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女子的别样生存——她们是情人．她们又不是情人；她们是妻子，她们又不是妻子；她们是母亲，她们又不是母亲；她们是女人，她们却罕有女人的一切名份；她们是谁？她们为什么是她们？！

本书从母亲与士子、妓女和士子、婚姻和士子等几个角度来考察。从而通过这些活跃在科举背后的女性，了解她们是怎样作用于科举的，也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对读书人的各种作用。

本书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相互参照，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首先解明科举制度派生出来的价值体系，和以这种价值体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女性形象的关系，同时我们以透过这些女性形象解明以科举为条件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文学作品是虚构的，正因为是虚构的，才能让人们看到愿望和祈求的想象的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一般来说最容易受到积淀在无意识空间的能量的左右。历史资料不管其内容的真伪，一般来说，记述人主观意识是以记述事实为目的的，记述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不管想象世界还是理性世界，必须是以其社会环境为土壤才能发展和成长。与潜在意识连动的文学和与理性意识连动的历史，在这两种意识的连接点里有以社会制度为条件的精神世界。

自序

第一章 母与子

 第一节 俄狄浦斯和科举

1.母子关系中的“孝”

2.((状元堂陈母教子》的内容梗概

3.争夺母爱的三兄弟

4.关汉卿和他所处的时代

5.((状元堂陈母教子))的渊源

 第二节 母与子的格斗

1.《细柳》的概要

2.蒲松龄和〈聊斋志异))

3.母亲的理想与儿子的前途

 第三节 女儿和母亲

1.《西厢记》简介

2.王实甫和《西厢记》

3.被称为“诲淫之书”的文化背景

4.清纯的女儿和贪婪的母亲

 第四节 区域社会和母亲

1.社会舆论和母亲

2.父亲的死和母亲的贞操

3.煽动教育热情的文字记录

4.问责母亲的教育行为

第二章 科举与妓女

 第一节 考生和妓女

1.考生和妓女的交往

2.东西方恋爱文化之不同

3.妓女和诗的融合

4.妓女对科举的憧憬

5.朝廷给女性的封号

 第二节 《李娃传》及其翻版与王朝的经济生活

1.《李娃传》的内容简介

2.《李娃传》的几种翻版

3.奢侈品和时代精神

 第三节 妓女和书生孕育出来的文化现象

1.存在的被写体

2.对父亲的背叛和向母亲的回归

3.母亲的幻影

第三章 科举与婚姻

 第一节 从科举中衍生出来的婚姻习俗

1.“小登科”意味着什么

2.唐代科举的特征和结婚的价值倾向

3.梦寐以求的婚姻

4.宋代的科举改革和书生的勇气

5.慧眼识仕途

 第二节 妻子和科举

1.考生的社会地位

2.妻孚的角色

3.“教育妻子”的社会状况

4.妻子和母亲

5.对恶妻的处置

6.莫氏的故事

7.被科举迷住了的女性

第四章 书生的背叛和向往

 第一节 抛弃与复仇

1.被书生们抛弃的女性

2.虚构的意义

3.乐此不疲和不愿目睹

 第二节 科举的大众化和伦理的低下

1.科举的大众化

2.满少卿的故事

3.社会地位的变化和变心

 第三节 科举和一生二旦

1.一生二旦

2.《琵琶记》的渊源和作者高明

3.《翡翠园》和《燕子笺》

4.一生二旦与滕妾习俗

5.妾的训练所

第五章 女状元的辛酸

 第一节 女状元的生成

1.《女状元辞凤得凤》

2.徐渭和《女状元辞凤得凤》

3.饱含苦衷的女状元

4.异性形象的心理作用

5.徐渭身边的女性

 第二节 号哭的泪水

1.《颜氏》的故事梗概

2.蒲松龄和《颜氏》

3.被选择之身

第六章 同性恋的幻想和科举

1.弹词和女性

2.《再生缘》的故事梗概

3.对《再生缘》的再评价

4.弗洛伊德关于女性同性恋的见解

5.陈端生和丈夫的科举失败

6.贞操·名声·愿望

结束语：士子们精神世界的特征

后记

第一章 母与子

第一节 俄狄浦斯和科举

1.母子关系中的“孝”

俄狄浦斯情结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之中最重要、最基本的慨念，它来自于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这个故事揭示了在人类社会的家庭中形成的无意识精神层面的形成要因，这个要因就是“恋母弑父”的家庭病理关系。这种关系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中虽然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在不同文化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在科举制度派生出来的文化社会里，考察“子恋母”情结的特征，必须先从“孝”字开始，解明埋在“孝”这个伦理概念之下的潜在的集合意识形态。如果从家庭制度和政治制度来看，“孝”确实是贯穿了男权主义的权威，但是“孝”通过意识再迂回到无意识之中，并作用于一个人的行动上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个人生活中，与其说是强化男权主义，还不如说诱发了母子关系更加紧密的一体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中国的孝子故事里以儿子孝敬母亲的故事占多数，这就是很好的事实。

母与子之间存在着近乎“情爱”的潜在的精神关系，这是家庭永恒的病理关系。①绝大多数人的成长都是在家庭之中，所以几乎人人都要经历这种关系。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因为某种原因自幼成长在孤儿院的孩子，他们也要自己无意识地制造出自己和母亲的故事来支持自己的成长。当然随着人的成长，母子的“情爱关系”必须被“切断”，能不能顺利地“切断”，怎么“切断”这种关系，这是能不能留下精神疾病的关键，也是制约人的成长方向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是精神分析学教给我们的基本原则。

致使母与子精神中的“情爱”断裂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以“父亲的名义”作为象征的，编织在语言里的伦理机制。这种伦理机制是内化在精神中的“禁止原则”。②这种“禁止原则”是新弗洛伊德主义的精神分析学教给我们的对人的精神世界认识的一个重要的方法。

我们再回忆一下俄狄浦斯这个故事。预言者告诉俄狄浦斯，他将弑父娶母。为了逃避这个噩梦，俄狄浦斯离家出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他把挡住自己去路的老人失手打死，这个老人就是他的父亲。为民除害以后，娶了王妃。这个王妃就是他的母亲。整个故事强调的一点就是俄狄浦斯的行动完全是在偶然加上偶然的情况下，使他最终没能逃出他的厄运。整个故事不是为了表现母子的情爱，而是要解释和辨明俄狄浦斯绝不是有意地“弑父娶母”的。

古代中国的“孝”确实是维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伦理概念，可是这样将“孝”融入个人的精神之中，以家庭为实践基础，就起到了隐蔽母子的难舍难分的情爱关系的作用了。在古代，有很多因儿子对母亲的情爱而诱发的奇行怪事一般都能用“孝”来解释，这种被隐蔽的潜在的“情爱”，致使过激的孝道行为往往被作为模范行为来看待。

被“孝”掩盖了的母子“情爱”关系，要是从子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到已经成人的“子”表现出一种倒行至婴儿的症状。《高士传》中的七十岁老莱子为了让父母高兴，模仿儿童游戏、婴儿哭泣，这种行为不用解释就是一种回归婴儿的行为。老莱子的故事是著名的孝子故事之一。从内容来看，这是明显的倒行至婴儿的行为。从记述和传承的行为来看，以孝道为正统的中国文化包容这种母与子的“情爱”行为。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

与《老莱子》相似的故事，在中国历史中不断地被重复，被再演。这种行为一直受到赞扬。下面介绍一下从不同的地方志中引用的两个类似的记述。

海丰太宰杨公巍，天性纯孝，母夫人年百余岁，食啖犹健。杨公朝夕上食，躬尝以进。即有不乐，辄拍手歌舞作小儿态，以娱母意。母夫人当冬月病，思食西瓜，走使四方不见，致至则不及饭含。杨公以此大痛，终身不食西瓜。暑月渴甚，但饮水而已。

上面记述的是明朝的例子，我们再看一个清朝的例子。

袁芝凤，邵阳人。家赤贫，寄人庑下。母年老，自忍饥寒，必令母饱暖。出不十里，虽雨雪昏夜必归伴母眠。或不怿，则为屡述新闻；仍不怿，故问往年快意事；复不怿，则唱村歌小出作小儿腔。母时为之一笑，或嘲其狂痴，弗顾也。母寿至九十六岁卒。

这不是在讲怪人怪事，这些事是作为被褒奖的人和事写入地方志的。他们做的事用今天正常人的眼光来看，不管怎么说也是非常过分的，但是这却被作为值得效仿、值得骄傲的事实写入地方史册。

袁芝凤是一个穷人，杨巍是一个地方官。他们的行为和老莱子相差无几。在“孝”的名义之下隐蔽的“情爱”关系，超越了社会阶层和时代，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包容。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描写孝子们的返婴行为，这些故事还都强调了满足母亲的口味。

母与子的“情爱”，早在孩子获得语言之前就已经存在。孩子在获得语言之前，就通过口、身体感觉、表情和母亲交流，其中最主要的是嘴和眼睛。根据儿童心理学家的观察，哺乳期间的婴儿，有一种别的动物难以见到的行为，就是间断地停止吸吮动作，顾看母亲的表情。母亲的乳汁和表情在婴儿身体和精神的成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在孝子们的故事里，写孝子为母亲千方百计地寻找错过时令的东西的内容很多。《搜神记》里的孝子为了让母亲吃到喜欢的东西，竟然杀死了自己的孩子。⑤

真是母亲想要吃那些东西吗？我认为这是孩子想通过满足母亲的味觉，看到母亲满意的表情，以便能维系和重温通过味觉和视觉与母亲交往的“情爱关系”。当然这种“情爱关系”是应消逝在记忆彼岸的。孝子们寻找的不是母亲们想吃什么的欲望，而是要寻找出深潜在自己记忆深渊里的欲望。当然这种欲望里也有母亲的难以忘怀的期待。

“孝”这个伦理概念，从意识的角度来看，可以是维系国家、制约个人行为的根据。从无意识的角度来看，孝起着在光天化日之下维系母与子的“情爱”的纽带作用。

在被“孝”隐蔽起来的母子“情爱关系”的精神环境中，子为了维系这种情爱，就必须实现母亲的期待。科举以前的孝子故事里，多写不惜身家性命为母亲寻找错过季节的东西来食用。比如：冬天用身体的温度化开冰为母亲捞鱼，⑥还有像上述所说的冬天为母亲寻找西瓜之类的故事比较多。这些故事所述的行为都强调了孩子们的自我牺牲精神。

到了科举时代，母亲对孩子的期待开始向科举及第这一点倾斜。这不仅是为了孩子，也是为了母亲自己。孩子科举及第.然后得到官职的话，母亲就会得到朝廷颁发的封号。这种封号制度，在科举实施以前就已经存在，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逐渐被强化。下面让我们看一下科举最兴盛的宋王朝给女性的封号。

宰相、使相、三师、三公、王、侍中、中书令(旧有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封国太夫人。妻，国夫人。枢密使副、知院、同知、参知政事、宣徽节度使，曾祖母、祖母、母封郡太夫人……⑦

有这么多的称号，科举时代母亲们的期待，自然转到通过孩子的社会地位而达到确认自己社会地位的目的。科举以后出现的孝子，与其说是不惜身家性命来尽孝，倒不如说是用智力的成果来尽孝，来实现母亲的意愿，来维系和温存母子之间的“情爱”。

《温江县志》里有一个关于幼时丧父的孝子杨进道的记载，他的学习动机是“念母寡居，常束身励学，以慰母志”。⑧这样记载学习动机的资料不太多，可是写孝子千方百计地实现母亲愿望的记载却很多。那些努力可以说都是为了慰母“志”，或者说以此来温存母子之间的隐蔽的“情爱关系”。当然母亲也比任何人更殷切地期待着儿子的及第，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下面请读一下一个有关的记载：

嘉靖初年浙江省试，主者灯下阋卷，不中者皆掷地下。忽见一披发妇人，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惊，取而复投之者再。妇人长跪而泣，主者感动，即取中此卷。乃余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后问田生以状。生哽咽久之乃对：“母本侧室，为嫡挝杀，死时状正如此。”⑨

这个故事本身是荒唐的，但是这个故事形象地告诉了我们，在科举时代，母亲看不到儿子及第，绝不甘心的真实心情。上述的故事是异界之说，再看一个事实：

浙江省南浔镇有一个叫章铨的人。他十岁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母亲临终时把他叫到病床前，对他说：“你要以学立身。”章铨决心实现母亲的遗愿，没钱买书就站在书店里读，或者向朋友措，总之尽其最大的努力，三十二岁的时候终于考上了进士。⑩

母亲的死也是母爱的丧失，要想补回丧失的母爱，只好以坚强的意志实现母亲的遗愿。只有这样做才能让母亲得到满足，才能使去世的母亲无愧地回归到自己的心里，才能让母亲安息。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陕西省的李柏是明末清初有名的学者。明王朝的灭亡使他非常悲痛。他决心不参加异民族王朝的科举考试。但是他寡居的母亲强烈地要求他应试。他终于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参加了考试。⑩

在政治信念和母亲的期待之间左右摇摆的李柏，最终选择了母亲的期待。因为实现母亲的期待，既能温存母子之间的”情爱关系”，也会受到具有政治意义的“孝”的保护，他大可以不必受到良心的谴责。

通过实现母亲的期待来温存母子之间的“情爱关系”的精神倾向，因科举制度的介入呈现了新的价值取向(从满足母亲的味觉转变成为母亲争得荣誉和地位)，并左右士子们的行为方式。也显示出中国文人的无意识世界的状态，关汉卿的剧本((状元堂陈母教子》把中国读书人无意识世界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让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剧本的简介。P1-8

中国文学里有一种以科举制度为背景的作品，在那些作品里有很多女性的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就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中国读书人的愿望和祈求，这些愿望和祈求是解读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世界最好的材料。

科举起源于隋代，但是真正作为制度来实施，还应该说是从唐代开始。从唐代开始，科举的及第者在司法、行政等管理国家的各种事务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然要除去像元代的特殊时期)。科举的及第者和科举的考生(士子)中有很多人也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者。因此，解读他们的精神世界就成了理解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环。

本书用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相互参照，用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的方法，首先解明科举制度派生出来的价值体系，和以这种价值体系为基础创作出来的女性形象的关系，同时我们又透过这些女性形象解明以科举为条件的读书人的精神世界。

文学作品是虚构的，正因为是虚构的，才能让人们看到愿望和祈求的想象的世界。这个想象的世界，一般来说最容易受到积淀在无意识空间的能量的左右。历史资料不管其内容的真伪，一般来说，记述人主观意识是以记述事实为目的的，记述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不管想象世界还是理性世界，必须是以其社会环境为土壤才能发展和成长。与潜在意识连动的文学和与理性意识连动的历史，在这两种意识的连接点里有以社会制度为条件的精神世界。

“世界”是时间和空间的组合，世界的“世”是时间，“界”是空间的界定。这里说的精神世界是历史时间界定的有共同性的可变的精神样态和行为方式。

我们把持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所派生的精神世界，通过女性的角度来审视。为了更全面地审视与科举相关的女性，我们分别从母亲与士子、妓女和士子、婚姻和士子等几个角度来考察。从而通过这些活跃在科举背后的女性，了解她们是怎样作用于科举的，也可以看到不同社会阶层的女性对读书人的各种作用。我们在这里列举的这些女性形象几乎都是男性创作的，所以通过这些女性形象能更清楚地了解中国读书人阶层的精神世界。

由于在中文注解中插入的日文注解在技术上难以处理，所以本书把日文注解都译成了中文，比如：何柄棣《科举与近代中国》，译者寺田隆信、千种真是英文版的日译本的译者，书名系根据日译本翻译成中文，以下有※号的注释均为同种情况。日译者姓名中的汉字也都统一用了简体字。另外，日文参考书书名和作者名的中译也遵循上述原则，加上※号。

本书的原作、翻译和改订都是由我自己来完成的。原书的日文版在2004年3月由日本大学教育出版社出版。

实际上本书在2002年就应该问世，但是第一稿校正刚开始，我就因病住院，当年11月4日由日本名古屋铁路医院，转到中国长春市吉林大学第二临床医院住院治疗。刚着手校正的原稿就搁置在日本。

经过治疗，到了2003年3、4月份病情已经大有好转，这才把刚着手校正的原稿由日本寄来，我校正了两遍。因为我的图书资料都放在日本，又在病中，有很多引用的地方不能与原著、原文对照，还有些想添加的东西由于资料不在身边，所以也就没有动原稿。日语校正由于有内人近藤正子的帮助，还算说得过去。内容可以说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多一点。

本来这本书的问世比原计划已经晚了很多，应该充实一下再问世为妥，可是征订的催促很多，被催促的出版社就催促我们，就这样，本书的日文版就带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问世了。问世后，对这些地方深感遗憾，这时又有朋友劝我翻译成中文，我也想把那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借此机会改正过来，就欣然动手翻译成了中文。

中文版的修正和日文版的原著所引用资料的查检都得到了吉林大学南区图书馆古籍部王丽华老师的帮助。特别是中文版的校正，他帮助我查检到了很多可供参考增补的资料和一些插图。利用吉林大学古籍部的时候，其他工作人员也给了我很多方便，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翻译此书的时候，我尽量纠正了一些错误，还做了一些填补，但是还可能有疏漏的地方，还请广大的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