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湘乡史,又是一部湘军史,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全书共八篇,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前七篇讲述湘乡对湘军的贡献,后一篇讲湘军对湘乡的影响。作者在讲述湘乡对湘军的作用时,用充足的史实论证“湘乡是孕育湘军的摇篮,组建湘军的基石,支撑湘军的砥柱,资助湘军的后方”。书中尤其对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以及湘乡将领人文特色的分析,是对湘乡历史的深层挖掘,是比较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该书最后一章,概述了从湘军起始至近代湘乡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它与第一篇古代湘西社会相呼应,粗略地连贯了湘乡历史自古至今的整体联系。
本书是一部湘乡史,又是一部湘军史,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全书共八篇,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前七篇讲湘乡对湘军的贡献,后一篇讲湘军对湘乡的影响,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作者在讲湘乡对湘军的作用时,用充足的史实论证“湘乡是孕育湘军的摇篮,组建湘军的基石,支撑湘军的砥柱,资助湘军的后方”。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如湘乡是湘军发祥的策源地,湘勇团练是湘军崛起的先声,湘乡将领居湘军之首,湘乡社会是礼义之乡,等等。尤其是对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以及湘乡将领人文特色的分析,是对湘乡历史的深层挖掘,是比较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该书最后一章,概述了从湘军起始近代湘乡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它与第一篇古代湘乡社会相呼应,粗略地连贯了湘乡历史自古至今的整体联系。此篇对近代湘乡三代人才群体的对比分析,又突出了该书的主题,即湘军文化对湘乡的影响。
本书从乡土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湘军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作者对该书从内容到体例的构思独具匠心,全书以湘乡为主体,以湘军为主线,古今贯通,纵横相联,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比较严谨。作者对该书内容的详略取舍也比较合理,既服从主题,又照顾了各个方面,如写该书有关的湘军将领,不以籍贯定取舍,又因籍贯有详略,这是符合写书原则的。
山有脉,水有源。湘军战争及其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的崛起绝非一时一事一人之因,自有其深层缘由。从古代湘乡的悠久历史、自然环境、人文因素和社会矛盾的综合分析,可以论证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
悠久历史
湘乡是湖南一个古老县邑。自汉代建置以来,湘乡有两千多年文字记载的悠久历史。古代湘乡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近代湘军崛起的历史渊源。
历史沿革远古时期,湘乡为群潍百蛮之区。先秦三代,画井分疆,湘乡属荆楚地域。秦灭六国后,于楚地置长沙郡,湘乡属长沙郡。西汉于湘中大地置湘南和连道两县,乃是湘乡最初母体。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汉哀帝刘欣封王子刘昌为湘乡侯,始有湘乡之名。东汉改湘南县为湘乡县,是为湘乡建置之始。南朝省连道并入湘乡。隋代省湘乡并人衡山县。唐代析衡山县复置湘乡县。元代湘乡改县为州。明清复为县制。
清同治县志云:湘乡沿革变迁,“溯自秦汉以来,二千多年,因时改易。自其始置者言之,日湘南,日连道。自其分置者言之,日湘南析为湘乡。自其省并者言之,日连道省人湘乡,湘乡省入衡山。自其复置者言之,日析衡山仍为湘乡。本来源流,俱见于此”。
自秦汉以来湘乡行政归属,除东汉至南朝的450年先后属零陵郡和衡阳郡外,其余1500多年均属长沙郡、国、府(包括唐、宋的潭州,元的天临路)。湘乡距长沙不远,约210华里,有水陆两路相通。因此,湘乡文明开发的时间较早,开发的程度较高。
社会演进古代湘乡社会的演进,经历了几个重要时期。在秦汉大一统的国土里,湘南、连道和湘乡三县建置,是湘乡在湘中腹地崛起的里程碑,从此湘乡成为汉族在江南的一个开发区。东晋南朝时期,南方民族融合,连道的少数民族被汉化而并入湘乡,湘乡疆域向西扩展,成为湘中九县之首。宋代,随着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流民大量南迁,赣籍移民陆续入境,湘乡始建县治和县学,境内人文始盛。元初,湘乡民至万户,改县为州。明初历届知县实行休养生息举措,湘乡出现“中兴”景况。清代康乾年间,经省署审验,湘乡成为湖南人文最盛的州县之一。清代中期,沿河两岸有县城、永丰、娄底、杨市、谷水等十多个集镇初具规模,城乡商品经济初盛,湘乡逐渐由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
历代良循湘乡自古是孕育和造就社稷大梁的圣地,历代都有一批名臣名仕。据同治县志职官志记载,自东汉至清代同治以前,湘乡有朝廷名臣7人,地方良循1011人,名宦38人。在湘乡众多的良循中,旧志为56个政绩较卓者专立小传。
王文彪,元代至正年问知县,公正廉明、伸弱抑强,为良民所爱,而为狡吏所惮。廉介之名,震于湖湘。
罗宇,明代崇祯年间知县,精明果决,操履端正。均于里甲差役,众皆帖服,所讼公填明决,每出片言,虽被呵责,无不心折。祠庙桥亭,多为兴建。以诬被逮去,士民建祠以祀,有联云:“风雨含愁,满城叫屈心为刺;吏民带泪,千古留香口是碑。”
南起风,清顺治年间知县,廉介果毅,官舍为僧庐,食饮为清淡,穿戴为布衣。家人常至,斥去不问。甫至,兵燹之余,疫旱相加,田荒牛绝,人曳犁而耕。起风力请减赋,补牍再三。上台勉从所请,减荒赋三万三千有奇。经略洪承畴称起风为湖南良循第一,擢升同知,起风竟拂衣归里。
陈哲,雍正年间知县,廉洁公正,锐于为治。事有不便民者,虽上官严督终不阿附。雪衡民冤,人颂神明。离任归里,父老遮道挽留,士绅赋诗成轶,颜日“涟水仁声”。
韩廷栋,乾隆年间湘乡把总,兢兢以卫民为念。时值岁歉,有饥民呼号于县署,求发赈谷。邑令盛怒,欲以民变兴大狱。廷栋请命于上台,力为昭雪。一时无辜得免株连者万户,邑人犹传诵之。
综观古代湘乡的历史进程和人物,可见它积淀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是促进以后湘乡社会发展的基因。但是,它没有出现足以影响全国局势的大事,长期处于自身渐变之中。直到清咸丰年间湘勇奋起,湘乡才开始发生巨变,诚如湖南巡抚骆秉章所称:湘乡“以百里之地荟萃群才,以一军之威维持全局”。湘乡的这种巨变,是古代文化基因作用的结果,也是由渐变至突变的必然产物。P5-7
刘铁铭同志长期从事高校管理工作,任教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合教学实践搞科研,三头并进,取得了可喜成绩。他出生于湖南湘乡,这是曾国藩的故乡,从小就听过曾国藩办湘军的很多故事,对此产生兴趣。正如他自己所言,由于乡土情和责任感的驱使,总想对家乡做点贡献,于是就选择了乡土历史作为研究课题。近年来他先后撰写了大量研究论文及《杨市古镇史海拾珠》一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开拓进取,着手本书的撰写。
曾国藩办湘军是19世纪中期的事情,已经过去一个半世纪了。人们对它的研究也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尤其是近二三十年间,社会上出现了对曾国藩和湘军的研究热潮,方兴未艾。参与研究的人员,有各界学者专家,有党政干部,也有普通百姓,乃至学生家长,可见曾国藩办湘军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这是因为湘军的崛起及其军事活动,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确实留给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研究湘军文化,不仅有史学的意义,而且有现实的意义,对于我们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亦有借鉴的意义。这是人们对湘军文化研究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
湘军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学术界一般从政治、军事、史学、哲学、思想等方面研究得多。刘铁铭同志的新作也是一本研究湘军文化的专著,但他拓宽了研究视野,选择了湘乡有关的人和事作为素材,作了比较具体、细致、深入的研究,这是此书独有的特色。湘乡是当年曾国藩办湘军的老根据地,蕴藏着深厚的湘军文化基因,但又是一块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刘铁铭同志勇于探索,勤于耕耘,终于完成了本书的写作,这是值得祝贺的。
本书是一部湘乡史,又是一部湘军史,两者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全书共八篇,内容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前七篇讲湘乡对湘军的贡献,后一篇讲湘军对湘乡的影响,它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两个方面。作者在讲湘乡对湘军的作用时,用充足的史实论证“湘乡是孕育湘军的摇篮,组建湘军的基石,支撑湘军的砥柱,资助湘军的后方”。作者提出了一些有学术价值的观点,如湘乡是湘军发祥的策源地,湘勇团练是湘军崛起的先声,湘乡将领居湘军之首,湘乡社会是礼义之乡,等等。尤其是对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以及湘乡将领人文特色的分析,是对湘乡历史的深层挖掘,是比较中肯而有说服力的。该书最后一章,概述了从湘军起始近代湘乡社会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它与第一篇古代湘乡社会相呼应,粗略地连贯了湘乡历史自古至今的整体联系。此篇对近代湘乡三代人才群体的对比分析,又突出了该书的主题,即湘军文化对湘乡的影响。
本书从乡土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对湘军文化进行了深入浅出的研究。作者对该书从内容到体例的构思独具匠心,全书以湘乡为主体,以湘军为主线,古今贯通,纵横相联,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比较严谨。作者对该书内容的详略取舍也比较合理,既服从主题,又照顾了各个方面,如写该书有关的湘军将领,不以籍贯定取舍,又因籍贯有详略,这是符合写书原则的。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如对其中有些人和事的分析如何掌握分寸写得更准确些;从乡土文化视角切入,如何又避免个人的感情色彩等,都有待作者在今后的研究中更进一步地思考、完善。我想,学界和广大读者更多的是以欣喜的心情来看待本书的出版。
王晓天
2006年4月20日于长沙德雅村
这是继《杨市古镇史海拾珠》之后,笔者的又一掘作。前书是一本有两千年攸久历史的古镇文化专集,与我院退休老教师李澡华副教授合著,成书于2004年。此后,我撰写了《湘军发祥的社会土壤》、《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湘军湘乡籍将领的人文特色》、《湘运之兴,从湘军起》等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又把前几年写的几个专题,经过几番充实和修正,按照预先设计的框架结构,编写成书。其实,笔者对本书的编写,都是利用工作和教学之余写成的,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
笔者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有关单位领导和同仁的指导和支持。湘乡市志办提供了清同治《湘乡县志》,这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史志,收录了咸同年问湘军及与湘军有关人和事的原始资料,全面系统,翔实具体。本书大部分史料来于此志,如果没有此志,很难写成本书。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院长姜正国教授,曾国藩研究所所长李文斌教授,给了具体的指导,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李澡华副教授年过古稀,为之收集资料,构思蓝本,校正文字,倾注了不少心血。
笔者为本书编写,几次请教湖南省社科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王晓天研究员,他热情指导,提了很多宝贵意见,并为本书撰写了序言。
对上述领导的指导和支持,笔者在此一并致以深情的谢意。
作者
2006年4月23日
于湖南人文科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