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旨在探索和研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卡夫卡特别钟情于中国文化，他说自己就是一个中国人。本书探索了卡夫卡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理由和原因。该书最后综述了20余年来中国(大陆)对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

本着对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中学西渐”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的精神，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西方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了研究。这套丛书涉及的历史人物包括有白碧德、史耐德、庞德、莱布尼茨、卡夫卡等。该书介绍了历史人物卡夫卡。

导论

第一章 沉入中国文化的海底

——卡夫卡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一节 德语文化中的中国

第二节 “我是一个中国人”

第三节 建造德语的“万里长城”

第二章 冬天里迈出的第一个舞步

——论《一次战斗纪实》

第一节 遥望中国

第二节 描绘中国

第三节 跨越中国

第三章 跨文化语境中的万里长城

——论《中国长城建造时》

第一节 文本中的“万里长城”

第二节 历史性的“万里长城”

第三节 跨文化的“万里长城”

第四章 来自中国的古老手稿

——论《往事一页》

第一节 源于中国

第二节 抹去中国

第三节 建构中国

第五章 修建在中国长城上的巴别塔

——卡夫卡与老庄哲学

第一节 道与法

第二节 蝴蝶与甲虫

第三节 卮言与寓言

第六章 堪与中国人媲美的杰作

——卡夫卡与《聊斋志异》

第一节 孤独与孤愤

第二节 寓言与隐喻

第三节 异化与诗化

第七章 走出“围城”与走入“城堡”

——钱钟书《围城》与卡夫卡《城堡》的比较研究

第一节 “走出”与“走入”

第二节 理趣与理事

第三节 用智与用心

第八章 当代中国的“知音”

——中国当代文学对卡夫卡的回应

第一节 活着本身就是艺术品

第二节 “打开了另一个世界”

第三节 通向灵魂的城堡

第九章 说不尽的卡夫卡

——卡夫卡研究在中国

第一节 最初的译介

第二节 研究主体

第三节 研究对象

第四节 研究特征

附录

附录一 卡夫卡年表

附录二 卡夫卡作品德文、英文、中文对照表

附录三 国内研究卡夫卡的主要论文目录

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又一次掀起了了解中国、探索中国的热潮，但这一次主要是为了掠夺、控制中国，以便在中国获得更多的利益。“在远东，古老的中华帝国是争夺的主要对象。第一个在现场的是英国，到了1890年，英国以海上力量为基础，在那里建立了贸易和外交的优势。在北方，俄国的目的在于获得一个不冻港，作为横贯西伯利亚的重要铁路的终点站……在南方，法国在间接损害中国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了印度支那，正像英国1885年在同样情况下，兼并上缅甸一样，于是，这两个国家就能够渗入中国的南部。”与此同时，邻近的日本也对中国虎视眈眈。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中国在1895年4月17日签订了马关条约，逼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和旅顺。

德国也一直在寻找机会，此时它联合俄国和法国，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由此它获得了参加对华借款和天津、汉口两处租界。1897年11月1日在山东巨野县张家村，3个德国传教士在深夜里遭到中国人的袭击，其中两人被杀。德国立即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俄国进行了联系，并立即派遣由海军少将封·迪特里希率领的巡洋舰队于1897年11月14日占领了青岛和胶州湾。1898年3月6日德国迫使中国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这样，当时德国军队占领的地方被以99年的期限租给了德国，并划定了租界周围50公里的区域，在这一区域内中国所采取的任何行政措施都须经过德国政府的同意。同时，整个山东境内的铁路修建和矿山开采都被德国所垄断。1898年4月27日，德国皇帝将租界改称为保护区。随后德国海军宣布要将青岛建成一个样板殖民地。1900年德国又派遣东亚远征师团参加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并保护德国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给远征师团饯行时发表了一番“关于蛮人的讲话”，称中国人为“黄祸”。德国当时著名的战地记者鲁道夫·扎贝尔这样表述“他自己和许多同时代人的看法”：

中国应被作为这样一个国家来对待，人们要有意识地强迫它服从欧洲的统治，从而达到对其进行政治和贸易统治的目的，或通过长时期控制中国的内政来防止“黄祸”，为达此目的，可使用融合两种文化的和平方式，如果行不通，就应使用武力。

这便是当时德国人对中国的较为普遍的看法。德国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在当时被看做是一次新的“十字军远征”，并且，这次军事远征对很多德国人来说还被认为是认识那个遥远国度的一次绝好机会。

当然，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中国也一直是欧洲人遥望、想象和憧憬的世界。当代德国学者罗梅君和达格玛·余一德姆普斯基曾这样写道：“中国令人神往，有如童话世界，她富有异乡情调，让人扑朔迷离……中国至今仍然那么遥远，她处在欧洲人的直接视野之外。同自己生活的社会和社会环境联系着的愿望、希冀、恐惧、担忧都不难反映到这个遥远的国度里。”尤其到了19世纪末，随着欧洲社会各种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社会弊端的日益显露，战争一触即发，欧洲人对自己国家的文明感到厌倦和失望，于是，“中国同整个远东一样，被视为同本国文明‘相反而值得向往的世界’，视为本国文明所梦寐以求的选择对象。”  

如果说德国对中国的入侵和占有使卡夫卡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并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的话，那么，长期以来试图摆脱布拉格令人窒息的生活，而对遥远的东方国度充满了希冀和憧憬，便使得卡夫卡越来越钟情于古老的中国文化和朴素宁静的中国人的生活。1902年卡夫卡中学毕业后就想通过在西班牙铁路上工作的舅舅洛维的帮助，“找到一条摆脱目前这种困境的道路”，“去一个地方，一切都重新开始”。上大学后他又曾一度急切地想转学到慕尼黑，然后从那里去更遥远的地方。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保险公司工作，虽然工作令人失望，但卡夫卡对未来的生活却充满信心，因为“我至少还可以希望有一天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去，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凭窗眺望远处的甘蔗田或穆斯林墓地”。而在临死之前，卡夫卡还希望着与朵拉一起移居巴勒斯坦，在那里过一种平常人的生活。这种逃离布拉格，逃离欧洲的强烈而持久的愿望，使卡夫卡一次又一次地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

在文化出版领域，当时的德国，“对老子哲学发生了兴趣，同时对中国哲学也发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抒情诗。不但少数专门治汉文的学者，亟力去翻译介绍，就是许多对中文一点不懂的德国人，也要根据别种译本来充时髦，出风头。”在这种背景下，1905年德国神学家汉斯·海尔曼编译的《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出版，应当算是德国文化界的一件大事。在编者长达40页的导言里，海尔曼一开始就写道：“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代表了文化的精华，我们怎么可以将‘黄鬼’(yellow devils)这个名称同中国联系在一起?”在西方人眼里，“黄鬼”是野蛮、肮脏、情感粗糙的，但海尔曼却不以为然。近代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战争引人注目，不过，中世纪的十字军征战从东方带来了许多文明的成果，而近代的战争却未能做到这一点。西方人对中国不仅无知，而且带有很深的成见。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与西方人存在着本质的不同，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思想和心灵生活的评价必须考虑到这种本质上的差异。西方人不能以自己的观念和价值尺度来评价中国人，而应根据中国人本身所具有的价值来进行判断。海尔曼的态度可以看做是对西方列强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干涉和入侵中国的一种文化上的回应，海尔曼对中国文化显然有他独到的认识和理解。正是处于这一目的他编辑了这部诗集。而这本诗集激发了德国人阅读中国诗歌、了解中国文化的热情。当时许多德国作家能够随意地引用这部诗集中的有关诗句。中国唐代诗人的那种天真率直、忧郁沉思，以及高度主体性和不落俗套的精神正好也迎合了德国优秀诗人，尤其是表现主义作家的那种叛逆的自我意识。

卡夫卡非常推崇海尔曼编译的《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他曾在1912年致菲莉斯的信中引用过其中袁子才的一首诗，并将自己比做是诗中的那位学者。1920年11月至12月他在致闵策的信中又写道：“果戈理、哈菲斯、李白，这虽然是个有点偶然的选择(中国诗有个非常好的译本，但我估计已经售罄了，新版一直没有出，是海尔曼译的，皮配尔出版社《果客》丛书之一。我有一次把它借给了什么人，就再也没有收回来了)，但无论如何比达恩和鲍姆巴赫的舍列森回忆录要好得多。”我们很难确定卡夫卡写作他的第一篇小说的确切时间，我们也很难确定卡夫卡最初阅读海尔曼的《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的确切时间，但从卡夫卡小说里已透露出的许多信息表明，卡夫卡的确受到过这本中国抒情诗歌选集的影响。另外，1907年由德国诗人、翻译家汉斯·贝特格(1876～1946)从英语和法语翻译出版的诗集《中国之笛》在德语国家也颇有影响，尤其是其中的六首诗被奥地利著名音乐家马勒写入他的著名的交响曲《大地之歌》，并于1911年在慕尼黑首演后，这部诗集更是风靡欧洲。卡夫卡虽然没有在文字中直接提及这部诗集，但对该诗集及其影响却不可能一无所知。

当时在欧洲，尤其是在德国及布拉格流行的有关中国的游记、日记以及介绍性读物也给卡夫卡提供了想象中国、描写中国、建造中国的资料和参照。1897年德国海军占领胶州湾后，德国便开始在中国积极推行殖民政策。中国或中国部分地区成了德国殖民势力范围的目标，并因此也成了德国记者们的旅行目的地。这时德国涌现出大量的有关中国的报道、游记和日记，譬如保尔·戈尔德曼、恩斯特·封·黑塞一瓦尔格特和欧根·沃尔夫便属于在1897年、1898年和1901年里写了大量有关中国报道的第一批德国记者。在这些报道、游记和日记中，“中国虽然已经逐渐醒来，然而，不管是褒者，还是贬者，都将中国视为处于中世纪阶段的国家，所以游记中欧洲白种人总是作为给‘广大中国人民’带来文明，带来新时代成就的人而出现”。这些有关中国的信息和报道一次次引诱欧洲人想象中国、遥望中国。

P34-37

经历了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原子弹轰炸广岛，经历了“古拉格群岛”、文化大革命等无可言状的精神苦难，人类曾梦想21世纪将是一个和平发展的美好的世纪；然而没有想到头一年就发生了9.11这样的恐怖袭击。战乱、暴动、屠杀仍然随处可见。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当然多种多样，然而，深刻的文化冲突不能不说是众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目前，“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冲突无疑已给世界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前者企图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强行推广他们的意识形态，以图覆盖甚至泯没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则采取文化隔绝封闭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灭绝手段，维护其停滞与不变，并与一切和他们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争。随着高科技发展所带来的日益增强的武器杀伤力及其对自然生态无可挽回的破坏，这种冲突所带来的灾难还会越来越严重。

目前，全世界的有识者都在考虑如何才能化解这一场有可能将人类引向毁灭的冲突。法国前总理米歇尔·罗卡尔(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划和平要比策划战争困难得多。同样，实行引向战争的“对抗”，也比实行引向和平的“对话”困难得多!事实告诉我们，“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难对话，也不大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两者之间的、极其广大的、不同层次的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人民。他们对文化冲突的遏制和对文化共存的自觉将决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学者提出必须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寻求另一种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不是“融合”，也不是简单的和平共处，而是各自保持并发扬自身的特点，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对以一种文化打压或覆盖另一种文化，主张多种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状态，以收和平共处、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对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觉。

近世以来，西方文化始终处于强势文化的地位，西方的文化自觉首先表现在审视自己文化发展中的弱点和危机方面。早在20世纪初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世界历史的透视》一书中已相当全面地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纪，这种反思和批判达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国著名思想家、高等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埃德加·莫兰(Edgar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祸根：它的个人主义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闭锁与孤独；它的盲目的经济发展给人类带来了道德和心理的迟钝，造成各领域的隔绝，限制了人们的智慧能力，使人们在复杂问题面前束手无策，对根本的和全局的问题视而不见；科学技术促进了社会进步，同时也带来了对环境、文化的破坏，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别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学的盲目，给人们带来了紧张与危害，将人们引向核灭亡与生态死亡。波兰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更是强调，在西方，高度文明与高度野蛮其实是相通的和难以区分的……现代性是现代文明的结果，而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超越了人所能调控的范围，导向高度的野蛮!

有的学者不仅对上述以贪欲和聚敛为核心的文明进行了深入的反思，还进一步指出以物质为基础的现代发展观本身即将受到修正。可持续性的全球经济之目标应该是：通过将人类的生产和消费与自然界的能力联系在一起，通过废品利用和资源的重新补充，不断再生产出高质量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个人的物质积累，而是自我修养；并非聚敛财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宽疆土，而是拓宽人类的同情(empathy)。可以说这是西方更深入、更触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觉。

如果说西方文化数百年来处于强势地位，其文化自觉在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趋势下更多地倾向于审视自己文化的危机和弱点；那么，中国文化近百年来，作为一种弱势文化，不断受到西方文化的轻视和压抑，当代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就是与本民族文化复兴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正如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所说，中国的文化自觉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种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点；其次，必须创造条件，对这些基本特点加以现代解读，这种解读融会古今中外，让原有的文化基因继续发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来展开一个新的起点；另外，还要将中国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中，研究它与其他文化的关系，使其成为正在进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过去从未遭遇，也全无经验的一个崭新的领域。

近年来，西方文化显示了对他种文化的强烈兴趣，特别是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他们首先把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新的参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为参照，重新反观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认识角度和新的诠释。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于连(Francois Jullien)写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的著名文章!他认为，要全面认识自己，必须离开封闭的自我，从外在的不同角度来考察。在他看来，“穿越中国也是为了更好地阅读希腊”，他认为，“我们对希腊思想已有某种与生俱来的熟悉，为了了解它，也为了发现它，我们不得不暂时割断这种熟悉，构成一种外在的观点”，而中国正是构成这种“外在观点”的最好参照系，因为“中国的语言外在于庞大的印欧语言体系，这种语言开拓的是书写的另一种可能性；中国文明是在与欧洲没有实际的借鉴或影响关系之下独自发展的、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是从外部正视我们的思想——由此使之脱离传统成见——的理想形象”。他强调指出：“我选择从一个如此遥远的视点出发，并不是为异国情调所驱使，也不是为所谓比较之乐所诱惑，而只是想寻回一点儿理论迂回的余地，借一个新的起点，把自己从种种因为身在其中而无从辨析的理论纷争之中解放出来。”

其次，不但是作为参照，还要从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内容。2004年里查·罗蒂访问复旦大学哲学系时说：“我隔了20年再次来到上海，中国的变化简直可以用奇迹来形容。这个奇迹不是改变了我的思考，而是进一步印证和强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是未来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举办的“多元之美”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法国比较文学大师巴柔(Daniel一Henri Pageaux)教授特别提出： “弗郎索瓦·于连对于希腊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证了我已经讲过的经由他者的‘迂回’所体现出来的好处。”他还强调说：“从这次研讨会的提纲中，我看到‘和谐’(‘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概念的重要性……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定将成为重要的伦理资源，使我们能在第三个千年实现差别共存与相互尊重。”一些美国汉学家的著作也体现了这种认识论的改变，如安乐哲(Roger Ames)和大卫·霍尔(David Hall)合作的《通过孔子而思》、斯蒂芬·显克曼编撰的《早期中国与古代希腊——通过比较而思》等。类似观点的著作还很多。

另外，改变殖民心态，自省过去的西方中心论，理顺自己对非西方文化排斥、轻视的心理，这一点也很重要。意大利罗马大学的尼兹教授认为克服西方中心论的过程是一种困难的“苦修”过程。他把比较文学这一学科称为“非殖民化学科”。在《作为非殖民化学科的比较文学》一文中，他说：“如果对于摆脱了西方殖民的国家来说，比较文学学科代表一种理解、研究和实现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对于我们所有欧洲学者来说，它却代表着一种思考、一种自我批评及学习的形式，或者说是从我们自身的殖民意识中解脱的方式。……它关系到一种自我批评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这是一种苦修(askesis)!”没有这种自省的“苦修”，总是以殖民心态傲视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许多先进的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人类需要的不是一个单极统治的帝国世界，而是一个多极均势的“社会世界”，一个文明开化、多元发展的联盟。要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精神需要发生一次“人类心灵内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达的是对另一个全球化的期待，这就是全球的多极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个“基于生活质量而非个人无限财富积累的可持续性的文明”。从这种认识出发，他们一方面回归自身文化的源头，寻求重新再出发的途径；另一方面广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并以之作为“他者”，通过反思，从不同视角更新对自己的认识。这些新发展构成了与过去的汉学(中国学)很不相同的“新汉学”。

反观中国，有关中西文化关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别是汉学(中国学)研究更是蓬勃发展。新世纪以来，出现了《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14卷(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15卷(文津出版社)等系统总结性的大型综合丛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前者还获得了国家图书大奖。但总的说来，显然研究西方对中国的影响的著作较多，从反方向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影响的专著却相对较少，尤其缺少这方面的综合性系统研究。特别是对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因素，更是几乎付诸阙如!事实上，中国文化正是通过伏尔泰、莱布尼茨、荣格、白璧德、庞德、奥尼尔、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融会贯通，包括误读和改写，才真正进入西方文化的。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国文化，也并不精通汉语，但却从中国文化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包括误读、改写、吸收和重建，这种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汉学研究所能代替的。这个过程的目的首先都是为了寻找一个外在的视角，以便更好地审视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却并不容易。人，几乎不可能脱离自身的处境和文化框架，他们对“异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决定于其自身的处境和条件。当他们感到自身比较强大而自满自足的时候，他们在异文化中寻求的往往是与自身相似的东西，以证实自己所认同的事物或原则的正确性和普适性，也就不免将异文化纳入本文化的意识形态而忽略异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当他们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诸多矛盾，而对现状不满时，他们又往往将自己的理想寄托于异文化，将异文化构建为自己的乌托邦。从意识形态到乌托邦构成一道光谱，显示着西方文化主流学者对中国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层面。

本丛书意在对这个充满着误读、盲点和过度诠释，同时又闪耀着创意、灵性和发展的非常复杂的过程进行饶有兴味的探索，比较全面、系统地梳理中国文化进入世界文化主流的历史现象，对在这方面有重大贡献的代表性历史人物，进行系统研究。首先是对相关资料进行全面收集，其次是对于误读、吸收和重建等文化现象进行分析，最后上升到对两种文化相遇时所产生的种种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和总结。

本丛书现包括以下5种：《莱布尼茨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卡夫卡与中国文化》《史耐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如有可能，我们将在此基础上，继续推出相关学术著作，以期更加完善、充实。

   2006年10月6日于北京大学朗润园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修订完成的。我虽然阅读卡夫卡、体验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已经十多年了，但真正将卡夫卡选作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还是颇费周折，犹豫再三。其原因主要在于卡夫卡博大精深、矛盾复杂，难以把握，不易论述。卡夫卡是一座高大的城堡，我一次次走到了它的跟前又望而却步；卡夫卡是一道迷宫，我一次次进入了它的门口又抽身而出；卡夫卡是赤裸灵魂的舞蹈，我一次次注目观赏但又不敢靠近；卡夫卡是市集闲人的旁观冷言，我一次次侧耳聆听但又似真似幻。总之，卡夫卡是一个永恒的诱惑，我一次次地试探，又一次次地退缩，欲说不敢，欲罢不能。感谢叶廷芳研究员、吴元迈研究员、盛宁研究员、陈悖教授，还有我的导师刘象愚教授，是他们给予了我信心和勇气，并给我的课题论证提供了非常及时而又不可或缺的指导和建议。

初略看去，“卡夫卡与中国文化”这一题目似乎硕大无穷，但其实不然。因为卡夫卡虽然钟情于中国文化，但他所涉猎、了解的中国文化毕竟有限，而与卡夫卡无关的中国文化通常并不在本书的论述范围之内；另外，并不是卡夫卡所有的作品都与中国文化有关，至少并非所有作品都同等程度或同等范围地与中国文化有关，因此我在论述卡夫卡的作品时便可以有所选择、有所侧重。尽管如此，这一题目所涉及的阅读范围，及其写作的难度仍然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本书的写作过程虽然相当艰难，但也充满了写作和发现的愉悦。为了查找中国最早介绍卡夫卡的材料，我花了大量时间来查阅解放前的旧报刊，不放过任何可能出现卡夫卡名字的地方。虽然现在我所引的材料未必就是事实上的最早的材料，但我想，中国最早介绍卡夫卡恐怕也只能是20世纪的30年代，因为在此之前卡夫卡在欧洲、乃至在奥匈帝国或捷克都算不上一个有名的作家，遑论什么世界性作家。我们不大可能在欧洲人之前就发现了卡夫卡。为了查找有关卡夫卡的西文材料，我数十次地奔走在北师大与国家图书馆之间，查阅并复印了其中绝大部分相关著作。我还查阅了北师大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有关卡夫卡的英文著作。还有少量资料是师友寄赠的，或是我妻子从美国复印后捎回来的，她当时恰好在美国教汉语。这种漫长而又细致地收集资料和考证的工作，不仅时常给我带来“发现”的惊喜，而且还会持久而深刻地影响我今后的学术生涯。

在掌握和收集了基本的中外文材料后，重要的就是细读文本了。为此，我通读了叶廷芳先生编的《卡夫卡全集》，有些作品读过好几种译本，有些作品、书信、日记则对照英译本反复阅读，细细揣摩，尽可能使本书的论述均源于文本、立足文本、有字可证、有据可依。

一旦有了资料和文本的基础，本文的比较分析和论述才可能落在实处，不至于空谈理论、空发议论。显然，卡夫卡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并非一种可能的、想象的、推测的关系，而是一种事实的、真实的关系。因此，寻找这种关系的各个连接点，并加以阐发，便是本书的重要任务之一。这是一项艰巨而又充满乐趣的任务，我在写作的过程中许多次地感觉到了这一点。

2003年6月28日，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顺利通过答辩。感谢答辩委员会的陈悖教授、罗钢教授、李正荣教授、周发祥研究员、周启超研究员、刘象愚教授。他们给予了论文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十分中肯而有益的意见，有些先生甚至提出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修改意见。本书的修改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意见或者建议。

叶廷芳先生是我国研究卡夫卡的著名学者，我在攻读博士学位的三年时间里与叶先生有过许多次的长时间交谈，请教了叶先生许多问题。在劲松西口叶先生家的那间小小的客厅，我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叶先生不幸的童年、坎坷经历，他深厚的学养、敏锐的思维以及他对德国语言文学的精通，使他接触卡夫卡、认识卡夫卡、研究卡夫卡具备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他成为卡夫卡研究专家似乎应当是顺乎自然的事情。叶先生的著述以及生平经历都成了我理解、认识和接近卡夫卡的巨大财富。叶先生一直鼓励和支持我研究卡夫卡，这对我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激励和信任，并成了我研究卡夫卡的动力和决心。叶廷芳先生为我的博士论文撰写了评议书，若不是由于“非典”时期的诸多不便，叶先生便会参加我的论文答辩。

盛宁研究员一直非常关注和重视卡夫卡研究，对卡夫卡的作品也是多有涉猎的。记得有一回当我陈述了我选择的困境：是选择中西方意识流文学的比较研究，还是选择卡夫卡研究之后，盛宁先生毫不犹豫地说，应当选择后者。前者是一个“吃螃蟹”的问题，吃过之后就没有太多的新鲜感了；而后者则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是一个有深度的话题，谈论20世纪的西方文学很少能够避开卡夫卡。盛宁先生的一席话结束了我的犹豫和彷徨。吴元迈研究员对我的选题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指出了我应当注意的若干问题，并在本书的某些细节方面给予了指点和帮助。

韩耀成编审是德国语言文学研究专家，在文学翻译方面更是成就卓著。每当我在德语方面遇到难题或困难时，韩先生几乎总是停下手头正在进行的工作，给予我耐心细致的解答和帮助。有时为了一个德语名词的翻译，韩先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斟酌再三，不肯丝毫马虎。记得有一天为了翻译汉斯·海尔曼编辑的《公元前12世纪以来的中国抒情诗》，韩先生和我从上午一直工作到下午3点，等到我们饥饿难耐下楼找饭店吃饭时，发现附近的饭店都已关门，最后我们只好走进了一家麦当劳快餐店……韩先生当时曾风趣地说：“这是我外孙最喜欢的地方，我怎么忘了这个地方?”另外应该提及的是，青岛大学德语系的刘振英副教授也在德语翻译方面给我提供了许多及时的帮助。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隆溪教授在春节期间给我寄来的资料，无疑是雪中送炭，令我非常感动。黄维棵教授来青岛海洋大学讲学，我有幸与他相识，并有多次长谈的机会，获益匪浅。后来他回香港后，在百忙之中仍帮我查找资料，这是应该铭记不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黄宝生所长为我解答了有关佛教及其翻译的疑难问题，使我豁然开朗，本书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中国人民大学的杨恒达教授提供了我急需的《卡夫卡与中国》的英文著作，这让我兴奋和感激不已。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导师刘象愚教授。三年时间里刘先生的言传身教，无论在学问方面，还是为人方面都使我获益良多，眼界大开。我庆幸成为了刘先生的学生，从刘先生那里所学到的东西绝非是语言所能表达的，这将使我终身受益。本书从最初的选题到最后的定稿，都得到了刘先生的悉心指导。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陈秋红女士，没有她的支持和帮助，本书的写作将是不可能的。多年来，每当我有所选择时，往往是以牺牲她的选择为代价的。三年的求学生活，给我的家庭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和困难，她都一一克服了。我愿意将我所有收获的欢乐与她分享，正如她一如既往地同我分担艰难一样。

卡夫卡是说不尽的，随着我的研究工作的深入，我愈觉得还有许多材料需要查找，许多问题亟待研究，还可以开拓许多卡夫卡研究的新领域。我想，今后我还会继续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消化已经掌握的材料，发掘一些新领域。因此，本书写作的结束只是标志着这一任务的重新开始。

本书的写作和完成得到了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卡夫卡研究”的资助，特此致谢。

曾艳兵

2004.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