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是甘肃古代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其《潜夫论》一向被列人中国文化的古典名著。王符和崔寔、仲长统都是东汉中期以后的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刘文英的这本《王符评传》系统地考察了他们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学说。

王符和崔寔、仲长统都是东汉中期以后的著名的政论家和思想家、东汉社会批判思潮前后相继的三个重要代表。《王符评传》系统地考察了他们的生平、著作和思想学说。

《王符评传》的作者刘文英根据《潜夫论》，深入分析了王符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征，全面评述了王符的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思想和无神论倾向。根据《政论》和《昌言》的有关佚文，简要地评述了崔寔和仲长统的政治、法律、经济、哲学思想。充分肯定他们当时在社会批判中的理论贡献，以及在两汉经学向魏晋玄学过渡中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王符评传

 第一章 王符的时代、生平和著作

一、东汉由盛而衰的历史变迁

二、“庶孽”和“处士”的卑贱地位

三、同马、窦、张、崔的结识往来

四、“潜夫”论政的古典名著

 第二章 王符的思想渊源和思想特征

一、对儒学同百家的兼容

二、对“今学”同“古学”的融合

三、持异端同正统一纠葛

 第三章 王符的民本论和政治思想

一、“民为国基”

二、“国以贤兴”

三、“君主的公私、明暗之理”

 第四章 王符的富民论和经济思想

一、“富民”为“太平之基”

二、农业和工、商兼顾

三、反对奢侈性的消费

四、爱惜人民的劳动时间

 第五章 王符的赏罚论和法律思想

一、赏罚是“治乱之枢机”

二、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

三、司法和“断讼”

四、惩恶和行赦

 第六章 王符的贤才论和人才思想

一、贤才的标准和衡量

二、贤才的举荐和选拔

三、贤才的考核和升黜

 第七章 王符的元气论和哲学思想

一、“莫制莫御”的元气论

二、“人道曰为”的能动说

三、赞学重实的知识论

四、旨在“明真”的名辩论

五、“物有盛衰”的变化观

六、“时有推移”的历史观

七、关于“天人之际”的思想矛盾

 第八章 王符的祸福论和无神论倾向

一、“修身慎行”的祸福论

二、辨卜筮和巫术

三、辨相术和占梦

四、论世俗迷信的危害

 第九章 王符的德化论和伦理思想

一、“化变民心”的德化论

二、“遏利”求义的义利观

三、贵在“志行”的荣辱观

四、君子的修养和交际

 第十章 王符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重要开端

二、从经学到玄学的一个思想环节

三、气本体论的思想先驱

结束语

附：崔寔评传

 第一章 崔寔的时代、生平和著作

一、“皇路险倾”的东汉末世

二、贩鬻、入仕和处世态度

三、家学、著作和思想特征

 第二章 任贤安民的政治思想

一、“中兴”须赖“贤哲之谋”

二、民怨民仇，可不惧哉!

三、“上下相安，政如一家”

 第三章 “重赏深罚”的法律思想

一、治国应该“执权达变”

二、乱世必须“重赏深罚”

三、滥赦只能有害无益

 第四章 重农爱农的经济思想

一、农业是国家和人民的“命根”

二、农业是一门很复杂的学问

三、带有村社色彩的社会经济理想

 结束语

附：仲长统评传

 第一章 仲长统的时代、生平和著作

一、东汉王朝的最后灭亡

二、“狂生”的处世态度

三、《昌言》及其思想特征

 第二章 旨在“理乱”的政治思想

一、治乱循环的历史观

二、有损有益的改革论

三、关于封建政权的体制问题

四、“至公”、“大中”的政治理想

 第三章 因时制宜的法律思想

一、以刑助德，因时制宜

二、法有变复，罪刑相称

 第四章 “人事为本”的哲学和无神论思想

一、治乱在人的天人观

二、求道重行的认识论

三、迷信神怪，不亦惑乎!

四、无神论与仙人观念的矛盾

 第五章 注重修养的伦理思想和消极出世的精神归宿

一、人人都须进行修养

二、忠、孝、信义辨析

三、从“愤世”走向“出世”

结束语

附录

 一、王符、崔寔、仲长统传记文献

 二、王符、崔寔、仲长统生平大事年表

索引

 人名索引

 文献索引

 词语索引

参考书目

后记

中国古代社会，君主至高无上，君权神圣不可侵犯。广大民众则在社会的下层，其地位至低至贱，不能不听任君主的摆布。因此，君对民的统治或君对民的制约，显而易见，不言自明。然而，一些深沉的有头脑的思想家，同时则还注意到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民对君的制约和民对君的威胁。

据《荀子·哀公》记载，鲁哀公曾问“危”于孔子，孔子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水可以浮载舟船，然水也可以覆没舟船。所以孔子主张“使民如承大祭”，不可不慎。孟子则更响亮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不能以民之低微而轻民。早期儒家的这些观点，主要是总结三代兴亡的教训，而对当时的那些当权者则是一种警告。

西汉初年，基于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贾谊进一步提出“民为国本”的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他要求君主一定要端正对民的态度：“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但是，当西汉王朝兴盛起来的时候，统治者实际上已经忘记了这个教训。两汉之际人们虽然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东汉王朝在其强大以后，再一次把这个教训又置之脑后。王符正是针对当时严重的政治危机，才反复强调“民为国基”(《叙录》)的重要，它实际上是先秦、汉初儒家“民本”思想在新条件下的继续和发展。

《说文》曰：“基，墙始也。”引申有起始、根本、根据多方面的含义。“民为国基”首先意味着民为国始，先有民而后有国，没有民就没有国。“民为国基”亦即“民为国本”，国由民所产生，国因民而存在。因此，民也就成为国之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因而国对民有一种依赖关系和民对国有一种制约关系。至于王符为什么不沿用“民为国本”的传统提法，而名之曰“民为国基”，还应考虑道家的思想影响。《老子》曾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三十九章)王符则曰：“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显然，“民为国基”的提法更突出了处在高位的国君对下层民众的依赖关系。

王符不但鲜明地提出了“民为国基”的政治命题，而且结合当时的现实，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王符首先指出，国家及其君主的存在，必须以民为根据和先决条件，他说：

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曰》)

谁都知道，国家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它在古代的直接表现就是国君对民众的统治。要统治，首先须有被统治的对象。民众是国家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没有民众，哪里有国家？没有民众，哪里有君主？所谓“国”，是民之国；所谓“君”，是民之君。国家的财富，皆出之于民；国君之所用，皆民之所供。民是国家及其君主须臾不可以失去的根据和条件。这个道理本身并不深奥，但由于民众处在下层，而君主又有至上的权威，历代统治者对此真正有所认识者很少很少。

王符又指出，国君对民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不应该恣心“役民”，而应该多方面“利民”。这实际上是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维护国家的根基还是破坏这个根基。他说：

天之立君，非私此人也，以役民，盖以诛暴除害利黎元也。(《班禄》)王符此言亦有所本。《苟子·大略》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淮南子·兵略训》曰：“所为立君者，以禁暴讨乱也。”但王符不是简单地因袭前人，他有他的理解，他有他的论证。王符认为，人类最初本来没有上下，没有君主。后来由于强者凌弱，老幼孤寡经常受到欺负，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于是“天命圣人司牧之”，就是说“天命圣人”来管理人民。由于大家都由此而得到保护，大家便拥戴他，他就是“天子”。正是由此王符得出结论：“天之立君”并不是对君主个人的私爱，并不是让君主去奴役人民，而是要君主为民众“诛暴除害”。王符这里把最初的君主看作“圣人”，要求君主不要“役民”，完全是古代进步思想家的一种想象和理想。其实，天下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不“役民”的君主。问题只是残暴地“役民”，还是“役民”中又注意“养民”、“利民”。不过，王符的要求虽然有其空想性，但对那些恣意“役民”的昏君、暴君，总是一种警告和抗议。

王符认为“天立君”、“天命君”，当然属于传统的神学观念，也是当时官方的正统思想。但我们应该看到，古代一些进步的思想家之所以也不能摆脱这种神学观念，不完全是一个认识问题，还有更复杂的政治原因。这就是，在封建制度之下，君权至上，除了神权而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可以限制君权。因此政治家和思想家往往不得不采用神学的形式，来发表他们的见解。王符的思路正是这样：“帝王之所以尊敬[者，天也]；天之所甚爱者，民也。”(《忠贵》)“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在天、君、民三者的关系中，王符把民同天紧紧联系在一起，认为“民心”就是“天心”。所以他多次引用《尚书·召诰》讲的“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巫列》《边议》)，而和官方“屈民而伸君”有明显的不同。实际上，这也是对“民为国基”的一种曲折的论证，其目的同样是告诫君主时刻注意民心的向背，为政必须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面前千万不可任所欲为。P54-58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王符是甘肃古代最著名的一位思想家，其《潜夫论》一向被列人中国文化的古典名著。而我长期在甘肃任教，并以中国哲学为专业，自然对王符其人其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70年代，我曾翻阅过甘肃的有关地方志，企图对《后汉书》所见的王符生平资料有所补充，最后虽直接所获不多，但间接受益不少。如弄清了东汉临泾故城的确切地址，知道安定上古属于雍州，其地望在东汉时亦归于“邠岐”。又如，发现了王符故宅与读书台的有关记载，以及后世纪念王符的一些古迹。甘肃镇原历代学士都很重视自己的“乡贤”，他们在王符研究中所提出的有些问题，也很有启发的意义。所有这些材料，都是正史缺略或记述不详的。80年代，中华书局合刊《潜夫论》及汪继培《笺》和彭铎《校正》，我又对王符的著作仔细地进行了校勘，从中发现原笺校者不少疏误。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明人《归云别集》中发现，作者陈士元所引《潜夫论·梦列》全篇与今本文字出入颇多。经过比勘，纠正和填补了今本中若干错简、衍文、脱漏和形讹之处。这个“补校”，不久将在中华书局《文史》上发表，至于海内外对王符思想的研究，我更时时留心注意，1988年曾发表过一篇《评三十多年来的王符研究》的论文。由于前面做过这些工作，所以我在承担《丛书》中的《王符评传》任务时，非常高兴。

本书以王符为主，并非出自我的偏爱，而是由于他的《潜夫论》保存完整，研究他的思想有比较丰富的资料。而崔疟的《政论》《四民月令》和仲长统的《昌言》均久已不存，只能根据现存的若干断篇和佚文，作简要的评述。

在学术研究中，常常有见仁见智之不同。我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王符及其《潜夫论》的研究很不深入，因而没有给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实际上，王符在不少方面，代表了两汉思想的最高水平。比方，他在政治上对“民为国基”的论证和对公私明暗之理的阐述，他在经济上对“本末”界限的重新划分和对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宏观比较，他在哲学上从元气的“自化”、“莫御”论述天地、万物和人的产生，以及他所明确概括的“人道曰为”的命题，都超过了他的前辈。就其元气“白化”、“莫御”的理论和“人道曰为”的概括，也超过了人们评价颇高的王充。当然，王符也有不少缺陷，他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纠葛太多，他的无神论远不如王充博大、坚定和旗帜鲜明。这些地方，我们也不必为古人讳言。

《王符评传》从1989年9月正式动手，1990年3月基本完成。后来根据审稿人的意见，在个别地方还作了若干修改和加工。并根据《丛书》的体例规范，编制了人名、文献、词语索引。在此，我首先要感谢匡老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关心、支持和鼓励。同时感谢审稿人和编辑同志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至于本书中的疏误，衷心欢迎大家赐教、指正。

刘文英

1991年5月于兰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