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妆奁”、“嫁资”等。中国传统社会中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嫁妆还可以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社会影响。

本文拟从嫁妆问题人手，探讨清代贫富家庭的嫁妆差异、嫁妆对家庭生活的影响，以及由嫁妆引发的社会经济问题。其内容具体有清代嫁妆的种类与规模、妇女嫁妆之支配权的考察、嫁妆支配与妇女的家庭地位、满洲贵族的嫁妆、嫁妆的提供者与陪送方式等。

中国传统社会，嫁妆于婚姻意义重大。首先，它在女子出嫁时必不可少，无论家庭贫富，人们都会尽力为女儿筹办嫁妆；其次，嫁妆的多少直接影响到婚姻的缔结，丰厚的嫁妆往往使女性在婚姻市场上得到更高身价；再次，嫁妆给家庭及社会带来一系列影响，如助长了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导致婚后的奁产纠纷等。

导言

一、关于嫁妆

二、嫁妆对女性的影响

三、清代嫁妆的差异与变化

第一章 清代嫁妆的整体描述

 第一节 清代嫁妆的种类与规模

一、嫁妆的种类

 1、衣物首饰与日用器具

 2、土地、店铺等“不动产”

二、嫁妆的规模

三、各具特色的清代嫁妆

 1、反映地方特色的嫁妆

 2、反映儒家文化的嫁妆

 3、反映生育文化的嫁妆

 第二节 嫁妆的提供者与陪送方式

一、嫁妆的提供者

 1、“添箱”礼

 2、亲属提供嫁妆

 3、男方家庭提供嫁妆

 4、友人提供嫁妆

 5、主家提供妆奁

 6、官府或宗族提供嫁妆

二、嫁妆的筹备与发送

 1、嫁妆的筹备

 2、开列妆奁单

 3、“催妆”

 4、嫁妆的具体发送时间

 5、抬送嫁妆

 6、谢奁

第二章 清代满洲贵族的嫁妆

 第一节 皇族之嫁妆

一、皇后妆奁

 1、皇后妆奁的筹办

 2、同治帝皇后的妆奁

 3、皇后妆奁的抬送

 4、光绪帝皇后妆奁的特点

二、妃嫔的妆奁

三、福晋、公主的妆奁

 第二节 满洲贵族的嫁妆

第三章 嫁妆与清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第一节 妇女对母家财产的继承权利

一、由嫁妆的构成看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

二、从嫁妆与聘礼的关系看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

三、嫁妆与分家

 第二节 奁田——特殊的财产继承

一、奁田与“鬻产嫁女”

二、奁田的权属问题

 1、田面权与田底权

 2、母家对于奁田权益的干涉

 3、奁田引发的纠纷

第四章 妇女嫁妆之支配权的考察

 第一节 独立存放的“私财”

 第二节 妇女对嫁妆的支配

一、补贴生活，孝养舅姑

二、为家庭成员婚娶

三、资助丈夫入仕或经商

四、解决家庭债务、亏空等经济问题

五、留传子孙的财产

 第三节 嫁妆支配与妇女的家庭地位

一、“无私货”与有“私财”

二、“无外事”与涉“外事”

三、“无才”与有才

第五章 嫁妆对清代婚姻的影响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

 第一节 嫁妆对婚姻的促进和维护作用

一、嫁妆对婚姻缔结的促进

二、嫁妆对于婚姻的维护作用

 第二节 嫁妆对婚姻的负面影响

一、由嫁妆导致的婚嫁愆期

二、由嫁妆导致的家庭不睦

三、士人对于厚奁的排斥

 第三节 由嫁妆引发的社会问题

一、嫁妆与奢靡僭越之风

二、嫁妆与溺女婴

三、嫁妆与童养媳

四、嫁妆与抢婚

附录1 同治帝大婚中皇后妆奁清单

附录2 同治帝大婚中贵妃、嫔妆奁清单

附录3 光绪帝大婚中皇后妆奁清单

参考书目

索引

“以故乡人称家法之善，必以家君为最。”可见，妇女拥有和恰当地支配“私财”，非但没有被家庭和宗族谴责其不守妇道，反而通过利用嫁妆为家庭和家族做贡献，逐步树立起自己在夫家的地位和威信。

二、“无外事”与涉“外事”

《白虎通·丧服》规定：“妇人无外事”，即妇女对于家庭以外的事情无权进行干涉。但历代妇女似乎并没有完全遵照这样的准则行事，许多妇女还利用嫁妆所提供的经济实力涉足家庭和家族以外的事情，并在社会中产生较大的影响。

《新五代史》中记载了庄宗皇后刘氏利用嫁妆干政的事例：同光四年(926)，“客星犯天库，有星流于天桔。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曰：‘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我何！’宰相论于延英，后于屏间耳属之，因取妆奁及皇幼子满喜置帝前日：‘诸侯所贡，给赐已尽，宫中所有惟此耳，请鬻以给军！’宰相惶恐而退。”尽管陈皇后拿出嫁妆犒赏将士并非出自真心，我们仍可从中看到女性利用自己可以全权支配的资财——嫁妆参与外事的身影。当然，由于受到时代的局限，妇女对“外事”的干涉往往需要通过丈夫或儿子来实现。《元史》中亦有妇女替丈夫决策政事的记载：“至正十三年，江西贼帅王善寇闽，官军守罗源县拒之。罗源与连江接壤，势将迫。浚妻定氏，故相家女也，有才识，谓浚曰：‘事急矣，可聚兵以捍一方。’于是尽出奁中物，募壮士百余，命仲子健将之。浃旬间，众至数万。”刘浚妻在关键时刻不仅表现出超人的果敢和才识，而且利用自己丰厚的嫁妆招募兵勇，让丈夫、儿子统率军队抵御起义军，成为整个事件的关键人物。女性在历史上利用嫁妆涉足“外事”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也不乏这样的女性。清人彭玉麟之父彭鸣九“为廉吏”，“宦橐萧然”，又“好施予”，彭母王夫人的嫁妆除用以孝养、安葬婆母，“并为两叔娶妇”等家庭事务外，还“节衣缩食”以成就丈夫的“好施”之志。王夫人还很关心百姓的疾苦，“闻民间贫不能嫁娶、死不能殓葬者，泪而归”。她利用自己的经济能力帮助贫苦百姓解决经济问题，“民有鬻妇偿负者，妇谊不它适，太夫人为赎其昏约，令为夫妇如初”。王夫人甚至插手丈夫的政事，干预案件的审理：“陈氏妇丧其夫，夫弟逼之死，杨媪闻诸太夫人”，王夫人“乃白赠公(彭鸣九)，逮其夫弟，一鞫而服，论如律。”王夫人的行为早已超出了家庭内部事务的范畴，她不仅利用嫁妆资助丈夫的事业，而且直接涉足“外事”，救助贫困，甚至干涉丈夫断案。她的行为不仅受到家庭成员的尊重——彭玉麟特记录下母亲的行状，“谨敬述梗概，留示后世子孙”；也受到他人的钦佩——左宗棠在“彭母王太夫人传”中说：“检侍郎(彭玉麟)所述行略，敬叙次之，俾天下后世知侍郎名业成有自也”，认为彭玉麟的出色表现正是其母教诲的结果；更受到国家的认可和褒奖，王夫人被“累赠一品太夫人”，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

清人戴粹，“婚夕大寒，雨雪；谓新妇曰：‘吾将以若奁拯冻人！’妇曰：‘诺。’遂括钗珥诸器服，一夕遍施尽。新妇曳布裳，椎髻庙见。富商闻之，争相效；活数千人”。戴粹妻将嫁妆全部捐出以救助灾民，自己则布衣椎髻行庙见礼，实为义举，其深明大义、无私助人自不待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戴妻的感召之下，许多富商争相效仿，数千百姓得以活命。戴粹妻的行为虽然只是同意丈夫将自己的妆奁用来救助灾民，但其意义已经完全超出了支配妆奁本身，在社会中所产生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三、“无才”与有才

传统礼教一向强调“女子无才便是德”，限制妇女才能的发展和发挥。但历史上似乎也从未遵循这一训导，历代名门贵族无不教女读书识字，辈出的才女亦受到男性的赏识与钦佩。除文学方面的才华外，女性还运用嫁妆在家庭中解决男性无法解决的问题，体现出她们多方面的才干。  曾国藩之女曾纪芬适湖南衡山聂氏，公爹去世后，聂家“所遗宦橐六万金，别无产业。还长沙后，陆续购买田宅、嫁三女、娶二媳……平时日用已苦不足”，在经济已见窘态的情况下，纪芬婆母有七千两存款在银号亏蚀，使家庭立即陷入经济危机，而且还要卷入“反复涉讼”的漩涡。面对这样的大变故，家中男子束手无策，转而请曾纪芬裁夺。纪芬拿出自己的嫁妆，并向其姊借贷一千两弥补亏空。为了使这笔款项能够起到安慰老人的作用，曾纪芬“不敢明言此款为余房所出，乃婉肯传余青、郭筠仙二公及姊婿陈展堂出面，假托三中人和息讼事，各出一千两，以求了结”。她利用出色的外交手段，制造了一个完美的假象，请三位“中人”将此事平息。生活在夫家的大家庭中，嫁妆本是纪芬小家庭的私有财富，平日生活“全恃奁资息金以为挹注”，奁资“既赔偿公款，(P220-223)

19世纪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特殊的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处于亘古未有的大变局中。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领域风雷激荡、色彩纷呈。整体上的中国社会发生着或隐或显的嬗蜕。

嬗蜕，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固有道路，而且展现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性方向。因此，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同样处于亘古未有大变局的今天，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同样展现出多种可能性方向的今天，对于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成了国內外史学工作者关注的热点。

以往对于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多具有“前后割裂”、“上下脱节”的缺憾。

“前后割裂”，是指以鸦片战争作为分水岭，将中国社会历史割裂为两个不同时段进行研究。事实上，鸦片战争的“冲击”，并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崩溃。鸦片战争前后到甲午战争后的数十年间，中国经济仍然基本沿着固有的道路前进；鸦片战争前后到太平天国爆发的数十年间，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双重统治的格局。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古代”、“近代”的分期，似乎是受了“西方中心论”的影响。长期以来，“前后”研究割裂，后段的“近代史”学者不了解前段的“古代史”；“前段”的“古代史”学者不了解“后段”的“近代史”。“前段”、“后段”均难于立足中国历史的实际，从整体上全面研究和把握中国特有的国情及发展道路。

“上下脱节”，是指对上层政权以及处于表层的“突发事变”、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与对基层社会以及处于中层、下层的人口、物价、生产、生态、社会组织、思想传统等研究脱节。中国历史研究历来的热点，在上层政权和与上层直接密切相关的政治、军事、经济、人物等。近十几年研究热点开始下移，转向基层社会和与下层直接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生活、民俗等。从“头重脚轻”到“上下并重”，应该说，反映了历史研究的重大进步。但或许是刚刚起步的原因，目前诸多研究仍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上下研究脱节的阶段。

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憾，人们仍对19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孜孜以求。这正符合近年来中外形成的社会史研究潮流。社会史研究潮流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学术背景与社会背景——同欧洲中心史观受到空前挑战、同各个国家民族试图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不同发展道路等均有密切关系。而中国，随着经济转轨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渊源上理清它们的发展脉络，更加迫切需要从历史渊源上揭示基于中国国情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2000年9月，本课题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项目，获教育部正式批准立项，项目名称为“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2003年初，本课题纳入211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子项目。

本课题研究旨在从理论上深化对中国传统国情和特有发展道路的认识；从实践上提高人们在社会转型期间应有的历史素养；从学术上将19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內容、史料发掘、结论论述等各个方面均推进到新的水平。

本课题研究将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实际。把19世纪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单元，以更宽阔的视野，全面研究和把握中国特有的国情及发展道路。本课题研究将以基层社会研究为重点，同时有意识地注意避免西方新史学忽视上层政治和人的主观能动性、摒斥对历史规律进行必要总结、研究趋于细碎化的倾向，将下层研究与上层研究、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个案研究与整体研究、地方研究与全国研究结合起来；将中国社会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进行深入对比，以期得出较为合乎历史实际的结论。

本课题研究分社会控制(《19世纪中期中国双重统治格局的演变》)、社会风尚(《晚清社会风尚研究》)、社会结构(《19世纪中期中国家庭的社会经济透视》)、社会保障(《救灾与济贫——中国封建时代的社会救助活动(1750—1911)》)、社会弊病(《晚清的陋规》)、秘密社会(《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蜕变》)六个子课题。本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便是上述各个子课题研究专著组成的“19世纪中国社会研究”丛书。本课题纳入211工程中国人民大学清史子项目后，又将补充拓展部分研究成果：《清代嫁妆研究》、《晚清财政支出政策研究》、《咸同年间的社会变动与朝野政局——以“捻”与“剿捻”为中心》、《19世纪晚期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的思想——以上海格致书院为例》。这些分批出版的专著，分开采，是对19世纪中国社会某一个方面的深刻透视，不乏新视角、新史料、新观点、新体系；合起来，是对19世纪中国社会的高层次的面面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学术和实践意义。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希望这套丛书不但能够填补19世纪中国社会整体研究领域的空白，以理论突破、学术创新面向有关专业读者；而且能够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发挥重要的参照作用，以具有借鉴意义、实用价值面向更为广泛的读者。

作为课题主持人，我谨在此向我的同事和良师益友秦宝琦教授、郭成康教授、陈桦教授、孙燕京副教授，向参与课题研究的青年学者董建申博士、牛贯杰博士、毛立平博士、刘宗志博士、申学锋博士表示由衷的敬意；谨向领导和支持这一重大课题研究的教育部有关部门及领导，中国人民大学科研处及领导，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清史研究所总顾问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基地主任成崇德教授，向精心策划和组织本课题最终成果出版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领导贺耀敏先生、王学敏女士、周蔚华先生、孟超先生，向赐教或即将賜教的各位方家学者，向关心这一研究的所有同行和朋友表示由衷的感谢。

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研究在深入。

在从必然到自由的艰难历程中，我们将一如既往地跋涉和攀登。

张研

2002年3月

谨识于北京知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