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中国文学中“小资”问题的突出性、复杂性和历史延续性，本书作者试图对此做一个整体性、专题性的梳理，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小资情调”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由此，该书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资化、“小资”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等具学术创建的问题，并探讨与“小资”紧密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现代(后现代)文化传播、都市文化空间建构等中国现代性进程在文学中的表征。

序/陈思和

绪论 小资产阶级：阶级群体、政治符号与文化想像

第一节 国外对小资产阶级的理论阐述之简述

第二节 中国对小资产阶级的理论阐述之简述

第三节 20世纪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文化场域与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形象

第一章 “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新青年”形象

第一节 “五四”：小资产阶级的起源及其知识资源

第二节 伤感——新青年形塑与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区隔

第三节 “五四”后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形象

第二章 “女性现代性”书写：以茅盾的“时代女性”塑造为例

第一节 “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新女性塑造情境中的茅盾

第二节 从“肉的享宴”到“灵之颤动”——“时代女性”的身体寓言

第三节 被革命的女性身体与革命女神的生成及其消解

第三章 左翼文艺中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形象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叙事中的小资产阶级

第二节 文学中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的革命焦虑与情欲饥渴

第三节 布尔什维克化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形象的成型及消解

第四章 工农兵新文艺中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和小资产阶级形象

第一节 革命政权与小资产阶级规训

第二节 工农兵文艺中“新人”形象塑造与小资产阶级批判

第三节 延安文学以来的“小资情调”和小资产阶级新人形象

余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剧场中的“小资”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小资产阶级一直是一个“问题结”或“问题场”。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历经“红色的30年代”(其实这一时期的文学样式是多元且“无名”的)，后来进入两大不同的文化板块：一是延安、根据地、解放区文学，一是在国统区、沦陷区的文学；再经新中国加以文化整合后的“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又在新时期发生巨大变形的当代文学，最后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出现的新的由都市大众传媒主导的时尚文化样式中，可以清晰地清理出一条一直延续下来的涉及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脉络。

依照马克思主义中的社会阶级、阶层学说，尽管有“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之提法，小资产阶级涵盖范围极为广大，自耕农(中农、富农)、小地主、小商人、小资本家、城市市民等都被囊括进来，但是，在绝大多数实际的文学文本(包括创作、批评)表述中，人们所关注、描述的小资产阶级，涵盖范围相对而言是较小的、特定的。小资产阶级更多地与各种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都市新市民等联系起来，即他们是在中国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新的国家、地方政权管理机构，新的都市空间，新的工商产业，新的教育、文化生产传播组织机构的产生和发展，而滋生的一批现代人，是一个新阶级。从职业上看，他们是教师、学生、职员、公务员、管理人员、文艺家、都市流浪文人、职业或半职业革命家、律师、编辑、技术员等等。从社会身份上看，他们构成一个现代中国的中层或基层，似乎接近于西方市民社会的“中产阶级”，可是其掌控、影响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实力，又似乎远逊于那种理想形态的中产阶级。后者往往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成熟体系联系起来。因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可以说既是中国现代的产物，又是中国不够现代的产物。

引入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等人的知识社会学及“文化资本”的概念来看，现代中国的小资产阶级，正是一个拥有较多文化资本的群体。这种文化资本主要是一系列关于“现代”的来源于西方(包括苏俄、日本)的知识、科学和文化，包括一整套自然、社会、人文学科体系和近现代文艺。毛泽东等人对小资产阶级的指认都非常明确地把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教育、文化的影响联系起来。因此，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问题往往与中国的知识分子问题混为一谈，或者直接被称为“小知识分子”。这里的“知识分子”概念，与中国传统的“文人”、旧俄罗斯的“知识分子”、西方自左拉以来的“知识分子”概念，和中国自己的“知识精英”，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区别很大。凡是所受新式教育(不管以何种形式取得)多于社会平均值的人，都有可能被视为知识分子。这种知识分子指的其实就是小资产阶级，有时被明确指称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近现代的文化资本、知识资本的拥有，对于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的职业、社会身份、地位、影响力、物资精神生活水准，既是一种保障和促动，同时又往往脱节。他们的现代观念、现代情感、现代知识和技能，使得他们确立了自身“现代人”的定位和想像，可是不够现代的中国，又使他们的这种定位和想像因不能满足而焦虑，因此产生了小资产阶级与社会现实的矛盾纠葛。他们与现存社会结构有矛盾，是中国激进主义的重要源泉。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革命性一直是被肯定和承认的，事实上许多小资产阶级正是通过革命，在重组社会结构的过程中，满足了自身成为现代社会之主体的渴望。而另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由于各种缘由疏离这种革命，他们要么继续延续并深化自己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焦灼，要么结构性地融人现代都市空间，成为与传统市民有所联系也有分野的新市民，也有的则倾向于建构自己的一个文化区间——“小资情调”。

所以说，小资产阶级，就“现代”意味而言，正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新人的主要部分。他们或是主体，或是先导、先锋，或是重要成员，参与了中国现代史进程的几乎每一个事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或是各种五花八门的救国实验方案，或是革命，或是都市的日常性现代生活。

          P1-P3

     序

      陈思和

在我的学生中间，很奇怪，湖南籍的学生占着多数，而且都比较有个性。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这些个性能用什么词来概括。总的印象是他们与当下的社会风气和流行的文化不太协调，习惯上似乎还保持着朴素的拗韧，比较能够有所坚持，不怎么迎合时尚权威，也不怎么被惑于名利地位。我与他们的师生关系似乎也不总是那么密切，但偶尔一瞥，发现总是他们偏得其学，而且又总是对师长保持着内在的承传热忱。郑坚大约也可算是其中的一员。随我攻读博士学位之前，他先在湖南师范大学读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师从舒其惠先生。大概是1999年暮春时，我到岳麓山下的湖南师大文学院参加研究生论文答辩，顺便做了一个学术演讲，他在下面向我提了一个问题——关于我的“民间”一词的理解及其与台湾“草根社会”的一个比较。我已不记得自己当时是如何回答的。演讲结束时，会议主持人颜雄先生(很惋惜，他已经于2004年去世)说到我的一些学术研究的思路和观点已经惠及到新生代的研究者，并特别提到郑坚，说他的论文中就借鉴和讨论了我的“民间”理论。——其实这些经历我也已经忘记，都是后来郑坚复述后才提醒了我。当时也没有想到，2001年时．这个湖南伢子通过了复旦大学现代文学专业的考试，成为我的博士研究生。

郑坚来到复旦之后，正如他自己所言，陷入如饥似渴的阅读中。他涉猎很广，感兴趣的东西很多，也非常善于提出问题。但也正因为如此，他的博士论文迟迟定不下来。对此我们也做过非常多的探讨。有一次课后，他问我，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中的“小资产阶级”问题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下去的课题。当时社会上正在流行着所谓的“小知”文化，与风头正健的小白领阶级正好配套，一时竟成为时尚。但这个备受传媒垂怜宠爱的阶层，其前身却是备受磨难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寻找这样一条历史演变的线索，大致也能够发现中国现代文学、文化、革命的某些轨迹和特点。我当时就意识到，郑坚可能找到了一个很有价值也很有趣的题目，于是就鼓励他把这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课题，继续深入研究下去。

其实，从私心里说，这个题目是我一直关心的，并且很想进行深入探讨的领域。在我的个人研究路途上，放弃过好几个很有意思的选题，这就是其中一个。当时对我的启发是来自于1983年的所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那时候，一些比较“左”的理论家为了恢复大批判的功能，重新祭起了斗争法宝，依据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概念，并把他们置于与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高度。当时我就意识到，要保证思想解放运动的顺利进行，大约不能不清算“小资产阶级”的理论，弄清楚这个理论究竟是怎么制造出来，成为历来政治运动中迫害知识分子的锐利武器的。当然，我后来什么研究也没有做出来，但心里常是耿耿于怀。一直以来，对于中国文学中的小资形象和小资文化的研究，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进行阶级定性，并通过批判小资产阶级及“小资情调”，设定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更遥远的原因，还可以从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的《毁灭》里美蒂克的形象里找到他的世界性因素。这些研究忽视了中国文学中的小资形象与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关系，特别是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尤其是革命知识分子)的被小资化的历程、“小资”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小资”与都市社会空间的关系、“小资”的精神畛域所建构的公共空间、“小资”与中国现代主体形象的塑造、“小资情调”的美学表现等问题，被长期统治中国意识形态的农民意识所遮蔽，更遑论深入的研究。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部分学者重新使用“小资”这一概念时，很暧昧地把它改做了“小知”。但平心而论，今天的“小知”似乎更有资格被称做为“小资”。学者们借助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理论，在大众文化传播和媒体分析的领域对所谓的“全球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情境中，由各种文学样式塑造了一种后现代的小资形象和小资文化，进行了零星的探讨。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能够对“小资”作出历史的完整考察和论述。因此，梳理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历史的眼光，立足于当代立场，全面而系统地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小资形象和小资文化，深入研究“小资”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等具学术厚度的问题，尚有待拓展和深化。

鉴于中国文学中“小资”问题的突出性、复杂性和历史延续性，郑坚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试图对此做一个整体性、专题性的梳理，将其纳入中国现代性研究的视野，考察中国文学中小资形象谱系的特征和嬗变、“小资情调”的美学意义和文化内涵。由此，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和反思新文学的内在演变，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小资化、“小资”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等具学术创建的问题，并探讨与“小资”紧密相关的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现代(后现代)文化传播、都市文化空间建构等中国现代性进程在文学中的表征。在这部博士论文中，郑坚主要是研究中国文学各阶段的小资形象谱系及其现代性因素，分析郁达夫、鲁迅、瞿秋白等作家的相关文本，探讨“五四”以来新文学中的小资“新青年”形象的起源、特征和现代意味；分析茅盾小说中的小资“时代女性”形象，考察中国“女性现代性”的特性；研究左翼文艺中的小资革命者形象，分析“小资”与革命现代性的关系；研究工农兵文艺中的小资产阶级批判和小资形象，探讨“小资”与革命的民族国家政权及其意识形态的关系；研究90年代以来文化剧场中的小资形象，探讨“新小资”与“改革”意识形态、后现代主义、消费文化产业的关系；综述20世纪中国“新人”想像与小资形象的关系，探讨中国现代主体形象的形塑和嬗变。同时，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他还有就一些有趣的问题做了初步的思考。例如研究中国文学各阶段的“小资情调”所表征的文化区隔及其现代性因素；研究五四新文学中起源的小资文化的叙事、符号和话语，探讨其现代意义；研究小资文化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文本状貌、精神畛域和传播方式，探讨“小资”的文化区隔与中国都市市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关系；30年代和90年代以来的上海小资文化比较研究，探讨中国现代／后现代文化、殖民地／后殖民地文化与小资空间建构的关系。

我作为郑坚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围绕这部论文的主题、关键词以及结构等诸问题，都与郑坚作过比较深入的讨论，对于这部论文取得的学术上的进步是比较了解的。论文中探讨的小资产阶级形象，与当今文化中的“小资”(也称“小知”)有某种联系，但其含义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通过对这一文学形象的溯源，可以窥探到20世纪文学发展演变的一个侧面。郑坚的这部博士论文立足当代立场，反思文学史的演变，文字间有一股宏大的气势，显现了理论的深度。作者对于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学形象，都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找出了各个时代风气下文学的不同特点，这样的课题及其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目前尚不多见。这部论文还没有完全完成预设的计划，鉴于90年代以后的小资形象比较复杂，与历史形象有较大的裂痕，受当时答辩的时间所限制，我建议他先在余论部分作简要的概述，以期以后有进一步的开拓和发展。

        2005年5月20日于黑水斋改定

一本书的出版，对于作者而言，也许是一种解脱。特别是如我这样的人，有时候，我禁不住要反顾自己的人生——如何由一个懵懂的只喜欢在湘江边的荒山上乱跑的顽童，成长为一个“做学问的人”。这中间有太多的个人生活史中的故事和遭遇，是一些对他人而言没有任何传奇性的琐碎的生活之流，却自然有些东西逐渐地塑造着我这样的人的情感与理念。我一直生活在湖南一个以重工业污染著名的地级市，它和中国所有的工业新城一样，复制着繁茂而单调的现代城市景观和现代生活样式。我无法充分言说，它孕育出了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精神世界和审美情趣，它是如何形成并限制了我文学研究的想像力与思考能力。我的中学、大学和作为初中语文教师的时光，好像依然晃动于这个城市灰暗的各个街角，午夜街头游荡中共同渡过青春、友谊、叛逆和依恋，另一些智慧、诗意的邂逅似乎又可借以窥探到一种充满趣味和自由的世界。现在回想起来，几次怀揣着一点小钱，溜火车前往省城搜寻打折书和“打口带”的履历，可能是我“前知识分子”时代难得的几桩具有象征意义的朝圣仪式，预示着我的人生可能还有其他可能性。

在这样一个据说是百年来少有的承平年代，我像大多数70年代人那样，度过了自己略有些平庸的年景，人生的几次转折，来自于几次考试——遵循着这个时代平凡人要进取的典型路径之一。高考，考硕，考博，依次进入一所地级市的师专，一所省城的师范大学，和所谓现代大都会中的复旦大学。专科，硕士，博士，我就这样逐步在一种所谓的“权力格局”中依次攀爬。

还好，求学、研究的人生远非如此空洞与匮乏。我作为博士生在复旦大学度过的三年，从我的导师陈思和先生的言传身教中，所收获的不仅仅是做学问的态度和学养的熏陶，更感染到一种人在天地间行走时的气度和风范，这一切都于“在路上”时时滋养我的心灵。我知道自己的“功底”是如何浅薄，没有陈老师的帮助和呵护，没有他非常具体的对我论文的设计和审阅，没有他在我枯窘与疲惫透顶时对我的鼓励，以及一些关键思路的点拨，我无论如何难以应付和完成这样一个“气势宏大”的论题。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老师贾植芳先生，怀念在他简陋的客厅中，边抽着他拿给我的香烟，边聆听他唠叨上个世纪如烟往事的温馨时光。我必须要感谢我的硕士导师舒其惠先生，是他开启了我学术道路的门槛，并引导我不要惧怕任何尝试和探索。我还要感谢上海大学的王晓明先生，不仅仅因为他作为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时对我鼓励和指正，还因为许多次，他耐心地面对我请教时的情景。还有我的同学陈润华和李娜，某种超越于同学与朋友之上的情感，让我特别为之眷恋和珍惜。特别需要提到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张国功先生，尽管我尚未与他谋面，而只是通过电话和邮件商讨问题，但他那作为编辑的职业风范却依然扑面而来。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董英女士，没有她对于我和这个小家庭的无数付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2005年5月19日于株洲天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