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2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思想潮流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心学思想几乎成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导向。本书介绍了这股思潮中的代表人物罗汝芳的主要思想，他的思想主要包括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天心”观为基础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几个方面。而近溪思想则是之后发展起来的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本书介绍了这一思想的演变过程。

16世纪中叶以降，阳明心学之发展大有超过朱熹理学的势头，逐渐演变为明代中晚期的主流思潮。罗汝芳正是这股思想潮流之中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作为泰州王学的传人，他的心学思想也有其独特之风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以“求仁”为宗旨、以“孝悌慈”为核心内容、以万物一体为最终归趋的儒家伦理思想；二、以“天心”观为基础，以敬畏天命为主要内容的宗教伦理学说；三、以化俗为目的的讲学活动，以宣讲“圣谕六言”、制定“乡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政治思想。在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想的发展史上，近溪思想无疑是判断阳明心学以及泰州王学之走向的一个重要参照系。近溪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他对于以良知自律为基本特征的心学伦理学说作了重要的补充和拓展，凸现了儒家伦理的世俗性、宗教性的社会功能及其现实意义，并强调了只有通过强化和完善社会家庭的伦理观念、道德实践，良知伦理学的普世意义才能最终实现。

《中国思想家评传》序．

前言

第一章 思想背景——从王心斋到罗近溪

 第一节 王心斋的生活世界

一、盐丁、商人、布衣儒者

二、格物安身

三、小结

 第二节 颜山农的生命体验

一、生命体验与乡村教育

二、“放心体仁”与“开心遂乐”

三、急救溺世的政治主张

四、小结

 第三节 何心隐的社会实践

一、乡村改良运动

二、讲学实践

三、小结

第二章 生平学履

前言

一、家族背景

二、静坐制欲

三、拜师山农

四、回归孔孟

五、归学十年

六、拜师学“易”

七、格物之悟

八、浑化自然

九、出仕与讲学

十、晚年遗行

十一、小结

附录：罗近溪晚年“遗行”略考

——从许敬庵、邓潜谷的角度来看

第三章 哲学思想

前言：近溪以何为“宗旨”

 第一节 求仁宗旨

一、孔孟宗旨在于“求仁”

二、《中庸》义理“含藏无尽”

三、仁是归重在《易》

四、仁是心之种子

五、格物?“其格至善”

 第二节 孝悌慈

一、孝悌慈：“三件大道理”

二、赤子之心

三、源头心与后来心

四、捧茶童子却是道

 第三节 良知说

一、对阳明良知说之评议

二、现在良知、圣体具足

三、无知无不知

四、全体放下、破除光景

五、“当下”与“因时”

 第四节 身心观

一、身心灵妙、形神俱妙

二、身心“原不相离”

三、形色与天性

四、无善无恶

 第五节 天心观

一、“天心”说及其问题之由来

二、心固天心、人亦天人

三、形有生死、魂只去来

四、上帝日监在兹

五、近溪思想的宗教性问题

 第六节 万物一体

一、仁者：“浑然同体”

二、乐体：“生活快乐”

三、天下一家、中国一人

第四章 结语

 一、诠释视角的转换

 二、近溪思想的政治化倾向

 三、近溪思想的历史评价

 引征文献

索引

人名索引

词语索引

文献索引

后记

一般说来，明代心学家尤其是泰州后学，一方面有经世主义之倾向，以讲学为手段，广泛涉人社会，积极推动教化运动；另一方面在个人修养问题上，又普遍注重在身心上落实道德之践履，主张在日常生活当中切实把握良知，以求实现自我的生命意义、道德价值。这里以泰州后学颜山农的生命体验为例，试图揭示他的个人修养虽含有某些神秘主义的因素，但在根本上具有儒学意义上的“安身立命”的特征。本节所以不取“神秘体验”而命之以“生命体验”，其因之一在此。通过考察，我们可以了解到，山农在乡村创办“萃和会”组织，积极推动讲学化俗运动，在思想上主张“放心体仁”的观点，均与其早年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虽然，山农的社会参与意识以及拯救“溺世”的具体设想非“神秘体验”所能涵盖和诠释，但他又往往以“神秘”的言说方式及其行为方式涉人社会、张扬自我，这是我们在考察泰州后学的思想观念、社会意识以及行为方式有何互动关联等问题时，应当加以充分的关注。事实上，山农正是借助于带有神秘色彩的言说方式，使其思想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于山农思想，在黄宣民先生整理的《颜均集》于1996年出版之前，学界对此了解甚少，大多是借助于《明儒学案》的片段记录来加以审视的。其中，对人们影响极大的是黄宗羲对泰州后学的一句判词：(心斋之后)“传至颜山农、何心隐一派，遂复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矣。”基于这一判定，不少学者认为山农(包括心隐)思想具有背离传统、反叛名教的性格，甚至进而推断泰州学派与晚明出现的要求个性解放以及启蒙主义思潮有着种种思想上的关联。这一判定是否符合泰州学派的思想实际，在《颜均集》重见天日的今天，值得重新思考。

其实，晚近学界已有研究对上述观点表示了质疑，这里仅举两例。台湾学者王、巩森曾指出：从种种迹象来看，黄宗羲并没有读过颜山农的遗稿，其对泰州后学的判断，实际上是以有限的二手资料为依据的，故其信赖程度需大打折扣②。陈来则通过对山农文本的严密解读，从而指出泰州后学的颜、何一派“并未逾越名教藩篱”，而黄宗羲在这里所说的“名教”亦非指通常理解的儒学的道德原则、价值体系，而是指“士大夫儒学的思想、行为方式，是代表正统儒家士大夫对于世俗民间儒者的排斥”。上述两种观点的侧重面虽有不同，然而都对黄宗羲的上述判断提出了重大质疑，这是值得我们加以充分重视的。

笔者以为，就“名教”一词而言，似不必回避其原来的含义，不妨径直理解为儒学的观念形态、价值体系。事实上，民间儒者对这套观念形态和价值体系是认同还是叛离，并不妨碍黄宗羲在儒学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名教”一词来进行评判。问题在于我们后人如何看待黄宗羲的思想史观及其从中反映出来的对泰州学派的性质判定，而不能毫无分析地被动接受。笔者无意否认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史学价值，但至少可以说，其中泰州学案的设定安排及其对泰州后学的种种批评，反映出黄宗羲的明代思想史观未免混乱，而在某些史实判断上也有严重失误。

这里不准备对山农思想作全面的观念史考察，而是仅以山农的生命体验、放心体仁等工夫和言说这两个方面作为分析对象。通过考察，以期为我们深入了解泰州后学的思想风格提供一些参考素材，并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近溪思想提供一些背景知识。

P29-31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孑L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人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述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步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匡亚明

                         1990年10月7日

我对罗近溪有所关注始于上世纪的80年代末。进入90年代，在准备撰写博士论文《阳明后学研究》之时，开始大量接触近溪的资料。记得是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东洋文献中心，分几次将《盱江罗近溪先生全集》全部复印下来。初步翻阅了一遍以后，令我有一种感觉：此人得以与龙溪并称为“二溪”，其思想在晚明学界隐然成为判断阳明心学之走向的一个参照系，确有其故。继而读到牟宗三先生的大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对于其将“二溪”判定为能将阳明心学“调适而上遂”者的这一观点，在敬佩的同时也略感惊讶。

正如笔者在拙著《阳明后学研究》“后记”中所述，我当时对泰州学派(当然也包括近溪)未及着手处理。其中固然有诸多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主要原因是因为笔者在内心深处感到的一个疑惑始终未能解开：当我们讨论龙溪思想时，可以深入到良知理论的内部，着重就其心学的一套观念体系，进行细致的哲学史研究，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泰州学派，从心斋、山农、心隐直到近溪，却可以发现：他们的那一套话语体系虽然仍属良知心学，但是若仅以观念思想史的分析方法对此进行考察则有诸多困难，甚至是不相适应的。

一言以蔽之，就近溪思想而言，在其思想构造中有着诸多复杂的面相，既有哲学的、思辨的议论，又有宗教的、政治的关切；同时在近溪身上还可看到观念与行动、思想与实践的密切关联。这也正是泰州学的一个特殊风格，与龙溪、绪山等阳明第一代大弟子着力于在义理层面重构心学理论及其解释体系，并主要在知识阶层展开话语活动的思想风格就有很大不同。笔者之所以在本书第一章，着重考察了心斋、山农、心隐的生活世界、生命体验及其社会实践，其因盖在于此(当然，对他们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命题也作了必要的观念史分析)。同样，在第二章对近溪的生活轨迹、思想历程铺陈较多，也是因为考虑到近溪思想之特殊风格在于“决不就每一概念之分解以立新说”(牟宗三语)，他的生活方式就是他的思想观念的生动反映。基于这一考虑，在第三章以及在后面的“结语”中，除了对其心学的义理体系进行哲学史的分析之外，同时也注意考察在以往的哲学史研究中容易忽略的个别问题，例如，近溪思想的宗教性问题、政治化问题。当然总的来说，构成本书的正文部分——即哲学思想的考察部分，仍然着重于概念体系和问题脉络的整理分析，在方法上基本上属于观念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另须说明的是，为何本书关于近溪年谱的撰述和近溪著作的考辨付诸阙如的原因。理由是，从书末的引征文献中可以看到，佐野公治的一系列论文对于近溪的生平活动及其著作刊刻等情况，已作了十分详实的基础性研究；程玉瑛的《罗汝芳诗文事迹编年》一书事实上亦可作为“年谱”来读；李庆龙的博士论文《罗汝芳思想研究》对近溪著作有全面精细的书志学考察，他以《近溪子集》八卷本为基础，通过与其他十二种主要版本的排比对勘，整理出了《罗汝芳语录汇集》，共达六百三十六条；另外，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世昌在今年刚完成并获通过的毕业论文《罗近溪哲学思想研究》中，有《罗近溪先生年谱》之作，内容亦堪称详备。。基于上述原因，故本书已无必要再作重复劳动，以免“狗尾续貂”之讥。

最后，对于竭诚推荐笔者担当本书传主的作者，并且长期以来热切关心本书写作过程的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的周群教授表示真诚的感谢!若没有他经常的略显“追讨笔债”式的电话催促和诚挚的精神上的鼓励，这将近一年来的时辍时续的写作还不知要延续到哪年哪月。另外，我的硕士时代的导师潘富恩教授也是本书的推荐者和审阅者，上海大学的方旭东副教授帮助翻译了内容提要和目录，也应当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吴震

                  2004年7月30日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