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矛盾的研究属于皮亚杰研究事业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皮亚杰首先关注能解释智慧的人类知识发生的一般机制问题。本书的第一部分主要分析了由错误确认、不完全补偿或错误调节的推论引发的去平衡状态。第二部分则探究了为什么这些问题会出现和发生？

总序

中译本前言

序

导言

第一部分 矛盾的不同形式

第一章 微小差异的传递性和累加性

第二章 部分组合中的矛盾

第三章 对非理性和双重反向的反应

第四章 伴随弹簧所经历的矛盾

第五章 与预期不相符时的不同态度

第六章 对可观察事实(天平)进行协调过程中的矛盾

第七章 对镜像和折射现象解释的逐渐连贯一致

第二部分 肯定和否定之间的关系

第八章 由包含的错误对称性所产生的矛盾

第九章 从一个集合到另一个集合的简单或交互转换

第十章 接触与分离

第十一章 量的矛盾与守恒

第十二章 矛盾与空间或影像式守恒

第十三章 满与空

第十四章 与“几乎不”有关的矛盾

第十五章 多种外在因素下的矛盾

结论

注释

译后记

策划者后记

然而，至此问题只是刚刚显现，还远未得到解决，因为我们还需要解释为什么会缺乏这种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协调。读者也许会想，在这一章以及第一章中，如果将最初的去平衡仅仅归之为个体所经历的知觉与推论之间的冲突，最后则成功地达成对这些推论的平衡化，是不是太过简单。应该说，在我们介绍个体最初对知觉的依赖，直到最终成功地完成推论性组合的情形下，这当然能够部分地说明问题，但如果从更为广阔的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的话，在后面几章(七一九)中我们将会看到，其含义将变得更加明确。

事实上，我们实验中处于前运算阶段的被试，在开始时通过感知觉所关注的只是客体正面积极的特征，而否定和限制性的特征(对“全部”或对“有些”当作“非全部”的调节，等等)则要到后来通过二级关系的调整或推论才会产生。最初对正面积极特征的倾向甚于负面特征，其结果势必造成当客体改变形状时(守恒测验)，主体将这一改变形状的行为(将球搓成香肠状)视作加法性或增加性的操作，而没有看到一个维度的增加必然导致另一维度的减少。与之相对的是，如果守恒的概念一旦建立起来的话，这样的操作就会被视为是客体的某些部分被转移到其他相关的部分去了，这些加加减减必然是联系在一起并互为补偿的，因此，从广义上看，总量的守恒是建立在一种简单的“可交换性”或交换性的基础之上的(见第十章)。

在第一章及本章的研究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是一种部分相似的发展，尽管实验中包含的客体并没有因为操作而被改变，它们只是被用来加以比较。参加测试的儿童起初很自然地将关注的焦点仅仅局限于知觉以及客体的正面特性方面，认为它们相等或存在差异，而根本未注意可能的局限或负面的任何特性。之后，当呈现冲突时(同时相等又不等，或其中一种情况又会导致另一种情况)，他们通常的反应更多的是内在的、当然有时也可能是公开地接受一种错误的认识，在第一章中是认为随着操作圆盘的大小会发生改变(“可能你碰到它时它变大了”——6岁5个月的克里这样解释；“有时它小，而有时它又会变大”——7岁0个月的奥里这样回答)，而在本章中则认为只要摆放合适，三角形t1就不再比正方形s大了。在守恒测验中，儿童会认为操作会给单个的客体带来材料方面的改变，从而改变了它们数量上的性质。而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情况与此具有某种松散的对应关系。

只有在经历了这一阶段之后，依着加法性方向、与最初的凭借感官相对应的正确解决办法才会被找到和发现。正是在此基础上(为在与所观察到的所谓相等之间的冲突中，延迟发挥作用的非可观察事实或现象留下合理的空间)，才会逐渐地达到一种胜利，认为部分累加成为一稳定整体的，总体总是相等；在逻辑比较领域的数量守恒测验中，也不再把操作视为改造，而当作一种转移。

P37

由于在1970一1971年作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和年轻的助手参与在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CIEG)进行的关于矛盾的研究工作，我愉快地接受雅克‘弗内歇的建议，撰写《关于矛盾的研究》的中译本前言。我记得，在我从内部学习和了解发生认识论研究的那些年代里，作为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的年轻研究人员，我们都被灌输在当时的西方大学中盛行的一般观念模式，我们熟悉马克思主义思想和辩证法。这种回忆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揭示了能解释皮亚杰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决定把矛盾的主题列入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的研究计划的因素之一。

对中国读者来说，像皮亚杰那样的研究者，其研究事业的主要部分是关于认知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进展，因此，他在某个时期决定把注意力放在矛盾与矛盾在这种发展和这种进展所起的作用，也许，这不会令人感到惊奇。但是，对欧洲读者来说，特别是对在整体上看待皮亚杰著作的人来说，这并非是不言而喻的(当然，除非欧洲读者知道黑格尔辩证法的演变关系，尽管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是发生认识论得以产生的思想传统)。在本前言中，我们也想简略地描述关于矛盾的这些研究在皮亚杰研究事业中占有何种地位，特别是强调这个概念在解释人类思维发展中的作用——尽管是第二位的作用，并描述智慧发生与思维的先验形式和范畴方面，以及科学的社会发生方面。

关于矛盾的研究属于皮亚杰研究事业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皮亚杰首先关注能解释智慧的人类知识发生的一般机制问题。相反，在先前的阶段中，皮亚杰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能使智慧，以及感知、想象、改变和充实现实事物的思维成为可能的逻辑一数理工具(格式和结构)所经过的连续阶段。当然，皮亚杰并非不知道解释这些工具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过渡(例如，从具体逻辑运算到形式逻辑运算的过渡)的必要性，在其科学生涯中，他多次提出解释这个问题的各种办法，当时，他求助于在其研究事业的最后阶段中重新被采用的概念，如反省抽象的概念。但是，仅仅在最后的阶段，由于明确地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机制的问题才得到正面的关注。除了关于矛盾的研究，我们实际上看到皮亚杰也建议在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中的合作者关注意识、反省抽象、辩证法或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发展，以及意义的辩证法或构态(morphisme)和转换之间关系的问题(我们已经在2000年出版了一部著作，概述了在1968年和1979年之间在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所进行的关于这些不同主题的所有研究)。①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在最后阶段之前所进行的全部研究，那么在矛盾的主题方面，有一件事情给予我们深刻的印象。与反省抽象的概念，以及调节的概念——处在上限平衡化过程，即作者为解释智慧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而提出的主要整合机制的两个概念——相反，矛盾的概念没有被纳入皮亚杰为解释这种发展而事先考虑的范围内!毋庸置疑，矛盾的概念出现在心理和认知发展的所有阶段中。不过，逻辑的矛盾尽管在思维活动中起着作用，促使思维活动改正错误，并且为辩证法学家所熟知，但并没有被某些人当作人类思维的变化(更一般地说，自然的变化)的主要原因。在本书的导论中，皮亚杰一上来就强调“实际的矛盾”何以区别于“逻辑的矛盾”，而逻辑的矛盾仅仅在逻辑结构的建构相对完善的每一个阶段中才具有意义。

事实上，在60年代末，皮亚杰对实际的矛盾基本上持有一种否定的看法。其中的原因是简单的。大体上说，在科学解释方面，其整个研究可描述为综合和表达人类思维的两种主要哲学观：一种哲学观来自柏拉图，基于数学真理的永恒性；另一种哲学观来自柏格森，基于宇宙、生命和精神的三重历史所表达的创造进化。主要借自生物学和物理学的三个概念早已使皮亚杰把这两种哲学观联系在一个唯一的概念中：整体(或组织、或体系)，平衡和平衡化的概念。阅读皮亚杰的第一部著作《研究》——这是一部半自传和半哲学性质的著作——能使我们清楚地把握能揭示其整个研究的内在理论直觉，理解为什么在很长的时间里矛盾的概念被排除在智慧和知识发展的解释之外。从根本上说，思维和生命是趋向于平衡的整体或体系。这种平衡一旦实现，它就能解释人类思维获得的这种永恒性，或甚至不仅仅“超个人的”和“超文化的”科学真理具有，而且普遍道德也具有的“超时间性”。当然，正如年轻的皮亚杰已经认识到的，并对真和善的起源提出了最初的“科学”解释，现实并不是始终平衡的。罪恶和战争存在着，也应该对此作出解释。罪恶和战争的存在恰恰是因为完美的平衡——“理想的平衡”——是难以实现的，人们通常遇到的是不完善的实际平衡。之所以冲突存在，是因为整体的各个部分不是如同人们期望的那样，处在和谐之中。尽管如此，事物的本质是由平衡倾向构成的，而平衡表现为这些平衡化的过程。在后来的70年代，正是平衡化的过程构成了皮亚杰研究的首要对象——增加了另一个维度的对象，这个维度仅仅在60年代才充分地展现出来：伴随着生物和认知平衡化的创造性。

皮亚杰是一位在其整个学术生涯中致力于证明永叵性和创造性的学者。在关于矛盾的概念中，人们重新看到了这种永恒性，它来自在1970—1971年关于矛盾的研究。读者将看到，在本书中和在皮亚杰的第一部著作中，矛盾在认知和科学发展的解释中仅占有一个次要位置。皮亚杰始终用平衡化和平衡的缺乏(不平衡)来解释实际矛盾在思维活动中的存在。在这一点上，作者断然拒绝认同把矛盾当作发展的第一动力的思想家。在他看来，仅仅在有认知体系不平衡的地方，才有实际的矛盾，从根本上说，不平衡是由于肯定战胜了作为最初认知发展阶段的特征的否定，之后，这些发展才导致肯定和否定或多或少到达完全平衡的体系——这是一个发现。

但是，人们看到，与最初的几十年相比，皮亚杰更多地受到贯穿其著作的第二种哲学观，即柏格森的创造说的影响——出于事实科学的理由①，皮亚杰以更肯定的方式看待矛盾在智慧、知识和科学发展中的作用。作者对英海尔德、辛克莱尔和博维尔关于运算结构的学习所进行的研究②，以及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关于矛盾的研究进行了整理，也注意到在发生认识论国际中心的同事——其中的多位同事熟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之间的争论，最终把实际的矛盾等同于真正的思维冲突，至少在实际的矛盾能被主体感知到的情况下。从此以后，由于这些矛盾被当作内在的认知冲突，所以能被设想为在认知发展中起到一种实际作用。

然而，这个证明仍然没有使皮亚杰承认诸如古代的赫拉克里特和当代的黑格尔的那些人的论点，他们在矛盾、否定、对立或冲突中看到了能解释宇宙形式和生物形式(在广义上包括心理形式和社会形式)的进化的最后内核。之所以存在着辩证法的建构，是因为存在着作为第一原因的不平衡——但趋向于平衡——的整体或体系，在知识和科学发展方面，基本的不平衡是由于肯定(或作用的肯定结果)战胜了否定(或作用的否定结果)。

(姜志辉 译)

皮亚杰其人其说的历史和学术地位国内外学界早有共识，笔者此处无须赘言。但笔者想说的是，皮亚杰不愧是一位老而弥坚、与时俱进的一代大师。直至垂暮，他都在从相邻学科汲取滋养，不断修正和完善他的理论，其创新之显，改变之大，以至于人们足有理由称其晚年理论为“皮亚杰的新理论”，以区别于之前所谓“皮亚杰的经典理论”。概括而言，新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抽象代数中的态射一范畴论取代早年的群、格等代数系统作为思维运算的形式化工具；其二是以注重意义蕴涵的内涵逻辑取代传统的外延取向的外延逻辑，从而改造了运算逻辑，使之更符合心理逻辑的实际状况。当然，新理论的产生并未使皮亚杰的理论变成数学和逻辑学。正如英海尔德所言，“皮亚杰从未试图，当然也从未宣称自己是一名逻辑学家。他只是选择和采用某种数学和逻辑的模型，为的是能够分析儿童所作出的对知识和范畴的建构”①。知识的个体发生、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仍是其发生认识论的主题，这是他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主要目标。

遗憾的是，皮亚杰的新理论并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国外如此，国内尤然。如从网上检索可知：有关态射一范畴观的文献竟只见寥寥数篇。近年见著报刊者更付阙如。笔者以为，这种状况并不正常。我们也不能把这一现象仅归咎于是皮亚杰新理论“曲高和寡”之故。或许，它与当前学界只勤于所谓实证研究的数据积累而疏于理论的概括和提升而有一定关联。这种局面应该打破。皮亚杰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合作的研究特色应予继承。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笔者主持了此套译丛的引进和翻译工作。目的是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更多同行对皮亚杰新理论的兴趣和重视。本译丛五本书均为皮亚杰晚年著作。《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和《态射与范畴》更是皮亚杰及其合作者直接阐述其新理论的经典之作。前者采用新的内涵逻辑取代外延真值表逻辑作为刻画儿童认知发展的工具；后者以更具动态性和建构性的数学工具作为描述认知的过程、程序和机制的数学模型。另三本则与新理论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心理发生与科学史》探索儿童思维的心理发生和科学概念的历史演变之间的连续性和同构性，揭示新理论和新模型的普适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和《关于矛盾的研究》则是皮亚杰以新理论为视角，继续发生认识论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否定、矛盾等逻辑范畴的个体发生研究。当然，同属于皮亚杰晚年新理论之范围的著作还有《关于对应的研究》(1980)、《关于概括化的研究》(1978)、《反省抽象研究》(1977)和《认知结构的平衡化》(1975)等。这些著作我们拟在本译丛的第二辑中向读者继续推出。

现在，当本译丛的五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想表达对日内瓦大学皮亚杰文献档案馆馆长雅克·弗内歇(JacqtJes Voneche)教授及Jean Piaget，Archives Folmda—tion的由衷感谢。这五本书的人选是笔者1999—2000年在文献档案馆访学期间与弗内歇教授商定的。弗内歇教授是该基金会的主任，他慷慨地答应由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购得它们的中文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样也在资金上给予了支持)。尽管基金会确有鼓励和支持皮亚杰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以多语种出版的宗旨，但由于基金会近年的财政情况并不理想，因此，我们获得这笔资助应该说并非易事。弗内歇教授还亲自出面与原出版社交涉。在中译本成书之际，作为现今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皮亚杰的当年同事，弗内歇教授还为之撰写了精辟的总序，并积极约请有关的皮亚杰研究专家为它们分别撰写中文版序言。所有这些，自然为本译丛增色不少，同时也更有利于读者对皮亚杰新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关于本书的译者，笔者想略作介绍。笔者本人实际只译出其中一本(《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此书中涉及相干与衍推逻辑的部分还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逻辑学家冯棉同志审阅，笔者从中获益良多。《心理发生与科学史》由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姜志辉副教授直接从法文译出。姜先生曾为商务印书馆译过多部学术名著，是一位心理学专业知识与法文水平俱佳的知名学者。其余三本书的主译者均为笔者的已毕业或在学的博士(生)，笔者虽忝为审校，实际上主要是他们的辛劳成果。熊哲宏教授曾以其博士论文《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2002)及《皮亚杰哲学导论》(1995)等专著和有关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一系列论文，名噪中国理论心理学界。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系主任吴国宏副教授研习皮亚杰理论多年，在弗内歇教授来华讲学期间作为现场翻译，其专业知识与外语水平均深得弗内歇教授的好评，至今教授在与笔者的来往信函中还屡有提及。刘明波、张兵与孙志凤三位同志着力合作翻译《态射与范畴》一书，应该说他(她)们完成了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孙志凤同志受过数学专业的本科训练，因此可以期待在此书涉及数学的内容上，译文当无大的错误。另外，在本译丛译文的后期整理、打印等繁杂事务中，蔡丹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当然，本译丛最终能够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给予了鼎力支持，心理编辑室的彭呈军同志和版权部的龚海燕同志更是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没有他们的决心和帮助，别说这套译丛的最终出版，或许连其最初的动议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最后，我想再次引述英海尔德的话与国内有志于皮亚杰研究的同仁们共勉：“我们用不着赞美皮亚杰已完成的工作，对他的最好的纪念礼品是推进他的研究”。①

对皮亚杰的新理论更应作如是观。

李其维

2005年7月7日 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