验中，受到了艺术的启迪或灵魂的洗礼。

2006年10月17日于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