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草根红学，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这个概念，来标榜像我这样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甚至纯然出自民间草泽的人所构成的边缘红学研究群体，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主流红学”、“精英红学”或曰“经院红学”。

文集收录了平民红学家邓邃夫在1979—2003年间所零星撰写的红学研究论文、评论及序跋等文章共40篇。除收有过去曾收入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的《红学论稿》一书的《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21篇文章之外，还收入了作者近年新写的18篇文章。这些新写的文章大都公开发表过，也有少数篇章属首次面世。

在世界上最优秀的作家之中，能够像英国的莎士比亚一样，可以对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们产生极为强烈而又历久不衰的影响，乃至长时间地使人入迷和产生研究热潮的作家，是并不多见的。我国古代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正足可与莎翁媲美。

本书是作者二十余年来有关《红楼梦》曹雪芹的研究论文及随笔漫谈，收入的内容十分丰富，几乎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观点上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所发表的个人新见，在文风上生动活泼，雅俗共赏。但总的说来，还是带有明显的草根文化气息，有别于那种正统的红学研究著述。

自序：不妨树一面旗帜

曹雪芹赋 并序

如椽巨笔耀千秋

曹雪芹续妻考

一、引言

二、过去的研究情况一瞥

三、“芳卿”的真名叫什么

四、从名字引出的“巧合”

五、“新妇”为什么销声匿迹

六、“旧时真本”之谜

七、丢人经历初探

八、原来她真的姓李

九、脂砚斋与她形景相似

十、以“脂砚”取号说明了什么

十一、脂砚斋性别考辨

十二、结语

曹雪芹续妻考补遗

一、脂砚何曾比宝玉

二、兰芳名字的又一“巧合”

曹雪芹箱筐镌刻字画新探— —兼与吴恩裕、冯其庸商榷

一、不可忽视的重大发现

二、这一对箱子是作什么用的

三、镌刻画面的内涵

四、镌刻题诗及款额的性质

五、笔迹的比较与鉴定

六、结论

曹雪芹箱筐公案解密— —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访谈纪要

一、事情的缘起

二、方宗耀的证词

三、走访洪静渊

四、顺理成章的结论

五、多余的话

曹雪芹诞辰已水落石出——关于纪念曹雪芹二百八十周年诞辰的建议

一、万勿错过2003年这个大好时机

二、对过去那场卒年问题大辩论的回顾

三、建立在两个基本判断上的考证

《红楼梦》主题辨

漫谈《红楼梦》主线管窥

“绛洞花王”小考

贾宝玉是“绛洞花主”还是“绛洞花王”

关于“绛洞花王”之误

“绛洞花王”确属后人妄改——兼答蔡义江

关于《红楼洞》时代背景的若干问题

曹頫被抄家的直接原因是骚扰驿站吗

就《红楼梦》作者问题记者问

《红楼梦》成书问题对说话录

《红楼梦》始作于乾隆十四年之后吗

《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

《红楼梦》稿本的抄录音不是脂砚斋

脂砚斋阅读《红楼梦》凡五次

读《红楼梦》脂评本小杞（二题）

庚辰本校注拾零（一O八则）

论甲戌本“凡例”与《红楼梦》书名

新发现《砚砚斋重评石头记》北师之藏本之我见

一个小兵的怀念

附：茅盾致冯其庸的一封信

一部别具风格的红学专著

为红学正名

为脂砚斋辨诬及其他

红学的世纪回眸与前瞻

一幅独特的曹雪芹画像

国人都该读一读《红楼梦》

重新解读《红楼梦》

走出象牙之塔

转益多师是我师

新千年的期盼

红学兴衰漫议

后记：学术的另类追求

附录：专家学者点评邓遂夫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这位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应当用金字来大书的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一生，也实在太坎坷而令人慨叹了。他给我们的古典文学宝库留下如此辉煌的一笔财富，自己却潦倒终生，默默无闻地离开了人世，隐没在历史的迷茫的烟雾中……

直到现在，人们尚未从任何一种可靠的历史文献中，寻觅出有关曹雪芹生平事迹的详细记载，甚至从他的家族谱牒上，也难以找到其踪迹。如今据以了解他的身世概貌的惟一可靠线索，仅仅是他的几位朋友留下的几首题赠或悼念他的诗篇，以及偶尔提到他的零零星星的文字。

正是从曹雪芹的一位朋友的诗篇里，我们了解到他曾有过续弦的经历。

爱新觉罗·敦诚在曹雪芹去世的第二年春天，写了一首《挽曹雪芹》诗。其颔联云：“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瞑！”原稿在“孤儿”一句之后，有小注说：“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说明曹雪芹的儿子死在他之前。其时，雪芹夫妇尚在，诗人竟称其子为“孤儿”，则又说明这孩子是雪芹前妻所生——当然也就说明，孩子的生母已经早丧。后面紧接着的“新妇”之称，不仅可以印证这一点，而且清楚地表明：雪芹后来又续娶了一位妻子。

然而，这位在诗篇中一闪而过的“新妇”究竟是谁，她的身世遭际以及与雪芹结合的情况到底怎样，却别无史料可稽，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二、过去的研究情况一瞥

在红学史上，人们打从一开始考索曹雪芹的家世起，便同时注意到了对这位“新妇”的探讨。

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胡适。他在1921年出版的《红楼梦考证》里，曾以“自叙说”的观点，对“新妇飘零目岂瞑”之句作过这样的猜测：“一个飘零的新妇，这是薛宝钗呢？还是史湘云呢？”其表述方法或许不足取——把《红楼梦》书中的艺术形象，同现实生活中的人物完全等同起来了——但在当时人们对此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能大胆提出这么一个假设，却也具有某种启迪性的作用。

周汝昌先生在1949年载于《燕京学报》的一篇文章里，以及在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都曾根据对《红楼梦》脂评本的研究，作出过一种惊人的推断：认为在曹雪芹身边为他批注《红楼梦》的脂砚斋，正是一位女性；她的身世情况，大约相当于书中的史湘云。这一观点最初曾轰动一时，后来因为逐渐被一些研究者所驳难，便慢慢被人淡忘。我认为，周先生当时提出的论据尽管不太充分，又伴随着一些明显的谬误（如将脂砚斋与畸笏叟混为一谈等），却包含了许多具有重要意义的创见，为我们进一步解决这一涉及曹雪芹生平和著书经历的重大问题开辟了道路。正由于周先生的论点长期受到忽视，致使有关曹雪芹续妻问题的研究，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几乎完全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直到最近，吴恩裕先生根据新发现一对曹雪芹箱箧上的文字，判断出被上面的某些文字称为“芳卿”者，即是他的续妻，这一濒于绝境的难题，才又露出了一线生机。

箱子的发现，对于曹雪芹续妻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大突破。尤其是关于她的名字的线索，好比一把打开这神秘之门的钥匙。但是，在吴先生所著传记故事《曹雪芹之死》中，不单让曹雪芹呼唤其妻为“芳卿”，而且在吴先生自己的叙述文字里，也一概照此称呼，却显然不太妥当。因为，仔细研究箱子上的全部记载，“芳卿”，并不是她的名字，而是一种当时习见的昵称，就像脂砚斋在批语中时时称林黛玉、薛宝钗、花袭人为颦卿、宝卿、袭卿一样。只不过有了这种称呼，确实可以为我们了解她的真名实姓和其他有关问题，提供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正是以上述的这些研究成果和新的发现作为起点，继续向前探索。P4-6

为了满足一些读者和网友的要求，我把自己二十余年来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研究论文及随笔漫谈结集为这本小书出版。却心血来潮地给它起了一个略显异样的书名——《草根红学杂俎》。

贴上一个“草根”的标签，并非为了标新立异，倒像是恰如其分的对号入座。当然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面对近年来在红学界愈演愈烈的门派倾轧，排斥异己，我一方面深感再陷入其间恐难应对；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罢手，永别红坛。故而决心步周汝昌先生后尘，索性远离那个学风日下而有欠公正的队伍，融入到真正属于自己的更宽泛更自由的营垒中去。

其实，这个营垒历来就香烟不断，聚者甚伙。从根柢上讲，我打从步入红坛起，一直都是这个营垒中的一员。只不过这个营垒中的人们，从来就没有一个可以借以凝聚、惺惺相惜的旗号和阵地。但不能不承认，目前仍坚持在红学领域里“人自为战”的这类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的研究者或曰爱好者，其人数之多，潜力之大，影响之广，实不亚于某些自以为“正统”的人所把持操纵的少量“正规军”。而另一方面，正统人士对这类研究者的不屑、鄙夷、排斥、压制，也须臾不曾停止过。柔弱一点的，便只好偃兵息甲，避而远之；像我这样稍顽固的，虽也在我行我素地继续作战，终不免瞻前顾后，大有迅翁当年不得不“横站”以防背后冷箭之忧。堪称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先生亦愤然宣布“退出红学界”，便是一个显例；近年于红学颇下功夫的著名作家刘心武所受冷遇和讥诮，则是又一个显例。

然而红学这门学问就是有点怪。它总是不以少数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顽强地生存和蓬勃地发展。因为它在国人尤其是知识阶层的潜意识里，从来就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门学问的历久不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这是中华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而集中体现在一部伟大巨著中的一个极特殊的文化现象，也是《红楼梦》和曹雪芹本身所具有的无与伦比的魅力所使然——就像英国的莎士比亚及其作品对于英国民族一样。

所以，不论什么样的权势者，试图控制垄断这一门学问，使之走向神秘化、模式化、单一化，成为少数人随心所欲唬人欺人的私家领地，其结果都是徒劳的。谁也限制不了这一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国学”在中华文化的广袤大地上普遍生根、蓬勃发展。这是《红楼梦》之幸，红学之幸，更是中华传统文化之幸！

可是也要看到，权势者的打压，虽不能从根本上阻止红学的正常发展，却会在一定程度上败坏其学风，助长邪气的上升，有损于红学的声誉，挫伤大多数研究者包括许多专业研究者的积极性。而更严重的是，还会压抑、摧残或扭曲红学新人的健康成长。

有鉴于此，不妨借拙著结集出版的机会，冒昧地给自己、也给和自己相类的同道们树一面旗帜——草根红学。甚至还想在不久的将来，邀集一些有志于此的朋友，辟出一块真正能够正常开展学术争鸣的生动活泼的红学园地。

所谓草根红学，只不过是借用了社会学和人类文化学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grass-rooted culture）这个概念，来标榜像我这样非主流、非正统、非专业、甚至纯然出自民间草泽的人所构成的边缘红学研究群体，使之区别于那种固步自封、惟我独尊的所谓“主流红学”、“精英红学”或曰“经院红学”。

区别于对方，不等于拒绝对方。更希望与对方在并行不悖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接近，正常沟通，乃至最终达到融合——这应该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毋庸讳言，至少在现阶段，草根红学自有其独立存在的理由和独特优势。它在热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普通读者中更具亲和力，学风更纯正，文风也更生动灵活，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劲的生命活力。一切禁锢和蔑视都无济于事，所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也。

这本文集，收入了我1979－2003年整整二十四年间所零星撰写的长长短短的红学研究论文及评论、序跋文章共40篇。除过去曾收入《红学论稿》（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一书的《曹雪芹续妻考》、《〈红楼梦〉主题辨》、《〈红楼梦〉八十回后的原作是怎样迷失的》等21篇（包括后记）均悉数保留外，还收入了近年新写的19篇。这些新写的文章，篇目略少，篇幅却比以前的文章多一些，大都公开发表过，如《重新解读〈红楼梦〉》、《“绛洞花主”确属后人妄改》、《红学的世纪回眸与前瞻》、《红学兴衰漫议》、《走出象牙之塔》等；少数篇章则属首次面世，如《〈红楼梦〉成书问题对话录》、《曹雪芹箱箧公案解密——关于所谓〈旧雨晨星集〉的访谈纪要》、《新发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北师大藏本之我见》等。

收入这本文集的文章，别的不敢说，在内容上应该是丰富的，几乎涉及到了红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观点上，亦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更不是信口雌黄，故弄玄虚，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之后所发表的个人新见；在文风上，也力求克服在学术研究中常见的八股腔和酸腐气，尽可能做到生动活泼，雅俗共赏。但总的说来，还是带有明显的草根文化气息，有别于那种正统的红学研究著述。

毫无疑问，我的这些文章的产生，或多或少都受到过红学界前辈著述的启迪与滋养，这在我的文章里大都作了说明或注释。但我必须再次明确表达我历来治学的一个基本理念：绝不盲从任何一位前辈，更不承认自己属于过去的任何一个学术流派。毕竟，只是漫漶于山野的草根而已。

可喜的是，刚刚出版的周汝昌新著《红楼夺目红》，竟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接连印了六次，可见读者之踊跃。被正统人士所不屑的刘心武和周汝昌之间的论红通讯，日前喜获《文汇报·笔会》征文大奖，更见出知识界及传媒对学术不分轩轾的热诚。

看来，有草根们喧阗造势的红学的春天，亦如大自然的春光一样近在眉睫了！韩愈诗云：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最是一年春好处，

绝胜烟柳满皇都！

由于操作上的原因，这本书比原计划延长了两三个月，才正式出版问世，且从原定的作家出版社挪至东方出版社。这就使得一些厚爱此书的读者，从飘雪的早春，一直等到姹紫嫣红的暮春，甚至越过小荷已露尖尖角的初夏……只好在这里向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了。

其实，把过去二十余年来自己对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种种断想，如此集中地呈献到读者面前，我还是免不了有几分忐忑。因为，我这些“如肴蔌之杂陈于砧板”(参见《辞源》对“杂俎”一词的解释)的论红篇章，毕竟有太多的“另类气”，很可能是上不了正统专家的台面的，会有多少人喜欢读它呢?对此，我心里自然有些打鼓。不是为我个人的名声，而是怕出版社在经济上受损。

信心当然也是有的，就像当初作家出版社首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校本》一样。那时，从专家、挚友到出版社的编辑，几乎没有一个人赞成我要求首印一万册的意见，都认为在目前的读书风气之下，这样的书印多了太冒险。而我，却坚信该书当年的发行量不会低于两万册。结果，不到一个季度，果然连印了三次达三万册，后来又再次出了修订版。

我总觉得，读书，也跟吃饭一样，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任你世风如何变幻，热爱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读书人，总还是不会断绝的。即便在某一个时段，这样的读书人在比例上会比过去的高峰期有所减少——哪怕减少十倍二十倍也罢——对于一个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这个“消费市场”仍是可观的。

不过，我一刻也没有忽略：所有著书立说的人，同时也应该注意与时俱进。只要你的书写出来不是为了锁进箱底让后人去“发掘”的，就应该有意识地考虑“市场”的需求。具体说，就是要考虑大多数普通读者的接受能力和欣赏口味。我这意思，并不包含媚俗和降低水准的成分在内，倒是包含着对学术终极追求问题的思考。

我这个人，也许天生就是一个另类。不仅在学术观点上有点我行我素，就是在治学的目的、方法乃至文风上，也往往独出心裁。对于后者，我当然有我自己的一套歪理。

首先，在学术的终极追求上，我并不注重实用性——即所谓“最终解决问题”的那个“结果”。实际上，这类“结果”，也都并不那么确定。试想，具备了一定规模的红学研究，至少已进行了一百年，如今又有多少“结果”是被大家公认的呢?我所注重的，多半是学术本身的趣味性——即“试图去解决问题”的那个有趣的“过程”。

其次，由于在治学的价值取向上，我从一开始便更多地着眼于面向大众，而不是面向经院中的少数学究——具体说，便是更加看重学术的“普及”和“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所以就更加注重学术本身的娱乐功能和审美功能，以及通过这种娱乐与审美的推动，使受众对我所研究的对象本身(即曹雪芹这个人和《红楼梦》这部书)产生更大的兴趣，从而引发更深层次、更多侧面的思考。这是不是也算一种“结果”呢?按我的想法，也算。按某些学究的想法，恐怕就不算——他们往往希望看到一种如数学或自然科学所能确切展示出来的、铁板钉钉子般的“结论”。我却以为，那样的“结论”，在社会科学或日人文科学里，是极难见到的。所以，我写红学研究文章，就总是要设法把它弄得更生动更有趣一些，总是要更多地注意文风辞采和谋篇布局，让读者可以更直接地从中感受到一种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娱乐与审美的情趣。而在娱乐与审美的基础上，我还力求达到让普通读者对我所探讨的学术问题都易于理解，而且这理解还不能太“隔”(我这是借用王国维论词的“隔”与“不隔”的概念)。

还须指出的是，像我这样强调学术论文应该具有较强的娱乐审美功能和普及功能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它既与近几十年来西方国家所推崇的“接受理论”相契合，同时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优良传统。试看自先秦诸子以降的历代文论、政论及伦理道德、哲学思辨等纯学术的名篇佳作，岂不同时也是古往今来脍炙人口的美文么!

当然，收进这本书里的文章，离真正美文的标准尚有十万八千里。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篇什，包括一些数万字的长文，连具有中等文化的普通读者也比较喜欢读，则是事实。这里摘引几段近期接到的读者来信，或可作为一种反馈性的补证。

还在中学高考前，就从《红岩》杂志上读到大作，为之折服，并对自己步入红学发生影响。近年从新版甲戌本导论中又睹先生文采，当年若历惊险侦探的阅读快感有增无减，虽拜读数遍，仍每遍如同初读。

我只读过先生的《曹雪芹续妻考》和《走出象牙之塔》，前者还是二十二年前的模糊印象，然两次均让我体会到阅读的乐趣，堪与读金庸、柯南道尔相比。

先生之境界另有一层令我折服。但凡学问，思之如冷雪，索之如苦行，读之如枯穗。非稻粱所谋，意趣所附，寡适少从。若能自思想中透警醒，于行文间见生趣，已属不易；再能运思虑如破谜，举证辨如侦探，构文思于惊险，示底蕴于意外，则起学术于枯索，已达学问至境也。

“达学问至境”，当然是过誉之辞。“堪与读金庸、柯南道尔相比”，也显然有点夸张。但稍许具有一点类似感觉的人，尚不只是普通读者和一般的研究者，竟还包括了一些功力深厚的学界前辈(例如周汝昌先生，在二十年前，即曾谬奖过我的“文字功夫和表述能力”，最近读了我的一篇短文，竟激动地发来E-mail称：“女儿助我听读后，大为击赏，文笔生动，舒卷自如，视二十年前有大进了”，云云)，则委实令我受宠若惊。

在后记里提到这些，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环境里出书，哪一个卖瓜的人又不说自己的瓜甜呢?只不过有的人是漫无边际的夸大其词，而另一些涵养深厚的饱学之士，在表达上可能会更含蓄蕴藉一些罢了。

最后，我真诚地欢迎学界诸公及广大读者，在阅过本书之后都能不吝赐教。索性把小女格非的E—mail留在这里——她会把意见转给我的——denggefei300567@sina．tom。

2004年4月12日于蜀南释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