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探讨理解问题和理解理论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立足于对现代西方诠释学源流关系的梳理和对西方诠释学相关理论问题的个案分析，将诠释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在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本书是一部探讨理解问题和理解理论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立足于对现代西方诠释学源流关系的梳理和对西方诠释学相关理论问题的个案分析，将诠释学研究的视野拓展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领域，在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本书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诠释学历史的梳理，其中前三章对西方诠释学的起源和当代多元化发展作了概要性阐述，第四章则对这种发展的走向和趋势作了总体性分析；第二部分则是诠释学理论的探究，其中第五章、第六章分别对诠释学的语言观和真理问题进行了探讨，第七章对理解的应用性问题在伽达默尔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它与伽达默尔晚期的“实践哲学走向”的关系展开了分析，第八章对哲学诠释学的“问题意识”和相对主义问题作了阐述；第三部分是诠释学理论的拓展问题，其中第九章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进程中透显出来的诠释学维度以及现代西方诠释学和科学哲学之间的对话和融合趋势做了细致的分析考察；第十章对诠释学与社会科学哲学的内在联系展开了反思，第十一章则在剖析和利用有关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问题研讨的学术资源的基础上，在国内首次提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实践-文本诠释学”理论体系的设想和初步构思。

序

诠释的困境与出路

——序彭启福著《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

前言

第一章 从诠释技艺到理解方法论

一、作为诠释技艺的早期诠释学

二、作为理解方法论的一般诠释学

第二章 作为理解本体论的哲学诠释学

一、此在诠释学：海德格尔对传统本体论和诠释学的双重变革

二、理解本体论：伽达默尔对哲学诠释学的系统化建构

第三章 当代西方诠释学的多元化发展

一、贝蒂和赫施：方法论诠释学

二、哈贝马斯：批判诠释学

三、利科尔：文本诠释学

第四章 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

一、作者中心论：对作者原意的不倦追求

二、读者中心论：对“先入之见”的合法性之张扬

三、文本中心论：走出困境的合理尝试

第五章 西方诠释学视域中的语言

一、语言的工具性和对象性

二、语言的解蔽性与遮蔽性

三、语言的私人性和公众性

第六章 哲学诠释学视域中的真理

一、伽达默尔对现代科学普遍要求的抵制

二、本体论真理与认识论真理

三、智慧型真理与知识型真理

第七章 理解的应用性与伽达默尔晚期的“实践哲学走向”

一、理解本体论的核心问题

二、伽达默尔理解的应用性思想之溯源

三、理解的应用性与“实践哲学走向”

第八章 哲学诠释学的“问题意识”和相对主义问题

一、理解中的“问题意识”

二、伽达默尔与哲学诠释学中的相对主义

第九章 诠释学与科学哲学

一、现代西方诠释学与科学哲学走向之比较

二、波普尔科学哲学思想的诠释学维度

三、科学哲学中的“诠释学转向”问题

第十章 诠释学与社会科学哲学

一、社会科学与预测

二、社会科学中的整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三、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

第十一章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文本诠释学”

一、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诠释学困境”及其出路

二、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文本诠释学”的若干思考

三、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实践-文本诠释学”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尽管大多数的论者都强调伽达默尔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不存在思想的“断裂”，但“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和“由理论解释学向实践解释学的转变”一类的说法，却实际上强化了中晚期哲学之间具有实质性差异的观念：中期哲学是哲学诠释学，晚期哲学则是实践哲学；中期哲学是理论诠释学，而晚期哲学属于实践诠释学。

笔者认为，在伽达默尔中晚期哲学之间做如此截然的界分，极容易造成对哲学诠释学的误解。伽达默尔的中晚期哲学之间，虽然在探讨的主题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中期主要致力于哲学诠释学基本理论的建构与阐述，更多地指向艺术和历史领域中的问题，晚期侧重于进一步阐明诠释学问题的普遍性，彰显哲学诠释学与整个人类生活的密切联系，较多地涉及到所谓的“实践哲学”问题，但中晚期哲学的实质是相同的，它们都属于“哲学诠释学”的范围，不存在所谓的“从哲学诠释学到实践哲学的转向”问题。

  一、理解本体论的核心问题

伽达默尔在西方诠释学发展史上最重大的贡献，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引领下完成了方法论诠释学向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构建了当代西方哲学中最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哲学诠释学。而哲学诠释学与一般诠释学的根本差异，就在于它不是一种理解的方法论体系，而是一种理解的本体论。无论是哲学诠释学受到的高度赞扬，还是它遭到的激烈批评，很大程度上都与哲学诠释学的这种本体论取向密切相关。如何把握哲学诠释学的理解本体论特征，毫无疑问地也成为了解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进程的关键所在。

  众所周知，《真理与方法》一书，是哲学界公认的哲学诠释学的奠基之作。在该书中，伽达默尔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哲学诠释学对理解本体论的建构：首先，它把理解的历史性上升为诠释学原则；其次，它把理解的应用问题确定为诠释学的基本问题；最后，它把语言看作是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主线。

就目前我国学界的探讨而言，第一个方面受到了最为普遍的关注。伽达默尔对“先入之见”的合法性和“时间距离”的积极意义的强调，因其迥异于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主张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传统而为人们津津乐道；与之相应的“视界融合”、“效果历史”、“对话”等理念也备受注目。第三个方面，因其表现出了与英美哲学在语言学转向方面的共同进路，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能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语言” 这句伽达默尔的名言几乎与海德格尔那句“语言是存在的家” 一样著名。美国诠释学史家帕尔默教授也曾经指出：“在这里（指《真理与方法》第三部分——引者著）我们注意到一种引人注目的转向：语言取代理解的历史性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中心。”他甚至把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称作“语词本体论”。 不过依笔者之见，帕尔默所说的“语言取代理解的历史性成为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中心”，主要是从探讨的主题来说的，它指的是《真理与方法》的第三部分从理解的历史性问题转向了对理解的语言性问题的探讨。实际上，无论是理解的历史性还是理解的语言性，都很难称得上是伽达默尔理解本体论的中心。

那么，理解本体论的真正中心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它恰恰就是被许多研究者忽视和遗忘的第二方面——理解的应用性。尽管在《真理与方法》中，理解的应用性问题似乎很不起眼，伽达默尔只用了很小的篇幅来直接对它展开论述，但因此认为理解的应用性问题对哲学诠释学无关紧要就大错特错了。对理解的应用性问题的关注，可以看作是哲学诠释学的精华所在，也可以看作是伽达默尔早期哲学训练的合理结果，更可以看作是其晚期实践哲学走向的理论根基。了解有关理解的应用性的思想，也就成为我们把握伽达默尔整个哲学思想发展特别是他的中晚期哲学思想之关联的关键线索。

在古老的诠释学传统里，应用问题就有着重要的地位。十八世纪的虔诚派诠释学家兰巴赫（J. J. Rambach）等人，在最初的理解的技巧（Subtilitas intelligendi）、解释的技巧(Subtilitas explicandi)之外，增加了第三种技巧：应用的技巧(Subtilitas applicandi)。这样，理解的行动实际上就被认为是由理解（Verstehen）、解释（Auslegen）和应用（Anwenden）三种要素所构成。不过，在虔诚派诠释学那里，理解、解释和应用这三个要素是彼此相互独立、依次递进的。而浪漫主义诠释学看到，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理解和解释乃是内在统一的。这一见解，正确地注意到了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同样也应该被视为理解的一个内在构成要素，为语言问题进入了哲学思考的中心地带，然而它在强化理解与解释的统一关系时却把应用放逐到了诠释学思考的范围之外。所以，伽达默尔说：“理解和解释的内在结合却导致诠释学问题里的第三个要素即应用（Applikation）与诠释学不发生任何联系。”

  伽达默尔对浪漫主义诠释学放逐应用问题的做法是不满意的，但他不是简单地否定它，返回到虔诚派诠释学的老路上去，而是走上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理论路线。正像他自己表白的：“我们似乎不得不超出浪漫主义诠释学而向前迈出一步，我们不仅把理解和解释，而且也把应用认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的组成要素。这倒不是说我们又回到了虔信派所说的那三个分离的‘技巧’的传统区分。正相反，因为我们认为，应用，正如理解和解释一样，同样是诠释学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可见，伽达默尔的理解本体论把诠释学的应用问题纳入了理解过程之中。他特别强调理解本身就包含了应用，应用是一切理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也就是说，应用不是在理解之后才发生的事情，它首先发生在理解过程之中。把应用性视为理解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是哲学诠释学的要义之一。

   ……

厘清了理解的应用性问题在哲学诠释学中的中心地位，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伽达默尔晚期的“实践哲学走向”问题，弄清其中晚期哲学之间的联系。我们将会比较容易地看出，伽达默尔晚期哲学中呈现的是“实践哲学走向”，而非“实践哲学转向”；他的中晚期哲学之间虽然有着探讨主题上的差异，但思想的实质是相同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两者都属于“哲学诠释学”。或者更贴切地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就是实践哲学，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就是哲学诠释学。

彭启福教授的新著《理解之思——诠释学初论》是我近年来见到的研究深入而又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学术作品之一。在这个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时代，见到这样的作品，难掩喜悦之情。

据我所知，作者从1991年开始对诠释学发生兴趣。14年来，他在教学之余，刻苦地研读了大量关于诠释学的第一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深入地探讨了诠释学的历史流变、基本理论、问题意识和最新发展态势，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这部新著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它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一是研究深入。在充分占有外文资料和中文资料的情况下，作者不但对西方诠释学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抉择出那些对诠释学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节点，着重进行了论述；而且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诠释学研究中的若干重大的理论问题，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和解析，加深了读者对诠释学发展的前沿理论信息的了解和把握。此外，作者还深入地探索了诠释学在拓展自己的研究范围时引发出来的问题，即它与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等。

二是见解新颖。在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1960年)面世后，哲学诠释学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但与此同时，围绕着传统、先入之见、语言、文本、时间距离、效果历史、相对主义、诠释学循环等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引申出迥然各异的见解。在纷然杂陈的意见面前，作者既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满足于浅尝辄止式的介绍，更没有停留在折衷主义的阴影里，而是以独到的批判的眼光，表达出自己的新观点。比如，作者独辟蹊径地把西方诠释学演化中的重心转移概括为“从‘作者中心’到‘读者中心’再到‘文本中心”’的发展过程；又如，作者力排众议，否认在伽达默尔中、晚期哲学中存在着所谓“实践哲学转向”，强调伽达默尔晚期的实践哲学不过是其中期诠释学中实践哲学维度的合理拓展，因此，不应称之为“实践哲学转向”，而应称之为“实践哲学走向”；再如，人们常常简单地指责伽达默尔的诠释学具有相对主义的倾向，作者则认为，不应该把伽达默尔的生存论相对主义与传统的知识论相对主义等同起来，应该看到伽达默尔诠释学中蕴含的相对主义的积极作用。总之，在叙述诠释学所遭遇到的一切重大的争论问题时，作者都试图表明自己的独到的批判性的见解。从这些见解可以见出，作者不但具有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而且具有原创性的意识。

三是深入浅出。凡是读过诠释学著作的人都知道，诠释学发展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具有相当的难度，因而使读者对这些问题获得清晰的认识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作者在书写策略上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对自己所论及的问题，能够做到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说理明晰，结论简洁，真堪谓“把上帝的还给上帝，把凯撒的还给凯撒”。从这种流畅的行文风格也可见出作者丰厚的学养及对诠释学理论和历史的深入的把握。

当然，这部新著也有一些可供商榷的地方。比如，对诠释学与马克思哲学之间关系的研究，早在美国学者詹姆逊的《政治无意识》(1981年)一书中就开始了，詹姆逊甚至使用了“马克思主义诠释学”、“马克思的否定的诠释学”等概念。也就是说，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诠释学并不是国内学者的首创。又如，在讨论真理问题时，作者主张把认识论意义上的真理与本体论意义上的真理区分开来，但在叙述卡尔·波普关于“理论先于观察”的观点时，又认为它与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伽达默尔的“先入之见”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波普是从认识论的语境出发来谈论“理论先于观察”的，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是从生存论本体论的语境出发来谈论“理解的前结构”和“先入之见”的。这里存在着被比较的对象在层次和视角上的重大的差异。再如，作者也许没有注意到笔者的另一篇论文《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载《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正是在那篇论文中，笔者提出了作为诠释者和诠释活动背景的“权力场”在诠释过程中的作用问题，并把它理解为诠释学，尤其是马克思诠释学研究中的一个新方向。当然，笔者的观点并不一定是正确的，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篇论文，只是表明，它反映出国内诠释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

其实，瑕不掩瑜，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只是表明，诠释学的研究是一个无限宽阔的领域，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我们去研究，而彭启福教授的近著乃是这个新开启的领域中的一颗明珠。希望有更多更好的著作问世，以便使中国这个具有悠久的文本诠释史的国家成为世界诠释学研究界的重镇。

          是为序。

          俞吾金

       2005年7月14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