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以散文笔调写小说，写出了家乡五行八作的见闻和风物人情、习俗民风，富于地方特色。作品在疏放中透出凝重，于平淡中显现奇崛，情韵灵动淡远，风致清逸秀异。

本书精选出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小说作品，使读者能集中体味他“京派小说”的独特艺术风韵。

汪曾祺（1920-1997），现当代作家。江苏高邮人。1939年考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深受教写作课的沈从文的影响。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顾问、北京剧协理事，在海内外出版专著全集30余部，代表作有小说《受戒》、京剧剧本《范进中举》、《沙家浜》。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本书精选出他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小说作品，使读者能集中体味他“京派小说”的独特艺术风韵。字里行间的书香味，有江南的泥土芳香。你总觉得他的小说是用毛笔写的，而且是竖写的，写在毛边纸上的……

上册

复仇——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1

小学校的钟声／6

老鲁／16

庙与僧／31

鸡鸭名家／36

落魄／51

牙疼／62

艺术家／69

羊舍一夕——又名：四个孩子和一个夜晚／77

王全／102

看水／115

骑兵列传／125

塞下人物记／138

黄油烙饼／144

异秉／152

受戒／163

岁寒三友／180

寂寞和温暖／196

天鹅之死／215

晚饭后的故事／221

大淖记事／236

七里茶坊／253

鸡毛／267

故里杂记／275

徙／289

故乡人／308

晚饭花／313

皮凤三楦房子／324

钓人的孩子／339

鉴赏家／344

下册

王四海的黄昏／1

职业／13

八千岁／18

尾巴／32

云致秋行状／34

星期天／56

故里三陈／69

昙花、鹤和鬼火／80

金冬心／88

日规／94

故人往事／102

讲用／110

桥边小说三篇／118

八月骄阳／129

安乐居／137

毋忘我／147

黄英——聊斋新义／155

双灯——聊斋新义／159

画壁——聊斋新义／162

陆判——聊斋新义／165

捕快张三——聊斋新义／170

同梦——聊斋新义／173

荷兰奶牛肉／178

迟开的玫瑰或胡闹／184

小芳／193

护秋／202

尴尬／205

鲍团长／210

黄开榜的一家／216

小姨娘／221

忧郁症／227

仁慧／233

露水／237

红旗牌轿车／244

子孙万代／247

卖眼镜的宝应人／251

辜家豆腐店的女儿／256

鹿井丹泉／260

兽医／262

水蛇腰／266

熟藕／269

薛大娘／273

莱生小爷／278

窥浴／283

钓鱼巷／286

当代野人系列／291

唐门三杰／307

关老爷／312

死了／316

小婊婊／319

合锦／324

百蝶图／328

不朽／333

名士和狐仙／337

礼俗大全／341

侯银匠／347

梦／351

非往事／353

复 仇

——给一个孩子讲的故事

一缶蜜茶，半支素烛，主人的深情。

“今夜竞挂了单呢，”年轻人想想暗自好笑。

他的周身装束告诉曾经长途行脚的人，这样的一个人，走到这样冷僻的地方，即使身上没有带着干粮，也会自己设法寻找一点东西来慰劳一天的跋涉，山上多的是松鸡野兔子。所以只说一声：

“对不起，庙中没有热水，施主不能洗脚了。”

接过土缶放下烛台，深深一稽首竞自翩然去了，这一稽首里有多少无言的祝福，他知道行路的人睡眠是多么香甜，这香甜谁也没有理由分沾一点去。

然而出家人的长袖如黄昏蝙蝠的翅子，扑落一点神秘的迷惘。淡淡的却是永久的如陈年的清香的烟。

“竞连谢谢也不容说一声，知道我明早什么时候便会上路了呢?——这烛该是信男善女们供奉的，蜜呢?大概庙后有不少蜂巢吧，那一定有不少野生的花朵啊，花许是栀子花、金银花……”

他伸手一弹烛焰，其实烛花并没有长。

“这和尚是住持，是知客?都不是!因为我进庙后就没有看见过第二个人，连狗也不养一条，然而和尚决不像一个人住着，佛座前放着两卷经，木鱼旁还有一个磬……他许有个徒弟，到远远的地方去乞食了吧……

“这样一个地方，除了俩和尚是什么都不适合的……”

何处有丁丁的声音，像一串散落的珠子，掉人静清的水里，一圈一圈漾开来，他知道这绝不是磬。他如同醒在一个淡淡的梦外。

集起涣散的眼光，回顾室内：沙地，白垩墙，矮桌旁一具草榻，草榻上一个小小的行囊，行囊虽然是小的，里面有破旧的物什，但是够他用了，他从未为里面缺少些什么东西而给自己加上一点不幸。

霍的抽出腰间的宝剑。烛影下寒光逼人，墙上的影子大有起舞之意。

在先，有一种力量督促他，是他自己想使宝剑驯服，现在是这宝剑不甘一刻被冷落。他归降于他的剑了，宝剑有一种夺人的魅力，她逼出年轻人应有的爱情。

他记起离家的前夕，母亲替他裹了行囊，抽出这剑跟他说了许多话，那些话是他已经背得烂熟了的，他一日不会忘记自己的家，也决不会忘记那些话。最后还让他再念一遍父亲临死的遗嘱：

“这剑必须饮我的仇人的血!”

当他还在母亲的肚里的时候，父亲死了，滴尽了最后一滴血，只吐出这一句话。他未叫过一声父亲，可是他深深地记着父亲，如果父亲看着他长大，也许嵌在他心上的影子不会怎么深。

他走过多少地方。一些在他幼年的幻想之外的地方，从未对连天的烟波发过愁。对蓊郁的群山出过一声叹息，即使在荒凉的沙漠里也绝不对熠熠的星辰问过路。

起先，燕子和雁子会告诉他一声春秋的消息，但是节令的更递对于一个永远以天涯为家的人是不必有所在乎的，他渐渐忘了自己的年岁，虽然还依旧记得哪一天是生日。

“是有路的地方，我都要走遍”，他曾经跟母亲承诺过。

曾经跟年老的舵工学得风雨晴晦的知识，向江湖的术士处得来霜雪瘴疠的经验，更从背箱的郎中的口里掏出许多神奇的秘方，但是这些似乎对他都没有用了，除了将它们再传授给别人。

一切全是熟悉的了。倒是有时故乡的事物会勾起他一点无可奈何的思念，苦竹的篱笆，络着许多藤萝的；晨汲的井，封在滑足的青苔里的……他有时有意使这些淡漫的记忆浓起来，但是这些纵然如秋来潮汐，仍旧要像潮汐一样的退下去，在他这样的名分下，不容有一点乡愁，而且年轻的人多半不很承认自己为故土所累系，即使是对自己。

什么东西带在身上都会加上一点重量(那重量很不轻啊)，曾经有一个女孩子想送他一个盛水的土瓶，但是他说：

“谢谢你，好心肠的姑娘，

愿山岚保佑你颊上的桃红。

我不要，而且到要的时候自会有的。”

所以他一身无赘物，除了一个行囊，行囊也是不必要的，但没有行囊总不像个旅客啊。

当然，“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他深深地记着。但是太深了。像已经溶化在血里，有时他觉得这事竞似与自己无缘。

今晚头上有瓦(也许是茅草吧)，有草榻，还有蜡烛与蜜茶，这些都是在他希冀之外的，但是他除了感激之外只有一点很少的喜悦，因为他能在风露里照样做梦。

丁丁的声音紧追着夜风。

他跨出禅门(这门是圆的)。殿上一炷红火，在幡帐里跳着皈依的心，他从这一点静穆的发散着香气的光亮中走出，山门未闭，朦胧里看的很清楚。

山门外有一片平地，正是一个舞剑的场所。

夜已深，星很少，但是有夜的光。夜的本身的光，也能够照出他的剑花朵朵，他收住最后一着，很踌躇满志，一点轻狂圈住他的周身，最后他把剑平地一挥，一些干草飞起来，落在他的袖上。带着满足与珍惜，在丁丁的声息中，他小心地把剑插入鞘里。

“施主舞得好剑!”

“见笑，”他有一点失常的高兴、羞涩，这和尚什么时候来的?

“师父还未睡，清韵不浅。”

“这时候，还有人带着剑。施主想于剑上别有因缘?不是想寻访着什么吗，走了这么多路?”

和尚年事已大，秃顶上隐隐有剃不去的白发，但是出家人有另外一副难描画的健康，炯明眸子在黑地里越教人认识他有许多经典以外的修行，而且似乎并不拒绝人来叩问。

“师父好精神，不想睡么?”

“出家人尽坐禅。随时都可以养神，而且既无必做的日课，又没有经诵道场。格外清闲些，施主也意不想睡，何不谈谈呢。”

他很诚实的，把自己的矢志告诉和尚，也知道和尚本是行脚来到的，靠一个人的力量，把这个久已经颓圮的废庙修起来，便把漫漫的行程结束在这里，出家人照样有个家的，后来又来了个远方来的头陀。由挂单而常住了。

“怪不道……那个师父在哪儿呢?”他想发问。

“那边，”和尚手一指：“这人似乎比施主更高一层，他说他要走遍天下所有的地方。”

“哦……”

“那边有一绝壁，由那边从未有人踏过一个脚印，他一来便发愿打通一条道路，你听那丁丁的声音，他日夜都在修这件功德。”

他浮游在一层无边的惆怅里，“竟有这样的苦心?”

他恨不得立即走到那丁丁的地方去，但是和尚说，“天就要发白了，等明天吧。”

明天一早，踏着草上的露水，他奔到那夜半欲往的山下，行囊都没有带，只带着一口剑，剑是不能离身须臾的。

一个破蒲团，一个瘦头陀。

头陀的长发披满了双肩，也遮去他的脸，只有两只眼睛，射出饿虎似的光芒，教人感到要打个寒噤。年轻人的身材面貌打扮和一口剑都照入他的眼里。

头陀的袖衣上的风霜，画出他走过的天涯，年轻人想这头陀一定知道许多事情，所以这地方比任何地方更无足留连，但他不能离开一步。

头陀的话像早干涸了，但几日相处他并不拒绝回答青年人按不住的问讯。

“师父知道这个人么?”一日他伸出左腕。左腕上有一个蓝色的人名，那是他父亲的仇人，这名字是母亲用针刺上去的。

头陀默不作声，也伸出自己的左腕，左腕上一样有一个蓝字的人名，是年轻人的父亲的。

一种异样的空气袭过年轻人的心，他的眼睛盯在头陀的脸上，头陀的瘦削的脸上没有表情，悠然挥动手里的斧凿。

在一阵强烈的颤抖后，年轻人的手按到自己的剑柄上。

——这剑必须饮我仇人的血。

“孝顺的孩子。你别急，我绝不想逃避欠下自己的诺言——但是这还不是时候，须得我把这山凿通了!”

他决然收得未应的疑问，他，年轻人，接受了头陀并没有发出的祈求或命令，从此他竟然一点复仇的举动都没有了。

从此丁丁的声音有了和应，青年人也挥起一副斧凿，服从在“走遍没有路的地方”的苦心下，很快似乎忘记身边有个头陀，正如头陀忘记身边有一个带剑的青年人。

日子和石头损蚀在丁丁的声音里。

你还要问再后么?

一天，凿子敲在空虚里，一线天光，第一次照入永久的幽黑。

“呵!”他们齐声礼赞。

再后呢?

宝剑在冷落里自然生锈的，骨头在世纪的内外也一定要腐烂或是变成了化石。

不许再往下问了，你看北斗星已经高挂在窗子上了。

载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大公报》

P1-5

关于汪曾祺的为人和为文，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了，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似乎关心得还很不够，所以在谈到他的文体风格和艺术成就的时候，往往说不到点子上。中国古代有“文如其人”的说法，这是对一个作家很高的赞誉；但古今中外的作家又有几个做得来呢?鲁迅就写过一篇《豪语的折扣》的文章，专门批评古代文人的这个问题。“病夫”而发“豪语”，这似乎可以用现代心理学的“代偿说”来解释，有它自己的生活的与艺术的逻辑。再说文学怎么能当做生活来解读呢?毕竟文学是文学，生活是生活。但是翻过来想一下，文学又凭什么不可以当做生活来解读呢?关键在于此“生活”不等于彼“生活”。因此只要解读得法，是可以从文学中读出生活、读出感悟来的。而这又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真诚。只要作家写出自己的真的生活，而不是“瞒’’和“骗”，是可以做到“文如其人”的。在我们看来，汪曾祺是当得起这样一个荣誉的。

记得一位作家说过，作家一辈子只写两本书，第一本书写自己(的生活)，第二本书写别人(的生活)。所谓“江郎才尽’’大约是把自己(的生活)写完了，而对别人(的生活)又不熟悉，所以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了。借用这个框子来比照，可以说，汪曾祺永远都在写第一本书，他的作品里都有一个“我”。哪怕在小说里面，也有一个作为叙述者和旁观者的“我”。作家所写的，都是他自己熟悉的生活，从旧时代的高邮小城到京畿之地的里巷人物，从西南边城昆明到塞牙的军流之地沽源，还有文化界的故旧师友，西南联大的师生、北京京剧团的戏曲演员。故乡的大淖、荸荠庵，昆明的白马庙，口外的农科研究所，在他的小说中都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出现过。可以说他的小说里总有他自己过去生活的影子，所以写起来有真切的认知，有感情，也决定了他要用一种回忆的、抒情的笔调来写，用散文的笔调来写。所以他的小说被称为笔记体的小说，决非偶然。

汪曾祺的作品始终贯穿了一种努力，那就是“文以载道”。从陈子昂在他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提出“文章道弊，五百年矣”以来，“文”与“道”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人们关注的话题，“文统”与“道统”合一的追求也一直没有停止过，甚至在千载之后演成“三结合”、“三突出’’的闹剧。汪曾祺在“文革”时期曾经奉命改编过现代京剧样板戏，他对这种非驴非马的东西是非常反感的。他的“道”不是作为纯粹理性的观念化的东西，而是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汪曾祺作品中的“道”就是文化，汪曾祺的小说被称为“文化小说”，他的散文被称为“文化散文”。其中以史传文学、文人笔记为代表的文人文化传统的影响，以戏曲、歌谣为代表的民间文化、市民文化的影响，都是显明昭著的。他自己也说过：“‘文化小说’的概念颇含糊。小说重视民族文化，并从生活的深层追寻某种民族文化的‘根’。我以为是未可厚非的。小说要有浓郁的民族色彩，不在民族文化里腌一腌、酱一酱，是不成的，但是不一定非得追寻得那么远，非得追寻到一种苍苍莽莽的古文化不可。古文化荒邈难稽(连咸菜和酱菜的来源我们还不清楚)。寻找古文化，是考古学家的事，不是作家的事。从食品角度来说，与其考察太子丹请荆轲吃的是什么，不如追寻一下‘春不老’；与其查究《楚辞》里的‘蕙肴蒸’，不如品味品味湖南豆豉；与其追溯断发文身的越人怎样吃蛤蜊，不如蒸一碗霉干菜，喝两杯黄酒。我们在小说里要表现的文化，首先是现在的，活着的；其次是昨天的，消逝不久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我们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出，想得透。”(《咸菜和文化》)

汪曾祺出身于江苏高邮的一个书香之家。祖父中过清朝的拔贡，父亲讲究生活情趣，种花养鸟，斗蟋蟀，是一个不错的画家和眼科医生。汪曾祺十八岁以前在家乡度过。青年时代的生活给他留下了幸福的回忆。他说：“我笔下的小民百姓，没有坏人，因为我不愿去写他。这跟我儒家的思想宗旨有关。我下地劳动，艰苦受难，也还是那么回事，捱过了。”(《作为抒情诗的散文化小说》)汪曾祺在大学读书期间开始发表小说，一九四七年出版过短篇小说集《邂逅集》。据说当时沈从文向别人介绍汪曾祺的时候说：“他写得比我好”，可见是非常赏识他的。他还在历史博物馆做过一阵职员，在昆明、上海等地当过中学国文教师，这些经历在他的作品中都有交代，如散文《白马庙》、《观音寺》、《国子监》，小说《老鲁》、《星期天》即是。解放后汪曾祺参加南下工作组，五十年代在北京做《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编辑，致力于民间文艺的发掘。“我编过几年《民间文学》，得益匪浅。我甚至觉得，不读民歌，是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的。”地主家庭出身，又少年成名，才气纵横，这样一个人不被打成右派才怪。汪曾祺被打成右派的时间是一九五八年。一九六0年初秋，在张家口农科所劳动两年的汪曾祺摘掉了右派帽子，参加样板戏创作组，参与改编了沪剧《芦荡火种》(后正式定名为《沙家浜》)。

汪曾祺自称是一个中国式的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他坦言：“我的人道主义不带任何理论色彩，很朴素，就是对人的关心，对人尊重和欣赏。”他又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我接受了什么影响?道家?中国化了的佛家一禅宗?都很少。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我是一个中国人》)儒家的恕道在他的创作中表现得至为明显。这种宽厚仁爱通达超脱的气质与从容淡泊的为文风格相得益彰。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我很喜欢《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我以为这是一种很美的生活态度。”汪曾祺还在其他方面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例如，他喜爱风俗画。诸如宋代的《清明上河图》、《踏歌图》、《货郎图》，清代的《鬼趣图》、《老鼠嫁女》，他都很喜爱。因此，在他的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风俗画面。风俗体现了一个民族对生活挚爱乐观和从生活中感受到的愉悦，体现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和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对风俗的关注则体现了作家对民族集体生活和文化的喜爱。中国笔记小说对他也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世说新语》、《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以及归有光的名篇等等，他都喜欢。其中，归有光的“以清淡的文笔写平常的人事”尤其受到他的推崇。

汪曾祺喜欢吃鳜鱼。他在云南昆明住过七年，最不能忘怀的是昆明的菌子，此外还有北京的小水萝卜(在汪曾祺的家乡被叫做“杨花萝卜”)，家乡的韭菜花、炒米和焦屑，都是他的最爱。他把这些都写进了他的散文和小说里。散文的小品性质适合谈知论道，散文的日常生活意识则促成了日常诗性与隐逸传统的结合。中国古典文学精神在他的作品中一一复活了。汪本人并未参加“寻根”作家群发宣言，但却以自己的创作暗合了“寻根”文学的主张，从而造成了八十年代的“汪曾祺热”。但他对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他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的一切，都是小品。就像画画，画一个册页，一个小条幅，我还可以对付；给我一张丈二匹，我就毫无办法。”王安忆对汪曾祺的小说很欣赏，她欣赏他的朴拙和老实：“汪曾祺的小说写得很天真，很古老很愚钝地讲一个闲来无事的故事，从头说起地，‘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地开了头。比如：‘西南联大有一个文嫂，(《鸡毛》)；比如：‘北门有一条承志河’(《王四海的黄昏》)；比如：‘李二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记》)；比如‘全县第一个大画家是季匀民，第一个鉴赏家是叶三’(《鉴赏家》)。然后顺着开头徐徐地往下说，从不虚晃一枪，弄得扑朔迷离。他很负责地说完一件事，再由一件事引出另一件事来”(《故事和讲故事》)。汪曾祺对此有另一种解释，他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当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但汪曾祺的小说并非毫无章法可循，他的“法’’就是沈从文老师叮嘱过他的：“贴着人物去写。”他用气氛酿造人物，往往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人物活动的背景，背景涂抹好了，人物也出来了，故事也有了。什么样的背景配合什么样的人物和故事，常常达到一种和谐的境地。汪曾祺小说的最大特点是写意。他常常说起中国画里的空白，特别提到马一角。他也从不讳言传统戏曲在他的作品里留下的痕迹。

作为一名通俗抒情诗人，汪曾祺用心感受生活中的欢乐和温馨，贴近的观察，超越的思索，造成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情性上淡薄自适，以俗为雅；人格上独立不羁，却不张扬。在情感上对传统依然留恋，但在理智上则认同于现代意识：既有旧文人的影子，又有现代人的个性魅力。这就是汪曾祺。在某些读者的眼里他是美文作家，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而在另外一些人看来，也许他更像一介平民知识分子，以平常人，写平常事，却达成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艺术境界和人生境界。

汪曾祺在四十年代就已经步人文坛。他在那个时代的写作已经跳出了一般青年作者成功的路子，展示了现代汉语写作的另一种可能，那就是从活的传统和活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他的早期作品刻意运用西方现代派的手法，他对阿索林，对意识流是欣赏的：他欣赏阿索林的“热情的恬淡，人世的隐逸”(《谈风格》)。但由于个人生活经历和性格、气质方面的原因，他很快从当时流行的西方文学范式中逃脱，回到显著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上来。汪曾祺在八十年代初的重新被发现或许有许多偶然因素，但汪曾祺式的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必然有他的地位，汪曾祺式的文学作品到现在仍然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这正是我们编辑这套《汪曾祺文集》的意义所在。

罗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