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优秀的音乐家应该有良好的乐感，出色的运动员要有运动感一样，商务人士也需要有敏锐的“商感”。良好的商感能帮助我们提高商业判断力，依靠自己的思考做出决策。本书通过对一些著名的CEO，包括杰克·韦尔奇，安德鲁·葛鲁夫和赛姆勒等人的职业生涯的透视，挖掘出隐含在他们管理活动和管理经验之后的哲学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成就了他们的管理艺术，借助这些思想，我们也可以打造自己的商感。

对于从事实践的经理人而言，可以把本书当作一系列技巧以便对自己的实践经验进行反思。对于管理学者而言，本书提供了一个框架，以观察管理学从科学向哲学表述的转变过程。对管理学的教育工作者而言，这本书提供了从经验中学习的施教过程。对于咨询顾问而言，本书提供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的框架。

本书的写作有一种“存在主义解释学”的风格，也就是说，它会将理论置于管理者的工作环境中。本书的开始正是从那些将负面管理经验转化为学习机会的管理者的各自经验入手，从而发现他们在经历着管理学从科学描述向哲学描述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了对其实践经验的理论表述。因此，理论不是强行得出的，而是从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这就保证了理论讨论总是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也确保了那些没有本书中所提到特殊理论或哲学背景的人们也能接受这些理论。

第1章 生存在传统夹缝之中

第2章 哲学经验

第3章 管理者与领导者：无冕哲学家

第4章 揭开管理学理论家的神秘面纱

第5章 从科学到管理哲学

第6章 引导管理者走出洞穴困境

第7章 奇特的组合：杰克·韦尔奇和马丁·海德格尔

第8章 杰克·韦尔奇有多敏感

第9章 韦尔奇从局内得出的局外人观点

第10章 将直觉转化为远见

第11章 走出混乱：格罗夫在英特尔的危机

第12章 管理：从控制到反思

第13章 英特尔组织机构中的国家主义

第14章 管理环境下的哲学教育

第15章 领导者的苏格拉底式困惑：摩特·梅尔森的案例

第16章 里卡多·塞姆勒的哲学经验

第17章 为管理者所做的哲学陈述

打破旧传统、建立新秩序不是什么新事物，这可以追溯到有记载的人类文明初始时期。例如，摩西离开他所熟悉的埃及，在沙漠中流浪40年，获得了后来成为西方和中东地区宗教基础的《十诫》。尽管埃及是摩西和以色列人受压迫的地方，但也是一块他们熟悉的地方，在那里，他们知道如何做好一切事情。进入沙漠后，他们对一切都感到陌生。在这里，他们丧失了所有的旧习俗和旧习惯。正是这种让他们脱离传统做法的经历，使他们可以具有学到做好事情的新方法的可能，从而得到了《十诫》。

这一主题可在苏格拉底的经历中略见一斑，并被视为哲学生活的原形。苏格拉底几乎生活在持续的不确定状态中，没有工作，没有生活规律，没有任何确定的东西可遵循。而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加强了西方思想的传统。因为苏格拉底被视为西方理性主义发展的转折点。耶稣也有类似经历，他离开生养他的犹太生活环境及传统的庇护，进入未知的荒野，并给人们带来了意义重大的新见地。

综上所述，这些不同的观点覆盖了人类文明的一些主要智慧。无论他们的语言与行为看起来差异有多大，但都反映出本书讲述的核心过程，即打破习惯传统，创造新愿景或做事新方式的可能性。每一位先知都在其社会传统方面向前发展。每一位都能够处理他们所处社会的某一主要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每一位都能够面对所受到的主流传统的疏远，而且，每一位都能够返回来为人类提供新前景。

如今，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管理学受积极利用智慧传统的变革所掌控。许多管理学学者承认，管理学正在经历变革，许多旧有传统已是江河日下，而新的、成熟的传统尚未建立起来。在描述经历变革的体验时，美国在线时代华纳(AOL Times Warner)总裁史蒂芬·M·凯斯(StephenM．Case)说：“我有时感觉像在驾驶着赛车一样……最大的问题是前方没有路标。事实上，根本就没有人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开。”[加藤(Garten)，2001年]

凯斯在这里指的是在旧传统解体而新传统尚未建立之前的一种茫然状态。在此，我们要问：“没有路标的指引，我们如何走?”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哲学才变得有意义。因为此时此地我们无法用传统的语言进行表达。也正是因为我们没有表达所感受到的经验的现成框架，才有了用哲学方式思考问题的冲动和动力。正如后面章节将会详细描述的，哲学的情感基础源于辞藻和概念不能表达我们的思想。

安德鲁·格罗夫在他所写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一书中明确提出的通过打破传统而获得学习经验的经验模式，就是为了这一目的，即：“本书旨在探讨改变规则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为了找到通往未知领域的道路。通过列举我本人和他人的经验以及对之进行反思，我希望能够加强你们对经历大变革的认识，并提供应付它们的框架。”(格罗夫，1997年)

不仅那些首席执行官一直在描述着经历变革的体验，许多管理学理论家们也一直在进行着描述。例如，加里·哈默(Gary Hamel)说过：“连续变革是工业时代的概念。虽说改进比不改进好，但是，在变革年代，其价值有限。激进、非线性革新是逃脱无情的过度竞争的唯一方法，这种过度竞争消耗了工业利润。非线性革新要求公司逃脱先前的禁锢，并想象出满足客户需求的全新解决方案。”(哈默，2000年)

约翰·科特(John Kotter)教授也表达了他对打破传统的理解：“与技术相关的强大力量推动而产生的变革和竞争、市场的全球化以及劳动人口分布……一直在侵蚀着20世纪中期的稳定，并加快了很多事情的进展速度，要求管理者加快变革，加快步伐……在20世纪中期……工业的变革速度趋缓，因而组织调整的需求也随之减少。”

尽管旧有的传统被破除，新的语言或“路线图”尚未形成，可以说，我们仍然不知如何称呼这些新的行为方法。流行的东西来来去去，没有什么能像科学管理学一样坚持这么长的时间。因此，我们了解了质量保证的方法、企业再造的哲学、创造性破坏的技术，其中每一项都令人顿悟，但是，没有一项是按照科学管理学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它们或许能在某些时刻激励某些人们，但是，失望开始出现。我们开始用新的比喻形容组织机构，组织机构不再被看做机器，而是被看成充满“灵性”和“文化”的“有机”实体或“学习”机构。但是尽管如此，对这些比喻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是同支持它的人一样多。

管理学教育也处在旧有行为方式解体而新的教学方式尚未建立的两难境地。事实上，它已经经历了从分离的教育学术过程向案例研究式的教育的转变。其原因在于，案例研究使我们可以以非理论和实际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此外，它还从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向着一线工作的教育进行转变，其中的原因是，在大学里进行的理想条件下的案例研究不同于在一线的真实生活条件下的思考和质疑。理论学家们也专注于创造实践与理论关系的新概念，这种创造从分离教育实践到约束教育实践的变革并行。实践者本身也要求制定理论与实践的新模式。例如，杰克·韦尔奇创造了“瘦身”的概念，将理论和实践以新方式一体化。理论学家从理论角度看理论和实践的新关系，而实践者从实践角度看理论和实践的新关系。对两者的和谐共处进行探讨也颇具趣味性。

在处于旧有模式瓦解、新模式尚未建立的前提下，“业务照旧”似乎不可能。我们没有路标或传统来引导我们。我们被迫后退，审视我们行为方式的传统和假设。这是哲学的时刻，此时，哲学变得实际，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活动。这正是我要展开的。在哲学思辨过程中，它将被表示为传统一破坏一远见(CD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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