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发展—兴盛—衰亡”，王朝的宿命，帝王的一生，无论他是谁都难逃历史的轮回。历史是那么惊人的相似，数代王朝兴亡更替皆逃不出这个怪圈，掌控王朝的帝王亦如此。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尖。”“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纵然有如此宽广的胸怀，亦不能摆脱人性的弱点，纵然如此强悍的天可汗，亦不能阻碍生老病死。这就是历史的规律。

作为普通人、战士和政治家的唐太宗，他的一生复杂而矛盾、多彩而悲凉。读懂唐太宗，就是从历史中还原一个真实而完整的帝王形象。因此，也就能读懂被困在“黄炎培定律”中不能自拔的中国封建王朝和中国皇帝。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一位少有而独特的帝王。唐宗宋祖，历来是中国古代帝王的表率。提及唐太宗，盛世景象犹在眼前，干百年来难以消逝。

唐太宗没有用权术和铁腕驾驭大臣，而是靠信任；他并不顾忌皇帝“永远正确”的面子，而是鼓励大臣进谏；他更没有搜刮天下以满足个人私欲，而是提倡以民为本，富国安民。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古代帝王的楷模，是古代帝王的道德标兵。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唐太宗在建立了“盛世”或者“治世”之后，就迅速地走上了下坡路，而且是从顶峰一直跌到谷底，再也没有反弹的机会。唐太宗的帝王人生又一次上演和印证了一个封建王朝兴衰的规律。

第一讲 少年英雄的政治资本

太原起兵：主谋还是响应

少年主帅的败绩

尉迟敬德：李世民的重要筹码

第二讲 秦王夺嫡：功高者的自我膨胀

实力对比：处于下风的秦王

杨文干谋反：兄弟之争的变奏

联络突厥：曲线救国的险招

昆明池政变：剑拔弩张的争斗前奏

第三讲 决战玄武门：明君的政治豪赌

政变：政治斗争的变数

夺取玄武门：胜负的关键

先发制人：反客为主的绝杀

出乎意料的结局

第四讲 篡与弑：圣主心头永远的阴影

批判明君：抹不去的道德污点

道德阴影造就的“治世”

梦魇的力量：继承人过敏症

第五讲 房谋杜断与“凌烟阁”：一代明君的特色团队

房谋杜断：皇帝的智囊

魏徵：皇帝的镜子

激励机制：画像凌烟阁

第六讲 纳谏：宽容与求实的领导艺术

唐太宗的纳谏“七绝”

信任与谦虚：两面镜子给太宗的启示

从“闻过则喜”到“拒谏独断”

第七讲 皇后与国舅：家事与国事的左右手

长孙皇后：政治安定的贤内助

忠诚的心腹：国舅与良臣

皇位交接中的重臣

第八讲 贞观瓶颈：继承人选择的心病

痛定思痛的皇子教育

无赖太子：明君的烦恼

贤德魏王：虚伪的野心家

高宗大帝：无心插柳造就的明君

第九讲 政绩与领导经验：贞观之治与《贞观政要》

责任心与爱民心

约束权力，完善法制

《贞观政要》：领导的智慧

第十讲 开疆拓土：难以评说的千秋功过

“天可汗”的军事战略

武力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

守边猛将：唐太宗战略的亲历者

唐宗宋祖边疆战略的比较

文治武功：唐太宗与明太祖的得失

后记

参考书目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次子，但是他却继承了皇位，成为一代明主唐太宗。按照中国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度，李世民继承皇位是不合规矩的，那么，为什么他继承皇位之后，没有受到当时人与历代道学家的批评呢?

根据史书记载，从太原起兵反隋并不是李渊自己的主意，李世民才是幕后的主谋者，李渊则是糊里糊涂地给卷入其中。如今史学界都基本认为这是不足信的。由于李世民后来以不合法手段登上皇位，为了给自己的继位寻找合理的解释，所以在他统治时期所编的两部史书《高祖实录》与《太宗实录》并不“实录”，而是掩盖李渊之功而夸大李世民之功。后来的新旧唐书，原始资料都来自这两部实录，自然就继承了它们的偏差。《资治通鉴》中，司马光已察觉到从前的史书中有抑李渊而扬李世民之举，尽量作了调整，但并不彻底，仍坚持首谋之位在于李世民。后来王夫之读《资治通鉴》时写了不少揭示李渊深谋远虑的话，是较早提出李渊在太原事件中的地位作用重于李世民的见解之人。

建国之后，历史界也开始对太原首谋者发生质疑，但一开始时仍有不少人经多方考察后还是承认李世民的首谋地位。随着对史料的整理和重估，终于形成了较统一的意见，即太原起事中，李渊才是主谋。

关于这一点的论述，学术界已有很多这方面的分析，此处不再多加考证。这里只想提出的一点是，李渊的主谋地位得到一致确认，但李世民在太原起事中的地位却未完全确立。

从一个极端往往易于走向另一个极端。传统史书中极力贬低李渊而抬高李世民是一个极端；如今一些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极力贬低李世民而抬高李渊。这种翻案风的态度，不是严谨的史家之风。

那么李世民的地位如何呢?很明显，他的地位作用仅次于李渊。但这并不足够，更重要的是，他与李渊是互补的，在某种程度上是相反相成的。

首先，李世民在李渊诸子中显然是最能干的，这无须从后来他统一全国战争中的表现求证，只需看到李渊赴河东和太原时都将家眷全部留在老家，而始终只带李世民在身边，就可见一斑。

但李世民的能干是有其特定范畴的，其中一显著范畴当然是军事才能，这在雁门关之围中可见。此外，李渊在河东平乱时曾遭围困，也是李世民率骑兵为之解围的，史书所载虽难免有溢美之词，基本上还是能反映他早年的军事才华的。

但在太原起事中，军事才能并不占主要地位，仅是在晋祠反击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二人实际上是杨广派往太原监视李渊的)一役中，李世民曾布兵于街道中，协助扑杀二人时显现了军事方面的才干。

另一特定范畴则是其招揽人才的本事。这一方面的才能非常重要，史书上记载他如何折节下交俊贤的地方很多，不必一一重复。只有几点特别重要，需要提出以引起重视。

其一，李渊身份较尊贵，这限制了他不可能像李世民那样无拘无束地与任何人交往。一来是交往对方未必敢于攀附；二来若他如此纡尊降贵，难免会引起杨广对他动机的疑心。所以像刘文静这一类地位低微但才华横溢、满腹雄心的庶族人才必然会乐于投效李世民。再加上他本人的好纳才俊，二人便一拍即合。

所以，纵观以后的唐初政权之中，由李渊招揽的才俊多是门户尊贵的士族，李世民身边则多寒门微士。这对二人在政治上倾于保守或倾于激进的取向是有一定影响的。仅就太原起事而言，若非有李世民参与，李渊要获得士族以外的广大庶族的支持拥护是不容易的。

其二，李世民招揽的庶族人才中，其实不仅仅限于寒门微士，甚至是亡命之徒、流氓无赖也招为己用，这就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资源。P2-4

皇帝人生的历史定律

中国古代有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所有的王朝在建立之初。基本都能保持朝气蓬勃的发展势头，然而在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建立了某个“盛世”或者“治世”之后，就会迅速走下坡路，而且从顶峰一直跌到谷底，再没有反弹的机会。

黄炎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古代王朝兴亡的轨迹，“新兴—发展—兴盛—衰亡”这一发展过程也像是中国历代王朝的宿命，更是封建王朝无法摆脱的绝症。

事实上，这并不只是王朝的定律，也是皇帝的定律。中国古代有多少曾经励精图治的皇帝，在志得意满之后便荒淫无度、刚愎自用，将大好江山毁在自己手中。也有一些幸运者，江山没有毁在他们手上，但或者给王朝留下了后患，比如乾隆，又或者给自己留下了不光彩的记录，比如唐太宗。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古代是少有的一位皇帝。他没有以权术和铁腕驾驭大臣，而是靠信任；他并不顾忌皇帝“永远正确”的面子，而是鼓励大臣进谏；他更没有搜刮天下以满足个人私欲，而是提倡以民为本、富国安民。可以说，从这些方面来讲，他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古代皇帝的楷模，是古代皇帝的道德标兵。

他结束了隋朝末年以来长达十几年的战乱与经济倒退，让挣扎在温饱线上的百姓能够过上安稳的日子；他废止了许多不合理的政治制度，采用了精兵简政的策略，提高了行政效率；他遏制了野心勃勃的突厥南下进犯中原的阴谋，将边疆防线推进到广袤的西域。在他统治时期，出现了大乱之后的大治，史称“贞观之治”。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为世人所称颂的皇帝，也逃不过“黄炎培定律”。在他统治的后期，对大臣不再信任，而是胡乱猜疑，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就推倒了魏徵的墓碑；他面对大臣的苦谏，不为所动，远征高丽惨遭败绩；他对大臣不再坦诚相见，而是用权术考验他们的忠诚，将名将李勣一贬千里；他面对皇子之间的争斗一筹莫展，甚至想要自寻短见……这样的一个唐太宗，与意气风发的贞观天子简直判若两人。

真实与完整的唐太宗

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对唐太宗这个特殊的个体进行分析，我们就能找出“黄炎培定律”问题的关键所在，从而找到破解这一定律的办法。

首先，皇帝也是人，是有七情六欲、懂得喜怒哀乐的正常人。一个正常人不能将个人的欲望压抑太久，所以礼贤下士也好，虚心纳谏也好，都不能一直坚持下去，否则不是扭曲人性，就是变成形式主义。唐太宗没有让这些变成形式主义，所以他只能放弃。

原因很简单，在他建立起骄人的功业，志得意满之后，作为一个普通人，自然会产生满足感与自大感，而这种情绪又影响了他的接受能力，一切直言进谏听起来都十分刺耳，他大概会觉得那是对自己伟大功绩的贬低与诬蔑。

同时，他又是一个在腥风血雨、峥嵘岁月中走出来的战士。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身经百战、杀人无数，看惯了生命的凋零，自然会产生一种麻木感。也许，在登基之初，他会有一种天降大任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驱赶着他将一切做到尽善尽美，但一旦时过境迁，久违的麻木感就会重新降临，让他不再体恤生命，因而发动一次次劳民伤财的战争。

另外，他还是一个对权力有欲望的政治家。他之所以能够励精图治，也是为了实现政治上的抱负，而他又不是按照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登上皇位的，而是靠一场血腥的政变。于是，这场政变成了他永远放不下的心理负担，篡位的罪名时时压得他喘不过气，他需要证明自己比死去的对手强，但证明了之后呢?他又能做些什么?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斗志，他被那沉重的负担吞噬了生命的活力，当看到自己的儿子们如自己当年一样明争暗斗，也许他会觉得这是一场报应，于是更加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唐太宗，一个完整的唐太宗。作为普通人、战士、政治家，他的一生显得复杂而矛盾、多彩而悲凉。读懂了唐太宗，也就能读懂被困在“黄炎培定律”中不能自拔的中国王朝和中国皇帝。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这是一代伟人对古代帝王的评价。的确如此，这些曾经雄霸一时的皇帝，最终都逃不过兴衰更替的“黄炎培定律”。

唐太宗也是一样，即使再英明，也逃不过后期乱政的命运。这是他的性格造成的，也是他的时代造成的。一个缺乏激励与压力的领导制度是无法让人发挥全部能力的，而一个缺乏定期更新与舆论监督的皇帝制度更是容易滋生惰性，暴露人性的丑恶面。

所以，这样的皇帝制度吸引着一代代的统治者，也毁灭着一个个有理想的政治家。康熙年少时如何英明神武，到了晚年还不是一样昏聩?这就是“黄炎培定律”背后那个黑洞一般的皇帝制度的杰作!

同样，唐太宗有过文治武功、纳谏任贤的成绩，也开创了大乱之后的大治，也是前期贤明、后期昏庸的一个典型。他个人无法改变什么，只能接受这个制度的摧残，也许，在他戴上皇冠时，他并没有想过，自己的命运已经就此注定，再多的努力也拗不过皇帝制度的引力，缺乏生气的皇权体制必将把他打磨成一个无能之君。

如果知道这个结局，他是否还会发动玄武门政变?历史很难假设，但幸运的是，历史为我们留下了唐太宗这样一个生动的例子，让我们借此对“黄炎培定律”有了全新而且深入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