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采用平实、客观的语言，剔除了粉饰和渲染，再现夏衍生平事迹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原貌，力求勾画夏衍生平与创作的大致脉络，突出夏衍的创作及相关的文艺活动，以显现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的本色，展示他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走近夏衍伟大的一生！

第一章 仁和之子(1)

第二章 东渡扶桑(18)

第三章 激情“左翼”(一)(39)

第四章 激情“左翼”(二)(93)

第五章 流亡岁月(118)

第六章 重庆鏖战(149)

第七章 迎接共和国(181)

第八章 转折期的迷惑(198)

第九章 浩劫与复出(236)

综论时代之子文化巨匠(261)

夏衍笔名集录(274)

夏衍大事年表(276)

参考文献(292)

后记(294)

公元1900年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八)，浙江杭州庆春门外严家弄(27号)沈家，一个男婴降生了。这是沈家的第八个孩子(有两个已经夭折)，其时父亲沈学诗已年过不惑，他为这个“老来子”取名乃熙，字端轩，这就是日后在现代中国的戏剧、电影和新闻领域都成绩斐然的夏衍。夏衍出生之时，正是中国饱受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那一年八国联军一路攻入北京城，给现代中国史重重地抹上了一个耻辱的印记，更令诸多有识之士对清政府彻底绝望。就在这耻辱和绝望中，一股新的、革命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它将引导着中国进入一个别样的天地。历史在那样一个灾难之年行进到了它关键的转折点，只是身处其中的人们未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刚刚降临人世的夏衍自不待言，不过生于如此艰难时世，却注定了他与时代、与社会息息相关的命运。

关于夏衍的出生地，据其孙女沈芸介绍应为浙江仁和县，仁和，旧县名，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改名钱江县，在宋、明、清三代都是杭州的发展中心，辛亥革命后上城钱塘、下城仁和合并为杭县。夏衍有一枚收藏章，上面所刻便为“仁和沈氏曾藏”。此印章为原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1976年去世前的绝作，原设计的印文是“仁和沈氏珍藏”，夏衍请他将“珍”字改为“曾”①，并解释说此字意味那些珍品只“曾”在他的画柜里收藏过，但不会永远归他所有，总有一天会捐献给国家的。

沈家祖籍河南，宋室南渡时移居江南，“经南宋、元、明、清王朝，至清朝末期，已成为相当富裕的中产地主阶级”②，并兼有中层官吏的身份，在当地可以说是很有影响的大户人家。沈家在仁和广置田产，还出资在严家弄西面修建了一个寺庙，名为“月塘寺”。但经太平天国战争后，沈家迅速衰败：城内骆驼桥的房产被焚毁，严家弄的房子则一度被太平军陈玉成部属作为指挥所征用，夏衍祖父沈文远也在混乱中被太平军俘去，因其知书识字而成为陈玉成的记室(秘书)。太平天国失败后，陈玉成派了一个“小把戏”(小鬼)护送沈文远回到杭州，归乡后的沈文远不久也曾考中过举人，但未曾为官。沈文远娶妻余杭章氏，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堂妹。沈文远生有三子三女③，长子沈学诗，次子及一个女儿夭折，所以童年夏衍的记忆中只有大姑母、二姑母和四叔父。大姑母嫁樊家，住在杭州斗富三桥；二姑母嫁李家，安徽人氏。樊、李两家都为官宦人家，夏衍回忆大概是道台、学台或是抚台一类的官员。夏衍12岁时，大姑母过世，但樊家仍与沈家相往来；二姑母死于安徽，姑丈续娶了一位安徽籍的女子，但这位女子对沈家一直颇多照顾，直到夏衍赴日留学，沈、李两家仍交往不绝。四叔父在苏州衙门做事，家境并不宽裕。至于祖母的娘家章氏一族，在夏衍童年时已无直接来往，不过逢婚丧大事互相通知、致送一份礼仪而已。

沈学诗，字雅言(用杭州话来读即为“夏衍”)，是一个迂阔而比较恬淡的人，秀才出身，曾去应试而未中举，从此放弃功名，在家中读书自娱。他的书柜中摆满了各类书籍，除经史子集外，还有《七侠五义》、《天雨花》、《再生缘》等杂书，这些杂书顺理成章地成为夏衍的幼年读物，也为他将来走向文学之路铺就了第一块基石。沈学诗对医道颇多了解，且收集了许多民间验方，但并未正式行医，只在乡间为熟悉的乡亲治病。也有人请他去坐馆(即当私塾的教师)，他婉谢不就，如此坐吃山空，家境没落之势更甚。夏衍不足4岁时，父亲沈学诗于除夕之夜突然中风身亡，终年仅48岁。和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作家一样，夏衍也遭受到了幼年丧亲之痛。

沈学诗过世后，家庭的重担便压到了夏衍母亲徐绣笙的肩上。

徐绣笙是德清人氏，夏衍称她为“性格奇特的人”，当然并非指其性格有何怪异之处，而是对其非同一般的坚强表示惊讶。徐绣笙不信佛，也不敬奉耶稣，她以自己的辛勤劳作支撑着七口之家，以直面现实的态度为儿女们提供精神动力，夏衍宽厚而坚忍的个性的形成，与母亲的影响密不可分。徐绣笙是养蚕能手，每年都要养一批“头蚕”和“二蚕”，此外她还种菜、种豆，饲养鸡、鸭以贴补家用。尽管她苦苦支撑，终难维持一家的生计，长子乃雍早已去德清做了学徒，不得已又将三女儿琴轩送给苏州的四叔父抚养，同时仍然还需接受亲戚的周济方可维持。……P1-3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士高僧无尽的灵感。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朱肱，都是对中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引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瑾、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为后世垂范。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一家的文化巨擘。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名科学家。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取。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之公望!

是为序。

万斌

在浙江籍现代文化名人中，夏衍是比较独特的一位。他以革命家的身份进行文艺活动，为“左翼”文化做出了多重的卓越的贡献；他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不乏几许传奇色彩。但由于本书是“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中的一部，鉴于整部丛书的要求和篇幅的限制，本传记的撰写只能删繁就简，力求勾画夏衍生平与创作的大致脉络，展示他在现代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而对于诸多的细节问题只得略过。关于夏衍的传记，已有会林、绍武的合著版、陆荣椿版、周斌版等几部，作者本人亦曾经与陈抗合著过一部，几种版本各有其特色。在参考借鉴已有几种版本的基础上，本书尽量突出夏衍的创作及相关的文艺活动，以显现他作为一个“文化”名人的本色。同时，传记的书写尽可能采用平实、客观的语言，不作不必要的粉饰和渲染，力求再现传主生平事迹及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原貌。当然，任何一种写作方式都只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选择，有其所取也必有其所失，本书的写作也不例外，瑕疵之处有待于读者的批评指正。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些资料是原初的报刊、书籍，有些则是夏衍研究者编辑、撰写的科研成果，传主的家属也提供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日本东京实践女子大学阿部■夫教授多次为我们查找资料，书中有关夏衍在日本求学的第一手史料即由他所提供，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谢意!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传记的书写做了很多工作，越文化研究所的卢敦基所长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育智同志更是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笔者亦向他们致以诚挚的感谢!

夏衍其人已然逝去十载，我们谨以此书来表达我们的怀念，也表达我们的思索，期盼这本书能够产生预期的意义。

陈坚张艳梅

2005年5月4日于西湖之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