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义德一九三五年出生于耶路撒冷，但青少年岁月大多在开罗与黎巴嫩度过。本书是一部动人的回忆录，记述这一段基本已不可复返的过去——巴勒斯坦如今是以色列；黎巴嫩历经二十年内乱，面目全非；殖民地、君主制的埃及在一九五二年消失。萨义德以阿拉伯人而为基督教徙，身为巴勒斯坦人却持美国护照，加上他始终拿不定自己的母语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以及阿拉伯婚氏上架了一个莫名所以的英国名字，在在令他无论置身何处，均有格格不入之感，是个永远的局外人。

作为一个离乡亡国多年之人，面对随时可能的死亡，萨义德恳切回顾自己的人生，寻根溯源，追忆他要求严格、给他“维多利亚式”的教育的父亲，和令他终生仰慕、给他鼓励但又暖昧矛盾的母亲，以及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环境。他以今日之我探索、书写昔日之我，与内在自我重建关系，与已逝的父母修好，并试图以个人的方式为民族争回历史；他把将自己分作两半的阿拉伯经历和美国经历统合为一，以不协和的身份为被压迫的、沉默的巴勒斯坦 代言呐喊。

本书也是一个关于背井去乡和流离飘泊的故事，但萨义德发现，由此导致的身份的割裂、多重与流动实乃幸事一桩。他曾言:在哪里都不要有太多“家”的感觉，“格格不入”最终成了他的主动选择。

导读 流亡·回忆·再现

——萨义德书写萨义德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所有家庭都在创造其父母子女，给每人一个故事，一种性格，一个命运，甚至一种语言。创造了我，并且要我在父母与四个妹妹的世界里找到位置的用意，总是有那么点错谬。是因为我不断误解我的角色，还是我身心里有个深深的缺陷，我早年大多时候都没法分辨。我时而顽强，引此为傲，时而又自觉全无性格、怯懦、优柔无定，缺乏意志。但凌驾一切的感觉是我的格格不入。职是之故，我费去约莫五十年，才习惯Edward，或者更精确地说，才比较不再那么不安于Edward，这个像轭一般安在Said这个道地阿拉伯姓下的蠢笨英文名字。没错，我母亲告诉我，Edward这个名字取自威尔斯王子，一九三五年，就是我出生那年，他是那么雅望非常，Said则是我们各房叔伯和堂表兄弟的姓。但等到我发现祖父以上无人姓Said，我这个英文怪名和它的阿拉伯姓也拉不上关系，这名字还是失去了道理。有好多年，我斟酌情况，逢人虚晃Edward，强调Said，有时则轻重颠倒过来，不然就是连名带姓一口念，两个字都听不分明。有件事我无法忍受，但经常隐忍，就是对方带着不信的、也就是拆台的口气反问：Edward?Said?

挂这名字已够累人的，谈到语言，还得加上一个同样令人无所适从的困局。我从来不知道我开口的第一种语言是什么，是阿拉伯语还是英语，或哪个毫无疑问是我的语言。我知道的是这两者在我一生中从来就是一体，彼此共振，有时相互作弄，有时彼此眷念，最经常是相互纠正，相互评说。阿拉伯语和英语似乎都可能绝对是我的第一语言，实则两者皆非。我追溯这根本的不安定，追到我母亲，记得她对我兼说英语和阿拉伯语，虽然写信总是用英文——每周_封，一生如一，就像我给她写信也是如此。她有些口头语，像tislamli、mish aria shu biddi amal或rou—hha，好几十句，都是阿拉伯语，我从来没有必须翻译它们的意识，甚至像tislamli，从来不曾明确知道它们什么意思。这些词语是她无限母性的一部分，每逢遭遇重大压力，我满怀渴望，油然轻喟着ya mama。一种氛围，诱迷如梦，倏忽无踪，送来希望，终又落空。

她的阿拉伯语里，还织进一些英文字，像naughty boy(调皮鬼)，当然，还有我的名字，她念成Edwaad。我脑海至今萦绕着她唤我Edwaad的精确时间和地点，鱼园(FiShGarden)——沙马雷克(Zamalek)一个附设水族馆的公园——关门时分，这个英文字飘过薄暮的空气传来，我拿不定该回应，还是要多藏一会儿，享受被呼唤、被需要的愉悦。我的非Edward的部分贪图着无人打扰的奢侈，直到受不了自己的沉寂。她的英语在我身上部署了一种陈述和规范的修辞，至今不去。我母亲只要离开阿拉伯语而说起英语，就生出一种比较客观而且严肃的语气，驱走她第一语言阿拉伯语那种充满宽纵和音乐性的亲昵。五六岁时，我就知道我“调皮”到无可救药，在学校里招来各种令人摇头的名堂，“小骗子”、“浪荡子”，不一而足。我意识到自己英语虽然不是时时正确但相当流利之后，常用you，而不是me自道。“妈咪不爱你了，调皮鬼。”她说，我半带哀怨附和，兼含不驯的自我肯定，回说：“妈咪不爱你，可是梅利亚姨婆(Auntie Melia)爱你。”梅利亚姨婆是她那位老大未婚的阿姨，在我非常小的时候挺宠我。“才不，她不爱你。”我母亲一口咬定。“好吧，沙雷(梅利亚姨婆的司机)爱你。”我这么结论，从四面八方笼罩而下的忧黯中救出一点东西。

我母亲的英语哪来的，或者，在民族层次上，她是哪国哪族人，那时我毫无概念；这奇异的无知状态在我生命中持续到相当晚，到我念研究生。在我成长的地方之一，开罗，她说的阿拉伯语是一口流利的埃及话，然而听在我比较尖的耳朵里，听在她认识的许多埃及人耳朵里，她的埃及话即使不算道地沙姆(Sha-mi)语，也听得出深受沙姆人影响。沙姆(大马士革)是埃及人使用的集合形容词兼集合名词，一个人说阿拉伯话，但不是埃及人，以及一个说阿拉伯话，而来自大叙利亚，即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约旦的人，都以此字称之，但沙姆也指一个沙姆人说的阿拉伯方言。我父亲的语言能力比起我母亲，堪称原始。我母亲在通俗阿拉伯方言和古典阿拉伯语两方面都运用裕如。但她的阿拉伯方言还不足以使她成为乱真的埃及人，她当然也不是埃及人。她母亲穆妮拉是黎巴嫩人，她是巴勒斯坦人，在拿撒勒出生，到贝鲁特上寄宿学校和专科学校。我从没见过她父亲，但发现他是拿撒勒的浸信会牧师，出身沙法德(safad)，到拿撒勒以前，曾在得州传教。

一个简单家族世系，却有林林总总这些曲折断续的细节，我非但无法消化，也无法通晓，而且我无法了解她为什么不索性就是个英国妈咪。我毕生保持这种多重认同——大多彼此冲突——而从无安顿的意识，同时痛切记得那股绝望的感觉，但愿我们要么是纯粹的阿拉伯人，要么是纯粹的欧洲人、美国人，要么是纯粹的基督徒，要么是纯粹的伊斯兰教徒，要么是纯粹的埃及人，等等。“你是什么人?”“不过，Said是阿拉伯姓吧?”“你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却没有美国姓，而且不曾到过美国。”“你看起来不像美国人嘛!”“你怎么在耶路撒冷出生，却住在这里?”“好，你是阿拉伯人，不过，是哪一种阿拉伯人?是新教徒?”这些问题和评语，实质上是一种挑战、认知和揭露的过程，我有两个方式应对。

在我给这些刺探的大声回答里，我记不得哪个是令人满意，或甚至哪个是值得一提的。我的回应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其中一个在学校可能有用，在教会，或者在街上和朋友一块的时候，却不能用。我的第一个办法是学我父亲，硬来硬往，自我肯定，对自己说：“我是美国公民。”就这样，不必多说。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陆军，接着住在美国，就成为美国人。部分因为这么一说，我会变成很奇怪的东西，我发现这个说法最没有说服力。战时的开罗由英国军队主持局面，小则在一所英国学校里，大则在完全是埃及人的人中说“我是美国人”，未免有勇无谋，只在有人公开挑战要我说出我的国籍时，才能冒险一试；私底下，这说法在我心里也维持不久，因为这种肯定在存在的审视之下，很快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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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格不入》记录的是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数年前，我得到一个看来致命的医学诊断，我觉得有必要为我在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所过的生活，以及我念高中、学院与大学在美国所过的生活，留下一本主观记述。我在书里回想到的人与地方，有许多已不复存在，但他们留在我心里，纤悉毕现，具体之至，其数之多，我自己每每为之讶异。

在令人欲振乏力的疾病、治疗与焦虑之中，我还能做事情，回忆是关键助力。几乎每天，以及在走笔其他作品之余，我与此稿的约会为我提供一种结构，和一套纪律，既愉快又严格。我的其他述作与教学工作似乎使我远离此书涵盖的世界与经验：记忆如果不受专门要驱使人回忆的设计或活动摆布，显然更能发挥，更为自由。不过，我写了有关巴勒斯坦局势的政治文字，作了关于政治与美学——尤其是歌剧和小说——的关系的研究，还有一本谈晚期风格的书，从贝多芬与阿多诺(Adomo)谈起，仍在走笔，写来自谓颇有会心：凡此种种，必定都会不知不觉溜进这本回忆录。

初稿收笔，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先至耶路撒冷，再到开罗：我住在耶路撒冷，到毕尔‘塞特(Bit Zeit)出席一项以巴勒斯坦为主题的会议，再转到开罗出席我一个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该学生颇有才华，在开罗以北五十英里的坦塔大学(Tanta University)教书。我再度发现，我家族亲戚住过的那些联络如网的城镇与乡村，如今都成了一连串以色列人的地盘，如耶路撒冷、海法、提伯利亚(Tiberias)、拿撒勒、艾克(Acre)，巴勒斯坦人作为少数族裔，在以色列主权下生活。西岸与加沙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享有自治或自主，但以色列部队掌理总体安全事宜，在边界、检查哨及机场尤为刺目。我处处被以色列官员问到的问题之一(因为我的美国护照写着我在耶路撒冷出生)，是我出生之后什么时候离开的以色列，我回答说我一九四七年十二月离开“巴勒斯坦”，而且“巴勒斯坦”一词都加重咬字。“在这里有没有亲戚?”是下一个问题，我答道：“一个也没有。”话方出口，不料触发心中无限凄楚与失落之感。因为，到一九四八年初春，我整个亲族都已被扫离此地，流亡至今。一九九二年，我自我们一九四七年去国以来第一次得以重访我在西耶路撒冷出生的祖宅，我母亲在拿撒勒成长的房子，以及我舅舅在沙法德的房子，等等。诸宅如今都有新主，由于十分令人却步以及欲理还乱的情绪，我非常难、实际上也没有再踏进门去，即使只是进去匆匆一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之行，在开罗期间，我寻访我们的旧日邻居纳迪亚(Nadia)与胡妲(Huda)，以及她们的母亲京迪太太(Mrs.Gindy)。我们住夏里亚·阿齐兹·欧斯曼街一号(1 Sharia Aziz Osman)五楼时，她们住我们家下面二楼有许多年。她们告诉我，二十号，就是我们那一套房，当时空着待售，她们建议我买回，我思考片刻，再无热心购回我们将近四十年前搬离的处所。过了一会儿，纳迪亚和胡妲说，趁我们还没有吃午饭，有个人在厨房等我，问我想不想见他。一个又小又瘦，穿黑袍，戴头巾，一身上埃及农夫正式服装的男子走进客厅来。两位女性告诉他，这就是他耐心等着见一面的爱德华，他闻言倒退，不断摇头。“不对，爱德华高高的，还戴眼镜。这不是爱德华。”我很快就认出阿马德·罕默德(Ahmad Hamed)，我们家将近三十年的suffragi(管家)，一个善说反话、诚实至极、忠心耿耿的人，我们全都当他是家中一员。我尽力让他相信的确是我，分别三十八年，得了病，加上年纪，不复当初面貌。突然，我们相拥而泣，为快乐的团聚，也为一段只堪缅怀、不能复返的岁月。他谈起当初他如何把我顶在肩上，我们如何在厨房聊天，全家庆祝圣诞节和元旦的情景，道不尽多少往事。阿马德不但记得我们七人——父母和五个子女，还记得我每一个姑姑阿姨、叔伯舅舅、堂兄姊、我祖母，加上一些家族朋友，而且谈起来察微入细，令我惊奇。老人家已退休，住在阿斯旺(Aswan)附近的偏远城镇艾德福(Edfu)。他倾吐往事之际，我又想到那段历史与那些环境多么脆弱、珍贵又稍纵即逝，非但一去不返，而且基本上无人回忆，未留纪录，只在偶尔的回想与断续的聊天中浮现。

这次偶遇使我更强烈地觉得，我尽我所能，以此回忆录表达那些年代，主要是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到我大致完成博士论文的一九六二年间的生活，为中东那些纷扰年代留一非官方的个人纪录，具有相当的意义。我回顾生平，走笔不知不觉与二次世界大战、巴勒斯坦失陷与以色列建国、埃及君主制度结束、纳赛尔时代、冷战、一九六七年战争、巴勒斯坦运动的开端、黎巴嫩内战以及奥斯陆协议过程等构成的大背景相互衬托。这些背景只在这本回忆录中有所影射，但也能不时在字里行间看到它们游移不定的存在。

作为作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我总是想方设法不仅翻译我在一个遥远环境里的经验，也翻译我在另一种语言中的经验。人人都在一种特定的语言中生活；因为每个人的经验都是在那种语言中产生、被吸收及被回忆。我生命中最基本的分裂，是阿拉伯语和英语之间的分裂，一个是我的母语，一个是我受教育及后来治学与教学所用的表达语言。用一种语言叙述发生于另一语言中的故事，是一件复杂的工作，至于我好几种语言纷杂并用，在好几个领域中出入来去，其复杂尤不待言。例如，以英文解释阿拉伯人口语上在叔伯与舅舅之间所作的识别(及其丰富的联想)，就很困难；不过，这些言外曲致在我早年生活中扮有明确的角色，因此我在这里还是勉力为之。

语言之外，地理——尤其在离乡背井的离去、抵达、告别、流亡、怀旧、思乡、归属及旅行本身出现的地理——也是我早年记忆的核心。我生活过的每个地方——耶路撒冷、开罗、黎巴嫩、美国——都是一套复杂、密致的网，是我成长、获得身份、形成自我意识与对他人的意识的非常重要的部分。在每个地方，学校都占重要位置。我父母找到并且将我送进去的那些学校，是其所在城市或小镇的缩影。我自己如今从事教育工作，因而自然而然觉得学校环境特别值得描写或交代，但我把我早年上的那几个学校记得这么清楚，以及比起我在美国念大学或上寄宿学校时的交往，早年那些学校里的朋友和相识在我人生里更加重要，我都始料未及。我在这本回忆录里虽未明言，但我无形中在探讨早年那些学校经验对我的影响，那影响为什么历久犹新，以及我为什么至今还觉得那些经验迷人又有意思，事过五十年后还值得写给读者。

不过，写这本回忆录的主要理由，当然还是我今日生活的时空与我昔日生活的时空相距太远，需要连接的桥梁。这一点，我作为一个自明的事实提出来，不必处理或讨论。在这里，我只表明一点：这距离的结果之一，是在我重建一个遥远的时空与经验时，态度与语调上带着某种超脱与反讽。书中写到的人有几个还健在，可能会不同意或不喜欢我对他们或别人的刻画。我极不愿伤人，但我的首要义务不是亲切宜人，而是忠于我也许有点奇特的回忆、经验与感受。要为我所忆所见负责的是我，而且只有我，不是那些故人，他们不可能知道他们对我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我希望从书中可以明白看出，种种反讽与令人难堪的叙述，既是叙述者又是故事中人的我并未自免。

以自由思路，回首探寻真我

译后略知，此书基本上是一个儿子的自叙，和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呐喊。

全书由作者“姓”“名”相谬及多种母语纠结造成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问题说起，而父母，而家族，而黎巴嫩，而埃及，而美国，范围层层扩大，有如涟漪。妙在涟漪并非圈圈相隔，而是往返相续的。萨义德努力经年，终于在父母范铸的“爱德华”之外寻得安身立命的真我之后，回首此生，对父母证辩此一自我。为人子女对父母辩陈自己，向来谈何容易，故全书十一章，章章苦明志，回环交织，“训之又训”，不是问题以至于无，而是愈说愈深，缠绵不能自已，就如母亲去世有年，作者仍然维持定期给她写信的习惯，欲说还休；父亲去世二十载，他仍接受心理分析治疗，试图理清严父造成他毕生困惑的来龙去脉，恍惚有悟。凡此种种，繁如冶丝，与萨义德在学术、政治等著作之理路明畅及驾驭裕如，都对照鲜明。

“姓”“名”相谬、母语纠结之根源与大背景，则是巴勒斯坦人失地丧邦，花果飘零。此为另一主脉，全书人物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大事，只是在书中如伏流出没。萨义德细挑一些关键处点题，并刻意不作大声疾呼状，但他念兹在兹，无非此痛，其操危虑患之切，字里行间不难体会。

萨义德自言回顾过去能保持美感距离，有相当程度的超脱，此说是实，但本书也是道地的“自”叙或“自”传，因此风调抒情，其来有自，喻之音乐，远于交响曲，近于奏鸣曲或室内乐，其中不乏严肃析理、谨然论述的乐段或乐句，但不掩言志抒情的基调，叙述母子、父子关系如此，谈论其他事题，正复同然。第七章写萨义德一家从他们度夏的都尔山城下山，与友人同游黎巴嫩，一行人驱车置身于他们衣食所出的国度，如人海外异城，地理、风土、语言一概茫然，不知所向，无人查阅地图，其实则遍求地图而不可得。地图问题，或一图难求的问题，全章记游文字提及不过两段，数语带过，皆属“微言”，只视为造成全车游客可笑慌乱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三年八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领袖率高级官员，由美国居间，与以色列代表秘会于挪威首都奥斯陆，签订以色列承诺巴勒斯坦有限自治的“原则宣言”(Declaration 0f Principles)，萨义德撰长文《重整与抵抗：寻求巴勒斯坦独立》(Rally and：Resist：For PalestLnian Independence)，在阿拉伯世界传檄声讨PLO，并代筹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大计，将地图列为要项。

文中极言“巴勒斯坦的斗争自始即是领土主权之争”，以色列治西岸、加沙与耶路撒冷，图籍精详，举凡山川地理，水源、道路、人口、屯民、驻戍，一一勘实，按图经略，交兵则手握形势而战，谈判则脚踏实地而争，以示主权持之有故，巴勒斯坦人则凡事一厢情愿，据以色列地图而战而谈，虚实不明，任人摆布，独立无期，建国何日。“重”文力陈图籍之急，“地理与地图是战争的艺术，也是抵抗的艺术”，萨义德据此综论巴人化空为实，独立建国的战略，按部就班，情激乱切。

“重”文与本书宗旨有别，风格自异，也是萨义德蓄意为之，此处举出，以见一斑。萨义德在书中前言说“地理”是他早年回忆的核心，这“地理”在书中是一个个地方，由他个人离乡背井的足迹串点成线，颇未成面。通常意义的“地坪”，似平与其他领域的著作一样，萨义德念为当作别论，他只让它们趁隙溜入回忆。

自传或自叙通常是作者最切身、最得意的文字，本书亦然，萨义德从谋篇命意，到用字构局，都苦心可掬，加上他精通多种语言，文笔与纯以或单以英文为母语者不同，宁涩毋滑，宁生毋熟，别具意境，是译者一难。  全书布局与各章内容，萨义德自言胸有成竹，但他也明言要让回忆自由，故此竹枝叶相生，奇态横出，思路行云流水，不择地而出，各篇只标页码而无章名，亦自成趣。萨义德不欲回忆受扰或受限，除了不供章名，以免形成刻意按题索忆；也不作注解。笔者就能力所及，试作译注，但愿不算唐突。书中有些阿拉伯文，区区不学，异日有机会，再请教方家补足。

本书记录一个基本上已经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我早年生活的世界。数年前，我得到一个似乎是致命的医学诊断，觉得有必要为我生于斯、长于斯的阿拉伯世界留下一份主观的叙述……我在书里回忆的人与地方，有许多已不复存在……

——萨义德

萨义德是我们这个世纪真正重要且适得其所的知识分子。在绝症所导数的悲苦和喜悦的双重视界下，他被烛照，省思的一生是如此的精彩而充实。在未来的若干年内，我不会再读到能与此相匹的著作了。

——纳丁·戈迪默(Nadine Gotdim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