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已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出了这部在当代中国产生世大影响的伟大的书，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本书还收入巴金先生不同时期的历史图片十几幅，装帧设计精美庄重，将历史的凝重和文化的深厚融为一体。

　　巴金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随想录》堪称一本伟大的书。这是巴金用全部人生经验来倾心创作的。没有对美好理想的追求，没有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没有高度严肃的历史态度，老年巴金就不会动笔。他在《随想录》中痛苦回忆；他在《随想录》中深刻反思；他在《随想录》中重新开始青年时代的追求；他在《随想录》中完成了一个真实人格的塑造。

没有神（作家版代序）

合订本新记

总序

随想录

 1.谈《望乡》

 2.再谈《望乡》

 3.多印几本西方文学名著

 4.“结婚”

 5.怀念萧珊

 6.“毒草病”

 7.“遵命文学”

 8.“长官意志”

 9.文学的作用

 10.把心交给读者

 11.一颗桃核的喜剧

 12.关于丽尼同志

 13.三次画像

 14.“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15.小人、大人、长官

 16.再访巴黎

 17.诺·利斯特先生

 18.在尼斯

 19.重来马赛

 20.里昂

 21.沙多——吉里

 22.“友谊的海洋”

 23.中国人

 24.人民友谊的事业

 25.中岛健藏先生

 26.观察人

 27.要不要制定“文艺法”

 28.绝不会忘记

 29.纪念雪峰

 30.靳以逝世二十周年

 《随想录》后记

探索集

 31.“豪言壮语”

 32.小骗子

 33.悼方之同志

 34.怀念老舍同志

 35.大镜子

 36.小狗包弟

 37.探索

 38.再谈探索

 39.探索之三

 40.探索之四

 41.友谊

 42.春蚕

 43.怀念烈文

 44.访问广岛

 45.灌输和宣传(探索之五)

 46.螽发烧

 47.“思想复杂”

 48.世界语

 49.说真话

 50.《人到中年》

 51.再论说真话

 52.写真话

 53.“腹地”

 54.再说小骗子

 55.赵丹同志

 56.“没什么可怕的了”

 57.究竟属于谁?

 58.作家

 59.长崎的梦

 60.说梦

附录我和文学

《探索集》后记

真话集

 61.三谈骗子

 62.我和读者

 63.悼念茅盾同志

 64.现代文学资料馆

 65.怀念方令孺大姐

 66.《序跋集》序

 67.怀念丰先生

 68.《序跋集》再序

 69.十年一梦

 70.致《十月》

 71.《序跋集》跋

 72.怀念鲁迅先生

 73.“鹰的歌”

 74.《怀念集》序

 75.小端端

 76.怀念马宗融大哥

 77.《随想录》日译本序

 78.《小街》

 79.三论讲真话

 80.《靳以选集》序

 81.怀念满涛同志

 82.说真话之四

 83.未来(说真话之五)

 84.解剖自己

 85.西湖

 86.思路

 87.“人言可畏”

 88.上海文艺出版社三十年

 89.三访巴黎

 90.知识分子

《真话集》后记

病中集

 91“干扰”

 92.再说现代文学馆

 93.修改教科书的事件

 94.一篇序文

 95.一封回信

 96.愿化泥土

 97.病中(一)

 98.汉字改革

 99.病中(二)

 100.“掏一把出来”

 101.病中(三)

 102.我的哥哥李尧林

 103.怀念一位教育家

 104.“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

 105.谈版权

 106.又到西湖

 107.为《新文学大系》作序

 108.我的“仓库”

 109.怀念均正兄

 110.我的名字

 111.我的日记

 112.《茅盾谈话录》

 113.病中(四)

 114.我的噩梦

 115.“深刻的教育”

 116.关于《复活》

 117.病中(五)

 118.我的老家

 119.买卖婚姻

 120.再忆萧珊

附录答井上靖先生

《病中集》后记

无题集

 121.访日归来

 122.幸福

 123.为旧作新版写序

 124.人道主义

 125.“紧箍咒”

 126.“仓U作自由”

 127.“再认识托尔斯泰”?

 128.再说端端

 129.“寻找理想”

 130.“从心所欲”

 131.卖真货

 132.再说知识分子

 133.再说“创作自由”

 134.《全集》自序

 135.四谈骗子

 136.答卫××

 137.可怕的现实主义

 138.衙内

 139.“牛棚”

 140.纪念

 141.我与开明

 142.我的责任编辑

 143.“样板戏”

 144.官气

 145.“文革”博物馆

 146.二十年前

 147.怀念非英兄

 148.三说端端

 149.老化

 150.怀念胡风

附录 核时代的文学

——我们为什么写作?

《无题集》后记

我在两个月前写的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一句：“多印几本近代、现代的西方文学名著，又有什么不好呢?”这句话似乎问得奇怪。其实并不稀奇，我们这里的确有人认为少印、不印比多印好，不读书比读书好。林彪和“四人帮”掌权的时候，他们就这样说、这样办，除了他们喜欢的和对他们有利的书以外，一切都不准印，不准看。他们还搞过焚书的把戏.学习秦始皇，学习希特勒。他们煽动年轻学生上街大“破四旧”.一切西方名著的译本都被认为是“封、资、修”的旧东西，都在“大破”之列。我还记得一九六七年春天，张春桥在上海发表谈话说四旧破得不够。红卫兵还要上街等等。于是报纸发表社论，大讲“上街大破”的“革命”道理.当天晚上就有几个中学生破门而入，把一只绘着黛玉葬花的古旧花瓶当着我的面打碎，另一个学生把一本英国作家史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拿走，说是准备对它进行批判。我不能说一个“不”字。在那七、八、九年中间很少有人敢挨一下西方文学名著，除了江青，她只读了少得可怜的几本书，就大放厥词，好像整个中国只有她一个人读过西方的作品。其他的人不是书给抄走下落不明，就是因为住房缩小，无处放书，只好秤斤卖出，还有人被迫改行，以为再也用不上这些“封、资、修”的旧货，便拿去送人或者卖到旧书店去。西方文学名著有汉译本的本来就不多。旧社会给我们留得太少，十七年中间出现过一些新译本，但数量也很有限。远远不能满足读者需要。经过“四人帮”对西方文学名著一番“清洗”之后.今天在书店里发卖的西方作品(汉译本)实在少得可怜。因此书店门前读者常常排长队购买翻译小说。读者的要求是不是正当的呢?有人不同意。认为中国人何必读西方的作品，何况它们大多数都是“封、资、修”?这就是“四人帮”的看法。他们在自己的四周画了一个圈圈，把圈圈外面的一切完全涂掉、一笔抹杀，仿佛全世界就只有他们。“没有错。老子天下第一!”把外来的宾客都看做来朝贡的，拿自己编造的东西当成宝贝塞给别人。他们搞愚民政策，首先就使自己出丑。江青连《醉打山门》是谁写的都搞不清楚，还好意思向外国人吹嘘自己对司汤达尔“颇有研究”!自己无知还以为别人也同样无知，这的确是可悲的事情。只有在“四人帮”下台之后，我们才可以把头伸到圈圈外面看。一看就发现我们不是天下第一，而是落后一二十年。那么究竟是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咬紧牙关、往前赶上好呢，还是把门关紧、闭上眼睛当“天下第一”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现在的问题是赶上别人，那么先要了解别人怎么会跑到我们前面。即使我们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也得先学习，学懂了才能够批判。像“四人帮”那样连原书也没有挨过，就用“封、资、修”三顶帽子套在一切西方文学名著头上，一棍子打死，固然痛快，但是痛快之后又怎样呢?还要不要学，要不要赶呢?有些人总不放心，把西方文学作品看成羊肉.害怕羊肉未吃到，先惹一身羊骚。有些人认为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就难免没有毒素，让我们的读者中毒总不是好事，最好不出或者少出，即使勉强出了，也不妨删去一些“不大健康的”或者“黄色的”地方。不然就限制发行，再不然就加上一篇“正确的”前言，“四人帮”就是这样做了的。其实谁认真读过他们写的那些前言?

P8-9

            一

三年前我答应三联书店在适当的时候出版《随想录》的合订本，当时我是否能完成我的五卷书，自己并没有信心。说实话，我感到吃力，又好像出了门在半路上，感到进退两难。我知道老是唠唠叨叨，不会讨人喜欢，但是有话不说，将骨头全吞在肚里化掉．我并无这种本领。经常有一个声音催促我：“写吧!”我不断地安慰自己：“试试看。”只要有精神，有力气，能指挥笔，我就“试试看”，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写完了最后一篇“随想”。我担心见不了天日的第五卷《无题集》也在叽叽喳喳的噪音伴送中，穿过荆棘丛生的泥泞小路，进入灯烛辉煌的“文明”书市和读者见面了。  我做了我可以做的事。我做了我应当做的事。今后呢。五卷书会走它们自己的路，我无能为力了。这大概是我所说的“适当的时候”吧。那么我答应为合订本写的“新记”不能不交卷了。

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一百五十篇长短文章全是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自己说是“无力的叫喊”，其实大都是不曾愈合的伤口出来的脓血。我挤出它们不是为了消磨时间，我想减轻自己的痛苦。写第一篇“随想”，我拿着笔并不觉得沉重。我在写作中不断探索，在探索中逐渐认识自己。为了认识自己才不得不解剖自己。本来想减轻痛苦，以为解剖自己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把笔当做手术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我却显得十分笨拙。我下不了手，因为我感到剧痛。我常说对自己应当严格，然而要拿刀刺进我的心窝，我的手软了。我不敢往深处刺。五卷书上每篇每页满是血迹，但更多的却是十年创伤的脓血。我知道不把脓血弄干净，它就会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仅是我，许多人的伤口都淌着这样的脓血。我们有共同的遭遇，也有同样的命运。不用我担心，我没有做好的事情，别的人会出来完成。解剖自己，我挖得不深，会有人走到我的前头，不怕痛，狠狠地挖出自己的心。

写完五卷书我不过开了一个头。我沉默，但会有更多的作品出现。没有人愿意忘记二十年前开始的大灾难，也没有人甘心再进“牛棚”、接受“深刻的教育”。我们解剖自己，只是为了弄清“浩劫”的来龙去脉，便于改正错误，不再上当受骗。分是非、辨真假，都必须先从自己做起，不能把责任完全推给别人，免得将来重犯错误。

              二

怎么我又讲起大道理来了!当初为香港《大公报》写稿的时候我并未想到那些事情。我的《随想录》是从两篇谈《望乡》 (日本影片)的文章开始的。去年我在家中接待来访的日本演员栗原小卷，对她说，我看了她和田中绢代主演的《望乡》，一连写了两篇辩护文章，以后就在《大公园》副刊上开辟了《随想录》专栏，八年中发表了一百五十篇“随想”。我还说，要是没有看到《望乡》，我可能不会写出五卷《随想录》。其实并非一切都出于偶然，这是独立思考的必然结果。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写不出它们。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当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真正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任何大小事情，一切事物、一切人．在我眼前都改换了面貌，我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感觉。只要静下来，我就想起许多往事，而且用今天的眼光回顾过去，我也很想把自己的思想清理一番。

碰巧影片《望乡》在京公映，引起一些奇谈怪论，中央电视台召开了座谈会，我有意见，便写了文章。朋友潘际垌兄刚刚去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大公园》，他来信向我组稿，又托黄裳来拉稿、催稿。我看见《大公园》上有几个专栏，便将谈《望乡》的文章寄去，建议为我开辟一个《随想录》专栏。际垌高兴地答应了。我最初替《望乡》讲话，只觉得理直气壮，一吐为快，并未想到我会给拴在这个专栏上一写就是八年。从无标题到有标题(头三十篇中除两篇外都没有标题)，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梦初醒到清醒。从随想到探索，脑子不再听别人指挥，独立思考在发挥作用。拿起笔来，尽管我接触各种题目，议论各样事情，我的思想却始终在一个圈子里打转，那就是所谓十年浩劫的“文革”。有一个时期提起它我就肃然起敬，高呼“万岁!”可是通过八年的回忆、分析和解剖，我看清楚了自己，通过自己又多多少少了解周围的一些人和事，我的笔经常碰到我的伤口。起初我摊开稿纸信笔写去．远道寄稿也无非为了酬答友情,我还有这样一种想法：发表那些文章也就是卸下自己的精神负担。后来我才逐渐明白，住了十载“牛棚”我就有责任揭穿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骗局，不让子孙后代再遭灾受难。我边写、边想、边探索；愈写下去，愈认真、也愈感痛苦；越往下写越是觉得笔不肯移动，我时而说笔重数十斤，时而讲笔有千斤重，这只是说明作者思想感情的变化。写《总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笔沉重。我也没有想到用“随想”做武器进行战斗。

我从来不是战士。而且就在《随想录》开始发表的时候，我还在另一本集子的序文中称“文革”为“伟大的革命”。十多年中在全国报刊上，在人们的口头上， “伟大的”桂冠总是和“文革”连在一起，我惶恐地高呼万岁也一直未停。但是在《嚼火集》的序里我已经看出那顶纸糊的桂冠不过是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我的眼睛终于给拨开了，即使是睡眼朦眬，我也看出那个“伟大的”骗局。于是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单单对我个人要求严格是不够的，大家都有责任。我们必须弄明白毛病出在哪里，在我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在这由衰老到病残，到手和笔都不听指挥、写字十分困难的八年中， “随想”终于找到箭垛有的放矢了。不能说我的探索和追求有多大的收获，但是我的书一卷接一卷地完成了。我这个病废的老人居然用“随想”在荆棘丛中开出了一条小路。我已经看见了面前的那座大楼：“文革博物馆”。

              三

我说过“随想”是我的“无力的叫喊”。但五卷书却不是我个人的私有物，我也不能为它们的命运作任何安排。既然它们“无力”，不会引起人们注意或关心，那么就让它们自生自灭吧。在我们这样大的文明古国。几声甚至几十声间断的叫喊对任何人的生存都不会有妨碍。它们多么微弱，可以说是患病老人的叹息。

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唧唧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点名批判对我已非新鲜事情，一声勒令不会再使我低头屈膝。我纵然无权无势，也不会一骂就倒，任人宰割。我反复思考，我想不通，既然说是“百家争鸣”，为什么连老病人的有气无力的叹息也容忍不了?有些熟人怀着好意劝我尽早搁笔安心养病。我没有表态。“随想”继续发表，内地报刊经常转载它们，关于我的小道消息也愈传愈多。仿佛有一个大网迎头撒下。我已经没有“脱胎换骨”的机会了，只好站直身子眼睁睁看着网怎样给收紧。网越收越小，快逼得我无路可走了。我就这样给逼着用老人无力的叫喊，用病人间断的叹息，然后用受难者的血泪建立起我的“文革博物馆”来。

为什么会有人那么深切地厌恶我的《随想录》?只有在头一次把“随想”收集成书的时候。我才明白就因为我要人们牢牢记住“文革”。第一卷问世不久我便受到围攻，香港七位大学生在老师的指挥下赤膊上阵，七个人一样声调，挥舞棍棒，杀了过来，还说我的“随想” “文法上不通顺”，又缺乏“文学技巧”。不用我苦思苦l想，他们的一句话使我开了窍，他们责备我在一本小书内用了四十七处“四人帮”，原来都是为了“文革”。他们不让建立“文革博物馆”，有的人甚至不许谈论“文革”，要大家都忘记在我们国土上发生过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内地版的《真话集》中多一篇《鹰的歌》?我写它只是要自己记住、要别人知道《大公园》上发表的《随想录七十二》并非我的原文。有人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改动它，涂掉一切和“文革”有关的句子。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四十五周年，我引用了先生的名言： “我是一条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和血。”难道是在影射什么?!或者在替谁翻案?!为什么也犯了忌讳?!

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 “浩劫”决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  我不相信自己白白地活了八十几年。我以为我还在做噩梦。为了战胜梦魇，我写下《鹰的歌》，说明真话是勾销不了的。删改也不会使我沉默。到了我不能保护自己的时候。我就像高尔基所描绘的鹰那样带着伤“滚下海去”。

一切照常。一方面是打手们的攻击和流言飞语的中伤。一方面又是长时期的疾病缠身，我越来越担心会完不成我的写作计划。我又害怕《大公园》主编顶不住那种无形的压力。为什么写到五卷为止?我估计我的体力和精力只能支持到那个时候，而且我必须记下的那些事情，一百五十篇“随想”中也容纳得了。

我的病情渐渐地恶化，我用靠药物延续的生命跟那些阻力和梦魇作斗争更感到困难。在病房里我也写作，只要手能动。只要纸上现出一笔一划，我就坐在桌前工作。一天一天、一月一月地过去，书桌上的手稿也逐渐增多。既然有那个专栏，隔一段时间我总得寄去一叠原稿。

我常说加在一起我每天大约有五分之一的时间感到病痛。然而我并未完全失去信心，丧失勇气，花了八年的工夫我终于完成了五卷书的计划。

没有被打倒，没有给骂死，我的书还在读者中间流传。是真是假，是正是邪，读者将作出公正的判断。我只说它不是一部普通的书，它会让人永远记住那十年中间的许多大小事情。

                 四

可能有人批评我“狂妄自大”，我并不在乎。我在前面说过，第一卷书刚刚出版，就让香港大学生骂得狗血喷头。我得承认，当时我闷了一天，苦苦思考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不愿在这里讲五卷书在内地的遭遇，为了让《随想录》接近读者，我的确花费了不少的心血。我不曾中途搁笔，因为我一直得到读者热情的鼓励，我的朋友也不是个个“明哲保身”，更多的人给我送来同情和支持。我永远忘不了他们来信中那些像火、像灯一样的句子。大多数人的命运牵引着我的心。相信他们，尽我的职责，我不会让人夺走我的笔。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感受最深的事情?在“文革”的油锅里滚了十年，为什么不让写那个煎骨熬心的大灾难?有人告诉我一件事，据说有个西德青年不相信纳粹在波兰建立过灭绝种族的杀人工厂。他以为那不过是一些人睁“幻想”。会有这样的事!不过四十年的时间，人们就忘记了纳粹分子灭绝人性的滔天罪行。我到过奥斯威辛的纳粹罪行博物馆。毁灭营的遗址还保留在那里，毒气室和焚尸炉触目惊心地出现在我面前。可是已经有人否定它们的存在了!

那么回过头来看“文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它的遗迹?才过去二十年，就有人把这史无前例的“浩劫：’看做遥远的梦，要大家尽早忘记干净。我们家的小端端在上初中。她连这样的“幻想”也没有，脑子里有的只是作业和分数，到现在她仍然是我们家最忙的人，每天睡不到八个小时。惟有我不让人忘记过去惨痛的教训，谈十年的噩梦反反复复谈个不停，几乎成了一个大逆不道的罪人。

我写好第一百五十篇“随想”就声明“搁笔”。这合订本的“新记”可能是我的最后一篇文章。我有满腹的话，不能信手写去，思前想后我考虑很多。六十年的写作生活并不使我留恋什么。和当初一样我并不为个人的前途担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虽然只有这么一点点，我总算“说话算数”，尽了职责。

讲出了真话，我可以心安理得地离开人世了。可以说，这五卷书就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吧。

                        巴金

                    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九日

《随想录》第一集收《随想》三十篇，作为一九七九年的一本集子。以后每年编印一册，到一九八四年为止。

《随想录》是我翻译亚·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时的副产品。我说过赫尔岑的“这些议论就在当时看也不见得都正确”。而我的“随想”呢？我可以说：它们都不高明。不过它们都是我现在的真实思想和真挚感情。

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过去不懂这句话，今天倒颇欣赏它。我觉得我开始在接近死亡，我愿意向读者们讲真话。 《随想录》其实是我自愿写的真实的“思想汇报”。至于“四害”横行时期被迫写下的那些自己咒骂自己的“思想汇报”，让它们见鬼去吧。

过去我吃够了“人云亦云”的苦头，这要怪我自己不肯多动脑筋思考。虽然收在这里的只是些“随想”，它们却都是自己“想过”之后写出来的，我愿意为它们负责。

                          巴金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