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故去的名校校长,铁肩辣手的报人,学术报国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大亨、马上赋诗的将军……你可以看到那些熟识的名字:梅汝璈、顾维钧、梅贻琦、张季鸾、卢作孚、陈望道,你也可以忆起那些或许淡忘的名字:蒋南翔、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蒋百里……围绕着他们的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轶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以独立的判断和诗一般低徊的笔触,唤醒一段正在消逝的历史,让已经模糊的身影清晰可感。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相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汉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本书为中国《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许崇清 独立之思想
许崇清(1888—1969),广州人,教育家,华南教育界元老。
中山大学东北区8号是老校长许崇清的故居,这座二层红砖小楼曾给他的儿子许锡挥留下过许多回忆。
站在客厅,如今已是七旬老人的许锡挥念念不忘当年在这里发生的一幕:
中大党组学习小组来许家学习,讨论到正在流行的一句马克思的名言:“教育者必先受教育”。许校长一听,马上从客厅起身,噔噔跑上二楼,翻出一本德文的马克思原著,捧在面前,一边走下来,一边逐字逐句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说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教育者同时被教育着”。
许崇清的意思是,这不应成为一句为“整”教师而被误用的流行语。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命题,却由于错误的翻译而被用来为当时的教师思想改造运动服务。
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后来,许锡挥问父亲,你就不担心吗?许崇清只回了一句“做事不能走邪门歪道”。
“看起来只是文字翻译的问题,其实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念。两种不同的译法,可能导致的是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政策。”面对记者,许锡挥感叹,“其实,直到现在这句‘名言’的翻译问题也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许崇清有足够的“资本”来讨论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早年留学日本的十余年间,他专攻教育哲学,并因通晓德文,直接阅读了马克思的原著,成为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之一。
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时,专业是教育哲学的许崇清却对数学颇有兴趣,他曾经在考试中撇开标准方法而用自己独立琢磨出的思路解开了方程,以至于教授惊喜地给了他102分。
也许正是由于他对科学的热衷,使这个学教育的学生阴差阳错地成了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1917年,他在一篇题为《再批判蔡孑民先生信教自由会演说之订正文并质问蔡先生》的文章中,使用“Einstein于1905年发表之‘相对性原理”作为论据,对蔡元培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许锡挥看来,最早介绍相对论也许是个偶然,但许崇清作为一个小留学生居然敢“批判”蔡元培这样的大学者,却绝非偶然,“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是独立思考,敢于挑战权威。这是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
上世纪30年代,主政广东的陈济堂曾提出议案,强制各级学校讲授《孝经》。鉴于许崇清在教育界的威望,陈济棠请他负责审查这一议案。许崇清认为强制读经会使学生视野停滞不前,因此坚决反对。为此,陈济堂又是施压威吓,又是许诺送股票,软硬兼施企图逼他通过审查,但许崇清最终还是否决了这个议案。陈济棠一怒之下撤掉了他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职务。
此事当时震动华南——一介书生竟敢顶撞广东“土皇帝”。
1956年。中国教育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教育方针的辩论,大的方针确定为“人的全面发展”,很多人主张在后面加上“因材施教”,许崇清再次“逆风向而动”。反对将“因材施教”列入教育方针,还专门写了一篇长文加以论述。
“我也不知道他的这个观点对不对,也许他不对。”许锡挥轻拍着刚出版的《许崇清文集》说,“但这就是他自己的观点,是他独立的思想,所以他要表达出来。”
许崇清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共计20年,占到了中大校龄的四分之一。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两次代理国立中山大学校长后,1951年许崇清第三次出任中山大学校长,欢迎集会上,中大人评价:“中山大学是应该同许崇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教育学者杨东平称中国现代以来的大学校长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群体”,中国现代大学的生长,每一所都与大教育家的名字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在这一长串名单中,当然不会缺少“许崇清之于中山大学”。杨东平认为:“这些大师成为现代大学的人格化象征。”
中山大学的一位教授在讨论校长问题时曾说过:一个好的大学校长首先应该是一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想,有正义和良知。这句话,用在他们的老校长许崇清身上,可谓恰当。
P122-124
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
2004年6月《冰点周刊》创办时,我主持《冰点·人物》版,“钩沉”便是其中的一个专栏。事实上,这个专栏是为百柯量身定做的。说起来也没有太多的道理,《冰点周刊》初创时,可谓兵强马壮,仅记者就有10人,而百柯只是其中的一个新人:到报社工作尚不满一年,还未写出让大家印象深刻的作品。但有关百柯没有继续留在北大读博如何可惜等等传言,我还是有所耳闻的。这让我笃定他是这个专栏的不二人选。
此前和百柯的过从谈不上甚密。他硕士毕业来报社应聘,恰巧那次我是面试人员之一。问:过去读不读《中国青年报》?百柯厚道一笑,但毫不忸怩,回答:没怎么读过,原因是身边找不到这份报纸。知道这以前百柯还参加过报社摄影部的一次考试,据说笔试第一。可当摄影部主任问他:过去拍过新闻照片吗?回答竟是:没有。又问:为什么想到摄影部工作?回答:听说《中国青年报》摄影部在摄影圈里最牛。
这样的回答别人不知如何看待,反正在我这里是加分的。百柯后来留在采访中心当记者,我们成了同事。尽管没有业务上的直接合作,但他写的东西我还是要读的。很快他这一批来的记者被派往地方记者站锻炼,百柯到了下面写的东西不多,人像消失了一样。直到《冰点周刊》创刊,在报社招兵买马时。我才又想到了他。
“钩沉”这个专栏,定位是故去的学人。有的故去久一些,有的故去不久一些,但大抵都是民国过来的那批学人。那批学人生活在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新旧交替、中西碰撞、风云际会,因而形成一种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可谓千人千面,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这样的调子确定下来,编辑的工作也就差不多完成了大半,接下来的工作,从选人、选材、立意,到钻故纸堆、寻访相关采访对象,全由百柯来做。我是大撒手。每周到了拼版前一天或两天,打开稿库,“钩沉”一准候在那里。最初几篇,我还需要在文字上“推敲”一番,及至后来,百柯甚至连文字“推敲”的空间也不给我留。他是一个做事情有标准的人。
从《冰点周刊》创刊之日起,百柯每周为“钩沉”提供一篇1600字左右的文字,不间隙写了将近两年时间,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0多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识的,而他突出的往往是其鲜为人知的那面。还有一些人物,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这些神态各异、个性多样、观点不一、命运多舛的学人,汇集起来便成了眼前这本《民国那些人》。作为这些文字的原始编辑,今天重读这本书稿,一时间竟变得恍惚起来:这是经我之手编辑的那些“钩沉”的文字吗?尽管当初设置这个专栏时就有了将来出书的打算,但每周读一篇和一口气读完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的。这大约就是所谓“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吧。
百柯通过“钩沉”,已经聚起一批小众读者。这个至今尚不足而立之年的年轻人,经常被拥趸们误以为早已过了不惑之年。而他也确实从当初开“钩沉”专栏时的那个新手,历练成今日《冰点周刊》的核心人物之一。
我相信,百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而中央编译出版社又让这种意义变得重要了起来。
杜涌涛
《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