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引进西方教育模式，最早创立留学生教育制度，最早实施产学结合、多元教育，左宗棠、沈葆桢一手创办，严复、詹天佑、邓世昌从这里走出，李鸿章说她是“开山之祖”，孙中山说她是“海军基地”。见证救亡启蒙的发端，揭开鲜为人知的秘密。本书再现了晚清时期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那段既辉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勾画了左宗棠、沈葆桢创办船政学堂的艰辛和成就，绘出了船政学堂的办学经过和船政毕业生、留学生的风采，为近代教育史谱写了船政教育的华彩乐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船政教育的模式、特点及其深远意义，为当代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本书再现了晚清时期位于福州马尾的船政学堂那段既辉煌又鲜为人知的历史，勾画了左宗棠、沈葆桢创办船政学堂的艰辛和成就，绘出了船政学堂的办学经过和船政毕业生、留学生的风采，为近代教育史谱写了船政教育的华彩乐章。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船政教育的模式、特点及其深远意义，为当代的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作者从西方教育模式中国化这个全新的视角对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进行探索，使人耳目一新。

本书适合于教育界人士、史料研究人员、船政文化研究人员及对船政学堂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序言

第一章 师夷以制的创举

第一节 兴办船政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兴办船政的提出

第三节 马尾船政的创办

第四节 求是堂艺局的诞生

第二章 中西合璧的组织管理模式

第一节 船政教育的学堂设置

第二节 船政教育的办学体制

第三节 船政教育的管理体制

第四节 船政教育的经费投入

第三章 引入近代教育的教学模式

第一节 专业与课程设置

第二节 教学管理

第三节 实践性教学

第四节 学业考核

第五节 教学设备

第六节 教学方法

第四章 借船出海的师资战略

第一节 师资基本状况

第二节 教师的聘用

第三节 教师的管理

第四节 教师的待遇

第五章 “权操诸我”的学生管理模式

第一节 船政学堂的招生

第二节 学生的日常管理

第三节 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

第四节 毕业

第五节 就业

第六章 开创先河的留学教育

第一节 船政学生留洋继续深造

第二节 船政留洋的派遣对象

第三节 船政学堂的留学章 程

第四节 船政学堂的留学管理

第五节 船政学堂的留学经费

第六节 留学生教师

第七节 留学生概况

第七章 船政学堂的成就与历史地位

第一节 船政学堂的主要成就

第二节 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船政学堂毕业生风采

第八章 船政教育模式的特点和意义

第一节 关于教育模式

第二节 关于船政教育模式

第三节 船政教育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第四节 船政教育模式的意义

结语 船政学堂的沿袭和反思

参考文献

附录

附录一：船政学堂大事记

附录二：船政毕业生官职表

附录三：清代军制级阶比照表

附录四：马尾船政历年经费统计表

后记

“造船学堂为了使学生能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船厂的实际工作中去，还设置了蒸汽机制造实习课，由工程师舒斐实地讲解轮机制造；设置了船体制造实习课，由总木匠师乐平先生担任指导，由匠师马尔识实地讲解船身制造。在学校成立的两年中，每门实习课每天都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学生熟悉车间的工作，并逐渐培养指挥工人的能力。”

接着他还很具体地谈及该课程的内容：

“造船学堂只有一班和二班的学生有时问学完全部课程，课程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初等几何、几何作图、物理、三角、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的一些知识以及机械学。本学堂设有造船专业和造机专业，他们的专业课程和实习课是紧密结合起来的，船体专业被分配到木工车间，他们是魏瀚等9个人，他们专门学习建造船体和船用设备，他们学会经过计算确定船体外形，其具有规定的尺寸、排水量和负荷量，他们只学习建造木质船体，因该厂只生产这种船只，学生们懂得木料应加工成多大尺寸，才能具有规定的强度，他们还知道船只帆具应有多大的强度，才便于操舵和行驶。他们在画出图纸并计算出船只各部分的尺寸后，能够在放样厅里按实际尺寸画出船体线型图，工人只要照样制作各个部分就行了。为了使他们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造船上去，我命令他们设计一份Anlan式运输舰的详细图纸，我现在荣幸地呈交给阁下。

“造机课程包括发动机与机床的传动装置，以及了解传动装置中传动轴、皮带轮、传动齿轮和传动皮带的阻力，详细讲解蒸汽的锅炉和动力装置。向学生们示范各种公式的用途，使他们能够计算本厂生产的船用蒸汽机和各车间装备的蒸汽动力的各种不同因素，对专攻蒸汽机的学生，匠首德索先生还教授调节蒸汽机的操作知识，也就是说如何确定控制进、出汽阀门的凸轮轴的位置，同时学生还学习关于调节汽缸的进汽量和排往冷凝器的排汽量的操作技术……掌握了这些知识，是足以管理一个车间的。除此以外，当个工程师还应当能够制作一台蒸汽机的完整的模型，能够筹办一个工厂。”

关于培养航海人才，日意格在报告里做了阐述：

“驾驶学堂由嘉乐尔(英国人)先生主持，并由仕记及罗丰禄(后学堂毕业学员)两先生协助，开设课程除英语课外还包括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航海天文、航海计术和地理。

“当航海人员看到海岸时可以选择几个测点，用三角原理测出船位和陆地的距离，因此必须学算术、几何和代数，如果要用太阳、月亮和星星导航，就要用天文学原理找出这些天体的位置及运转规律，并根据球面三角原理，以六分仪测出他们在地平线上的高度或距离，从而可计算出本船在远洋航行中确切的船位。同时还要学会以经线仪(天文钟)测算某两地的时差和经度差等等。”

可见，当时船政学堂的教育内容包括专业设置、专业课程、教材师资等都是紧紧围绕着培养目标来进行的。

3.船政教育模式的方法要素

船政学堂的教育方法也是成功的。

首先是治学严谨。学堂明确规定“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慢教师，欺凌同学”，并“派明干正绅，常川住局，稽查师徒勤惰”，“三个月考试一次，一等者赏银十元，二等者无赏，三等者记惰；三次连考一等者另赏，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以及“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弁擢用”。由于管理严格、赏罚分明，“学规极为整肃”，但淘汰率也极高，如同治五年至七年(1866～1868年)，前学堂制造专业先后招生105名，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除病故6名外，退学60名，在校生只剩39名。英国军官寿尔参观船政学堂后用赞赏的语气说“整个制度的组织基础有一个特色：就是眼光广阔而完善”。

其次是紧密联系实际。船政衙门实行的是工学紧密结合的厂校合一体制。它既办厂又办学，但既不是厂办学校，也不是校办工厂，更不是厂校联合或合作；而是规划统筹加上难解难分：监督既管学堂，又管工厂；教习既是教师，又是工程师；学生既学习，又参加劳动，还承担生产任务。因而更能体现教育与生产实践的紧密结合，也更符合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由于是厂校一体，专业课都非常方便地安排到工厂进行现场教学、实物教学，由于直观、形象，学生接受很快。由于厂校一家，各个专业都能根据各自的特点安排大量的实习：如制造学堂的造机专业有蒸汽机制造实习课，造船专业有船体建造实习课。而且每门实习课每天要进行数小时的体力劳动：如设计专业，3年学习期问，有8个月的工厂实习。管轮专业，先在岸上练习发动机装配，再到新建轮船上安装各种机器。由于厂校一家，船政衙门还单独设立练船学堂，给驾驶专业的毕业生进行实习和正规训练，用两年和更多的时间学习“一个船长所必须具备的理论与实际知识”的航海术以及海战、射击术和指挥。正由于教学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船政学堂的学生掌握技能快、动手能力强。

再者是因材施教、精益求精。由于招生时间不同和地区差别，学生文化程度参差不齐，除淘汰部分学生外，必须因材施教。从同治七年(1868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各专业班先后按程度重新划分过，教学内容和要求各有侧重，较好解决了因材施教问题。如前学堂1届学生39名划分为4个教学班，学习最好的前2班有14名，第3班4名，较差编为第4班，有20名，另1名未编人具体班级。同治六年(1867年)，从香港英国学堂招收张成、吕翰、邓世昌等10名粤童入学，因有一定的英语基础，则单独编班上课。对于学业和技术，沈葆桢要求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在船政衙门大门两旁，沈葆桢撰写了这样的楹联：“且慢道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即此是格致关头认真下手处；何以能精益求精，密益求密，定须从鬼神屋漏仔细扪心来”。这种人文精神潜移默化，鼓舞学生刻苦学习，克服了诸多语言障碍，成效显著。

最后是留学深造。为进一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船政学堂采取了让学生出国留学深造提高的继续教育措施。沈葆桢认为洋人来华教习未必是“上上之技”，“以中国已成之技求外国益精之学”必然事半功倍。前学堂要选其学生“赴法国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后学堂要选其学生“赴英国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兵制胜之理”。晚清40多年，船政学堂共有毕业学生510名，选送出国留学生4批及零星派出共111人。他们分赴法、英、德、美、比、西、日等国留学。学习的专业主要有造船、航海、飞机、潜艇、枪炮、鱼雷、矿冶、机械、无线电和天文等。学成回国，成为我国科技力量的主要骨干。也正是因为留学，接触了西方世界，才诞生了严复、罗丰禄、陈季同、马建忠、王寿昌等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翻译家。船政的留学制度可以看成是学堂教学的延续，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培养人才的手段和方法，至今仍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方法是从某一初始条件走向特定目标的整个运作体系。人所制定的目标总是借助系统的运作或操作行为来实现的。船政学堂为实现教育目的、掌握教育内容而采用的程序、方式和手段是富有成效的。

P208-210

说起严复、詹天佑、邓世昌，大家都耳熟能详；但说起他们的母校，可能有很多人不甚明了。

说起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家都会翘起拇指——它们确是中国一流的高等学府；但第一个真正符合近代教育制度的高等学校是哪一个呢?

说起现在的留学制度，大家都很清楚；但第一个真正建立起留学制度并取得成效的学校又是哪一个呢?

我想给大家推荐沈岩先生的这本书。它也许可以给大家解开这些谜团。

我非常推崇教育对于强国的意义。我认为，消除人的无知，断不可少的办法就是教育。船政学堂把育才作为根本，关注的就是教育。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师夷御侮，力排众议改革旧制，创办了福建船政学堂，定期培养学生赴欧留学，为近代海军建设、机器制造、矿业冶炼、电信、铁路和外交等领域培养出一大批国家急需的专业人才。她引进的是西学，教育出来的是爱国图强的仁人志士。当时的船政学堂，成就卓著、声名远播，成为“开山之祖”，各地纷纷效仿，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诞生，促进了追求科学、追求真理之风的形成。这不就是教育的力量吗!

沈岩先生是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的会长，在船政文化研究方面已有相当影响。为了填补船政教育研究方面的空白，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的他有着更多的直觉和使命感。他从教育的角度，认真收集整理史料，开展课题研究，花了两年心血写下了这本书，再现了清代船政学堂的历史，让读者了解了船政学堂的原貌，真是可喜可贺!据我所知，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这么认真、这么系统地整理过这些资料，说它在这方面填补了空白也不为过。这是本书特点之一。

本书特点之二是作者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史料整理上，而是在此基础上对船政学堂的组织模式、教学模式、学生管理模式和留学模式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与研究，从而概括出船政教育模式的内涵和特点，阐述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启示，这的确难能可贵。这对于借鉴其办学经验、办好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十分有益的。

本书特点之三是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分析方法，突破前人对此课题研究的某些片面和似是而非的粗浅观点，提出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新看法。

作者认为，创办船政是非常之举，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当时的思想观念已发生革命性的变化，船政学堂的成功创办，其政治意义、军事意义、经济意义和教育工作意义都十分深远。所谓“师夷制夷”的爱国自强精神、“穷则变，变则通”的变革思想、“东南大利在水而不在陆”的海权意识、“船政根本在于学堂”的人才观、“引进西学，为我所用”和“求是、求实、求精”的教育观、“窥其精微之奥”的留学观等，确实是“令人惊羡的革命”。船政学堂在海军建设、抵御外侮、维护海权方面，在近代工业建设、科技队伍建设方面，在开创近代教育方面，也都功勋卓著，令人赞叹。

作者进一步认为，船政学堂的教育模式是先进的。引进西方教育模式为我所用的办学原则，突破传统、改革创新的办学理念，工学紧密结合的办学形式，科技与人文结合的教育形式，人才为本、精益求精的教学理念，勇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权操诸我”的独立自主原则等，是值得弘扬的。船政学堂是思想观念大变革的产物，是中国近代教育之先驱，是近代海军和科技队伍的摇篮。她的办学理念和教育模式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着实值得我们继续发掘、研究和发扬光大。

作者是从西方教育模式中国化这个全新的视角对船政学堂的历史地位进行探索的。他认为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引进西方教育模式的第一所高等院校，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海军军事院校，是中国近代首创留学生教育制度的高等学府，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产学一体、多元结合的教育机构，是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面旗帜，是近代西方先进教育模式中国化的典范。这是作者独到的见解，也是很有创见的。我虽然没有对船政学堂进行过深入研究，但读后也为船政学堂的辉煌而拍案叫绝。她培养的是一代精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是近代的风云人物，是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外交家、铁路之父、军事将领和民族英雄。我们怎能不对她肃然起敬呢!

当然，终因历史条件所限，船政学堂无法演变为综合性大学。按照国际公认的现代一流综合性大学的模式，一般认为应该有三种主题性基础学科：自然学科(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社会学科(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心理)、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历史、哲学)；并在此基础上，有若干关键性实用学科，如工程学、医学、商学、法学等；更大规模的学校还应拥有某些特色学科，如建筑、新闻、公共管理、教育、美术等。而船政学堂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所基础学科主题齐全、实用学科重点突出的综合性大学，这也是她的缺憾。

中国有无数需要“说明”的题材(为此我连续出版过两本都叫《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书)，船政学堂就是可以被详尽说明的题材。她那一段不应当被忘却的故事，被人们忽略得太久了。沈岩先生的这本《船政学堂》，也许可以弥补这个缺憾。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它放在案头择时品味品味。是以为序。

20世纪80年代初，船政校友们提出复办母校的时候，我正好在福建省交通厅工作。当我经手一些有关复办的函件时，被船政学堂的辉煌吸引住了，揭开船政学堂面纱的好奇心由此而生。说来也巧，我因工作调动，来到福建船政学校担任党委书记。这使我有更多机会接触船政史料，有更多的冲动去写关于船政方面的文章。近几年来，福州、马尾大力宣传船政文化，我也自然而然地加入进来。于是，我积极参与福州、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的活动，留心收集资料，认真撰写论文，发表了《略论马尾船政文化》等一系列文章。自认为在资料和研究方面已有不少积累，于是在2004年，我申请了“船政教育模式研究”的课题。但当我深入下去的时候才发现资料远远不足，研究也远远不够。本来是申请一年完成的课题只好推迟一年完成。两年来，我把正常工作外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研究上，在资料堆、图书馆、电脑旁熬夜乃至通宵工作。两年下来，终于完成了这部书稿。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释负之感油然而生。但定神想一想，其实这只是船政学堂研究的冰山一角，要深人研究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我的这本册子也只不过是块引玉之砖而已。

这本册子终于要付梓了。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欣然为我做序。感谢著名学者、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潘懋元教授的指点。还要感谢陈道章、陈贞寿等专家学者，毫无保留地提供资料和悉心的指导。感谢全国人大常委、原海军军事学院政委张序三将军，原农业部长何康，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天文专家王绶珀对马尾船政文化研究的支持，感谢美国莱斯大学副教授钱南秀博士和陈季同后裔陈书萍、陈书箐女士提供的资料。感谢福州、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福建船政学校1992年成立的史志编纂委员会，花了近4年时间完成了《福建船政学校校志》的编纂出版工作。这本校志，现在看来虽然有些简约，但仍然是我首选的素材。还有原船政学校校史馆李宗庆先生为创建校史馆和整理船政资料付出了大量心血，校史馆的资料也是我的基础素材。还要感谢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程景琨会长对船政教育的关心和支持。他亲自给我寄来了他主编的《中国交通教育五十年年鉴》，并在扉页上题签：“福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可追溯至今已有130余年历史的船政学堂。”

在撰写这本册子的期间，我的家人、同事做了许多誊写、打字、校对等工作，对此，我也深表谢意。

最后，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失误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和专家们批评指正。

沈岩

2006年8月于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