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名家析名著丛书之一。该书收录了我国著名文学家老舍的散文、小说和戏剧以及著名文人们对这些作品的欣赏和评析。通过本书，我们不仅能够解读老舍名作的精髓，走进文学大师的世界，而且，书中几百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也为我们再现作家风采，一展时代风云。

名家析名著丛书是和平社品牌经典读物，它以崭新的面貌奉献给新老读者朋友。季羡林、周汝昌、袁鹰、苏叔阳、陈丹晨、浦漫汀、于是之、舒乙等名家为我们解读名著精髓，走进大师的世界；几百幅珍贵的历史照片，为我们再现作家风采，一展时代风云。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

前言

散文卷

我的母亲

宗月大师

小型的复活(自传之一章)

“五四”给了我什么

养花

猫

想北平

我热爱新北京

北京的春节

下乡简记

一些印象(节录)

五月的青岛

内蒙风光(节录)

春来忆广州

英国人

敬悼许地山先生

大地的女儿

新年醉语

婆婆话

中篇小说卷

月牙儿

我这一辈子(节录)

短篇小说卷

大悲寺外

马裤先生

微神

开市大吉

柳家大院

抱孙

上任

柳屯的

断魂枪

戏剧卷

龙须沟(节录)

茶馆(节录)

附录

老舍作品要目

我的母亲

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做木匠的，做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做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工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地打个折扣了。

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母亲独立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鸦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亲不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枪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做当然的，但是，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像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地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盼、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母亲的右手。但是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地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愣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二十三岁，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陀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到西南。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没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P14-19

中国历来有“文如其人”的说法。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老舍的一生颇多与众不同之处，他本人又是一位刻意追求个人独创性的作家；于是，他那特殊的经历以及由此铸就的独’特的性格为人，在作品中留下鲜明深刻的印记，进而形成富有个性特征的创作风格，作出与众不同的文学业绩。

在阅读老舍的作品、进入他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回顾、追踪他那艰难的人生跋涉与曲折的艺术追求……

一

1899年2月3日，老舍诞生于北京一户舒姓的满族贫民家庭。父亲是名隶属正红旗满洲的守卫皇城的护军。在老舍还不满两岁时，八国联军入侵我国，父亲在保卫京畿的巷战中阵亡，一家老小靠着目不识丁、性格倔强的母亲充当杂役和给人缝洗衣服的微薄收入为生。

来自社会底层这个基本事实，使老舍的创作道路和文学业绩具有许多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显著特点，是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的根本所在，因此也理应成为我们认识、分析、评价这位作家的出发点。

老舍是在一位慈善家的热心资助下，才获得上学受教育的机会的。这个由别人提供的机会，就老舍而言，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被动性。当他1912年小学毕业时，周围的亲友一致认为他应该去学手艺挣钱，好减轻家庭的负担。尽管他自己也意识到理应这样做，却还是毅然做出了继续升学的决定。这完全是他个人主动做出的选择。这个愿望之所以能够实现，自然和他个人性格上的坚强和明智分不开；而潜藏在个人愿望后面的——尽管他本人当时不一定完全意识到——是被压在社会底层者渴望通过个人奋斗，改变卑微处境的朦胧要求，是他们对于旧世界及其安排的不合理秩序的自发抗争，以及旧有的生活秩序被完全打乱以后，人们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寻找生路的努力。

1918年，老舍从北京师范学校毕业后不久，迅速成为北京小学教育界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从世俗的眼光来看，特别是对于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来说，能够在短短几年里达到这般地步，应该说是年少得志，令人不胜钦羡的了。但是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学界”，它的一些基层教育机构，大多为遗老遗少、“圣人之徒”所把持，乌烟瘴气，污浊不堪；于是，老舍毅然辞掉劝学员职务，宁愿安贫受窘过清苦的生活。这是老舍生活中一次更值得重视的重大转折，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追求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一个比这些要充实有益、崇高远大的人生。

这种转折，同样表现在他的艺术爱好的变化上。在师范学习期间，老舍喜欢古典文学，“我的散文是学桐城派，我的诗是学陆放翁与吴梅村”(《<老舍选集>自序》)，还得到过师长的赞赏。1923年初，老舍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篇虽然幼稚，却完全不落窠臼、立意新颖的作品。

1924年，老舍应聘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汉语教师，在那里整整住了5年。新的生活经历，扩大了他的生活视野，深化了他对于人生的理解。他还亲身感受到大英帝国的臣民对于华侨与中国人的偏见和歧视。两者都使他更紧张地思考着灾难深重的祖国的前途，进一步激发起他对于文学的兴趣，而且直接唤起了他的创作欲望。

二

1925年，老舍正式开始文学创作。他在三四年时间里，一连写成三部长篇小说。孤独一个人旅居异国的寂寞和日益浓烈的乡思，使他经常沉浸在往昔生活的追忆之中。他产生了借笔寄托这种思念的想法。所以，一些在记忆中重新复活过来的人和事，涌进了他的笔端，成为作品的主要素材。

《老张的哲学》取材于他在北京教育界任职时的见闻。《赵子日》写的是20年代北京大学生的生活。《二马》的故事发生在伦敦，但作为主人公的马氏父子仍然是北京味十足的地道中国人。小说的题旨“是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我怎样写<二马>》)，对于在封建的小生产的社会+壤中培植出来的“出窝儿老”的因循苟且的民族心理作了尽情的揶揄，同时又为海外侨胞所受到的民族歧视深感不平。构成老舍全部创作的一些基本特点，像深沉的爱国主义情愫，宽广的人道主义胸怀，底层群众的道德标准和市民社会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彩的北京景象和市民形象，幽默风趣的笔调，在轻松的嬉笑中蕴含着沉痛的命意，朴素的写实手法，活泼的文笔，清脆的北京口语……在这些作品中都已经清晰可见了。三部小说相继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立即得到读者的注意和赞赏。

1929年夏天，老舍结束了英国的教学工作，绕道法、德、意回国。为了筹措旅费，也为了看看南洋，中途在新加坡的一所华侨中学任教。在这个时期，老舍写就了童话体小说——《小坡的生日》。作品写到了中国、马来、印度等东方民族的小孩，“而没有一个白色民族的小孩”，寄寓着“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共同奋斗”的政治理想(《我怎么写<小坡的生日>》)。

《小坡的生日》不是老舍的重要作品，但相隔半个世纪，新加坡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以后，当地的人士仍在赞叹它“深藏在儿童故事中的各种对新加坡社会的真知灼见和准确的预言”，认为这是一部“立意要挖掘出一些重要的南洋华侨与当地社会问题的作品([新加坡]王润华：《老舍在<小坡的生日>中对今日新加坡的预言》)。

老舍于1930年春天回到久别的祖国。同年7月起，在济南的齐鲁大学任教；1934年秋，改任青岛的山东大学教授。在两所大学先后开设了文学理论、外国文学史、文艺思潮、小说作法等方面的多门课程。教学之余，老舍继续从事创作。

30年代以前，老舍虽然也间或写过短篇小说，但较多地创作这类作品，开始于30年代初期。他最初有过“随便写些笑话就是短篇”的想法(《我怎样写短篇小说》)，像《热包子》等篇什，的确留有“写笑话”的痕迹。但稍后的多是一些寓意丰富的作品，像《上任》深刻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的丑恶本质。他的短篇，从取材到表现手法，都比长篇创作中有更多的尝试和开拓——比如除了严格的现实主义以外，也有一些采用象征、意识流等手法写成的作品，像《断魂枪》等，是不可多得的精美之作。

这个时期的作品还包括长篇小说《大明湖》(小说底稿毁于“一二八”的炮火，始终没有跟读者见面)、《离婚》以及代表他这个时期最重要创作成果的《骆驼祥子》。

《骆驼祥子》40年代译或英文，赢得了外国读者的喜爱；50年代改编成话剧，80年代又改编成电影，更扩大了影响。创作《骆驼祥子》前后，老舍还写了同样取材于城市底层生活的中篇小说《月牙儿》和《我这一辈子》。《月牙儿》用的是抒情、象征的笔调，很有诗情画意；《我这一辈子》是白描式的写真，勾勒出晚清以来风云变幻的社会历史风貌——它们和《骆驼祥子》一样，都没有早期作品中那些笑料和逗乐，甚至也没有含泪微笑的幽默，而是突出了对于现实的严峻的态度。

30年代中期，是老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他创作精力旺盛，表现出了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取得了多方面的杰出成就。

三

《骆驼祥子》在《宇宙风》上还没有连载完毕，抗日战争的炮声已经回荡于神州大地。济南沦陷前夕，老舍抛下妻子儿女，只身奔赴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鉴于老舍在文学事业中的成就和地位，又考虑到他与不同的文艺派别都有所交往，经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提议，大家一致推选他担任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实际上起了主要负责人的作用。抗战8年，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事实很快证明：这一提议与推选，是十分得当的。

1939年6月，老舍参加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慰问抗战军民。在近半年时间里，行程两万余里，历经川、鄂、豫、陕、宁、青、甘、绥八省，包括延安和陕甘宁抗日民主根据地。作为“文协”的负责人，老舍又经常与郭沫若、茅盾等共同商讨，互相配合。通过与革命力量、革命作家的密切接触，自己又参加了实际的文艺斗争，他的精神境界开阔了，斗争经验丰富了，政治态度也随之激进起来。在民族解放的时代激流的冲击下，老舍从一个不介入政治斗争、埋头写作的作家，变成文艺界的组织者和社会活动家、抗日和争取民主的自觉战士。这些变化都鲜明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

1942年，老舍完成长篇小说《火葬》，“他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我怎样写《火葬》)。1944年，他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四世同堂》，全书分《惶惑》、《偷生》、《饥荒》三部，描写北平沦陷后各阶层市民的苦难和抗争。

1946年3月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老舍赴美讲学，一年期满后，继续旅居美国，从事创作和协助别人将自己的作品译成英文。虽然身居异域，他同样关注着祖国的人民解放战争和正在到来的历史巨变。

抗战爆发后的十余年间，老舍在文学创作上除长篇《四世同堂》外，未能取得与在这以前的十余年里相媲美的成绩。但重要的是，与这个时期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剧烈变动相一致，他的生活和思想多有深刻的变化，特别是通过在民族解放的激流——先是抗日战争，然后是解放战争——中，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的亲身经历，克服了曾经长期存在的对于任何政治行为的厌恶，与对于革命的保留误解等偏颇。这些都为此后创作的新的突破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

1949年1O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老舍就从美国启程回国，12月9日，抵达天津。和1930年的情况不同，这一次迎接远道归来的游子的，是解放了的新中国。新中国欣欣向荣的气象，立即激起他新的创作激情，进而改变了他对于社会现实的态度、他的创作思想和作品的基本倾向。1951年初，话剧《龙须沟》上演。作家把对于北京和城市贫民的熟悉和热爱，同对于他们获得新生的兴奋和喜悦结合在一起，写出了历尽动乱的北京和备尝艰辛的城市贫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国泰民安享太平”这个千百年来平民百姓最大的梦想，终于开始成为现实了。作品还表现了社会变革在这些被压迫被侮辱者的内心深处所产生的影响——他们在精神上也开始站立起来了。话剧《龙须沟》被公认为新中国初期社会主义文坛的重要收获，老舍因此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由此，老舍的创作进入又一个高峰时期——数量多，思想和艺术都达到新的高度。

从50年代初起，老舍陆续在全国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文艺团体、对外文化交流机构担任一些职务，以较之抗战时期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文化和对外友好等活动。但他也更加勤奋地写作，不断有新作问世，被誉为“作家劳动模范”。

老舍晚年的创作中，最为成功的是话剧《茶馆》和小说《正红旗下》，它们都在更大的时空跨度中反映中国的历史命运。《茶馆》是当代中国话剧舞台上最优秀的剧目之一。20世纪80年代在欧亚一些国家演出时，以其严谨的现实主义风格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征服了外国观众，被誉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德国]马尔蒂那·蒂勒帕波：《东方舞台上的奇迹》)

《茶馆》和《正红旗下》都充分发挥了老舍作为北京风俗世态画家的特长。前者更多地显示出讽刺的锋芒，不时爆发出如火的愤懑和严正的斥责；后者往往夹杂着谐趣，或嬉笑，或怒骂，都能涉笔成趣，耐人回味，他的幽默变得更加深沉和含蓄，进入化境。《茶馆》、《正红旗下》与稍前的《龙须沟》一起把老舍的创作推向一个比30年代中期更高的高峰。

然而并非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顺利。早在50年代初，《龙须沟》虽然为老舍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但在舞台演出中与改编成电影，都作了不符合作者原意的改动。奉命写作的、以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化为题材的电影剧本《人同此心》完稿后，送有关部门审查，因为有的领导认为“老舍自己就是没有经过改造的知识分子，他哪能写好符合我们要求的电影剧本”而无法投入拍摄。从50年代中期起“左”的思潮对于文艺界的干扰日益严重，给老舍及其创作也带来越来越多的磨难。《茶馆》1958年、1963年的两度演出，尽管受到观众的热烈喝彩，却又不时传出缺少反映革命力量的“红线”之类的严厉指责，致使演出都以热烈轰动开始，悄悄收场了事。酝酿许久，完全可以成为又一部传世之作的《正红旗下》，又因为有悖于所谓“大写十三年”(即必须以新中国的社会现实为题材)的左倾论调，写了八万字，就被迫搁笔——两次动笔，两次都因客观原因，只开了个头就中断了。这不仅是作家个人的憾事，更是中国文坛无法弥补的损失。如此种种，不能不在他的内心深处留下道道伤痕。最为严酷的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混乱中，遭到失去理智的红卫兵粗暴野蛮的“批斗”之后，老舍于1966年8月24日自沉于北京太平湖。这样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国家民族的爱国者，孜孜不倦地从时代的风云中汲取力量和智慧，并与之一起跋涉前进的真理的寻求者，终其一生都在给人以喜悦和欢乐的“笑匠”，新中国忠实热忱的歌者，为社会主义文学增添光彩，正处于新的创作高峰、还有很大的艺术潜力的作家，就如此突然又悲惨地终止了笑声和歌声，结束了自己的创作和生命!

老舍以一个巨大的“!”作为自己一生的终止号，同时在后死者的心中唤起一个又一个难解的“?”：他做出这般断然的决定，是完全偶然的，还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究竟出于怎样的考虑——是因为愤怒还是委屈?是为了显示抗争还是出于绝望?仅仅是对于突然事件的紧急反应，还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自我解脱?主要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烈性格使然，还是主要出于思想认识上的原因?

不管世人如何理解评说，这颗文坛巨星就如此悲惨地陨落了。幸好任何一位杰出作家的生命都不仅存在于个人的躯体，更寄寓在他的创作成果之中，使他能够超越自然的限制，永远活在读者的心上。进入新世纪以来，人们对于老舍及其创作发生更大的兴趣，有了不少不同于过去的新的理解与新的评价。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语言艺术大师，他在文学史上留下的光辉业绩，已经成为读者和评论家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