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选辑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著作，所收以专著为主，有别于专收短篇书信、序跋的权威读本《中国历代文论选》。收辑原则是创体和创论之作兼重，全部得二十种，可谓我国古典诗学专著最基本的可读之目。入录之作一般尽量保持其完整性，或全部、或按卷择其精华(唯《随园诗话》一种除外)，庶免割裂之弊。每一种后面均作有一说明，要言不烦，每有选辑者多年来治诗学的一些心得，与选目同为本书的用心之处。

本书选辑中国古典诗学的基本著作，收辑原则是试图充分体现出古典诗学的上述体制分类特征，创体的几种著作自然都在收辑之列。全部得二十种，可谓我国古典诗学专著最基本的可读之目。入录之作一般尽量保持其完整性，或全部、或按卷择其精华(唯《随园诗话》一种除外)，庶免割裂之弊。

导言

诗品·上品／钟嵘

诗式(一卷本)／释皎然

本事诗(节选)／孟綮

诗人主客图·广大教化／张为

二十四诗品／司空图

诗话／欧阳修

唐诗纪事(节选)／计有功

岁寒堂诗话(节选)／张戒

白石道人诗说／姜夔

沧浪诗话·诗辩／严羽

江西诗派小序／刘克庄

谈艺录／徐祯卿

诗薮(节选)／胡应麟

原诗·内篇／叶燮

带经堂诗话·悬解门／王士稹张宗柟

谈龙录／赵执信

随园诗话(节选)／袁枚

瓯北诗话(节选)／赵翼

石洲诗话(节选)／翁方纲

艺概·诗概／刘熙载

此书品评自汉至南朝之诗人凡一百二十三家(含《古诗》一家)，其中上品十二家，中品三十九家，下品七十二家，以此分出优劣。而“一品之中，略以世代为先后，不以优劣为诠次”，但同一世代之先后排列，仍或寓高下之意，如建安诗人首列曹植，太康诗人首列陆机等。品评原则除了散见于各家之评语外，主要集中于序文中。合而观之，大要有二：一日“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一日“有滋味”。作者对于“诗”的基本看法与许多具体要求，多从“自然英旨”出。如诗的性质，认为诗是物候、遭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的自然结果；诗的声音，认为诗“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轻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而王融、沈约等所创“永明体”声病之说，“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真美”也就是“自然”之意；诗意的表达，认为诗既“吟咏性情，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即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这种“直寻”而非“补假”之作，便是“自然英旨”的范例。但“直寻”、“自然”并非纯任原始、“淡乎寡味”，故又提出“滋味”之说。“味”属自然之物，无形而又确实存在，且美臭之内蕴极为丰富，用以喻诗，十分恰当。魏晋以后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等均已使用，渐含审美之意，至此书，则又在重新解释“兴、比、赋”三义时发展出“馀味”之新意。《序》云：“诗有三义焉：一日兴，二日比，三日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这里约汉儒释《诗》提出的“六义”为三义，又变“赋、比、兴”的次序为“兴、比、赋”，而最可注意的是对于“兴”的纯审美的诠释，完全不从汉儒政教或训诂的立场立论。此或为“比兴”说的别解，但却首次确凿地道出了中国诗以小见大的基本审美特征之一，是唐宋诗学“兴象”、“意在言外”诸说的滥觞，关系极大。与此相关，作者对于“吟咏情性”的看法，也不同于汉儒强调美刺讽喻的旧说，而是顺应当时诗赋创作普遍书写日常生活情景的倾向，侧重于情性的自然、日常的内容，尤其重视怨情的表达。如在列举的各种社会生活题材“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武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中，除末一种外，都属哀怨之情；在品评诗人时，也每每不惮其烦，具体指出各种哀怨的特征及抒写的特色。由于怨情最易动人，注重怨情犹如执住情性的“牛耳”，利于写成“有滋味”之作。以上便是《诗品》中有创意的主要见解。此外，尚有文质相济的“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及兴、比、赋三者宜“酌而用之”，以避免“专用比兴，患在意深”与“但用赋体，患在意浮”的偏失等说，较为平允，也不失为有见。清人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谓“《诗品》思深而意远”，殆指此类，确非虚誉。

此书在品评历代诗人时，引人注目地将当时已有人运用的溯源法进一步具体化与系统化，在一百二十馀位诗人中举出重要或比较重要的三十六家(含《古诗》一家)，一一推溯其源流，形成分别源自《国风》、《小雅》与《楚辞》的三个系统(主要是《国风》与《楚辞》两个系统，《小雅》系统仅阮籍一人)。其下又包含层数不等的子系统，如直接源自《国风》的《古诗》作者、曹植，源自《小雅》的阮籍，源自《楚辞》的李陵，组成第二层次。除阮籍外，各家继续层层派生，多至五六个层次。而每个诗人的历史位置也借此得以确定，结合具体评语，最受推崇的是文质兼备的曹植，及曹植一系的陆机、谢灵运；其他各系则都被认为有文质不平衡之失。由继承累积而成的风格特征，在系统中也表现得较为明显，如《楚辞》一系诗人特别浓重的哀怨特色等。这种明示历代诗人问承继关系的做法及其达到的系统程度，使《诗品》在一定意义上兼具“诗史”的性质。当然，对此的理解也不宜过于拘泥，否则“若一一亲见其师承者，则不免附会耳”(《四库全书总目·(诗品)提要》)。因为诗人尤其是大诗人所承受的影响，往往是多方面的，不会局限于一两家，作者在此应该是指其主要方面而言。对于溯源法，《四库全书总目·(诗品)提要》与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不约而同，一日“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一日“深从六艺溯流别”，认作是此书对比于刘勰《文心雕龙》的主要特征。溯源法以外，尚用有摘句(如《序》摘“古今胜语”用以作论据)、象喻(如评范云、丘迟：“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等例)、知人论世(如评李陵诗联系其身世：“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等方法，后世也都各有嗣响。

由于时代审美风尚的变化发展与古书亡失难以取证等原因，书中的一些具体品评，也颇有为后世诟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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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诗学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早在先秦典籍中，即已有纲领性的只言片语的表述，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论语》中的“思无邪”，《孟子》中的“知人论世”等；中经汉人而发展成篇，如《毛诗·大序》；至南朝始成为专著，如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等。由于数量不多，最早著录《文心雕龙》和《诗品》这两种著作的《隋书·经籍志》，将其附归于“总集”类。

唐代进一步发展出诗格(王昌龄《诗格》)、论诗诗(杜甫《戏为六绝句》)、诗式(皎然《诗式》)、句图(张为《诗人主客图》)、本事诗(孟綮《本事诗》)等多种体例。北宋更出现了诗话(欧阳修《诗话》)这一种极便于操用的形式，诗以及文章批评方面的著作因之大增。而唐、宋书目遂亦随之从“总集”分立出“文史”一目，予以专门著录，如唐《崇文目开元四库书目》，宋《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等。这“文史”一词甚有意味，并不是其字面义文学著作与史学著作的合称。如《新唐书·艺文志》正式著录的四家四部十八卷(李充《翰林论》、刘勰《文心雕龙》、颜竣《诗例录》、钟嵘《诗评》)，便不含史著在内。其他书目的著录也基本上与此相同。因此，这应该是表达了当时对于诗文批评著作的一种认识，即诗文批评是集部中具有与史部相通之特殊性质的一类著作。这一种认识偏重于诗文批评对象的历史性，以及批评本身的历史趣味，尤其符合以纪事与录诗为主要旨趣的“诗话”的性质。南宋在诗话基础上又分化出一种断代纪事之体(计有功《唐诗纪事》)，明人则再增加了一种地方诗话的体例(郭子章《豫章诗话》)，继续显示着文史互通研究思路的强劲势头。“文史”这一称名一直沿用至明末清初，如高儒《百川书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等，反映出古代学术界对于诗文批评上述性质之认识的强烈程度和持久性。

但与此同时，专事论评的体例在宋代也得到发扬(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等)，宋人书目也开始出现“诗评”的新分类。如郑樵《通志·艺文略》就在“文类”下分立“文史”与“诗评”小类，将总论各体的《文心雕龙》之属与专门论诗的《诗评(品)》之属分别著录。这种逐渐趋于细密的文史分开、诗文分开的做法及其认识，显然是宋代诗文批评尤其是诗批评著作进一步发展的产物。

明清两代全面承袭上述诸体，评诗衡文之作的论旨更形专门，部帙更为充足，其诗文批评的性质也更加纯正与凸出。就诗批评而言，诸体之中，以欧阳修《诗话》的纪事之例与《白石道人诗说》、《沧浪诗话》的论评之例，应用最为普遍，成为言诗者的常体。现存的古代诗文批评著作，根据较为彻底但仍不完全的统计，约在一千种以上，而明清之作占到百分之八十的极大比重。这除了时代较近、易于保存的原因以外，明清人运用已有体例写作的普遍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宋以来还产生过一些为例特殊的著作，如以一句一喻组成全篇的敖陶孙《诗评》，以古体诗之平仄为对象的赵执信《声调谱》，以小说《水浒》人物谱比附一代坛坫的舒位《乾嘉诗坛点将录》，等等，后世也各有一些续作。

诗文批评著作的繁荣继续推进着学者们的认识。明万历中，焦弦《国史经籍志》、祁承堞《澹生堂藏书目》二家，在“集类”之“总集”末，较早以“诗文评”一词总摄批评类著作，开始摈弃了“史”的阑人。此后遂沿用开来，如清初钱曾的《也是园藏书目》、《述古堂藏书目》，乾隆中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等。但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前的清人书目中，“诗文评”一类往往与“诗话”一类分开并列，“诗文评”尚非诗文批评著作的总称，如上述之《述古堂藏书目》等。有一些书目则仍用“文史”建目，或并用“文论”与“诗话”，如《绛云楼书目》，认识与用语的规范都还处在过程之中。直至《四库全书总目》使用之后，才定于一尊。“诗文评”类著作的性质至此得以确认，在传统学术的四部建构中获得了稳定的位置。  《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小序曾经概举各种诗文评著作的体制形式，并总结道：

其勒为一书，传于今者，则断自刘勰、钟嵘。勰究文体之源流，而评其工拙；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至皎然《诗式》，备陈法律；孟染《本事诗》，旁采故实；刘放《中山诗话》、欧阳修《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后所论著，不出此五例矣。

这段话虽有可议之处，如《本事诗》似不够单列之格，《中山诗话》与《六一诗话》的排列乖于时序等，但划明了我国传统诗文评著作(主要是诗评著作)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以《文心雕龙》与《诗品》创体并代表的论评之体，皎然《诗式》为代表的以“陈法律”为主要内容的诗格诗式之体，以欧阳修《诗话》创体并代表的“体兼说部”的诗话之体，这是极具从大处着眼的识力的，不但合乎史实，而且便于把握后世纷纭的诗文评著作的主要性质。如《沧浪诗话》、《诗薮》、《原诗》、《石洲诗话》等名作，有的虽名之日“诗话”，实均宜归于论评类；初盛唐、北宋及清乾隆三个时期最盛的大量诗格、诗法之作，以及清代出现的声调谱之类，可统归于诗法类；《渔洋诗话》、《随园诗话》，及由它们引领的乾隆以后标榜“话今”之旨的一大批诗话之作，直至《饮冰室诗话》等，可归之于纪事类。各类内容在一部著作中有时也会兼容交叉，如皎然《诗式》、欧阳修《诗话》也有论评的内容，《沧浪诗话》也有诗法的内容等，但一般主旨倾向都是确然存在的，完全可供归类，以便于识别各自的基本性质。

由于上述体例与旨趣的不同，各类著作价值的评判也就不宜使用单一的标准。大抵论评类著作旨在品评文辞的优劣，解释与说明各种文学现象，其长处在于理论批评方面的建树；诗法类著作旨在总结创作经验，归纳种种创作法则，其长处不仅在当时有着启蒙初学、提高创作水准的作用，而且为后世研究古典诗文及其创作法则，提供了第一手的具体可按的直接经验，非现代白话文创作盛行以后的想像之辞可以替代；纪事类著作旨在记录各自所处时代文士们的艺术活动乃至生活情况，具体地描绘出了作为艺术创作背景的个体的当代环境氛围，并为文学史保留下了大量的佚诗佚文，同样非现代西化思维所复原的古人生活伪景可以替代，其长处体现在文化与文献两个方面。总之，各类之间并无轩轾，它们共同构成了古典诗文批评著作的总体价值。当然，各类中的优秀之作与平庸之作的价值之差无疑也是存在的，需要今人作出细致的、审慎的科学鉴别。

本书的收辑原则，试图充分体现出古典诗学的上述体制分类特征，创体的几种著作自然都在收辑之列。又由于创体或早期之著往往也必载新说，如钟嵘的溯源法，皎然的“作用”、“人功”概念，张为《主客图》的诗派观，孟綮、欧阳修、计有功援“事”入诗学的见识等，均创体而兼创论，故从体例着眼也即是从内容着眼。另外也直接从诗观本身着眼，收辑宋以来的若干名著，如《沧浪诗话》的“妙悟”说、“兴趣”说，刘克庄的“江西诗派”观，《诗薮》所代表的明七子的辨体观，《原诗》的诗源于生活又浓于生活的观点，《随园诗话》所记录的清康乾盛世诗坛的情况，《瓯北诗话》的诗、史互证的思路，《石洲诗话》的“肌理”说等。这些大抵都是首为拈出的创论，或虽据前人之说而有总结之功的。陈陈相因之作、之论，则不收。全部得二十种，可谓我国古典诗学专著的最为基本的可读之目。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文献的读本，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仍然是郭绍虞先生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该读本选择以短篇的书信、序跋为主，以达到其“博采”的编旨，是极有见地的，故收效也十分显著。至于著作，郭先生另主编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也持续编校出版了多种。这样一种区别处理，体例可谓最善。而现在我们专辑长篇著作，编在篇幅有限的一册之内，首先即不能不犯“割裂”的大忌，这是深以为憾的。但仍要勉为其难地去做的理由，主要在于本科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的教学，目前似正需要这样一部教材，可以使学生在一学期或一学年内，抓紧读完一批基本著作，改变只能课上听概述和课外看提要的间接接触的状态。而古人著作尤其宋以前的著作，一般篇幅不甚大，也为编辑这样一部读本提供了可能性。如《二十四诗品》、《六一诗话》、《白石道人诗说》等，均可以全文收录。至于需要选辑的作品，则在剪辑时尽量保持其相对的完整性，如钟嵘《诗品》辑其“上品”部分，皎然《诗式》取一卷本舍五卷本，《沧浪诗话》辑其《诗辩》部分，胡应麟《诗薮》辑其论古、律体的内编第三、第五卷，叶燮《原诗》辑其内篇，王士稹《带经堂诗话》辑其“悬解”一门，赵翼《瓯北诗话》辑其论杜甫、陆游及吴梅村的三卷，翁方纲《石洲诗话》辑其论唐宋诗的数卷等。只有袁枚《随园诗话》，系逐条选辑，此固系不得已，却也额外收到凸出精华的效果。全书范围由郭编《文论选》的诗、文、小说、戏曲四体缩至诗一体，也使本书的容量稍稍宽裕一些，得以完成一册囊括的任务。所收每一种均为白文，不出注释。这是因为诗学著作除论诗诗一体外，都为叙述文体，本来不注自明；加之所收多非僻书，翻检相关出处材料，亦非难事，故不欲再拾人牙慧。只在每一种后面作一综合性质的说明，供阅读时参考。这一篇篇说明文字中或有编者多年来治诗学的一些心得，与选目同为本书的用心之处，期待着读者诸君能予以关注。

编者在六七年前，曾应汪涌豪、骆玉明先生和故友钱钢之邀，为汪、骆两位主编的《中国诗学》(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一书写过《诗评卷》的提要。当时曾精选了六十三种(另有附录三种)，以为中国诗学著作的基本之目；又著录了清人与近人乃至日本人编辑的七种重要的诗学丛书，从而间接提供了这七种大型丛书所收的两百馀种著作(重复不计)，是又一层面上的数目。此次则遵从“读本”的体例，再予斟酌，选出这样一部供本科教学使用的读本。至于效果究竟如何，则有待于将来实践的检验了。

  张寅彭

2006年5月自识于上海大学文学院清民诗文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