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集收录了作者多年来从事蒙古语言文字研究的一些成果，既有对蒙古语中前人尚未涉及或者研究不多的一些领域，作的若干补充性的描写和分析；也有运用语音学范畴和语法学范畴对蒙古语结构作的一些新的阐发；还有是对新发现的文献所作的初步考释。该文集考据确实可信，语言严谨，理论性强，是一本较具学术价值的理论著作。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来读一读。

自序/1

蒙古语概况/1

《民族语文》发刊词/35

蒙古语句子结构分析/41

蒙古语中的吸气音/6l

北京地区蒙文古旧图书资料概况/62

蒙古语口语中的词首辅音弱化现象/65

回鹘式蒙古文《云南王藏经碑》考释/70

蒙古语巴林土语的复辅音、过渡性元音和音节结构/87

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106

蒙古语的元音和谐与元音音位对立的中和/112

回鹘式蒙古文研究概况/119

蒙古语方言图说明/13l

《语录解》研究/137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和作用/146

说后缀-cila/-cile/16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导言/171

傅懋勣先生生平/178

《蒙语老乞大》叙略/194

河南登封少林寺出土的回鹘式蒙古文圣旨碑考释/199

粘着型语言结构的描写问题/238

关于语言比较研究的几点思考/242

清格尔泰先生与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251

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使用和发展，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258

青海省小外斯部落蒙古语的几个语音特点/276

回鹘式蒙古文只必帖木儿大王令旨释读/284

中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298

20世纪的中国蒙古语族语言研究/320

蒙古语中的逆构形方法/362

成绩辉煌任重道远——民族语文工作和民族语文研究50年回顾/369

关于创制少数民族文字问题的几点反思/375

《北方民族的历史接触与阿尔泰诸语言共同性的形成》序/38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颁布和施行对少数民族的意义/392

《国外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进程》序/396

语言活力、语言态度与语文政策——少数民族语文问题研究/400

主要著作目录/421

二、概述

现存河南登封少林寺的这通元代《圣旨碑》，位于该寺天王殿与大雄宝殿之间宽敞的庭院中。大雄宝殿西侧为六祖堂，东侧为紧那罗殿。大雄宝殿月台下有八通大石碑，分列甬道两侧。每侧一列四通。我们所考察的元代《圣旨碑》是甬道西侧自北向南排列的四通大石碑中最北面的一通，紧挨在月台脚下。

这通大石碑厚32．5厘米，宽118厘米，碑身高248厘米，碑额高78厘米，贔屃座(又称龟趺)高51．5厘米，通高377．5厘米。碑的阴面，碑额环雕盘龙，圭上刻汉字隶书“圣旨碑”三字。碑身刻蒙古文，分四截。上面三截为回鹘式蒙古文，最下面一截为八思巴字。最上面一截刻蒙哥汗于牛儿年(1254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的圣旨，共15行；第二截刻忽必烈汗于鸡儿年(1261年)颁给少林寺长老的圣旨，共39行；第三截刻忽必烈汗于龙儿年(1268年)委付肃长老为河南府路众和尚提领的圣旨，共49行；最下面一截即第四截刻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鼠儿年(1312年)颁给河南府少林寺、空相寺、宝应寺、天庆寺、维摩寺长老、提点、监寺为首和尚的圣旨，共32行。四道圣旨时间跨度达59年。其中前三道属蒙古汗国时代即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前的文件，用当时蒙古族通行的回鹘式蒙古文书写。最后一道是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以后的文件，这时八思巴字已经颁行，作为国书经常用来书写包括圣旨在内的官方文件。在一件文物上同时保存着蒙古族使用过的两种文字，并且从时间上反映出这两种文字的嬗替情况，此碑当属首例。

碑的阳面，碑额无字，圭为空白，其形制与阴面同。阳面碑身刻汉字，也分为四截。最上截内容与阴面最上截相同；第二截内容与阴面第二截相同；第三截内容与阴面第三截相同；第四截内容与阴面第四截相同。碑身阳面右方自上而下镌有“延佑元年孟冬吉日立”九字，表明上述四道圣旨合刊一石的时间为1314年。

碑身东侧面刻有竖写的两行汉字，字体较大，为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一位名俞安期的人与少林寺无言禅师参印宗旨后的题字。西侧面刻有竖写的八行汉字，字体较小，为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李志惠等人进谒名山后的题字。这两款题字虽然与《圣旨碑》内容无关，但是可以证明，一直到1599年即16世纪末，此碑尚屹立在少林寺中。

从碑文所用的语体看，阴面的蒙古文，无论是回鹘式蒙古文还是八思巴字，都非常明白通顺，与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当时蒙古文文献风格一致，属于标准语体。而阳面的汉文则属于所谓的“元代白话”，不是当时的汉语标准语体。“元代白话”是一种以汉语北方话为基础，在词汇和语法上受蒙古语影响较深的汉语白话变体，不熟悉蒙古语的人很难读通。我们考察元代用汉文起草的官方文件，大抵使用汉语文言，如《竹温台碑》、《张氏先茔碑》、《忻都公神道碑》、《兴元阁碑记》等件。据此我们推断，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原文是用蒙古文起草的，然后从蒙古文翻译成汉语白话。

从内容上看，在回鹘式蒙古文文献中，颁发给寺院僧侣的护持文书，此碑亦属首例。可以说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填补了回鹘式蒙古文文献研究中的一块空白，让我们见到了远在八思巴字护持文书出现以前，蒙古大汗们就以回鹘式蒙古文书写过圣旨，颁发给寺院长老作为护持文书。而护持文书的程式，从最初的回鹘式蒙古文文本到八思巴字文本的演变传承，此碑提供了重要情况，这也是使人大开眼界的。

三道回鹘式蒙古文圣旨中的蒙哥汗圣旨，时间仅次于现存的《也松格碑》和《贵由汗玺文》，属于早期，弥足珍贵。在发现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以前，我们还没有见到过直接与忽必烈汗有关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此碑的出土让我们一下子就看到了两件由忽必烈汗颁发的圣旨，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喜悦。

从蒙哥汗的圣旨中我们了解到，当时的蒙古族统治者对佛教是采取保护政策的，并且以任命僧官的形式来巩固佛教的地位。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少林寺作为中原的一座名刹是受到蒙古族统治者高度重视的。

在忽必烈汗颁发的圣旨中，对属于禅宗的佛教僧侣与藏传佛教僧侣的关系，佛教僧侣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僧俗之间的诉讼、审判问题，都有规定。这对研究当时的政治制度无疑是很好的材料。

此碑所载八思巴字圣旨的颁发时间为皇庆元年(1312年)三月十三日。这是武宗海山卒后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普颜笃皇帝继承皇位的第二年。是迄今所见普颜笃皇帝8道同类圣旨中最早的一道(其他7道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见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II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发行，1991年)。由此可见，中原少林寺等五座禅宗寺院受到仁宗普颜笃皇帝的优先重视。

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为回鹘式蒙古文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给回鹘式蒙古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我们可以通过蒙汉对译的圣旨文本判定一系列词语的确切意义，解决一些专有名词的译法问题，同时也可以对吸收汉语借词的规律进行探讨，了解当时汉语对蒙古语影响的程度。

语言是在缓慢地演变着的。从蒙哥汗时代和忽必烈汗时代到今天，蒙古语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在词汇上，古今的差异很大。但是就一个一个词来说，发展是不平衡的。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为我们研究蒙古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趣的材料。比如“村子”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是toshon或者ail(见《蒙汉辞典》，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6年)，而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中是sildegen(原文作sildegedun，是复数领格形式，词干应为sildegen)。这种说法在元代的八思巴字文献和元明时期的各种“译语”类词汇集中还都保留着。在八思巴字文献中是silde.ed-un(复数领格形式)。《至元译语》地理门：用汉字标注“村”的读音为“信典”；《华夷译语》地理门：用汉字标注“村”的读音为“申迭延”。又比如“汉人”一词，在现代蒙古语中是hitad，而少林寺元代《圣旨碑》中是Jauqud。在元代至顺年间(1330—1333年)刊行的《事林广记》中的《蒙古译语》人事门：用汉字标注“汉儿”(即汉人)的读音为“扎忽歹”。但是，从明代初期的《华夷译语》起，在各种“译语”类词汇集中都作qitad了。在蒙古语中，“村子”一词的演变速度较慢，而“汉人”一词的演变速度较快。这也是我们在研究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时发现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例。

大家知道，回鹘式蒙古文的拼写法在早期的文献中不那么严格。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显示了同样的特点。因此，这通《圣旨碑》对研究蒙古文字史也很有用。

总之，少林寺元代《圣旨碑》的发现，对研究蒙古语言史、文字史，对研究蒙元时代的宗教政策、政治制度都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研究少林寺的沿革更有特殊意义。我们认为少林寺元代《圣旨碑》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P200-P204

本文集收录了我从事蒙古语言文字研究以来发表过的大部分文章。这些文章反映了我在前贤开辟的治学道路上所做的一些拾遗补阙的工作。我写的这些文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谈不上有什么创见，只不过是对蒙古语中前人尚未涉及或者研究不多的一些领域，作了若干补充性的描写和分析；或者是把一些语音学范畴和语法学范畴运用到蒙古语研究上，加深了对蒙古语结构的理解，作了一些新的阐发；还有几篇文章是与同事合作，对新发现的文献所作的初步考释。总之，这些文章所反映的一些微观研究成果，对学术积累还是可以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的。扪心自问，还都不属于低水平的重复。

文集还收录了一些我关于宏观语文政策问题的文章。其中有的是奉命执笔的，发表时没有署名或者用了笔名。这类文章虽然表述的不完全是个人见解，但是所反映的思想观点都是我衷心拥护的。文章出自我的笔下，我认为也可以折射出我的学术工作的一个侧面。

文集还收录了两篇学术传记性质的文章。传主都是对我求学、治学有过重要影响的师长和领导。他们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学界的学科带头人，对我国少数民族语文事业的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由于我的学术水平有限，对两位师长了解不够全面、不够深刻，文章没有写好，我感到十分惭愧和遗憾。

我在对外学术交流过程中得到一些材料，发现古代朝鲜学者对蒙古语文曾经作过系统的研究，很有成绩。他们的著作在蒙古语言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文集中有两篇文章是介绍古代朝鲜学者研究蒙古语文所取得的成就的。希望今后在蒙古学界能够有更多的人关注这方面的情况，作更深入的研究。

我的学术工作，除了在这本文集中有所反映以外，还表现在我的两本专著上。《蒙古语简志》虽然篇幅不大，但是在描写现代蒙古语口语方面，比较系统、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的研究心得。《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是付出八年心血才完成的一部资料集，出版后对推动蒙古族古文字、古文献研究起了一定作用。这两本书跟这本文集所收的一些文章是有内在联系的。读者有兴趣的话，不妨对照着看一看。

我们这一代人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不单是出于个人兴趣，更多的是把这项工作看成是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曾经把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少数民族语言规划的实施中去，做了许多非学术性的工作。这是时代的特点，也是国情决定的。对此我们无怨无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跟少数民族同胞和基层工作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本文集收录的一些文章，其产生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跟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的支持分不开的。这使我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不能不想起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少数民族朋友们。我在这里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永远的怀念。

 道布

2004年11月15日

  于北京紫竹院路昌运宫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