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合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方法，落脚于分析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从经济学、会计学视角分析解释了针对会计信息不对称性而产生的强制披露、充分披露、均衡披露和独立审计制度等会计信息监管政策，并讨论了基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各项内容，从一个新的视角构建了会计信息市场管制的理论框架。

第一章导论(1)

第二章会计信息市场概述(14)

第一节 公司制企业、委托代理与现代会计(15)

第二节 会计信息的商品属性(18)

第三节 会计信息市场的概念(26)

第四节 会计信息市场在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37)

小结(43)

第三章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的历史与现实(45)

第一节 会计准则制度的产生与发展(45)

第二节 独立审计制度的产生与发展(61)

第三节 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的现实分析(68)

小结(72)

第四章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理论探讨(75)

第一节 会计信息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75)

第二节 会计信息市场管制与非管制观点之争(86)

第三节 行业自律抑或政府监管(91)

第四节 会计目标与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目标(96)

第五节 会计信息市场监管内容与后果计价(109)

第六节 政府会计监管的性质与过程(116)

小结(124)

第五章我国会计信息生产与披露的政府监管(126)

第一节 中国会计准则体系的建设(127)

第二节 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现实分析(130)

第三节 季度盈余的信息含量(142)

第四节 充分披露政策下的“信息过载”检验(147)

第五节 均衡披露政策的实证分析(160)

小结(179)

第六章会计信息市场中介机构政府监管(181)

第一节 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历史与现状分析(182)

第二节 建立我国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191)

第三节 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投资价值(203)

小结(227)

结束语(229)

参考文献(232)

一、市场、市场机制与政府干预

有关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之间的论战，自经济学问世以来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期，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壮大，为了消除封建割据、扩大国内社会分工、统一国内市场和开辟海外市场，要求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维护市场秩序，从而使政府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后来，随着市场的扩大、机器的出现引起了工业革命，商业资本开始向工业资本转变，政府干预经济行为受到批评，市场开始向自由放任经济逆变。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的《国富论》就是那个时期自由经济思想的代表作。斯密对国家的作用和政府的动机表示出极大的怀疑，他认为，“自私的动机、私有的企业、竞争的市场”这个自由制度的三要素，是增加国民财富的最好办法，政府无须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的义务就是保护这种自由制度，使之不受侵犯。斯密的观点归纳起来便是一幅“看不见的手”支配的社会经济的景象，而政府仅仅是维护这种制度的“守夜人”。斯密的自由市场思想主导西方国家长达一百多年。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了西方经济学说史的一次重大转变，即占统治地位一百多年的以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虽然凯恩斯总体上承认自由市场制度是一个有效的机制，它能保证个人自由并激发个人释放其创造性，但他认为市场本身存在缺点，只有扩大政府机能才能纠正市场缺陷，以保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思想体系从宏观经济分析的角度来证明市场缺陷的存在，构成了西方正统经济学的理论核心，影响了一代经济学家，并且，一直到70年代，人们称之为“凯恩斯时代”，将他称为“战后繁荣之父”。

然而，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不仅宣告了“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的终结，而且还破天荒地出现了西方经济危机史上前所未有的“滞胀”经济现象，凯恩斯的国家干预理论对此已无能为力。因为按照凯恩斯理论，解救危机要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样做必然使通货膨胀火上加油；若采用紧缩政策去抵制通货膨胀就势必加剧经济危机。于是，西方学者开始怀疑凯恩斯的政府干预政策，经济理论又开始向自由放任市场制度“复归”：以拉弗尔为代表的供给学派、以华莱士等为代表的合理预期学派、以科斯为代表的产权学派、以加尔布雷斯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等等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活跃起来。这些学派的基本经济主张是：(1)古典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仍然是正确的；(2)资源的有效配置只能由市场来执行，任何市场以外的力量都不能代替市场的作用； (3)即使市场本身具有难以克服的缺点，但克服与纠正缺点的惟一办法在于通过产权明晰等措施予以完善；(4)之所以会出现市场失灵，其原因正是由于政府干预的结果，而不是市场自身的原因；(5)政府本身也有不II『克服的致命缺陷，存在政府失灵的现象。

在主张政府干预与自由市场这两大对立思潮兴衰交替的经济思想史中，上述勾勒的仅仅是极其简要的一条几次换位与回归的轮廓而已。如果将政府全面干预状态作为一点，而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作为另一点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几百年的西方经济都是运行在这两点一线之间，这是否预示着未来的经济理论发展也会不断重复于这种干预与放任的拉力赛中?

用同样的思路来考察一个多世纪来会计的演变，我们发现情况也是惊人地相似。“会计是一定社会环境下的会计，会计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会计只有通过不断的改革才能适应变化的环境”(吴水澎，1996)。会计问题与经济问题有共生性。

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对引导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需要对会计信息系统予以规范。考察会计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会计管制思想与会计发展史并非是相伴相生的，会计信息处理与披露大致经历了从“自由放任”到“严厉监管”的漫长嬗变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之前，在漫长的会计发展史上，会计信息只是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由一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会计信息的供给和需求。作为一种特殊的信息商品，会计信息生产者和使用者根据最大化自身利益的原则，决定会计信息的内容与披露形式，会计实务基本上是放任自由的，因为在当时，各国政府对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顶礼膜拜”，自由市场的思想盛行于西方国家。1929年美国股市崩溃及由此引发的长达四年之久的大危机宣告了斯密自由市场思想的终结和凯恩斯经济干预主义的到来，会计处理和披露也走到了历史发展的十字路口。当时虚假会计信息漫天飞舞，操纵和滥用财务报告的行为盛行，人们普遍把大危机的根源归咎于当时放任自由的会计实务。在当时的情势之下，酝酿一场重大的会计改革是不可避免的。1933年之后，美国相继出台了《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也应时成立，并被赋予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对会计信息市场的监管开始实质性启动。作为美国政府第一个独立的管制机构，SEC拥有对上市公司的财务信息披露进行管制的权力。1938年，SEC发布会计系列文告第4号(ASR NO．4)“财务报表的管理政策”，明确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转授于美国会计师协会(AIA)，至此，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并存的双重会计信息监管主体由此诞生并延续至今，会计信息监管的序幕也由此拉开。

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001年12月3日，美国能源巨头安然公司(Em．On)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意味着触角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的世界最大的综合性天然气和电力公司坍塌。安然悲剧的上演震惊了美国朝野，会计监管不力难逃其咎并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会计监管的反思，会计监管主体又陷入了世人声讨的困境。2001年1月19日，美国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讲中，要求加强公司的会计监管，实施更加严格的会计准则和披露要求，以避免重蹈安然事件的覆辙。SEC主席哈维·皮特也表露出加强会计管制的意图，要求会计准则制定机构FASB采取更加迅捷的行动，而SEC则应改进对信息披露和财务报告制度的监管方式。种种迹象表明，为了重拾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美国似乎正在酝酿着一场对会计监管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官方机构与民间机构并存的监管体系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但毋庸置疑的是，会计信息的政府监管制度必将延续，而监管的力度也必将进一步加大。P1-3

会计作为一个理念与技术方法并重的职业，客观上要求在坚持职业道德的前提下，在理论和方法上不断发展，在实务上不断创新。网络环境、经济全球化、资本市场国际化、新经济背景和经济体制的转型，都为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和实务的创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经济的发展和企业经济业务的日益复杂化加剧了这样的进程。回顾会计的发展史，可以认为，会计学科始终面临新情况和新问题，并在经济和管理理论的支撑下不断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不断完善的过程中，实现理论的突破和实践的创新。

新世纪伊始，国内外的一系列财务舞弊丑闻引起各界的普遍关注，会计的诚信与公司治理问题历史地摆在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面前，要求不断改进财务会计与对外报告以及加强管理控制。与此同时，网络会计、网络财务、网络审计、企业资源计划(ERP)、经济增加值(EVA)、作业成本法(ABC)、平衡计分法、经理人激励、盈余管理、税务筹划、环境会计与审计、会计的范畴和相关法律责任等等新课题，使会计学者面临更多的机会和更为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我们推出了“厦门大学会计论丛”。

“厦门大学会计论丛”，主要是厦门大学会计学科近年来承担的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产出，其论题涉及当前会计、财务学科的主要前沿领域，引介和评价了这些领域的理论发展和技术方法的创新，特别是从我国国情出发，就我国会计准则建设、财务管理创新、资本市场管制、公司治理机制等相关问题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在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和开拓性的探讨，试图对这些领域的理论有所推进，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若干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

科学研究的无穷尽性决定了科研成果的阶段性。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厦门大学会计论丛”作为最近一个时期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科研状况的客观展现，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厦门大学会计学科的特色，凝结着厦门大学会计人的智慧和心血，体现了厦门大学会计人的团队精神和敬业态度。这套专著的出版如果能够在会计学术史上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会计学术论坛上引起一定的关注和对相关问题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则是我们最大的期望和安慰。

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

厦门大学会计系

2003年10月1 5日

监管一词通常是针对市场而言的，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因此，本书是从市场的角度讨论会计信息的政府监管问题，研究的落脚点置于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的建立与政府监管政策等方面，既立足于历史和现实经济环境的分析，揭示了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也提出了一些政府会计监管的政策性建议和检验了若干政府监管政策。众所周知，关于市场与市场监管的论题是个范围内容深广，学科交叉复杂，理论流派从多，学术观点不一的博大精深的研究领域，受本人的知识与本书的篇幅限制，本书只是从会计学的视角探讨和构建了我国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的总体框架。

现在有许多学者强调应该倡导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认为这样可以做到这二种研究方法的优势互补。但也有学者认为，真正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因为研究方法的选择，是一个相机抉择的问题，要么选择严格而精确的实证研究方法，使研究主题与现实更为接近；要么选择务实严谨的规范研究方法，使理论前后逻辑一致并系统化。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也力图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进行。但发现这样做确实很难，因为这二种方法在研究主题、范围和价值判断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实证研究更多的是描述现实、解释事物的变化规律，说明事物是什么，不进行或少进行价值判断，比如，我们对季度报告揭露政策进行实证检验，虽然结果显示季度报告的揭露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增加资本市场的透明度，从而验证了季度报告揭露政策的有效性，但季度报告披露只是众多市场监管政策的一部分，它不可能映射到其他监管政策，受现实条件的制约，我们无法对所有的监管政策一．一验证；而规范研究主要是建议、设计和评价，提出应该如何做，有很强的主观意识，比如，我们提出我国应建立政府监管为主，行业自律为补充的注册会计师行业监管模式，但这只是我们的观点，是否是最佳选择，我们无法用经验数据验证。总之，本书在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相结合方面进行了尝试，尽管我们努力将实证主题与规范主题联系在一起，但其结果却导致本书的结构体系有点零乱，因为关于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这个主题宏大，而作为个案研究的实证分析却又显得过于集中，因而难免在一些问题的分析上显得较为肤浅。我们认为：实证研究解决的只是会计应用理论中的一部分问题，在大的理论问题研究中，规范法仍是必取之路。

本书主要应用经济学、会计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阐述会计信息市场的政府监管问题。除导论外，前三章应用规范研究方法论述了会计信息市场与市场监管的基本理论问题，以会计信息市场为研究起点，以会计信息供需双方为对象，以分析市场监管主体的行为为目的，构建了一个分析市场监管问题的理论框架，包括市场监管的目标、性质、内容和后果评价等。该部分研究的新颖之处体现在以一个新的视角，即以市场参与主体的全方位展现一个管制会计信息市场供需关系的全貌，综合研究会计信息商品的交换关系和监管主体的行为，而以往的研究只是注重从信息需求者的角度分析会计信息披露。比如，在分析会计目标时，传统研究只局限于决策有用观或受托责任观，对应的市场监管目标则是公共利益观，但我们认为，会计的受托责任观是基本的，决策有用观是派生的，决策有用信息可以通过会计信息市场的中介机构进行再加工生产，体现为一种会计信息商品的交换关系，从而进一步认为，市场监管的目标应该是公平观，即创造事前机会均等、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监管目标。那种一味追求决策有用的市场监管观念只能导致会计信息的严重失真。当然我们所构建的这种理论分析框架也有局限性，主要表现在我们的分析对象是以西方国家的会计发展史和现实为背景，这种分析框架是否适合于正处于转型经济中的我国会计实践，有待于进一步论证。

本书的后三章则立足于中国的会计改革实践，分析我国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的若干问题，包括会计信息市场的特征、我国会计信息市场监管的组织框架与运行机制、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多重政府监管问题，以及如何建立政府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关系等。基于转型经济的特点，我国的会计监管体系还处于一个巨大的动态变革环境下，我们无法推导出一个最完善的、而且是高效率的市场监管框架，而是基于分析现实的市场环境，提出如何协调监管部门的关系，如何改进和完善现有的监管政策等。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局限性之一，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转向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来评价我国现有的政府监管政策，而这却成为本书的特色之一。我们分别检验了季度报告的信息含量，政府监管模式下是否导致会计信息这种公共物品生产过量的问题，均衡披露政策的有效性，以及我国财务分析师职业胜任能力和市场有效性等问题。这些实证研究的主题看视零散，但实际上它们都和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理论密切相关，其结论从一个实践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了我国现有的会计监管政策，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含义。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实证研究依赖于经验数据，研究结论可能只反映现实的环境，对于处于不断变革中的我国会计实践，有些结论有待于利用不同的样本数据进行重复验证，这也是实证研究方法的一种缺陷。此外，由于本书的研究主题宏大，分析对象复杂，收集样本困难，以及篇幅的限制，本书的实证研究所占的比重略显不足，对会计信息市场政府监管理论的深层次方面，如政治、法律、文化因素，以及地方政府对会计行为的影响等，没有深入展开，这些是我们未来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的领域。

感谢香港理工大学吴东辉博士的大力相助，本书的实证研究内容都是在他的主持或协助下合作完成的；感谢宋慧丽和胡彦燕硕士，她们协助我完成了一项与本书相关的横向调研课题；感谢我的妻子徐玉霞女士和女儿薛南枝的关怀体贴；感谢厦门大学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为本书出版提供的支持。

最后，我还要特别致谢的是我的恩师吴水澎教授和师兄陈汉文教授，长期以来是他们一直鼓励支持我从事该领域的研究，当研究过程出现“卡壳”之时，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寻求他们的帮助。本书的任何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或灵感(如果有的话)都是他们给予的。当然，文责自负，对文中可能出现的任何疏忽、遗漏或错误，著者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