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文集》共6卷，即魏晋南北朝佛教、隋唐佛教、中国佛教文化、佛教哲学、中国古代哲学(上)、中国古代哲学(下)，是中国当代最有影响的佛学家方立天教授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作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方教授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这部6卷本的文集试图囊括方先生传遍九州之作，和广大读者一同分享方立天教授半个世纪以来的研究成果。通过这部文集，读者可以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深刻体会中国哲学的大智慧，探究佛教哲学的内容调整以及中国化的进程，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本书为第1卷。

本卷收录了《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第三部分认识论内容，分三章对中国古代名实观、知行观和真理观展开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系统论述。全书还结集有关中国古代哲学的文章二十余篇，分别简要地叙述了先秦哲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和隋唐哲学，阐述了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的内在关联、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联盟，以及对唯心主义哲学的理论与作用的评价。此外，还论及中国古代一些哲学范畴和一些哲学家的学说。

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续)／1

第十章 中国古代名实观／3

引言／3

第一节先秦时代名实观／5

一、老子的“无名”论／5

二、孔子的“正名”说／6

三、《管子》的“因形定名”的观点／7

四、墨子的分别“名”“取”的思想／8

五、公孙龙的“名实论”／9

六、《庄子》的“形色名声不足以得彼之情”的观点／13

七、后期墨家的“以名举实”和“名：达、类、私”说／16

八、荀子的“制名以指实”的学说／18

九、韩非的“形名”说／23

第二节汉一南北朝时代名实观／24

一、董仲舒的“深察名号”说／24

二、徐斡的“实立而名从之，非名立而实从之”的命题／27

三、王弼的“忘言忘象”说／29

四、欧阳建的“言尽意论”／32

五、《尹文子》的形名“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的思想／33

六、竺道生的“忘象息言”说／34

七、僧肇的“假名”论／36

八、《刘子新论》的“名实俱正”说／39

第三节唐一清时代名实观／41

一、刘知几的史学正名论／41

二、傅山的“实在，斯名在”的命题／42

三、方以智对先秦名辩思想的批评／43

四、王夫之对“知实不知名”和“知名不知实”两种倾向的批判／44

结语／46

第十一章 中国古代知行观／49

引言／49

第一节先秦时代知行观／50

一、《左传》和《古文尚书》的“知易行难”的观点／50

二、老子的“无知”、“知常”和“不行而知”的思想／51

三、孔子的“生知”、“学知”和“闻见”、“重行”的思想／53

四、墨子的“知”源于“耳目之实”和“知足以举行”的观点／55

五、孟子的“良知”说／57

六、《庄子》的“不知”、“弗知”、“去知”的学说／58

七、后期墨家的“循所闻而得其意”说／61

八、苟子的“知之不若行之”的学说／64

九、韩非的“缘道理”说／69

第二节汉魏晋南北朝时代知行观／71

一、董仲舒的“察身以知天”和“知先规而后为之”的思想／71

二、《淮南子》的“循理而举事”的观点／72

三、王充的“实知”说／75

四、郭象的“以不知为宗”说／78

五、慧远的“禅智并重”的思想／81

六、竺道生的“顿悟”说／83

七、僧肇的“般若无知”论／85

第三节隋唐时代知行观／91

一、智颉的“止观双修”说／91

二、慧能的“无念为宗”思想／92

三、李翱的“知本无有思”的观点／93

四、义玄的“四照用”说／94

第四节两宋时代知行观／95

一、张载的“见闻之知”与“德性所知”的学说／95

二、程颢的“以心知天”和程颐的“以知为本”的思想／99

三、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和“知先行后”说／103

四、陆九渊的“易简工夫”／109

五、叶适的“内外交相成之道”的命题／112

第五节明清时代知行观／114

一、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114

二、王廷相的“知行并举”的思想／122

三、陈确的“知行无穷”的观点／124

四、王夫之的“行可兼知，知不可兼行”的学说／125

五、颜元的重“习行”的思想／132

六、戴震的“血气心知”说／135

结语／136

第十二章 中国古代真理观／142

引言／142

第一节先秦时代真理观／143

一、墨子的“三表”说／143

二、庄子的“不谴是非”说／145

三、后期墨家的“以言为尽谆，谆”和“志行，为也”的命题／149

四、荀子的“贵有符验”和“解蔽”的学说／150

五、韩非的“参验”说／153

第二节汉唐时代真理观／154

一、董仲舒的“名顺于天”和“引名”说／154

二、扬雄的“无验而言之谓妄”的命题／156

三、王充的“效验”和“证验”说／156

四、嵇康的求知“不以己为度”的观点／158

五、郭象的“任天下之是非”的思想／160

六、佛教的“如实智”说和吉藏的“四重二谛”说／161

七、玄奘、窥基的“转识成智”说／165

八、刘禹锡的“法”与“是非”的观点／166

第三节宋元明清时代真理观／167

一、张载的“共见共闻”和“断事无失”说／167

二、朱熹的“合内外之理”的思想／169

三、叶适的“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的命题／171

四、王守仁的“是非只是个善恶”和“良知是自家底准则”的思想／172

五、李贽的“是非无定质，无定论”说／173

六、王夫之的“道之无穷而知能有限”和“力行而后知之真”的学说／175

七、颜元的“学问以用而见其得失”的命题／180

八、戴震的“同然”论／181

结语/182

先秦哲学：中国古代睿智之光／187

汉代经学与魏晋玄学——论中国前期专制社会中官方哲学的演变／207

略论汉代经学衰亡的历史必然性／229

魏晋玄学的范围、主题和分期／239

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哲学／243

隋唐时代的哲学／267

中国哲学与唯物辩证思想／289

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自然科学家的联盟／293

中国古代对立统一思想简论／303

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的真理标准观／321

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333

评唯心主义在社会史上的作用／339

评唯心主义在认识史上的作用／345

中国古代唯心主义者历史观的基本错误和合理因素／357

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历史观的合理因素／363

儒家人生哲学简论／381

儒道佛人生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393

中国古代哲学的“性情”范畴／411

中国古代形神论二题／421理与欲/429

再论墨子“三表”说的性质问题／449

桓谭评传／455

贾思勰的朴素唯物主义真理观／475

柳宗元、刘禹锡的天人论／481

弘扬陈亮的精粹思想／487

“名”，名称或概念；“实”，实在，即名称或概念所称谓的客观事物。“名”和“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名实关系问题，涉及思维形式和客观存在的关系问题，主观和客观的关系问题。名实之辨包括名(名称和概念)是否来源于客观实际和感觉经验，名称、概念是否反映客观内容，概念的知识是否具有客观必然性的问题；也包括言、意能否把握事物和道，即人类思维能否把握客观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问题。古代哲学家对名实关系问题的探讨和论述，构成了古代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重要内容，而且又和政治学、伦理学密切相关。

名实关系问题是随着社会实践和认识的需要而提出和展开的。春秋末期社会动荡，“礼坏乐崩”，旧事物趋于崩溃，新事物不断诞生，旧名被废弃，新名不断涌现。名存实亡、名实不符的现象十分尖锐、突出。面对“名实相怨”、“名实乱”的情况，是名随实变，还是以新的实去符合旧的名?是名决定实，还是实决定名?名实何者是第一性的?再是，名能否正确反映实?言、意能否把握物和道?即名实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名实问题正是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形态。名实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一方面，名实之间是否具有同一性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由于当时不同学者对这些问题看法不同，就产生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思想的斗争。

春秋末期对名实问题的探讨，到了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名辩思潮。儒、道、墨等各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名实现，同时又转到辩论本身而涉及概念、判断、推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从而导致古代名学即逻辑学的建立。而法家则把“刑名”(也作形名，指形体、实际和名称)和“法术”联系起来，把“名”引申为法令、名分等，主张循名责实，慎赏明罚，形成了极富政治色彩的“刑名之学”。汉代史学家首开划分诸子百家的先例，司马谈把专论名实问题的学者称为名家。后来，刘歆又把综核名实以正名位，也称为名家之学，这方面的学者也称为名家。

汉武帝以来，由于推行董仲舒建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严重地影响了名实学的发展。董仲舒把孔子的正名说引向正名分的道路，先秦名家辩论的方式在汉代几乎中绝。至汉末魏晋又逐渐兴起名辩思潮，其中有以王符、徐斡和刘卲为代表的品评人物名实的思潮，更重要的是与玄学相伴而产生的名理学思潮，名理兼谈，以谈理为主。名士们谈玄说理盛极一时。名理论坛的主要议题是“才性同异之辨”、“有无之辨”和“言意之辨”等，其中“言意之辨”即语言和思想的关系问题的探讨，是和名实观相关的。唐代以后，哲学家的兴趣转到天人、理气、心物等本体论和伦理学的研究，名实问题没有再引起普遍的关注。而且名实之辨也和道与器(象)关系的争论结合在一起了。到明清之际，一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名实问题又有所涉及，但是除王夫之等少数人外，也都没有充分展开。P3-5

2005年元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同志和我谈，建议出版《方立天文集》。我顿时想自己与人大出版社真是缘分殊胜：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该社就出版了我的《慧远及其佛学》和《佛教哲学》，2002年又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其中后两部著作还获得了奖励；如今又要出版我的文集，这对我是莫大的支持和鼓舞!

经过较长时间的思考，我确定了两个选文的标尺：一是以专著为主，兼及相关论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因列入“中国文库”已于近期出版则不再收入；二是以佛教和哲学两个专业领域为基本范围，佛教以中国佛教为重点，哲学也以中国哲学为主，至于涉及一般文化和宗教的论文，以及序文、书评、笔谈、感言、治学漫述，以及一些杂忆、纪念和悼念的文章，均不收入。  

现在呈现于读者面前的是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魏晋南北朝佛教》，以《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和《慧远及其佛学》两书为基础，再适当增加相关论文而成。第二卷《隋唐佛教》，以《法藏》、《华严金师子章校释》和《华严金师子章今译》三书为主，删去其中重复部分，另结集有关隋唐时期佛教论文而成。第三卷《中国佛教文化》，以专著《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为主，再增辑论述佛教文化的相关论文。第四卷《佛教哲学》，以《佛教哲学(增订本)》为主，另行增加论述佛教人生哲学的论文。第五卷《中国古代哲学(上)》为《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前九章，即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宇宙论和人生论部分。第六卷《中国古代哲学(下)》，除《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的后三章认识论部分外，再收集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论述中国古代哲学的部分论文而成。编辑同志和我本人在编订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疏漏和错别字作了改正，对于有的叙述还作了个别文字的调整。

六卷本文集，是笔者个人在佛教和哲学领域学术研究的重要记录，体现了笔者在漫长治学征途中跋涉的历史足迹，也反映了笔者近半个世纪来的平生志业。

回首昔日的人生历程，一直生活在社会不断大变革的不平凡岁月里，深感个人的命运与历史演变密切相连，个人的学术活动也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在以往的个人经历中，有三次重大转折对人生道路影响很大。一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使我得以较早地投身革命，经受革命锻炼。二是1956年我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在学校期间我对中国哲学史兴趣最大，五年的学习，除了本系的课程，我还听了历史系的通史课程，自学了一些中国文学知识，这为我从事中国哲学研究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三是1961年我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工作重点的分工会议上，我确定以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哲学为重点研究对象，也就是以中国固有哲学和佛教作为今后的专业研究方向，我自己戏称之为“双耕”。研究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构成我的学术事业、学术生涯的基本内容。

我在研究中最着意的，一是在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思想历史背景下，探究佛教哲学是怎样调整内容，怎样中国化的，追寻中国佛教哲学形成、演变、发展的轨迹；二是总结佛教哲学对中国固有哲学的刺激、推动和影响，彰显中国佛教哲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进而有助于丰富中国哲学史课程的教学内容，以推进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设。

为了研究佛教及其哲学，我的工作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中国佛教思想家、哲学家的个案研究；中国佛教典籍的整理、校点、注释和今译；中国佛教文化的探索；佛教哲学思想的宏观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这些研究取得的相应成果，构成为文集的重要内容。

阐扬中国哲学智慧，是我的一大志愿。我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古代哲学问题研究，一方面是为了深化中国佛教哲学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吸纳佛教哲学研究成果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以丰富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涵。我把《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下卷)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视为姊妹篇，包含了追求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研究良性互动的初衷。

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文化问题与宗教问题日益引起了我的关注和兴趣。在“双耕”的基础上，我稍稍扩展了研究的视野和领域。在中华文化的研究方面，我强调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价值观念，尤其是人生理想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是中国儒、道、佛三家的文化传统，也即中华文化的三大传统；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中华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在中国宗教的研究方面，我比较重视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并对中国宗教观展开了初步研究，撰写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4)]，归纳、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十个创新观点。最近几年，我对儒、道、佛三教关系的研究兴趣极浓，但因杂事繁多，研究进度有失期待。

我自幼年踏进故乡小学门坎，后进初级中学，再入干部学校、北京大学，最后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没有离开过校门。在弹指五十多年来的治学生涯中，也有一些心得体会，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诸如：

(1)树立志向。我根据自身的条件，确定以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为自己的志业。治学贵在立言，重在创新，即要在学术上作出新贡献。治学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工作，从事人文科学工作关乎人的精神世界构建问题，更需要适应时代要求，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肩负起历史使命。为此我要求自己有一份良知和真诚，以回报祖国、人民对自己成长的培育之恩。

(2)不畏困难。如，佛学自古号称难治，要求具备较多学科的知识和相应的条件，而且有时舆论气氛不好，成果发表也受到一定限制，但我认为事情有它的另一面，正是因为研究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更大。我的佛教论著可以说就是排除和克服困难的一些成果。

(3)勤奋不怠。治学不仅要不畏困难，而且还要勤奋努力，有恒心，有毅力，甘于寂寞，耐于坐冷板凳。《荀子·劝学》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只有常勤精进，百倍用功，才能天道酬勤，有所创获。

(4)好学深思。要步入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的殿堂，研读有关古典著作是基础性的环节，为此我要求自己虚心体会并反复琢磨古典著作探索宇宙奥秘、人生真谛的苦心深虑，以理解其内在意蕴，力避望文生义、生吞活剥。司马迁说的“好学深思，心知其意”，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5)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治学的生命。学术创新离不开独立思考，学术创新也离不开实事求是，而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实事求是，也只有实事求是才是真正独立思考，两者相辅相成。我每当反思以往学术生涯时，深感有时因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给自己带来窒息思维、桎梏思想的困境，影响了自己学术研究的开展，这种深刻教训是值得自已．永远记取的。

以上所述编订文集的缘起、文集的要目以及学术道路，意在与读者交流沟通，聊供读者参考而已。

最后，我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同志，组织高素质的人力投入文集的编校出版工作。我要感谢李艳辉、杨宗元、王磊、郭晓明、吴冰华、田淑香和符爱霞同志，他们在审读、编辑过程中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细致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的热情关注和辛勤劳动，保证了文集的顺利出版，他们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高尚品格，令我铭诸肺腑，一并深致谢忱。

2006年6月8日  于京西时雨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