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文集》收入傅斯年先生生前发表的各种著作、文章、诗歌、书信、工作报告和部分未刊的手稿、遗稿，凡七卷。其中文集酌情收入了一些与傅斯年先生作品关系密切的其他人的文章和报告，或傅斯年先生本人正式发表作品以前的原始稿本，作为附录，以备读者阅读和比勘。文集根据内容或体裁新编成集。各卷次第为：第一卷，早年文存。第二卷，学术专著。第三卷，学术论文。第四卷，时评政论。第五卷，教育、文化、医学。第六卷，工作报告。第七卷，书信。

本册为《傅斯年全集》(第1卷)。

本卷收集傅斯年早年(1918—1926年)的作品。这些作品除个别未刊外，大多发表在《新潮》、《新青年》、《晨报》等刊上，因这些作品主要为傅斯年先生在大学时代和欧洲留学时期所作，有些作品尚不成熟，故不分文体、内容，单独成集。

早年文存(1918—1926年)

1918年

文学革新申义

文言合一草议

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

致蔡元培：论哲学门隶属文科之流弊

戏剧改良各面观

附录一 予之戏剧改良观 欧阳予倩

附录二 我的中国旧戏观 张厚载

再论戏剧改良

1919年

《新潮》发刊旨趣书

人生问题发端

去兵

万恶之原(一)

社会革命——俄国式的革命

出版界评

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

马叙伦著《庄子札记》

《论理学讲义》蒋维乔译

故书新评

《史记志疑》三十六卷 清 梁玉绳撰

《乐府诗集》一百卷 宋 郭茂倩撰

怎样做白话文?

深秋永定门城上晚景(诗)

中国文学史分期之研究

心气薄弱之中国人

中国文艺界之病根

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社会——群众

社会的信条

破坏

顾诚吾《对于旧家庭的感情》附记

傅斯年启事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

老头子和小孩子(并序)

答《时事新报》记者

译书感言

失勒博士的《形式逻辑》

通信

(一)致新潮社同学读者诸君

(二)顾诚吾致傅斯年、傅斯年附识

(三)余裴山致傅斯年、傅斯年答余裴山

(四)史志元致傅斯年、傅斯年答史志元

一段疯话

朝鲜独立运动中之新教训

故书新评

宋朱熹的《诗经集传》和《诗序辨》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

通信

(一)顾诚吾致傅斯年

(二)傅斯年答顾诚吾

对于中国今日谈哲学者之感念

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

随感录(四则)

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识语

通信·因明答诤

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

(一)鲁迅来信

(二)傅斯年答

汉语改用拼音文字办法的商榷

(一)余裴山来信

(二)傅斯年答

对于《新潮》之评论

(一)杨钟健来信

(二)罗家伦答

(三)傅斯年附言

仲密《背枪的人》和《京奉车中》两诗附语(诗)

前倨后恭(诗)

咱们一伙儿(诗)

新生活是大家都有一份的

《新潮》之回顾与前瞻

中国狗和中国人

讨论“的”字的用法

再申我对于“的”宇用法的意见

心悸(诗)

心不悸了!(诗)

心理分析导引

时代与曙光与危机

1920年

山东底一部分的农民状况大略记

阴历九月十五夜登东昌城(诗)

自然(以书为序)

寄新潮社诸友

欧游途中随感录北京上海道中

青年的两件事业

美感与人生

留英纪行

要留学英国的人最先要知道的事

1923年

刘复《四声实验录》序

1924年

评丁文江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附：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

1926年

与顾颉刚论古史书

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像》

论孔子学说所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的缘故

评《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

三 新剧能为现在社会所容受否?

戏剧应当改良的理论，纵然十分充足，若是社会全无容受的地步，也不过空论罢了。所以我们要考察现在社会的情形，能容新剧发生否。说到中国戏剧界，真令人悲观的很。一般“戏迷”，正在那里讲究唱工、做工、胡琴的手段，打板的神通，新剧的精神，做梦还没梦到呢。记得一家报纸上说：“布景本不必要，你看老谭唱时，从没有布景，不过把一张桌子，几把椅子，搬来搬去，就显出地位不同来。西洋人唱做不到家，所以才要布景”。这种孩子话，竟能代表许多人，想在这样社会里造出新剧来，如何不难?但是细细考察起来，新剧的发生，尚不是完全无望。专就北京一部而论——其实到处都是这样一听戏的人，大别分为两种。第一种人是自以为很得戏的三味——其实是中毒最深的——听到旧戏要改良的话，便如同大逆不道一样。所以梅兰芳唱了几出新做的旧式戏，还有人不以为然，说：“固有的戏，尽够唱的，要来另作，一定是旧的唱不好了，才来遮丑。”你想和这种人还有什么理论——然而娴熟旧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思想。第二种人在戏剧一道，原不曾讲究，不过为声色的冲动力所驱使，跑到戏园里，“顾而乐之”。这种人在戏界里虽没势力，在社会上却占大多数。普通听戏的人，差不多总是这样。现在北京有一种“过渡戏”出现，却是为这一般人而作。所谓“过渡戏”者，北京通称新戏，但是虽然和旧戏不同，到底不能算到了新戏的地步。那些摆场做法，从旧的很多，唱还没有去了。有一个作戏评的人，造了这个名词，我且从他。社会上欢迎这种戏的程度，竟比旧戏深得多。奎德社里一般没价值的人，却仗这个来赚钱。我有一天在三庆园听梅兰芳的《一缕麻》，几乎挤坏了，出来见大栅栏一带，人山人海，交通断绝了，便高兴的了不得。觉得社会上欢迎“过渡戏”，确是戏剧改良的动机。在现在新戏没有发展的时候，这样“过渡戏”，也算慰情聊胜无了。既然社会上欢迎“过渡戏”比旧戏更很，就可凭这一线生机，去改良戏剧了。

说到新思想一层，社会上也不是全不能容受。我在旧戏里想找出个和新思想即合的来，竟找不出。只有“昆曲”里的《思凡》还算好的，看起来竟是一篇宗教革命的文章，把尼姑无意识的生活，尽量形容出来。这篇《思凡》本是《孽海记》的一出。就《孽海记》全体而论，也没甚道理可说，我这番见解，总算断章取义罢了。一个女孩儿，因为父母信佛，便送到庵里去，自己于佛书并未学过，佛家的宗旨，既然不知道，出家的道理，更是不消说，却囚在那里，如同入了隧宫一般，念那些全不懂得半梵半汉的佛经。什么思凡不思凡，犹可置而不论，只这无意识的生活，是最不能容忍的。跑下山去，也不过别寻一个有意识的生活罢了。(“只因俺父好念经”一段，下至“怎知俺感叹多”，把这个意思，形容尽致)。所以就这篇曲子的思想而论，总算极激烈的。但是一人独唱，全没情节，听戏的人，不能懂得这个意思，却无从照着社会上欢迎这篇戏的程度，来判断新思想的容受。我后来又找出“过渡戏”《一缕麻》是有道理的，这篇戏竟有“问题戏”的意味。细分起来，有几层意思可说。

(一)婚姻不由自主，而由父母主之，其是非怎样?

(二)父母主婚姻，不为儿女打算，却为自己打算，其是非怎样？

(三)订婚以后，只因为体面习惯的关系，无论如何情形，不能解约；明知火坑，终要投入，其是非怎样?

(四)忽而有名无实的丈夫，因极离奇的情节死掉了。他的妻以后的生活，应当怎样自处?在现在社会习惯之内，处处觉得压迫的力量，总要弄到死而后已。

(五)父、母、庶母、女儿间的关系，中表兄妹的关系——就是中国人家庭的状况——可以借此表见。

总而言之，这戏的主旨，是对于现在的婚姻制度，极抱不平了。在作原文的包天笑未必同我这见解一样，在演成戏剧的人，和唱这戏的人，未必有极透彻的觉悟，然而就凭这不甚精透的组织，竟然很动人感情了。我第一次同同学去看，我的同学，当然受很大的刺激。后来又和亲戚家几位老太太去看，回来我问他们道，“觉得怎样”?他们说，“这样订婚，真是没道理”。咳!这没道理一句话，我想听的人心里，总有这样觉悟。这点觉悟，就是社会上能容纳新思想的铁证。虽然中国人的思想，多半是麻木性的——不肯轻意因为没道理——就来打破这没道理，若使有人把这没道理说的透彻了，用法子刺激利害了，也就不由的要打破这没道理了。凭这一点不曾枯亡尽的“夜气”，“扩而充之”，不怕不能容受新思想。所以说到改良戏剧的骨子，还不算是绝望。

至于做法场面，一律改革，尤当受人欢迎。因为旧法子处处板滞，处处没趣，在不常听戏的人看来，竟不能分青红皂白，一经改了新式，便能活泼的紧。现在人唱戏，有时把旧戏里一枝一节，改变法子，成个新样，听戏的人，总觉分外受用；若是完全改了，死的变成活的了，如何不尤其讨人好?譬如梅兰芳唱《狮吼记》原是古装，怕婆子一场，忽然变成时装了。这样办法，真是矛盾，然而形容怕婆子，总不是古装能做出来的，用时装反觉得格外确切。衣服尚且如此，何况做法排场呢?

至于音乐歌唱一层，就原理而论，戏剧里有歌唱，仍是歌曲的遗传，仍不脱“百衲”的本质，和专效动作的真戏剧根本矛盾。就一般妇孺以及不常听戏的男子而论，歌唱原无所用。然而在街巷里，总听见人顺嘴胡唱；在朋友处，常听见他唱几嗓子，这是为何呢?据我看来，喜欢音乐歌唱，是人性的自然，所不幸者：(一)中国可唱的没通俗诗词曲子；(二)歌谣太少了；(三)学校家庭，又全不管音乐；(四)再加上乐器缺乏。有这许多原因，几乎使得中国人和乐曲断绝关系。却又为本能所迫，情不自禁，可就侵犯别处，大嚼戏里的唱了。我以为将来新剧废唱，是绝对的可能——因为戏里原不能要唱，看戏的人，原不注意在唱。现在所以注重在唱是一时变态，是别种情形压迫的——但是这四层缺陷，总是要尽力弥补。若不弥补，虽然可能，不过是少量的可能，不能风行一世，不能把大多数的戏，都变成废唱，不能使得人人知道。演剧和唱曲，是不能融合的两件事。

照上文所说，废唱已经比较别种情形为难办，再加上剧本的缺乏，剧才的缺乏，剧场的缺乏，改革戏剧一种事业也是不易做的。虽然不易做，却又是不能不做的急务。好在改革的动机和社会的容受情形，很有可以乐观的地方，只好请有心人勉为其难了。——就乐观的地方看来是那样，就困难的地方看来是这样，所以我以为新剧发生，绝对可能。但总要少需时日，早则三年，迟则五岁。现在是在胚胎期，应当做预备的事业。 P49-52

在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傅斯年是一个极具个性，而又充满矛盾的奇特结合体。他长期在北大学习、工作，对北大师生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被视为自由派大本营北大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又承接传统的正统观念，与南京国民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因此在1949年这个关键性的转折年代，与胡适、钱穆一起被毛泽东点名为反动政府“只能控制”的几个代表。他力主以西方的现代化为样板，反对所谓“国粹”，反对读经，主张废除“国医”，成为“五四”以后在文化领域最激进的现代化路线的推动者。他又最具民族主义思想，坚定抵御日寇侵略，毫不含糊地抗议苏俄沙文主义政策，维护国家利益，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最有力的代表之一。他是纯然学术的真正维护者，一生致力于发展科学的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为此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他亦政亦学，不畏权门豪族，言谈举止中充满“知识的傲慢”，有一股“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气概，时人有“傅大炮”2誉。他事必躬亲，治事威严，为人行政有德国人那种一丝不苟的彻底性精神，是现代学术机构管理的科学典范。他又致力于铲除社会不平等，体恤下层百姓的民情，为此谋求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这些看似矛盾、趋于两极的选择奇妙的集于傅斯年一身，酝酿一种极致化的表现，使他常常出人意料地产生一些爆炸性的言行。“纵横天岸马，俊递人中龙”。这是他的才气和风格的一幅贴切肖像。

傅斯年只活了55岁(1896—1950年)。比起他的三位北大师友刘半农(1891—1934年)、丁文江(1887—1936年)、钱玄同(1887—1938年)来说，岁数要长；而与后逝的胡适(1891—1962年)、陈寅恪(1890一1968年)、李济(1896—1979年)、顾颉刚(1893—1980年)、赵元任(1892一1982年)诸友来说，他又走得过早。他曾是这一学术精英群体聚合的纽带性人物。他跌宕多姿的一生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学术准备期(1896—1926年)，从他人小学，上中学，进大学预科、本科，直到赴欧留学，这是他的学生时代。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开始崭露头角，在留学时代他形威了自己治史的学术志趣。(二)学术成熟期(1927—1937年)，这一阶段他先后在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任教，并创建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他的学术著作大都完成于这一阶段。他自称：“吾这职业，非官非学，无半月以上可以连续为我自由之时同。”说明了他奔波于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匆忙。(三)行政工作期(1937—1950年)，这一阶段他除继续担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一职外，另还担任过中研院总干事、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西南联大校务委员、北大代理校长，台大校长等教育、学术行政职务，并以社会名流的身份担任过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立法委员等政职，他的重心明显转向以学术、教育的行政工作为主，甚至卷入一些重要政治活动。早在“五四”时期，蔡元培先生即题赠“山平水远苍茫外，地辟天开指顾中”，寄望于他做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傅斯年留学归国后，他的留德同学陈寅恪亦赋诗“今生事业余田合，天下英雄独使君”，鼓励他主持复兴中国人文学术的大业。为不辜负师友的期盼，他一生奔走劳碌，因此而过早地耗尽了自己天才般的能量。

傅斯年的一生刚好跨越了20世纪上半段，这正是中国一个极其混乱而又充满变革性的年代。“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语，远不足以我们形容这个时期的历史变数2速，由此而导致评判傅斯年的两极对立，甚至多极差异，也不足为怪。时人以“誉满天下，谤满天下”来说明对博斯年所牵涉的是非关系和人事纠纷难以评判。但我们不能忘记，作为学术界、教育界的一个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傅斯年在他曾经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刻下了深深的痕迹，以至于我们无法轻视他作为历史的存在。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派的代表2一，傅斯年那狂狷独立的行世风格、尽忠报国的民族情怀，已深深的熔铸于北大人的历史传统2中。中研院曾是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作为中研院第一大所——史话所的创建者和初期领导者，傅斯年那威仪严苛的“老虎”作风、严格把关的治所戒规，已成为史语所学派的一种象征。历史上的人物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生前享有高位和名誉，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发挥影响，但其事功和业绩可能是平平而已，这种人死后的影响力自然是迅速萎缩；还有一种人是生前并未享高位，也不拥有重权，但以其个人的卓越成就和特有的感召力，在生前死后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傅斯年属于后者，胡适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总是一个力量。”“他这样的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能发挥其领袖的才干。他有学问，有办事能力，有人格，有思想，有胆量；敢说话，敢说老实话，这许多才性使他到处成为有力量的人。”在一个看不到多少希望的历史时期，一个人有一个闪光的亮点就足以使人难忘，何况傅斯年一生有接连不断的大手笔表现。当我们仔细探求20世纪上半期中国现代化艰难行进的线索时，就不难发现傅斯年在这一过程中的不凡表现。

“盂真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间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盂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这是50年前胡适对傅斯年的一段评语。作为乃师兼友的胡适生性并不好走极端，知人论世，在此一口气用了十四个“最”字来表彰傅斯年，足见其对傅的人格和才性的推许。在傅斯年逝世后的半个世纪中，海内外有关傅斯年的追思、纪念性的文字持续不断，但这些追忆不约而同地都是为胡适的这段评语补充注脚。

研究和评判历史人物是历史学中的一个传统项目。但这一项目并不因为所史悠久，而为我们能驾轻就熟地掌握。恰恰相反，由于历史长河的延伸，累积于历史人物的人为因素越来越多，使得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判越来越容易依赖于主观的能动性。一般来说，时间的间隔对历史的认识更具科学的价值。这是因为时阃的距离感可以产生两个效果：一是可以排除当事人的各种是非关系，不因个人的恩怨而产生对认识对象的随意褒贬；二是随着历史的延伸，人们所依存的社会环境超越了历史的存在，因而对历史的认识天然地站在更高的起点上。然这两种可能的实现也有一个必需的前提，这就是对历史资料的充分掌握。没有历史资料，历史研究将成为无源2水。缺乏历史资料，将导致我们对历史认识产生许多盲点。今天我们来讨论傅斯年，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应已具备了许多前人不曾具备的学术的、社会的、史料的诸种条件，因此，我们应有足够的勇气和信心超越前人的认识水平，以我们现今所具有的历史涵养和认识能力，对其做出合乎时代高度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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