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份历史细节的真实记录。都统衙门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在天津成立的临时政府。本书是都统衙门执政两年惟一存世的正式文本，三百余次政府会议的纪要，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历史过程。内容涉及市政制度、基础设施、交通通讯、城市卫生以及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为了解和研究晚清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本书用文字记录了一幅真正的历史图景，透过这些记录，可以看到在跨入20世纪的时候，一个中国城市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历史是如休在复杂的社会进程中进入一个新时期的。

本书是法文资料“Procès-verbaux des Séances du Gouvernement provisoire de Tientsin”的中译本，原书题目的中译为“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书题的另一部分“八国联军占领实录”是我们加上的。于是，中译本的书名便成为现在的《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原资料成书于1902年，由天津“益闻西报馆”(The China Times，Ltd．，)印制，为16开本。全书共有626页，后附索引7页。原书没有目录，全书除首篇“天津城行政条例”外，其余皆按会议召开时间先后为序编排。该书是作为法律文件交给清政府的代表袁世凯的，不屙于正式出版物，在一定意义上更像是一部历史档案。介绍和评述这部资料，自然应当从成书的背景说起。

导言

第一部分 天津城行政条例——第67次会议（1900年11月13日）

第二部分 第68次会议（1900年11月14日）——第180次会议（1901年8月6日）

第三部分 第181次会议（1901年8月7日）——第250次会议（1902年1月28日）

第四部分 第251次会议（1902年1月31日）——第329次会议（1902年8月15日）

附录一 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

附录二 译名表

后记

第2次会议

时间：1900年8月2日

出席人：沃嘎克上校、鲍尔中校、青木中佐

1．宣读并通过了第一次会议纪要。

2．责成秘书长致函有关五国参谋长，请他们通知本国司令官，本委员会已组建了自己的治安部队，要求城内外驻军仅作驻防使用，不得介入治安。

3．复美军司令沙飞将军(ch如e)致委员会函。沙飞将军在来函中提出要在城区内美国占领地区建立一支由华人组成的巡捕队，委员会请美军司令将这支巡捕队置于临时政府巡捕局长的监督之下，并请把巡捕的招募条件及薪饷告知委员会。

4．规定临时政府机关平日办公时间为上午10：00至下午4：00，星期日除外。

5．要求占领天津及周围地区的各部队司令官通知本部队，非在绝对需要情况下，不准进入华人居住区。

6．委员会研究了美军司令官呈送的，关于提请委员会注意本月1日发生的外国士兵在城内抢劫掳掠行为的信件。责成秘书给予答复，并要求把信中提及的华人送交本委员会，以证实上述行为的发生地点及情况以便采取措施。

7．发布了向华籍差役以及政府其他雇员分发印制证章，和向巡捕分发印有汉字和阿拉伯数字的金属徽章的命令。

8．要求正式通知联军各司令官，不准在天津中国城区发布告谕，但可以提请临时政府注意那些确有必要发布告谕的事宜，临时政府将及时酌情办理。

巡捕局长奉命禁止张贴任何未加盖临时政府公章的告谕。

9．致函各司令官，要求他们不准把汇报材料或政府文件带出总督衙门或其它机关。未经临时政府事先同意，不准查阅上述文件。请各位司令官把此类文件全部送还临时政府。

10．讨论了关于借用外国士兵充任巡捕的问题，巡捕局长受命就此问题提交一份报告。

11．要求汉文秘书起草并张贴一份告谕，命令当地华人区内所有持有武器的华人，在告谕发布之日起三天内就近把武器交到巡捕房。三天后搜查，任何藏匿武器的华人都将受到严厉惩处。

12．通过了关于在市区及市郊捕杀全部野狗的决定。为此，巡捕局长接到了拟定具体实施方案的指示。同时也讨论了对把狗交到巡捕房的人是否要付给一定报酬的问题。

13．责成秘书长邀请德博施(Depasse)医生明天上午10：00出席委员会会议，讨论卫生问题。

14．向驻天津各国军队司令官发出通知，提请他们注意，临时政府已接管了中国政府的财产，原属中国政府的盐现由临时政府监管。本委员会决定采取支配这些盐的措施，希望能得到各位司令官的协助。

15．批准巡捕局长聘用史密斯(w．H．Smith)先生为雇员，月薪200元。

16．批准秘书长聘用中国人李雅克(Y．K．Lee)先生任会计，月薪银100两。

17．复天裕洋行(Campbell & Co．)7月18日函，函中表示了要在天津开设一家银行的意愿。请秘书长复函，委员会对开设银行不持任何异议，但需要指出，目前尚无任何业务可由其代办。

18．决定公开宣布，所有通讯文件均发给委员会而不是其成员。

19．批准秘书长购置部分桌子及办公用品，费用由政府支出。

散会  签字：田夏礼(秘书长)P4-5

纂修清史是我国新世纪标志性的文化工程，它包括3000余万字的《清史》主体工程及文献、档案整理和编译工作。广大史学工作者正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努力做好清史编纂工作，科学总结历史经验，继承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

世界各国从分散发展到趋于一体，大抵从15、16世纪开始，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和世界体系。清朝从1644年到1912年共延续了268年，这是世界历史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的转折时期。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王朝却依然以“天朝大国”自居，闭关自守，使封建社会的中国越来越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西方列强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之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18世纪世界历史的大变局中，“康乾盛世”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落日的辉煌”，而到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清朝日益衰颓，已奏起了“落日的挽歌”。因此，研究清史，确定它的基本内容，以及确定研究它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方法时，不能脱离清王朝社会发展过程中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在编纂清史时要有世界眼光，这已是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不仅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既要着眼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且还要放眼世界，博采众长，搜集和积累世界各国人士关于清代中国的大量记录，汲取外国清史研究的有益成果，为我所用。正是从这一基本认识出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以下简称“编译丛刊”)。

清朝建立之初，与世界各国曾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接触。后来中国的大门一度被关闭而后又被强行打开，这期间，外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官、军队、探险家、科学考察队蜂拥进入中国，东方古国的一切都使他们感到新奇。基于种种不同的目的，他们记录下在华的所见所闻。这些记录数量浩瀚，积存在世界各国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或私人手中，成为了解清代三个世纪历史的珍贵资料。’由于西方人士观察、思考和写作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的记录比较具体、比较广泛、比较注重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因而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编译丛刊”将从中选取若干重要资料译介给国内的读者；对早年问世的具有开拓性、奠基性价值，但不为中国学术界所熟知的作品，我们也将同样给予关注；此外，反映当代国外清史研究新的学术思潮、前沿问题、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的学术专著，“编译丛刊”也将及时地介绍给中国学术界。

从中国史学的历史与现实出发，有选择地介绍国外新史学的一些理论与方法是必要的，如西方历史学家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学的界限变的越来越模糊了”，主要是强调扩大历史学家的视野，拓宽历史研究的选题；又如提倡“自下而上看的历史学”，努力将社会精英的历史变成社会大众的历史，将千百年来隐藏在历史幕后的社会大众推上历史的前台。此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研究整体化趋势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系列历史学分支学科，如社会史、人口史、民俗史、新经济史、新政治史、心理史、社会生态史、环境史、妇女史、城市史、家庭史等等，对于纂修清史有一定的借鉴作用，这些都将在“编译丛刊”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不同文明间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历史。任何国家的文化都必须通过与异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获得营养，从而不断发展壮大。纂修清史必须排除闭关自守的文化排外主义的干扰，破除中西对立的僵化思维方式，以开放的胸襟、兼容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对待国外清史研究的一切成果，因为它们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愿“编译丛刊”在新世纪中外交流的广阔背景下，作为一座文化的桥梁、友谊的桥梁，为纂修清史做出更多的贡献。

于 沛  2004年5月

当20世纪80年代从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获得《纪要》法文原本的复印件后，我们就决定将这部厚达626页的资料全部翻译成中文，以供研究之用。从1985年到1986年，我们邀请了三位大学法语教师共同合作，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将《纪要》全部翻译完成。天津社会科学院为这次翻译提供了经费支持。然而，翻译出的译稿却因经费问题无法出版，长期搁置书箧中。非常庆幸能有这次出版机会，使得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一个结果，这部宝贵的历史资料得以问世。

2003年，本书列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计划后，我们又组成课题组，对全部资料重新做了整理，包括内容上逐句逐段的校订、技术上的统一等干作。在编校中，我们本着如下的原则：

(1)在体例上，尽量保持资料的原貌，不做大的变动。在排列顺序上，按照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时间和顺序排列。只是为了方便阅读和检索，把全书分成了四个部分。在内容上，为了反映历史的全过程，保持事件的完整性，我们对资料没有做任何删节。

(2)原文在各次会议每项议案后，多附有“第×次会议第×项”，意在注明同一议题曾在另一次会议上讨论。由于这形同索引，便于阅读时检索，我们在翻译时予以保留。但是，在编校时也发现其中错处较多，我们都一一作了对校更正。另外，议案中提到的报告，许多都附有提交时的编号。由于没有参考价值，均予删除。

(3)对于原文中出现的错误，以及需要说明之处，我们加了注释。

(4)对于译名，我们采取的原则是，外国人姓名尽量采用本人已有的中文名字或约定俗成的译名，其他则按照各国《姓名译名手册》音译。中国人的姓名和地名，尽量查找中文原名，无法查对者按拼音译成中文。其他如机构名等，除了通过参考其他资料，查找到确切中文名者外，凡查不到者均采用音译。为了便于阅读，各类名称首次出现时，均将原文附在文后的括号内。在书的最后，我们编辑了译名表，其中姓名译名编选了主要外国人译名，并撰写了人物简介。

(5)由日文《北洋日报》社长西村博编辑、天津北清印字馆1903年印行的《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收辑了临时政府发布的中文告谕共134件。《纪要》中记录的临时政府委员会决定发布的中文告谕，大部分在《汇编》中都能找到。《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于1982年由廖一中标点、编辑后，发表在《天津历史资料》第15期。此次，将《天津都统衙门告谕汇编》作为附录附在书后，并在《纪要》相关内容处做了注释，以供参考。《汇编》文中的错字、漏字，均做了更正，加在[ ]内。还要提到的是，每一篇告谕的序列号是编者加的。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找到了德雷克(Drake，N．F．)出版的一本小册子，主要内容就是他1900年为都统衙门绘制的天津城区地图以及对地图的说明。这份地图可以说是早期用科学方法绘制的较详细的天津地图了。现在，我将这张地图附在书中，或许可以为阅读本书中的资料提供一些参考。

在我们对这部资料进行整理、编校时，恰值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本书得以列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相信这部资料会为清史的纂修以及相关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史料。这里要感谢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他们的大力协助使得本书的项目申请在很短的时间内得以完成。要感谢王大庆博士和叶柏川博士，他们为本项目的申请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本书的出版还荣幸地纳入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和法中文化年“。100本法国图书译成中文”计划。感谢法国驻华使馆文化科技合作处文化专员满碧滟女士，她的支持使得本书能够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一些贡献。

这部资料今天能够出版，要感谢天津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学术委员会，感谢天津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等单位给与的支持和帮助。

《纪要》从翻译到出版，经历了十多年的时间。许多同志都为资料的翻译和编校做了大量工作，应该对他们表示感谢。倪瑞英、赵克立、赵善继三位教授，抽出大量时间从事这项并不轻松的翻译，为这一资料的前期翻译做出了贡献。已故南开大学历史系黎国斌教授，生前曾应邀对译文的翻译质量做了权威性的鉴定。廖一中先生的首倡和支持，使这一计划得以启动进行。对他们，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在后期的编校工作中，刘海岩、汪寿松承担了主要的编辑、校订及其他技术性工作。郝克路编写了“附录二译名表”并参加了部分编校工作。王培利参加了部分编校工作。刘海岩负责全书的统校。

由于这部资料的原始文本并非正式出版物，而且当时的法文本翻译和印刷都很仓促，文中有不少错处。在这次翻译和编校中，凡是能发现的错误，我们都做了校订、勘误或注释。但是，限于我们的水平，处理如此大部头的资料，各种舛误可能会还有不少，希望读者在利用资料的时候给与指正。

刘海岩

2004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