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海光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有重要地位。他继承五四的精神和传统，一生为追求真理而奋斗；他称自己为“五四之子”，是“五四后期人物”。殷海光也是一位赤诚的爱国者，在抗战时期，曾毅然投笔从戎，是当时第一个从军抗日的研究生。 殷海光一生撰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批判专制极权，传播民主理念，这些著述以其深刻的思想、缜密的逻辑、饱蘸激情的文字影响了海外知识界和民众，在民主思想的启蒙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直到今天，包括大陆知识界在内，仍有不少爱读殷海光著作的“殷迷”。

本书结合“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探讨殷海光的思想，对其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有助于我们把殷海光先生精神人格、学术思想的光亮从时代光色的喧嚣中，凸显为我们思考、理解时代变迁、民族命运、自我蜕变的参考坐标，和使我们精神人格既内在时代困境又超脱时代俗谛的心力来源。

殷海光，台湾地区五六十年代最具影响力的学者、政论家、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中国现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当下，我们正在朝着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迈进，重温殷海光，重提殷海光，无疑对于我们了解中国自由主义本土思想资源及其发展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从殷海光思想历程来看，他一生沿着五四启蒙主义的道路，对中国传统的积弊与现实负面作了无情的鞭挞，而到了晚年，又能以今是昨非的精神，勇敢地否定自己，修正和检讨自己对传统文化的片面理解转而认同传统文化的优点与价值，批判西方现代化的积弊，从而实现了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变；这象征着五四时代趋于结束，一个继承五四优秀传统，而不受五四反传统的限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和谐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举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本书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对殷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其思想留下的空白点。

书中较多涉及殷海光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对其生命中的几个“关节点”，如西南联大、《中央日报》、台湾大学、《自由中国》等，着墨较多；同时对与殷海光交往较多的人物，如金岳霖、沈有鼎、洪谦、雷震、胡适、徐复观、陶希圣、傅乐成、李敖、林毓生、张灏等，也有更多铺垫，或者可以作为已出版的论著的补充。

引言 “五四思想的遗产”与“‘五四’后期人物”

第一章 “‘五四’之子”“文化养成和学业背景(1919—1937)

一、耕读之家的叛逆者

二、“‘五四’之子”的文化养成

三、走进北平学术文化圈

第二章 西南联大七年的岁月(1938—1944)

一、炮火落在中国文教圈

二、“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三、校园中的浮动分子

第三章 思想的自我放逐之旅(1945—1949)

一“不及格的士兵”

二、步入舆论的尖锋

三、《中央日报》主笔

第四章 自由主义思想由背景走向前台(1950—1956)

一、通向失望的阶梯

二、台湾大学“第一人”

三、台湾科学实证论的浮现

四、加入《自由中国》集团

五、“发现”海耶克

六、风波中的《自由中国》

七、东方色彩与西方精神

第五章 “跟着‘五四’的脚步前进”(1957—1960)

一、1957年，不寻常的开端

二、传承与开新

三、重整“五四”精神

四、“传统之内”与“传统之外”

五、走向全面的社会批判

六、“反对党问题”与“雷震案”

第六章 “我不分享这个时代的价值”(1961—1965)

一、在中西文化论战的漩涡中

二、独自出发寻找出路与答案

三、对海耶克与波普尔的重新解读

四、重估自由主义的思想片断

第七章 “志未酬”：晚年的思想与学术(1966—1969)

一、毕竟是书生

二、向友朋和学生求助

三、揭开心灵深处多年来的“紧张”

四、“云散水流处，寂然天地空”

五、定位于“‘五四’后期人物”

结语 殷海光与“后‘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的演进

一、思想转进的意义

二、“‘五四’后期人物”的思想方向

三、思想发展的内在限制

主要征引书目

后记

与金岳霖相交，殷海光得到了年轻人渴望的随和与宽容；而在熊十力那里，却感受到独断与偏激。他曾把这种不同归结于受英国经验论与中国思想习染的区别，实际也为自己选择了问学之道。不过，在殷晚年，对熊十力也多了一分敬佩。这无关于熊的学问，而是其“脱俗的人格”和“推倒万世的精神”。

就在1937年夏天殷海光准备报考清华哲学系的时候，中日战争爆发了。自“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就笼罩在战争阴影下。只是在1937年以前，平津之地的学校，还能弦歌不辍。时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就曾表示：“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的惊涛骇浪。”在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等朋友的协助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又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或许是因为珍惜这些年取得的成绩，尽管头上的乌云越来越密，学界人士还是在浅水里小心翼翼地缓缓前进，不敢闯进急流，以免正面撞上日本侵华的浪潮。这个时期由北方学人办起来的《独立评论》杂志，就传达了学人们对危机的种种识见。

身处北方危城，殷海光的感受想必是很多的。到北平没多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他本人叙述的一则经历，就透露出影响其未来政治投向的气息：

那年十二月的某一天，学生公寓里，有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说：“今天是我最痛快的一天。”殷问：“为什么？”他说：“在西安的张学良把蒋委员长抓了起来，他不抗日，所以抓起来最痛快了。”殷海光听到这话，十分气愤，他告诉那人说：“我今天最难过……蒋委员长是抗日的，只因为我们准备不够，时间还没到来，所以没有发动，蒋被抓起来，谁领导抗日？眼见国家要四分五裂了。”两人各执一词，激烈争辩起来，竟因此感情完全破裂，以后见面不理。

七七事变之夜，清华因地处北平西，毗连宛平，日军进攻卢沟桥的枪炮之声，校园内即清晰可闻。殷海光也许没有经历清华师生那一段心恸神伤的日子，但也目睹了日本侵入北平后，到处人心惶惶的凄凉景象。此时殷知道，在这座被征服的故都，他希望开始的大学生活，已随局势的日益恶化成为泡影。他和一些来自南方的同学，决定回到南方去。他没有旅费，在北平只有金岳霖能帮助他，于是找到金说明来意。金先生给了他50元钱，作为北平到汉口的旅资。金先生还对他说：“你回南方去！这里局势动荡不定，我恐怕你流落在这个地方。时局可能不是一时能安定下来的，一切需要从长计议。盼望你平安回到家乡。”这样，在北平住了差不多一年后，殷从北平辗转回到故乡，静待时局的改善。到次年春天，获悉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昆明，合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殷才决定前往昆明求学，继续追随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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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是这些年知识界的流行话题。国民党退据台湾，不只带走诸多历史记录，还包括许多鲜活的生命。由此造成的岂止是遮蔽，还产生着可怕的隔膜。海峡两岸联系渐多，对于研究那些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人物，最大的意义即在于，隔断的历史重新有了接续的可能。殷海光，正是这样一位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人物。

注意到殷海光和他的论著，已是20年前的事了，起因于研究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胡适。当追踪到胡适晚年在台湾的活动，殷海光这个名字，自然就被注意到了。1991年胡适百岁诞辰时，我出席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主办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了论文《中国自由主义：从理想到现实——胡适与殷海光简论》，因此机缘，我对殷海光的研究得到港台学界一些前辈学者的热情鼓励。由于他们的帮助，我能够较为完整地搜集到包括《殷海光全集》在内的殷海光本人的著述，以及海外的研究论著；特别是韦政通先生，还慨然约请我撰写一部研究殷海光的著作，列入他与傅伟勋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出版。于是，接下来的几年，我开始用心于对殷海光思想的研究。

大陆与台湾1949年以后30多年的隔绝，无疑造成了探讨像殷海光这样曾经生活于海峡两岸的思想家的困难，材料并不是主要的，除了完整读到殷本人的著述，多次赴港访学，还使我有机会系统研读与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报纸杂志。可怕的是一种隔膜，以及因此造成的距离。好在“世界哲学家丛书”偏重于论学，不妨碍我从远距离去探讨殷海光的思想，那就是结合“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的发展，对殷一生的主要工作进行评析。这也多少可以弥补海外研究其思想留下的空白点。从海外研究殷的论文来看，结合殷大陆时期的活动讨论其思想的文字并不多见。研究者对于殷在大陆的活动，所知甚少，各种“想像”也掺杂其中。这也并不足奇，因为所依据的主要材料——殷海光本人口述的自传，不仅过于简略，许多“回忆”还产生着“误导”。

如同过去海外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极少有机会直接与中国接触，在《殷海光》一书即将出版之际，我才有初次台湾之行。那是一段感受力特别强的日子。一个多月的时光，差不多都是在寻觅殷海光在台湾的足迹。棕榈树掩映下的台湾大学，处处留下了殷作为大学教授的印迹；距台大不远的温州街18巷，殷一手经营了一个充满田园之趣的家；阳明山下的圆山饭店，殷与他的同道们宣告了“《自由中国》时代”的来临……而台北南港的“自由墓园”，则是雷震为《自由中国》社的朋友所安排的百年之后相聚的地方。跟随其足迹，我感到我在渐渐走近殷海光，走近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特别是，寻觅殷之足迹，是其朋友和学生陪同进行的，他们中既有殷在《自由中国》社的同仁夏道平先生、宋文明先生、马之骗先生，更多的是殷当年在台大的学生林正弘、钱永祥、刘福生、王小波、陈鼓应等先生。特别让我感动的是，见到夏道平先生时，他已经进入生命的迟暮之际。他是《自由中国》社的另一位要角，对过去的事情还有清晰的记忆。听说我已完成关于殷海光的著作，即将出版，便对我说：“怕是赶不上见到书了，到时候，烧一本给我吧。”后来我知道，此时的夏，已改信基督教。从台湾回来后，就接到韦政通先生的来信：“夏道平先生已于去年12月23日去世，今天下午(1996年1月7日)我到士林一教堂参加追悼会。出席的知识分子很少，多半是教友，因夏先生近二年信了基督教。象他这样一位文质彬彬的君子，却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说明当代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文化的一些重要价值之间确实产生了疏离。夏先生对《自由中国》杂志很有贡献，而《自由中国》乃台湾自由主义的重镇，因此他对台湾的自由主义是有贡献的，但晚年却很寂寞，似乎也象征着自由主义在台湾的命运。你这次来能见到他，也算是一种因缘吧！”去拜谒“自由墓园”时，夏先生的朋友还郑重委托我们看看是否还有空位。但最后夏先生走向的却是基督教教友的墓园，长眠于“自由墓园”的雷震、殷海光，已经永远不能迎来夏道平了。  走近殷海光，获得了对那个时代更真切的感受，也让我感到或许换一种表达方式，更能揭示殷海光作为自由思想者的生命的意义。只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过程来得这样快。陈思和老师读到我的《殷海光》书稿后，觉得稍做修改在大陆出版可能意义更大。陈老师的隆情高谊，玉成了我在该书写作时就产生的愿望，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说，现时的台湾社会，许多方面距离殷所生活的时代已十分遥远，在大陆出版此书，其意义恐远大于在台湾出版。想想也是，度过“戒严”时代的台湾，早已为新的政治热情鼓噪着，活跃于50、60年代的胡适、雷震、殷海光，除了在少数知识分子中还保留着长远的记忆，在新生代中已没有什么印痕了。海内外关于殷海光的第一本著作，居然由我这位远离那个时代、那个环境的大陆学人完成，多少也能说明一些问题。一开始，我也只是试图作些简单的修改，但“走近”殷海光后，已经对原来的书稿不甚满意了，于是下决心重写。从完成的书稿来看，篇幅已增加了不少，除论学方面的文字略有保留，其他都按照新的感受重新撰写。

只是没有想到，本书的出版同样经历了诸多磨难。约到1997年，按照预先的约定，书稿交给了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几经周折，书稿没有能够出版。以后的几年，在研究胡适与殷海光的基础上，我又转向了“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还把相关的内容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作了些补充，该书已在2004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尽管如此，对于本书能重见天日，于我来说，仍有几分渴望，因为新的书稿多少修正了此前的一些看法，在表述上也更为周全些。

拙著较多涉及殷海光所生活的时代，尤其是对其生命中的几个“关节点”，如西南联大、《中央日报》、台湾大学、《自由中国》等，着墨较多；同时对与殷海光交往较多的人物，如金岳霖、沈有鼎、洪谦、雷震、胡适、徐复观、陶希圣、傅乐成、李敖、林毓生、张灏等，也有更多铺垫，或者可以作为已出版的论著的补充。当然，即便是“旧作新刊”，也不能因此无视时间的流逝，故此，也对拙稿作了进一步修订，既吸纳近年来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同时也补充自己近年来对某些问题新的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于下列刊物或会议论文集：《自由主义两代人：胡适与殷海光》(《二十一世纪》第8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1年12月)、《为立德、立言、立功作注解》(《读书》1996年第10期)、《殷海光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湖北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又收入《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论集》下册，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五四之子”：文化养成与文化立场——简述殷海光对传统文化的疏浚与重构》(收入张斌峰、王中江编，《西方现代自由与中国古典传统》，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离：自由知识分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图景》(瞿海源、顾忠华、钱永祥主编，《自由主义的发展及问题》，台北桂冠图书公司2002年版)、《“五四之子”殷海光——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艰苦寂寞》(《书屋》2003年第7期)。同时，有关《自由中国》的内容，在《“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一书中，也有相关的阐述。在这部以《努力》、《新月》、《独立评论》和《自由中国》为中心探讨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书中，《自由中国》与殷海光自是重点讨论的对象。这方面的内容，很多都有所保留，只略有删改。结合此书，或可对中国自由主义思想有更全面的了解。

每当完成一本书，我总是会想到这样的话，除了所形成的文字之外，还包含着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这不仅是个人在研究中体验着传主的那份苦志与豪情，还分享着许多师长的隆情高谊，除了前面提到的诸位先生，安排我到台湾访问的陈宏正先生、我的老师姜义华先生，都一直关心着这部书的写作。殷海光夫人殷夏君璐女士，不仅解答了我在研究中产生的一些疑惑，还寄来了所珍藏的殷海光先生的一些照片，在此要向他们表达由衷的谢意。

这本书的写作，于我本人还有别样意义。开始写作此书时，我已经成为一个父亲。孩子的降生，带给我别样的性情。书中所书写的是一位思想者苦难的旅程，但每天坐在电脑旁，通过电话听着孩子在远方发出的如天籟般的声音，却让我获得了一种难得的宁静与平和，可以摆脱书中所书写的思想者个人的苦难，认真思考时代的苦难，民族的苦难，并且，仿佛在春暖花开的日子里，能够看见大地上开放着自由的花朵。

           2005年3月18日于复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