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核心，以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经典阐释为贯穿线索；所凸显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格，它的新型传统和新型经典，与对它们的阐释和延传，解构与建构处于一个共同体内，既相异对立，又互补互渗。

前言……………………………………………………1

现代化与新文学传统

现代化视野与新文学特质………………………19

新文学何以形成自身传统………………………26

新文学经典化问题………………………………40

新文学理论批评的特征与运作…………………63

“两岸四地”文学理论批评的跨越与整合……86

在现代化新朝流中焕发文艺的生命力 ………107

世纪之交的价值重构与文化选择………………121

新文学成果的经典性特征

西方思潮与鲁迅早期浪漫诗学

——纪念鲁迅诞生110周年 ……………………131

鲁迅早期浪漫诗学的民族性特征………………150

鲁迅的创作思维与小说艺术构思………………166

鲁迅后期文学意识形态观探源…………………189

郭沫若对新诗与现代历史剧的开拓……………198

郭沫若前期浪漫主义艺术表现的特征…………233

闻一多的民族文化性格…………………………253

闻一多的现代人格精神…………………………263

胡风与“七月派”的现代性重读………………276

沙汀的文化意识与现实主义创作………………302

沙汀小说艺术再现的特征………………………326

《创业史》的长篇结构和人物描写……………347

余光中的现代诗学品格…………………………360

赵淑侠的海外华人题材小说……………………378

杨书案的中华文化溯源小说……………………396

主流话语的经典品格

文学主流话语的现代诠释………………………417

文艺指导思想的逻辑发展与现代观照…………424

毛泽东文艺本性论的现代含义…………………456

毛泽东文艺批评观的突破与限制 ……………467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读…………478

中外文化视野中的文艺经典话语………………487

学科建设的现代性探讨

王瑶学术思想初探………………………………503

中国新文论学科性质问题………………………518

新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教学体系刍议……534

“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体系的阐发与运作…551

关于现代鄂籍作家研究…………………………562

既稳健又拓新的小说发展态势…………………572

历久弥新的知青文学创作………………………59l

短篇叙事文体的“现代性”建构………………601

后记……………………………………………………612

学何以形成自身传统

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和互动一直伴随着2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程。当然，在全球化浪潮的剧烈冲击下，各民族文学如何维护和更新、变革和完善自身的传统，更成为十分尖锐的问题。在这种文化语境中，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许多问题被提了出来，如，中国现代文学究竟有没有传统?如果有，这种传统是怎样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中蜕变和转换过来的?它形成的条件与特征是什么?在“当下”世界和国内文化语境中还有没有价值，是否值得继承并发扬?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曾经指出，传统作为“围绕人类的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事方式”，作为“人类在历史长河中的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从操作意义上来说，延传三代以上的、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看作是传统”。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在短短的30多年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造就了至少三代作家。按照希尔斯的观点，已经有了形成传统的资格。我想通过对这个传统的形成过程的描述，表达我对上述由传统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部分思考。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中国现代文学传统的现代转型、现代构型和现代定型。P26-27

如书名所标示的，本书的贯穿线索是中国新文学传统及其经典的阐释。既然这个传统是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也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新文学传统，经典阐释也是新文学经典的阐释，那么，这种“新”和“不同”便必然涉及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这个在当下十分热门又相当复杂的问题。

本书的第一部分“现代化与新文学传统”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关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本书主要注意到以下几点：第一，现代化或现代性虽然在思维模式上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理性精神，在社会运行模式上强调合法性、科层化，是具有确定价值的现代普适性概念，并确有解放的功能；但现代化、现代性决不是一种僵化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它提供一种新的总体性视角，是一个跨越数个世纪的流动工程。它具有反思性与多元性，以它为轴心，可以辐射出一幅幅多重话语的精神地形图。第二，自从现代化和现代性诞生以来，几乎是如影随形，出现了反思现代性的种种思潮，如审美现代性及种种反现代性思潮，特别是后现代思潮；但它们并非回归到前现代的境况中去。它们并不超越或颠覆现代性，只是提出现代化和现代性中的问题，以期更新与发展现代化和现代性。毋宁说文学的现代性正存在于现代性与种种反思现代性思潮的张力场中。第三，由于中国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是一个以现代生产力、经济发展、社会现代转型为中心内容的，包括革命在内而不排斥革命的综合分析模式，因此，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一个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它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必然受到中国现代化独特历史进程的制约和推动，同时又反映着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涵纳着中国现代化历史主题的独特内容。仅从新文学的精神内涵看，一方面，现代化涵盖了革命化，却不能取消革命化，另一方面，革命化推动了现代化，却不能替代现代化。革命化与现代化相辅相成，交织发展，最终汇入到现代化的历史总进程中去。因此，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的精神内涵始终离不开革命叙事和抒写，革命化乃新文学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

与对新文学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解相一致，本书对中国新文学传统的论述，有如下两个特点：一是与过去大多从政治意识形态上来看待新文学传统(如五四新文学传统、左翼文学传统、“延座”以来的革命文学传统等)不同，本书则是将这个传统作为一个现代性的整体，以现代性在中国的发生发展为线索，将其形成、发展的过程分为转型、构型和定型三个阶段加以论述，回答了新文学有没有传统?如果有，它是如何从中国古代文学中转换和蜕变过来的?它形成的条件和特征是什么?有什么必然性和意义?从而论述了现代化大叙事对于研究新文学传统的作用和局限。二是也与过去新文学史撰写缺乏自觉的传统意识不同，本书在论述中将文学史学与传统学相结合，既与文学史学相联系，从文学传统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研究传统被继承革新的历史过程；又与传统学相联系，揭示出中国新文学传统与古典文学传统相区别的基本资质，从而确定新文学传统的特殊范型。

与新文学传统紧相联系的是关于新文学经典的诞生、延传与阐释、读解问题，因为新文学传统之所以不同于古典文学传统，他的新的“卡里斯玛”特质主要就表现在新文学经典上。本书这一部分对于20世纪新文学经典进行了概括的论述。这里的论述以突出精神文化与“诗性转向”的思、诗、史关系结构为线索，从精神意蕴、审美诗性与史的定位等三个方面对文学经典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认为文学经典是以诗性为核心的思、诗、史的结晶。因为与历史和哲学经典相比，它更具有文学性，更富有心灵的感动，更具有审美的内容，更强调从艺术和审美的角度来理解人。以对经典的界定为基础，论述中揭示出中国20世纪新文学经典化复杂的历史变动与阐释中的新文学经典世界，并对“思”的诗化与实用理性化的不同倾向进行辨析，展示出思、诗、史关系的不同组合带来的经一典之间、经典阐释之间以及新文学史之间的类型区分与矛盾冲突局面。

在“新文学成果的经典性特征”部分，根据上述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的理论概括与研究思路，展示了作者经过较长时间探讨的新文学经典研究成果。这里展示的鲁迅、郭沫若与闻一多等人不仅是五四新文学经典诞生的标志，而且其经典性特征的深远影响笼罩整个20世纪，乃至指向未来。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化在知识、价值、意识形态、审美等方面的分殊发展，经过维新改良运动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洗礼，出现了新的内容和形态，促成了新文学经典的形成和诞生。五四新文学的精神模式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追求个性解放和生命价值的主体意识，自我反省与文化反思相交融的理性精神，反迷信反盲从反依附的科学态度和学理意识，改造国民性的启蒙主义、关心民众的平民主义、投身改革与革命的参与激情，以及文学回归自身、进行语言文体变革的形式追求和新的艺术精神的觉醒等，都是富有新的时代特色和超越精神的经典形态与模式。正是在五四精神模式的“意义空间”中，出现了鲁迅、郭沫若等“开山”的新文学大师和经典。他们的作品确实呈现出文学经典在思想内涵、精神意蕴和审美品格上所必需的新锐性和前卫性，原创性与独特性，丰富性和多义性，超越性与恒定性。虽然鲁迅、郭沫若等人进行创作的艺术方法、体裁样式不同，艺术风格、气质个性各异，体现文学经典的方面和程度都不一样，但他们作为语言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作为文学经典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能够产生不朽艺术魅力的“卡里斯玛”特质，却是大多数新文学研究工作者所认可的。从本书的鲁迅研究可以看到，鲁迅在精神意蕴上，他对人的自信与希望是与对人的解剖与批判结合在一起的，进化论的观点是与历史的悲剧感甚至荒诞意识结合在一．起的；从鲁迅身上，不仅可以看到“民族魂”与“世界民”，“思想启蒙”与“政治救亡”，“形而上”与“形而下”等多种维度上的精神品格的交织，而且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血肉、性格心理素质和思维方式的精神个体。他的对个体存在意义的追求与对国民性的改造、批判，以及执着于现实的民族危机感和政治参与意识相融合，使鲁迅具有真正现代型的深沉的历史悲剧意识和人类命运意识。从文学观念和创作方法上看，鲁迅是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糅合在一起的。他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与他的基于生命哲学的“一切皆流”、“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思想密切结合：执着于现在。他认为作家笔下的人物应该是“灵魂的拷问者”，作家也应是“犯人”。因此他有着“画出国人的灵魂”的杰出的人物创造，加以他的富于原创性的“画眼睛”、“写灵魂”的技巧等，这些都展示出他的重视个性和审美自由，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结合起来的新的审美意识和知识系统，特别是对人的精神的荒漠化的揭示更能与西方现代主义大师媲美而又自有特色；审美类型上有悲剧，也有悲剧性的崇高，有悲凉，也有悲凉中的焦灼，而且由此铸造出了“外冷内热”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文学形式上，鲁迅竭力创造新形式，他的大多数小说从题目、体裁，到风格、样式，几乎一篇有一篇新的形式。语言上．纯净的白话中交融着精确性、解析性、逻辑性强的欧化句法，又吸纳了饱和着文化意蕴而又精练含蓄文言文的特征。

郭沫若堪称经典的作品，既有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的诗集——《女神》，又有20世纪40年代以《屈原》、《虎符》为代表的历史剧。从《女神》的精神意蕴看，不仅表现出五四时代的强音、乐观精神和理想化的激昂，而且贯穿着忧患怀疑与自省忏悔意识。他在五四高潮时期写下的一系列诗篇，所追求的新生是死亡废墟中诞生的新生，所呼唤的创造是彻底毁坏的创造，所向往的光明是黑暗中破晓的光明，所歌颂的欢乐是极度痛苦之后的欢乐。从文学思潮与创作方法看，《女神》既有浪漫主义激情倾吐、直抒胸臆的一面，又有注重浪漫主义艺术表现并将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相交融的另一面。他不仅从总体艺术观上沟通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又从特征性的艺术手法上吸取了象征、暗示、怪诞、变形等形式和方法。在诗歌形式上，郭沫若更以情绪的自然表现为出发点，以内在神韵、内在韵律为内容，以无形式的形式和全体都是韵的“情绪的自然消涨”为形式，比较全面地阐释了自由诗的主张。但同时在他的《女神》中也有现代格律诗与半格律半自由等诗体的试验。郭沫若40年代由以个人为本位转变到以人民为本位，而他的《屈原》等历史剧，则仍然喷发着“火山爆发式的内发感情”，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艺术个性。他发掘出历史人物与现时代相通的美好品格，写出这些美好品格遭到暂时还占优势的黑暗势力的毁灭，激发出强大的悲剧力量。史剧中那些浪漫主义特有的手法，如大起大落、大开大阖的戏剧冲突，炽烈雄浑、豪迈奔放的诗情等，因为蕴包着更为丰富的现实的历史的内涵而另有一番激励斗志、启人深思的崇高美。

正因为《呐喊》《彷徨》《女神》等文学经典呈圆球型辐射状多面体，具有丰富复杂的内涵，以它们为代表，集中凸显和体现了“五四”新文学独特的精神审美模式，因此将清末至“五四”的文学变革成果推到了民族语言思想的一个新的“平台”。有了这个“平台”，不仅呈开放多元特征多层面、多角度对经典进行的阐释、接受是在这个“平台”上；对经典的质疑、问难与挑战，消解、戏拟与重构是在这个“平台”上；而且，文学经典与文学经典之间交流、联络与影响，革新、创造和独立，也是在这个“平台”上。

本书对闻一多的民族文化性格和现代人格精神的揭示，集中点是他对文化诗学特征的把握。他一方面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另一方面又有独特的审美品格，其诗其文，文化阐释与审美阐释，文化人格精神与诗性审美把握，两方面往往融会贯通又互相映衬，在独特的现代性上达到了很好的结合。其现代性突出地表现在他将世界思想史上理性的转向与诗性的转向结合起来，将诗中的历史与历史中的诗性结合起来，将现代文化精神与富于原创性的审美、诗学命题结合起来。书中涉及到闻一多曾接受基督教影响，他接受的也不是基督教形式，而是基督教文化，是知识分子人格自我完善的一种方式，看重的是宗教精神凝聚人心的理论意义。到了40年代，闻一多的愈益鲜明地呈现出来的“义所当为，毅然为之”的铁骨铮铮人格，显然也融合着一种宗教精神。

胡风与沙汀，一位文学理论家，一位小说创作家，他们有着共同特点，即一方面都有着较强的政治意识形态性，都属于左翼革命作家的营垒，另一方面他们又都走着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并都有着鲜明的理论个性或创作个性。胡风坚持以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为核心的启蒙主义，坚持以发扬“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因为与主流政治话语发生矛盾而步履艰难，甚至遭到灭顶之灾；80年代随着启蒙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归，胡风研究曾经热过一阵，而在90年代和世纪之交，又因为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涌人中国，胡风的启蒙主义与现实主义似乎又显得不合时宜。书中论述认为，胡风文艺思想的研究应该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避免随一时潮流而将其文艺思想拔高或贬低的倾向。通过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初语境，回到左翼文学思潮产生、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回到胡风思想的文本本身，可以看出胡风文艺思想具有回归、创新、开放的“延异”性存在特征。关于沙汀，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写过《论沙汀的现实主义创作》一书。这里的沙汀研究从两个方面弥补了上述著作的缺陷和不足，一是从革命文化、民俗文化与审美文化三者的结合上探讨了沙汀创作中所体现的文化意识及这种文化意识与现实主义的关系，指出他的现实主义因为渗透着经过整合的鲜活丰厚的文化内涵，特别是渗透着川西北农村富于“泥滋味、土气息”的民俗文化风习，因而使其现实主义的革命的政治的要求为人性的审美的诗性意蕴所充溢，从而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二是运用了“艺术与视知觉”的观点，从审美心理描述的角度揭示了沙汀小说客观再现的特征。沙汀小说客观观察的视觉形象不是机械、单纯的模仿与复制，而是通过艺术家的视觉组织与整个心灵的交融创造性地把握现实，把握到有丰富的想象性、创造性、敏锐性的美的形象；他对小说形象内涵的概括、提炼和表达，也不是单纯地以思想主题和技巧匠心取胜，而是像“母体怀胎”、“蜜蜂酿蜜”一样将自己生命的汁液——主观的情绪、情感、情性、情趣全部倾注于生活素材之中，融合成生气灌注的心血的结晶，创造出富有生气和活力，具有光泽和风韵的艺术品。因此，沙汀小说艺术再现的特征是在长期生活积累的基础上，在某种媒介的触发中，往昔的思维定势经过思维主体的作用而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定势效应，一种对世界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把握方式。

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成就、特别是小说创作的成就不可低估。、我以为，在这一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中，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堪称第一流的经典之作。人物性格的多方面立体塑造，厚重深邃的现实的历史的内涵，浑融的生活蕴涵中透着思想的闪光，史诗的宏大建构，史诗的磅礴气势。这一切又与他继承和借鉴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艺术经验分不开。本书着重论述了《创业史》在长篇结构和人物描写上对中国古典小说艺术经验的接受和创造性转换，这是通过文本本身的解析透视小说独特的艺术概括的一种努力。

本书涉及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的有上一部分中的“‘两岸四地’文学理论批评的跨越与整合”与这一部分中的“余光中的现代诗学品格”、“赵淑侠的海外华人题材小说”等篇章。这些内容是本书以现代化为核心的、贯穿着新文学传统与经典阐释线索的整体构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要说文学现代化、现代性，余光中、赵淑侠生活往返于华洋之间，既有深厚的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文学的素养，又有对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亲身感受与长期研究，这些都通过他们的艺术个性，创造性地转换与融合到他们的丰富多彩的创作内涵中。无论是余光中的新古典主义，还是赵淑侠的现实主义，都有着开放多元的艺术思维空间：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主义、近代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中的种种思潮都对他们有影响。他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是，都对音乐、美术感兴趣、有研究，并对他们的文学创造增添新的因素。至于他们的新文学传统观，他们很少谈到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谈到时也往往持批评态度；他们也与海外华人文艺理论家钟情于清末民初的文学资源不同，因为那时的文学成就并不算高，对他们的创作不可能发生什么影响。他们生活和工作在较之于中国大陆现代性更强的、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文化语境中，几乎是直接从中国古代的土壤和西方的风雨中吸取文化和文学的营养，各自发挥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当代文学中，他们的作品堪称经典。因此实际上他们的文学活动与创作成就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新文学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成就与中国大陆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相互辉映。

在新时期大陆的历史小说中，杨书案的作品可以说是独树一帜。这里选析的他的三部长篇历史小说以华夏民族的远祖——孔子、老子及更古远的炎、黄文化为题材，是别具一格的文化溯源小说。这三部作品在现实的时代精神与历史精神的结合部进行艺术构思，为古远的历史人物赋形、造血、生肌，鲜活地再现出我华夏“轴心期”文明的历史真实与生活状貌。孔、老是“轴心期”文明的代表，炎、黄则是这个文明的源头。由于“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创造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新燃烧起火焰”(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因此，作者在今天新的“轴心期”火焰的光照下，将一以贯之的华夏“轴心期”文明的来龙去脉加以梳理，从三个维度、三度空间进行“知、情、意”三个方面视界融合的艺术概括，便能使人获得新的艺术感染，燃烧起新的火焰来。

本书第一部分曾经谈到革命化、政治意识形态性，是中国文学现代化和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在本书的第三部分“主流话语的经典品格”中，便于新文学传统与经典的阐释的同时，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现代经典性特征进行了新的观照。本书认为，对毛泽东文艺思想进行现代性观照，应该看到它在现在和未来都起作用的“活的灵魂”。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活的灵魂”应该与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概括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自力更生相适应，也大致可以概括为文艺的实践性原则、文艺的人民本位观和文艺的中国民族特性等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根本思想包含着毛泽东一系列著名的文艺观点，如文艺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方向的观点；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道路的观点；文艺工作者深人人民生活、深人实际斗争改造世界观并获得创作源泉的观点：作家艺术家必须先做人民的学生，再做人民的先生的观点；生活美与艺术美的辨证关系的观点；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的观点；对中外文学遗产“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观点；“以中国的东西为主”、创造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观点：“诗要用形象思维”的观点等等。这三个方面的根本思想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活的灵魂”是长时间经常性起作用的。它们对于中国进步的、革命的文化和文学起着推动和指导作用、因而也是富于现代性特征的。这种现代性，从精神内涵看，离不开革命和改革：革命，是无法告别的革命；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改革。从审美特征看，离不开人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人的社会意识、个体意识与审美意识的现代化。所以，把握住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从重要方面把握住了它的现代性。正是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活的灵魂为核心内容进行构思，本书就文艺经典话语现代阐释的诸多方法论问题，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文艺指导思想的逻辑发展与现代观照问题，毛泽东关于文艺本性和文学批评观的现代阐释与历史局限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现代性重读问题，以及从中外文艺的广阔视野来审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借鉴关系的问题等，进行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

第四部分——“学科建设的现代性探讨”部分主要涉及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这门学科的建设，建国初开始的是中国现代文学部分。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这门学科得以建立；但建国后的当代部分因尚在发展中未能纳入到学科建设中去。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代部分随着教材的编写与讲座性质课程的开设而逐渐发展。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先是分成现代与当代两门课程，不久便由国家教委作为与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汉语等一样的二级学科而定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这门学科在整个新时期发展都很快。仅从这门学科的教材和教学的内容看，总体范式的变化明显的就有三次：一是注重意识形态叙事的新文学史(包括现代与当代)；二是以文学的现代化为中轴的注重现代性、世界性和共同性的新文学史(即20世纪文学史观)；三是注重个体化叙事的新文学史(如各种体裁、题材和创作方法的新文学史)。这里的“王瑶学术思想初探”，除了对王瑶整个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进行探讨外，便着重探讨了他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奠基人的成就和贡献。他出版于建国初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基本上是第一种范式，也有越出这种范式的地方。他后来关于鲁迅、巴金等现代文学现象的研究则基本上属于第二、第三种范式的范畴。他去世前不久更自觉、明确地提出了文学现代化的范式。“中国新文论学科性质问题”在论及新文论的学科性质时基本上采取的是第二种范式的框架，即从中国新文论现代品格的确立，它的转型和发展来论述新文论的性质和特点：但也不脱离政治意识形态，如在历史分期上就考虑到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等重要政治背景。“新文学‘以美引真臻于善’教学体系刍议”与“20世纪中国文学’教学体系的阐发与运作”两个内容，无论是教学体系的建构，还是教学观念和内容、设计和方法的具体阐发；无论是伴随着知识体系传授的方法论引领和信息获取，还是通过教学进行的教书育人的实践，都既考虑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本身的观念革新与方法革新，又考虑到现代信息社会中教师和学生知识结构的大幅度更新和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变化，这些都是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模式密不可分的。本书最后四个篇章大多是上个世纪末文学的研究，因为着重于文本的题材、体裁以及技巧、风格的研究，因此主要属于第三种审美个体化叙事：而且还有一个共同特征是都从文学的发展上追溯文本形式的现代化历程，所以颇具历史感。

由上面概括的介绍，可以看到本书大致具有如下一些总的特征：一是努力从世纪性的高度看问题。即不仅回顾20世纪文学，回响着20世纪文坛的风雷，可从中看到其风云的变幻；而且着眼于新的世纪，跟踪与把握跨世纪诗神的腾挪变幻。我在1996年下半年写的《“现代化”视野与现代文学“新”的特质》(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本书经过改写作为第一部分第一篇的内容)一文中说：“只要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中国现代文学‘新’的特质仍会发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用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还不如用中国现代文学的概念。因为前者无法概括中国文学现代化未来发展的全过程，而后者的‘现代’概念则可与社会和文学现代化过程相适应。”后来，我们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提出以“现代中国文学”的概念，与“古代中国文学”的概念相对应，来代替过去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离格局的提法，也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不同。

其次，试图运用文本的历史品格与历史的文本功能相统一的综合分析框架。本书以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为核心，以新文学传统和新文学经典阐释为贯穿线索；但这个史论框架不是一个以必然性结构推演历史行程的总体性历史元叙事，毋宁说是一个历史品格与历史进程相统一，文本的历史化与历史的文本化相统一的丰富复杂的共同体。解构哲学家福柯有一句广为人知的名言：“文本是历史的，历史是文本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历史文本既是一定历史时期话语权力所形成的文化力量的表达，是历史产物，具有特定“知识构型”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品格；同时，又强调出自深层意识自由要求的创造，具有与正统观念相区别、破坏正统观念、促使“知识型构”转型，从而改造该历史文本，使历史具有文本性的特点和功能。这种西方现代著名理论启示我们，对于历史文本、历史品格，无论是“颠覆”、“消解”的解构，还是“融合”、“重建”的建构，都指向现实矛盾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向历史发展的未来。本书所凸显的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品格，它的新型传统和新型经典，与对它们的阐释和延传，解构与建构处于一个共同体内，既相异对立，又互补互渗。文学的现代品格，新型传统和经典的特征，以一种总体性视角渗透到本书中各种文学现象的阐发，特别是文学经典的阐释中；本书多种文学现象的阐发和新文学经典性成果的研究，又使新文学现代品格，它的传统和经典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与延异创新的特征。书中每一种文学现象的新的阐发、每一种文学经典的新的读解都是一种“散点透视”，都丰富我们对新文学品格，对新文学传统和文学经典的感受和认识。

再次，注重研究中的诗性把握。对新文学历史品格及其传统和经典的研究，本书摒弃非历史的苛求，也不是单纯的诠释与讴歌。笔者抱着“了解之同情”的态度，与文学历史现象“对话”，注重审美体验，注重诗性把握。西方自启蒙主义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理性转向以后，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发生了诗性转向。中国自古以来更从“诗的国度”中持续地进发出蕴蓄丰厚的诗性。我在研究中尽可能地将理性与感性，思与诗，文化与诗学，科学与诗性结合起来，即冷静地科学地剖析、审视研究对象的方式，与动情地诗意地体验、介入、沉醉于研究对象的方式结合起来。本书中载有我探讨“以美引真臻于善”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体系的内容。这个体系的构想是，根据马克思的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总体思想，美应该是自由运用客观规律(真)以保证实现培养目标、教育目的(善)的中介结构形式，美本身也是人诗意地把握世界、体验人生的新的存在方式，一种“诗意地栖居大地”的新的文明。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来看，要把各种知识体系传授给学生，学生要接受、融合各种知识体系以丰富和更新自身的主体，在传授知识、揭示客观规律与培养学生、造福社会、适应“三个面向”的需要之间，即在“真”与“善”之间就会产生种种矛盾冲突。而美则可以诗意地协调真与善的关系，从而使它们和谐地结为一体。我在教学上是这样，在科研中也尽可能争取做到这样。今年已届七十的我，回顾一生，尤其是临近晚年，更感到教学、科研已经实际上变成我的一种生存方式。无论退休后怎样休闲，这种生存方式恐怕都是无法改变的。这对于我来说，可能就是一种“诗意地栖居”的境界吧!

我今年已年届七十，此时抚今追昔，不禁感慨良多。虽然常有如东坡先生的“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以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的人生无常的感慨，却更有如他那种“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与“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执着人生、不服老的劲头。许多年来，我在眼睛特别不好的情况下，仍然撰文、著书、写诗，虽然无法实现杰构宏思，却也留下了点点滴滴的纪念(如2004年我连续在《文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和《人民日报》等权威杂志和报纸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和一篇文章)。重要的是，我还近乎“盲目”地乐观，大的东西读起来困难，电视看起来很累，于是就读诗——古诗、现代诗、中国诗、外国诗；不仅读诗，而且写诗；不仅写诗，而且酒席上、诗会上，乃至于野外“派对”上，到处背诵朗诵诗，再配上歌唱，有条件还舞起来。而事实上因为视力问题搞大型研究有困难，内心却是耿耿于怀的，甚至于有些悲凉。于是在去年10月便有一首题名《老境》的诗写出来。现将此诗录于下：

老 境

明知道西行的云即将变成落照，

却要引吭高歌、赋诗长吟，

难道真能声透九霄、响遏行云?

那晚霞不会再向无垠的夜空长殒?

明明老年斑上脸，已到倦鸟投林时候，

却那么倾情投入、婆娑起舞，

难道会再有生命的律动、灵魂的震颤?

或从年轻舞伴惊鸿的倩影里，

追索华年，将逝去的青春召唤?

明明枝枯叶暗，晚桂也已吐出了最后一缕余香，

却要在枕边凉透的秋意中，

谛听磅礴浩瀚肃杀的秋声，

领略无边秋光的凛冽劲健!

明明手指僵慢了，老眼昏花了，

却要攀住电脑女神腾挪变幻的衣衫，

或是外语的复读，异国风光的遐想，

此生此世有多少急需弥补的遗憾!

明明一生的积累将有新的爆发、创获，

却血流迟滞了、心搏异常了、肌体蚀损了，

然而仍如搏海的老渔夫，

将手中鱼叉一次次高举，

投向那迎面扑来的自然的杀手，

即使躺下也要将生命的渔船驶回港湾!

啊，深秋，老境，

有安逸闲适等待冬日到来的深秋，

有蜷缩无奈滑向晚年的老境；

然而也有欢乐戏谑的醉人秋景，

有耕耘不辍、壮心不已的老境，

不然——

这深秋的景色便太灰暗憔悴了罢，

这老年的世界也太寂寥单调了罢。

这首诗传诵后，有的中年朋友流了眼泪，有的老师在网上安慰我：“莫道老境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我把这首诗从网上发给了美国的华文诗人非马先生(我与他曾在重庆开过国际诗歌讨论会)，他还回了一首也是关于“老境”的诗，题名《痒》：“搔不胜搔的／痒。后院的老树／突然又少年了起来／对着初春明亮的天空／猛挤青春痘!”这现代派的“不服老”简练含蓄，俏皮而又意味深长。

正当我无奈地在诗海中“折腾”的时候，却发生了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情。我的眼睛本来是两眼各1800度，再加上长得过老的核心白内障，几年前一些大医院便宣布做手术“风险太大”，甚至认为是“禁区”。可是就在今年年初我与我的家人在经过长期考察、犹豫后终于毅然“背水一战”，经过激光乳化植人晶体的治疗，我的眼睛终于亮起来，大放光明。这时候我的激动可想而知。在慨叹现代科学发达之余，我特别感谢那位为我动手术的女医生，她就是武汉市672医院眼科中心主任曾祥冰女士。我为她写了一首诗：

回春颂

祥光映射云翳盾，

冰雪聪慧照眼明；

回天有术叹巾帼，

春暖深心宏愿升!

也正是在这时候，湖北教育出版社漆咏德君送来了本书的校样稿。应该说这是一个象征，它是我后期生活，特别是科研、教学生活发生转折的一个象征。但愿这本书是一个新的起点，以后能跟上新时代学术发展的步伐，做出新的成绩来!最后，湖北教育出版社在现在学术著作出版仍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我出这本厚厚的书，这是要致以诚挚的谢意的。

黄曼君

2005年4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