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字季刚，室名量守庐，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黄侃治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于经学与小学蔚成一家之言，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本书侧重选录对黄侃的生平与学术有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是为《量守庐学记》的续编，作者大多是黄侃的亲友、门生及章黄之学的传人，另有三篇黄侃的治学语录。

黄侃(1886—1935)，字季刚，室名量守庐，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黄侃治学远绍汉唐，近承乾嘉，于经学与小学蔚成一家之言，在近代学术史上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与其师章太炎并称“章黄之学”。本书侧重选录对黄侃的生平与学术有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是为《量守庐学记》的续编，作者大多是黄侃的亲友、门生及章黄之学的传人，另有三篇黄侃的治学语录。本书对于今天的读者了解严谨笃实、务求精习的朴学精神，对于认识黄侃的为人与为学，颇有助益。

黄先生语录／黄侃讲黄焯记

量守庐讲学二记／黄侃讲黄席群 闵孝吉记

蕲舂黄先生讲授章句纪录／黄侃讲徐复记

我的丈夫——国学大师黄季刚／黄菊英

悼黄季刚先生／刘国钧

胡小石先生追悼黄季刚先生讲辞／胡小石

蕲春黄氏《切韵表》跋／龙榆生

黄季刚先生教学轶事／堵述初

关于黄季刚先生／徐复观

记黄季刚师／刘太希

黄季刚师／陈祖深

忆黄侃师／常任侠

忆黄季刚先生／武酉山

关于黄季刚先生／武酉山

母校师恩／潘重规

黄侃给我的感动／吉川幸次郎

南京怀旧绝句／吉川幸次郎

记辛亥首义前后的黄季刚先生／谈瀛

黄季刚先生之革命与治学简述／潘新藻

黄季刚先生对革命的贡献／刘季友

黄季刚先生致力民族革命考／柯淑龄

黄侃先生在古汉语研究方面的贡献／殷孟伦

《黄侃声韵学未刊稿》前言／徐复

师门风义／潘重规

黄季刚师和苏曼殊的文字因缘／潘重规

读《量守遗文合钞》／汤志钧

——黄侃与章太炎、刘师培

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周勋初

黄季刚赠平刚诗及其他／谈瀛

读蕲春先生遗词小记／吴白訇

忧生悼世感无端／严迪昌

——读黄季刚先生诗稿

黄季刚《登高》绝笔遗墨研究／黄坤尧

蕲春黄氏与仪征卞氏联姻考／卞孝萱

——利用《卞氏族谱》解读《黄侃日记》

读《黄侃日记》／卞孝萱

读《黄侃日记》随札／童岭

编后记

我1923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女师，同年与黄季刚在武昌黄土坡结婚，季刚时年36岁，我21岁。

季刚(1886—1935)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受业于章太炎先生，是章先生弟子中最有成就者。他出口成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特别是在古音韵学方面，世称“章黄之学”。季刚以知命之年，过早地合我和子女而去世，我万分悲痛。他死后，接着就是漫长的战争岁月，他的书籍、手稿散失大部，我深为痛惜。庆幸的是1981年南京大学(前中央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他逝世四十五周年时，分别在《文教资料》和《训诂研究》两个刊物上出了专辑，以示纪念。陆宗达、殷孟伦、许嘉璐、张汝舟、钱玄、徐复、张之强等教授撰文阐述乃师的学术成就与治学精神。陆敬教授写了专文《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介绍他对革命的贡献。他的侄子黄焯教授是他的学生，整理出版了他的多种遗著和手稿。在国外，他的女婿潘重规教授也是他的学生，近年来在香港陆续影印出版了他的一些遗著和日记。

季刚勤学苦思的读书精神是惊人的。他每日清晨五时开始看书，从不间断，晚上坚持写日记、作札记，直至十一二点钟。他看书时，又是圈点，又是批语，真是孜孜不倦。陆宗达教授在回忆季刚的文章中曾提到：“人们都说勤能补拙，而季刚先生却是既敏且勤的典范，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怎能不深呢?”

我虽是季刚的妻子和学生，但学无专长，对于他的学术文章，我是在宫墙之外。每当重阅他细心批点的古籍，复诵他情文并茂的诗作，辄使我以他的好学精神自勉。

季刚为人重孝友。他幼年丧父，事母至孝。他反对清朝帝制，著文宣传革命。1907年逃亡日本。次年母病垂危，他闻讯赶回国内，昼夜侍奉汤药，母病重去世，他捶胸痛哭，哀伤欲绝，竟至跌在火盆上，衣燎炙股而不自知。季刚对他的七姊、十一妹友爱备至。七姊丧偶，寡居我家，季刚不仅为她养生送死，还亲自教育培养她的后代，七姊的孙女婿，即季刚之外甥孙女婿林尹教授，现为台湾“国大代表”，即出自季刚门下。

季刚对章太炎先生执弟子礼甚恭。1915年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章太炎先生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东城钱粮胡同某宅(北京著名四大凶宅之一)，季刚曾搬入章处，以侍奉先生共患难，师生情深，由此可见。他常说：“尊师所以重道也”。

季刚十分同情苦难的人民。他所写《哀贫民》一文(载于《民报》第十七期1907年10月出版，笔名运甓)提到：“悲来横集，作为是篇。如彼贫民，群立吾前，敢告之日：命不必乡，分不必守，我躬之贫微我之旧；富人夺之而我乃贫。非贫之道，盍请命于天，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复平等之真。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事之济，贫民之福也。若其弗济，当以神州为王冢，而牵牵富人与之共痤于其下，亦无悔焉尔。哀哉贫民，盍兴乎来。”

记得1935年春节，在我家南京寓所院外，一逃荒的妇女途中分娩，倚墙呻吟。他知道后，立即叫我煮红糖鸡蛋，并检出几件小儿的棉衣，亲自送给那个女人，还送她几块钱。这时，我家对门某富人看到这情况，煞有介事地说：“那女人是伪装行骗的，不要上她的当。”季刚愤然道：“时值新春，谁家不在围炉团聚。即令她并非就地分娩，冒严寒风雪，携襁褓弱婴倚门乞怜，亦为生活所迫，出于无奈。我以侧隐之心周济之，谁曰不宜?!”其余邻合深为他的言行所感动。

季刚对看不顺眼的事情疾恶如仇。他对胡适深为鄙视。五四运动后，胡适见了被废黜的溥仪仍口称“皇上”，被季刚视为大逆不道。有次胡氏在中央大学演讲出门，季刚跳脚大骂。

季刚为人正直，不徇私情。1913年他任北大教授时，他的老师、好友刘师培邀请部分人士集会为袁世凯妄图称帝制造舆论，刘氏满以为会得到季刚的同情，哪晓得一开口，季刚首先指责。

最后，我再谈一谈季刚的生活习惯。他嗜酒如命，每日必饮酒。又好吸烟，看书写文章时，更是一支接一支地吸。每劝他戒酒戒烟，他戒了几天，又开戒了。他吸烟饮酒过度，乃致溃疡病一发不可收拾。1935年重阳之夜，酒后吐血半盂，两天后与世长辞。临终前犹念念不忘国事，问我们：“河北近况如何?”最后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忧国忧民于此可见。他死后，章太炎先生曾挽：“断送一生唯有酒，焉知非福……”这不过是安慰我们节哀罢了。

我现年82岁，任武汉市文史馆馆员。季刚第二个儿子黄念田解放后在川大中文系任教授，1950年12月2日他荣幸地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我们全家的人深为鼓舞，深受激励!

(原载《武汉文史资料》第十六辑，1984年6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武汉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P16-18

借三联书店再版程千帆、唐文先生所编《量守庐学记》的春风，拙编《量守庐学记续编》得以附骥刊行，真是幸何如之!

几年前，我还在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经常去南大图书馆老馆翻阅民国刊物，无意中读到胡小石、刘国钧等先生纪念黄季刚先生的文章，而这些文章因为体例的关系，当年并没有被程千帆先生等收入《量守庐学记》。于是，我萌生了汇编相关资料的念头。今承曾诚兄的引导与启发，编成《量守庐学记续编》一书，既了却我昔日心愿，也使我借此机缘，拜读了大量关于黄侃的文字，除获益新知外，更引发出一些感想。

世人关注黄侃，一方面极力推崇他在国学上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津津乐道于他的狷狂。这两种取径，各有其立场与用意，但也分明折射出今日阅读黄侃的两种窘境。随着学术的转型，音韵、文字、训诂等传统学问，已令绝大多数学者感到陌生，黄侃在这些方面的成就，既令今人无法企及，也在今人企图理解他的道路上设置了巨大的障碍。黄侃性情刚烈，平日嘻笑怒骂，臧否人物不遗馀力，生活上更是诗酒风流，率性洒脱，遂使五十而殒。这些，与我辈普通人的生活相差甚大。所以，在黄侃和我们之间，似乎永远存在着遥远的心理距离。日子久了，这种心理距离就在有意无意之中，强化与放大了黄侃研讨冷僻学问兼有古怪性格的“学怪”形象。

这样无疑把黄侃极端地简约化了，我们把这样一个丰富的人，从时代中慢慢剥离出来，然后孤立地审视，贴上“国学大师”的标签。可是，如果将眼光放开，就会发现这几乎是近世品评国学人物的通则。自五四新文化以来，普通民众对于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物，大多抱持此类简约化的想象。慢慢地，国学开始与日常生活绝缘，成为一种专门、深奥甚至是古怪的玩意儿，令人大起“敬谢不敏”之感。现在的中国社会，对国学的想象依然光怪陆离，不能说这不是五四以来对国学的不断异化所造成的。

具体到黄侃来说，他本人的性格当然古怪，研究的学问也自然高深，但如果一味强调于此，那么关注和阅读黄侃或不免堕入茶馀饭后的消遣。所以，当我重新翻阅程千帆先生主编《量守庐学记——黄侃的生平与学术》一书以及几十年来大量关于黄侃的回忆和研究文章时，不免想叩问：站在今日之立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国学大师”?

黄侃在世时，喜欢说这样一句话：“所贵乎学者，在乎发明，不在乎发见。今发见之学行，而发明之学替矣。”(黄焯记录：《黄先生语录》，见《蕲春黄氏文存》，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221页)很显然，黄侃认为“读书得间”式的“发明”要比“发现”要来得高明。这句话向来被视作黄侃治学的“夫子自道”，在他的门生弟子乃至后学中，更被奉为“不二法门”。然而，话中有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非常明显，当是针砭彼时流行的“动手动脚找东西”式的极端重视新材料的学风。

1931年，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吉川幸次郎到南京中央大学拜访黄侃，黄侃对他也说了这句话，这给年轻的吉川幸次郎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黄侃说过的话中有一句是：“中国学问的方法：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发明。”以这句来看，当时在日本作为权威看待的罗振玉、王国维两人的学问，从哪个方面看都是发现，换句话说是倾向资料主义的。而发明则是对重要的书踏踏实实地用功细读，去发掘其中的某种东西。我对这话有很深的印象。(吉川幸次郎著、钱婉约译：《我的留学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63页)

吉川幸次郎无疑马上就认同了黄侃的观点，而他之所以会认同，完全是因为他在北京求学期间，为了弄清《经典释文》中“释旧作某”的含义，“在北京也曾问过好多先生，或没有清楚、满意的回答，或干脆不理我。但我与黄侃见面时，一提出这问题，他立即回答说：这是夹带进了宋人的校语。而且没有看原书就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这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我的留学记》，62页)正因为如此，黄侃的这番话才令吉川幸次郎如此折服，并记忆终生。

吉川幸次郎在听到黄侃这番言论的时候，马上联想到的是以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资料主义”的学风，黄侃的本意是否如此，无法确知。但罗振玉、王国维利用新出土的甲骨文来作研究，则是民初运用新材料来讨论新学问的典范。王国维自己曾谈到他在研究中运用的“二重证据法”，简单地来说，就是据“地下之新材料”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古文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2页)后来，陈寅恪对王国维学术的总结有三点：“一日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日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19页)除却第三点外，前面二点也都是在强调王国维在使用新资料方面的功绩。

运用新材料，无疑已经成为时代学术的主流。陈寅恪随即在1930年所撰的《陈垣(敦煌劫馀录)序》中说过一段著名的话：“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土，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人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金明馆丛稿二编》，236页)傅斯年甚至提出“史学就是史料学”的口号。罗志田先生曾有《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对民国史学中重视新材料的现象进行了仔细分析。罗先生认为，吉川所谓的“资料主义”或日重视新材料，实是晚清以来兴起的一股席卷整个学术界的学术新风尚，这种不断试图扩大史料的治史雄心，反而使得常见史料受到空前的忽视。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来反观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似乎特别有趣味。

世人流传黄侃治学，一味尊崇许慎《说文解字》，而反对运用新出土的金文和甲骨文。但黄侃的门人陆宗达先生说：“在季刚先生批注过的《说文》上，几乎每页都有用金文、甲骨对照《说文》之处。这使他的《说文》之学创出了新路，有了前人所不能有的成就。”(《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量守庐学记》，112页)胡小石先生也说：“我研究学问的方向与季刚先生不尽同，如甲骨文，初季刚极力反对，到十六年至京，他却很精考求，收集材料。前者反对，是守师承；终至相信研究，这是做学问的精神。”(《胡小石先生追悼季刚先生讲辞》，《金陵大学校刊》172期，1935年11月9日)胡小石先生主要研究甲骨文、金文，又是黄侃在中央大学的多年同事，他的言论，当然具有一定的可信度。近年出版的《黄侃日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中留下了大量黄侃阅读甲骨文和敦煌资料的记录，也可以印证胡小石和陆宗达的说法。如《己巳治事记》1929年3月16日“竟日看古彝器甲骨文”(《黄侃日记》，528页)，《读战国策日记》1929年10月26日“在中央大学借得(《殷虚书契前编》四册，拟与石禅钞此，并钞刘鹗《藏龟》，则甲骨之书于是乎全。……与富晋书，告以汇款，仍托求甲骨书。”(《黄侃日记》，583页)这方面的内容，卞孝萱先生在《读<黄侃日记》)一文中给予了重点讨论，认为黄侃治学没有忽视新出材料，对以往的相关误说给予了驳斥。

但我依然怀疑黄侃对新材料的态度，最明显的一条证据是《寄勤闲室日记》1931年正月初一(2月17日)：“理书。以敦煌出书及龟觳文字真之屋中架上。”如果只看这句话，会误以为黄侃十分重视敦煌、甲骨，但接下来《日记》中就冷嘲热讽道：“近世之所谓古学也。无暇观之，姑以自娱，亦犹乡人偶入城市，归诧家人以未尝到者而已。”(《黄侃日记》，667页)可见，尽管黄侃对于新材料的态度有所转化，但还是有所保留的。这种有保留的接受，底线则是新材料不能替代旧学问。黄侃曾说：“无论历史学、文字学，凡新发见之物，必可助长旧学，但未能推翻旧学。新发现之物，只可增加新材料，断不能推倒旧学说。”(《蕲春黄氏文存》，221页)黄侃学问的长处在于文字学和文学，历史学并非他的专长。但新材料在历史学中的运用，历经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等人的推动，声势尤其浩大。这种情势，使得黄侃不得不跳出文字学的领域，专门提出“历史学”，加以严厉地批评。

重视新材料，随即便带来如何处理新材料的问题。陈寅恪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流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陈寅恪的立论自然在于强调新材料的重要，使得学者要谨于言“无”。但黄侃却认为：“中国学问，无论六艺九流，……曰言有不言无。”(《蕲春黄氏文存》，119页)黄侃认为，中国学术的一大特点便是“言有不言无”，那么，在既“有”的旧学说面前，新材料的发现只不过增加了旧有学说所“无”的东西，而未必对旧有学说既“有”之部分产生补益。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材料可以说未必有用武之地。

黄侃对当时学术主流的保留、批评意见，当然不仅仅局限在新材料的问题。如考据之学从民初以来几乎就占据了学界的主流，当时第一流的学者几乎都醉心考据。黄侃却认为考据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说：“读中国旧书，了解为先，记忆次之，考据又次之，判断最后。”(《蕲春黄氏文存》，22l页)可见，黄侃认为，新材料的发现和考据方法的运用，都是在不损害固有学说的前提，才有存在的价值。

黄侃的这些言论都是与门人私下交流的感慨，并未形诸文字，对人公开批评。对当时的主流人物来说，黄侃只是一保守的国学人士，他有什么意见要发表，自然也不太在意。但黄侃的这些想法既然对门人加以述说，所以，他的一些核心思想，就会被门人吸收并加以发扬广大。如黄侃对于时人治学弊端的反思，金陵大学的学生们就大加引申，并形诸文字。抗战时期的1940年10月，金陵大学文学院创办了《斯文》杂志，该杂志的作者队伍是金陵大学的师生，不少都是黄侃的师友、门生，如刘国钧、高文、程千帆等，他们在《卷头语》中说：“今世治人文之学者，似有二弊，一日考证，二日新颖。盖自五四运动而后，学风趋向批评；近年治学，遂重考据。”批评趋新：“趋新骛奇，苟不经见，便为新颖；苟觉新颖，便是真理。”批评考据：“假考据以骇俗。”这些思路，与黄侃在世时所持意见相当接近。程千帆在1943年《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一文中更注意到近代考据学风盛行得力于“科学”的推动，他说：“案满清学术，一由于明学之反动，二由于建夷之钳制，考据遂独擅胜场。而咸同以来，朝政不纲，人心思动；所谓汉学，亦久亡将厌，以有今文家言之发生。公羊学派，又考据之反动也。然此学派本依附政治而光昌，亦以证据之变更，不旋踵而消灭。及西洋学术输入，新文化运动勃兴……考据之学乃反得于所谓科学方法一名词下延续其生命。二十年来，仍承胜朝之馀烈，风靡一世。”(《斯文》三卷三期，亦刊《国文月刊》十六期)黄侃先前也曾简单提到过科学和“证据”的关系：“所谓科学方法，一日不忽细微，一日善于解剖，一日必有证据。”(《蕲春黄氏文存》，222页)可见，对于当时已经到达“骇俗”的考据学风，黄侃的门人弟子一直在延续黄侃的思路，不断加以反思和批评。程千帆的文章发表之后，很多人指责他怀疑考据，所以程千帆写了一篇名为(《关于<论今日大学中文系教学之蔽>》的辩论文章，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不但无轻视考据的意思，反之，倒是对于考据有着相当浓厚兴趣的。在《文史杂志》和本刊(指《国文月刊》)所发表的拙作研究古代诗歌的文章，一贯地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便是显明的证据。不过我觉得：考据只是文学欣赏的过程，而非它的本身。……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考据是文学欣赏的准备工夫。考据对于欣赏，不仅是无害，而且是必须的。可是，它的功用也有个限度。我们不能永远停滞在考据的过程上。”(《国文月刊》六十八期，1948年6月，6页)可以看到，从黄侃对考据学风的批评，到程千帆反思考据学风盛行之缘由及提出“将批评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的说法，一直伴随着对晚清以来主流考据学风的反思。同时，这种情况也是学生延续与发展师门学说的一个典型事例。

黄侃一向重视带学生，他曾说“死而不亡者寿。学有传人，亦属死而不亡。”(《蕲春黄氏文存》，223页)程千帆发展了他的学说，他想必十分得意。黄侃一生广收门徒，除在上庠授课所得生徒外，他的学生，还可以分成两种。徐复观说：“谈到黄先生收拜门的学生，就我所了解的，可以分为两种性质。一种是有钱的子弟，他收来凑热闹。记得我有一位姓卢的同学，文字不很通顺，但因为他家是大木商，不久也成为黄先生的拜门弟子；他的责任是逢年过节送礼，听戏上馆子付钱。当时我们自然很瞧不起这种人，不过这只是偶尔的情形；而在现时看来，有钱的子弟，因慕名而肯为穷广文花几文，也算是难得的。另一种拜门弟子，多半因为天资很好，激起了黄先生爱才之心，而被黄先生收录了。拜门后他也只告诉学生，应读些什么书；有问题时，可以向他提出来问问。例如郝懿行的《尔雅义疏疏证》，便是他要我从头到尾，细读一过的。”(《关于黄季刚先生》，《政治评论》十卷三期，26页)因为这样，黄侃的弟子中也不全是从事学术工作的人。尽管如此，黄侃门人中如范文澜、孙世扬、刘赜、骆鸿凯、金毓黼、龙榆生、陆宗达、杨伯峻、汪绍楹、徐复观、张汝舟、刘太希、常任侠、武酉山、黄焯、殷孟伦、潘重规、徐复、钱玄、管雄、程千帆等等，均在学术上卓然有成。据这些门生弟子的回忆，黄侃在引导学生进入学术殿堂时，是非常严格与尽责的。殷孟伦回忆说：

为了戒我荒嬉之病，先生教我课馀就到他的寓所，为我安排学习，以打好基本功为首先要义，一不骛外，二要习惯耐于久坐，下苦功夫。开始，先生让我圈点《十三经》，专力章句之学，每天直到深夜方命归寝。如此裁成，经时一年有馀，才把《十三经》圈点完。先生于是告我，继此之后，可以把必读书增广至二十四种，我都照先生教导读完了。先生又勖我在三十岁前一定读完唐以前的典籍，因为唐以前留传下来的典籍为数不多，容易读完，又是非读不可的书。(《忆量守师》，《量守庐学记》，139—140页)这样手把手教学生，学生只要自己努力，就可能有所得。不仅如此，黄侃教导学生，往往希望他们惟学问是求。潘重规回忆说：

民国二十三年，我任湖北省立高中教员满三年后，国立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博平(赜)先生以兼任教授相聘。论名义，是教授；论薪水，也接近专任教授的待遇。正准备签约，季刚师突向罗志希(家伦)校长推荐我为中文系助教。其时志希先生兼任边疆学校校长，他说：“中文系助教额满，而且起薪只有国币一百元，不如请潘君往边疆学校任讲师，名义待遇均可较优。”季刚师说：“我要叫他回来，多教教他，你就调中文系一位助教去做讲师吧!”……我觉得我们的老师，确实是爱人以德，只望我们学问有长进，不为我们求名位。(《母校师恩》)

可见，黄侃在教育学生方面确实投入了相当多的心血。很多学生在回忆黄侃的时候，也都会提到黄侃性格上的激烈与古怪，但他们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能感觉到老师对自己的好以及期待之高。黄侃虽然五十而殁，但他的学术和思想却得以传承下来，这无疑是黄侃用心育材的馈报。

我在编选《量守庐学记续编》的过程中，感觉到了理解黄侃的不易。几十年来，黄侃的亲人、友人、门人发表了大量的回忆和研究文字，更不要说充斥于报刊杂志的品评与八卦文字。在阅读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不断在想黄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暂时没有办法拨开重重的文字迷雾，来达到认知黄侃的目的。但是，我也只想“取一瓢饮”，来看看作为一名学者的黄侃，如何应对他所处的学术界?如何观察他周遭的学人与学术思潮?

无疑，作为当时的国学重镇，黄侃对于外间盛行的各种学说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他在私下反对重视新材料和考据的主流学风，但没有盲目地反对，他有理据，也有论说。可以想象，黄侃身在中央大学，却一直冷眼旁观着北平的学术界和中大隔壁的中央研究院(1934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由上海迁往南京北极阁，与中央大学毗邻)。黄侃与主流的学风保持着警惕与疏离，这是他清醒甚至自觉地选择。与此同时，黄侃积极地将自己的治学方法和学术理念，通过精心培育学生传承下去。可以说，黄侃做到了“择善而固执之”。今日来阅读黄侃，对于这一点，似乎尤其不宜忽视。因为，在现在这个不断要求“预流”或日与国际接轨的年代，我们能否在了解彼长此短之后，依然带着一丝警惕与疏离，坚定地选择自己的学术之路呢?

《量守庐学记续编》侧重选录对黄季刚先生的生平与学术有较为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作者以黄先生的亲友、门生及章黄学派的传人为主，共计文章31篇。此外，还特意选录黄先生的论学语录3篇，此类文字对于了解黄先生的学术思想，或有较大裨益。希望《续编》的出版，能够保存若干散落各处的史料，并给大家研讨黄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提供些许便利。

本书得以编成，主要得力于三联书店曾诚先生的支持与帮助。在资料收集方面，我得到了两岸三地谢明扬、潘光哲、徐雁平、童岭、胡文辉、刘铮、李思涯诸位先生的大力支援，他们不但费心费力地给我提供意见，而且还帮助复印、抄录、拍摄和邮寄文章；尤其是谢明扬先生，几度伸出援手。他们的热忱，让我感到友谊的温暖。如果说本书在选目上尚有可观的话，那都是他们的功劳。

张晖

2006年5月记于京西雁度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