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中，奥威尔明确表明了自己的写作态度：“我的出发点总是由于我有一种倾向性，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强烈意识。我坐下来写一本书的时候，我并没有对自己说‘我要产生一部艺术作品’。我所以写一本书，是因为我有一个谎言要揭露，我有一个事实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关心的事就是要有一个让大家来听我说话的机会。”无疑，奥威尔首先把自己的作品当作了反极权社会的有力武器，艺术创造只是为之服务的工具，而退居其次了。

反乌托邦小说的意义多在于其政治寓言的敏感与一针见血，可见出作者对于极权社会的思考和忧虑。所以这些小说的意义并不在于它们的艺术价值，而是在于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深刻洞察。

乔治·奥威尔不但是最著名的反极权小说的作者，还是著名的英语文体家、第一流的散文家以及头脑清醒、目光犀利的文学评论家。《我为什么要写作》选入作者《如此欢乐童年》等著名忆旧、纪实作品以及《我为什么要写作》、《政治与英语》等著名论文。

奥威尔论

——政治的恐怖

如此欢乐童年

收容所

绞刑

射象

书店回忆

西班牙内战回顾

我为什么要写作

《在巴黎和伦敦的穷困潦倒生活》法文版序 

《动物农场》乌克兰文版序 

为小说辩护

新词

艺术和宣传的界线

文学和极权主义

好的蹩脚作品

政治与英语

一个书评家的自白

写作生涯的代价

手稿笔记摘录

这种阶级觉悟(他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作了种种努力，他仍属于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这从他在上文中用“我们”这一代名词上就可以看出)总是在他与别人之间安下障碍。这位伊顿公学的校友根本没有希望能够毫不突出地与无产阶级打成一片。工人阶级兄弟情谊的温暖是他始终无法享受到的。然而只有上帝知道他尽了多大的努力，学会伦敦土话，把自己伪装成流浪汉和叫花子。他多次不惧艰险深入底层社会，同无家可归的、浪迹江湖的以及其他社会渣滓混在一起。虽然这些冒险产生了文学上的大丰收，但是似乎并没有能够在多大意义上帮助他克服天生的困难，无法与属于下层社会的人进行简单自然的交往，更不用说改掉他自己的上层阶级的口音了。(他自己说过：“英国人的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他的幽默感使他能够说出他一度曾想在狱中度过圣诞节的故事，这事虽很荒唐可笑，但很能说明问题。他伪装成一个流浪汉，有意喝光了—瓶酒，然后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让他逮捕他。但是那个警察却—眼就看出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人是个出身于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言劝告他回家去。

最后，也许是他的侄女说的话能最恰当地总括这个问题(她接受了克立克的采访)：“他的一切疙瘩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在伊顿毕业以后，埃里克·布莱尔有许多工作可以挑选，为什么偏偏选了到缅甸去当殖民地警官?这个经验后来证明是很有教育意义的，因为这使他能够亲身目睹一个殖民帝国在日常治理中所必然产生的弊端。不过，当然，这是事后聪明的话，在他当初应征时，他是一点也不可能想到的。再要经过好几年，他才变成大英帝国政策的坚定反对者。

实际上，我们刚才提的问题是不成立的。如果我们说。乔治·奥威尔是志愿应征参加专门为了实行殖民压迫的部队，说得轻些，这当然显得有些荒谬可笑。但是，刚刚十九岁的埃里克·布菜尔采取了这样一个行动也一点不奇怪。他刚刚从一个一向为帝国输送最优秀的文官和军人的学校毕业，他不可能到牛津或剑桥去升学，因为他的家庭付不起学费，而他自己在伊顿大考的成绩平庸，无法申请到奖学金。到殖民地去工作对他更加合适，因为他的家庭有很强烈的英印背景。他的父亲一生都在印度政府工作，而他的外祖父母早期定居缅甸。此外，像其他许多因为尚在上高中而无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青年一样，他们耳闻了无数关于他们的父兄辈在战场上的英勇业绩的故事，这就在他的心里燃起了要想同样出外冒险而又无法实现的渴望。这是年轻人对制服、枪支、异国景色的向往。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缅甸参加帝国警察部队呢?

缅甸的经历为时五年，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个决定性阶段。它增加了他的负罪感，也许促进了他的某种自虐的倾向(这使人想起了托·爱·劳伦斯①，只是程度较轻而已)。最后，在他决定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时，他清楚地阐明了他的思想状态：“我感觉到我必须洗赎压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脱离帝国主义，而且也应该脱离一切形式的人对人的统治。我希望沉没在受压的人中间，成为他们中的一个，站在他们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没有出息在我看来倒是惟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几百镑，在我看来，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他有计划地到底层群众中去，并决心总是站在受害者的一边①，这最后导致他在失业工人中间进行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调查，这反过来又促成他皈依社会主义。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导致他一生最决定性献身的连锁反应，就起源于他对早年殖民地罪愆的赎罪愿望。同样，他的深刻强烈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前曾叫自己为一个“保守派无政府主义者”，这也许是对他的政治气质最确切的形容)对他来说，亦是一种割断过去与最丑恶形式之一的法律与秩序的关系的激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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