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翻译的是皮亚杰的2卷《可能性与必然性》，这两卷中皮亚杰描述了新可能性的产生、导致“必然之感”的封闭结构的形成是如何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本书向读者交代说明了两个问题：1、皮亚杰晚年为什么要把精力放到“可能性与必然性”的课题上；2、《可能性与必然性》一书的主要内容及理论意义是什么。

总序／Jachque Voneche

中译本前言／Jean．Jacque Ducret

译校者前言／熊哲宏 李其维

第1卷 认知发展中可能性的作用

导言

第一章 平面上三个骰子的可能位置

第二章 车辆的可能路径

第三章 部分被隐藏的物体的可能形状

第四章 分割正方形

第五章 两分和复制

第六章 铰链棒的自由构造

第七章 升高水平面

第八章 用相同部件可能建成的最大结构

第九章 用雕塑泥做的棒和球建造的结构

第十章 一个演绎可能性的例子

第十一章 空间排列和相等距离的建构

第十二章 建构三角形

第十三章 用圆规建构

结论

第2卷 认知发展中必然性的作用

导言

第一章 物理必然性的问题

第二章 旋转的组合的必然性和不可能性

第三章 斜面的建构

第四章 长度测量中的必然性

第五章 长度的结合性

第六章 乘法与乘法运算

第七章 分配

第八章 证据建构中的充分必要条件

第九章 相互依存信息的证据

第十章 必然性极限的案例

结论

策划者后记

水平I的被试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把大小理解成一维的(高或长)。在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像是由虚假必然性造成的。更恰当地说，我们在这里论述的，是由协调几个维度的困难所导致的无意识的局限性。将它与水平Ⅱ和Ⅲ相比较，我们认为，有两个途径构成以程序中的变化和形成新可能性过程中对目标的理解为特点的关系(许多中间型的组合是可能的)。被我们称作调节的组合的办法是较为先进的途径(例如，逻辑关系或前运算功能，等等)。在这个例子中，可变量在一种抽象水平上被选择出来，并凭借必然性增长的固定法则加以协调。另一途径没有抽象或规则，可观察物由于它们的异厨}生由多种因素所决定。被试倾向于在这些可观察物之间建立各种关系，数量上不断增长的类型，经常从一种活动变到另一种活动：在这些情况中，常常建立起新关系和新组合。这解释了可能性的生成动力学。但是，这些组合之于调节性组合正如过分决定之于划界分明的系统：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决定称它们为过分组合。它们可以是相当丰富的，如在Ter的例子中，他在拣起木块的过程中发现将它竖着放的可能性。但他们轻易地得出错误的结论和理解，比如一个儿童当五块木块在结构的顶部并行排列时说：“它们互相都在顶上。”

组合的模式——促进了新关系的产生，但缺乏对协调的调节——这既解释了程序的缺陷，又解释了理解仅一维的目标的限制。程序的引入注目之处不仅是缺乏最佳化，而且也是在被试自己对“大”这一术语的理解范围内，估计什么是“大”的时所犯的错误：在Dom的眼中，与前一种结构仅在部件的相关次序方面不同的(很轻微)一堆木块“更高”；Osi认为比前一种结构实际上稍高一点的柱子“更小”(在高度上)。Emi称一个更高但同时也更宽的结构为“更小”，因为除放在其他木块顶部的木块之外，“边上”还有一些木块。这些被试所用的针对高度或者长度的一维概念，并不涉及两点间的线性间隔，而涉及一个外壳的整体观念，被外壳包围的部件的位置，甚至可能与大小的总概念的一般定位相反(参见第十一章，涉及等距离的水平I的表现)，这自然导致了最佳化的缺乏(除了Niq以外的一般情况)。

在这些条件下理解目标的一维性是容易的。几乎这一水平的所有被试，能从长度转向高度，反之亦然。但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根据总面积来思考大小——即，对同时存在的一个整体的两个维度进行协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用一种调节的组合方式，即以一种协调系统的方式，或换句话说，根据两个方向之间的垂直关系，在关系中建立关系。Emi的例子很好地说明，对于一个又高又宽的结构，放在边上的部件被认为有损大小(被理解成重叠)。换句话说，既然是这样，这种组合产生两种可能性。但这两种可能性直到后来才被合并，形成一个潜在的整体，一个二维的概念。这不意味着有一天，调节的组合以从不同的根源而来的运算形式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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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关于意识，关于反省抽象，关于建构概括化，或关于矛盾和关于意义的辩证法的研究，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研究也属于皮亚杰研究事业的最后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皮亚杰在考察了智慧结构和认知建构的发生后，致力于研究认知建构的机制。这项新研究的两个主要目的显然在于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解释得自以前研究的认知建构主义，以及理解人类智慧何以能“从最少的东西中获取最多的东西”，即从相对低级的同化和改变现实事物的认知形式过渡到相对高级的形式。

当时，皮亚杰的关注点在于进一步理解智慧的建构过程的本质，那么他最终为什么要提出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双重发展问题?看来，问题的出发点必然能在天赋观念论的新形式中被找到。在天赋观念论看来，人类智慧所能产生的知识整体以某种方式整个地被包含在这种智慧的最初潜能中。面对这个论点，皮亚杰的回答是双重的：一方面，凭借心理发生的研究证明，可能性整体不是最初就有的，智慧的发展表现为新的可能性的产生；另一方面，证明对新的可能性的这种开放是解释包含以前的准备性结构在内的智慧新结构的关键过程之一，如果这种开放过程通过趋向于在一个可控制的稳定整体中整合这些新的可能性的补充过程而得到平衡。

在为了更好地理解建构机制——如果不是说创造机制——而进行的最后阶段的所有研究中，这项研究也许是最能揭示作者的多产的指标之一。皮亚杰并没有根据经典心理学和发生认识论的重要研究(运算结构及其建构阶段的发现)，而是修改和充实他的概念和解释框架，甚至取消直到那时为止赋予认知发展的最后阶段和认知主体的相对特权，以便把一个更重要的位置给予心理主体因其格式的创造和适应活动而带来的更混杂的创造方法。①认知主体的“标志”甚至能在构成“必然化”过程的特征，与向新的可能性开放的分化运动互补的整合倾向中被看到。

除了这项研究，皮亚杰并不是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探讨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实在性。但是，他在本书中探讨的方式是出乎意料的。为了更好地理解本书，我们应简要地回顾皮亚杰关于这个主题的研究的先前阶段，我们首先考察这三个概念——实在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在法国哲学家莱昂·布伦施维奇，作为皮亚杰认识论的来源的二位或三位学者之一的著作中所占据的位置。

在189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布伦施维奇讨论可能性，实在性和必然性，致力于确定智慧活动的本质，他把智慧活动等同于判断活动，更特殊地说，等同于人类思维得以证实存在的理论判断活动。在知觉判断中，在数学判断中，以及在物理判断中，他分析了系词“是”的模态，他首先证明，由这种判断所证实的现实事物既缺乏确定性(在被证实的东西方面)，也缺乏理解性。然后，他考察与数学判断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他证明，尽管数学判断有其内在性，尽管数学判断的内容有相对完全的理智可理解性，但数学判断不能满足理论判断活动的最初目的。最后，他考察物理(科学)判断，他在物理判断中发现，如果物理判断同时具有它所依据的数学判断的可理解性和知觉判断的实在性，那么由数学判断所证实的存在就没有思维自发地追求的确定性。因此，对人类智慧而言最令人满意的实在判断的模态不是别的，就是单纯的可能性。

布伦施维奇的论点广泛地得到20世纪科学发展的证实，这显然能使年轻的皮亚杰把握必然性，可能性和实在性的模态对认识论反思来说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在1922年，即在巴黎听布伦施维奇课程之后的一年或两年，也就是在发表批判其导师的著作和明确地创立发生认识论科学的一篇重要论文②的前两年，他撰写了一篇发生心理学的文章⑧，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地讨论现实事物的三个方面：形式必然性方面，纯粹可能性方面，以及个体为把握形式逻辑推理所必需的实在性方面。只有依靠能区分现实事物的三个方面，即实在性，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反省活动，儿童才能依据推理前提的唯一意义和思维所提供的真假值来解决逻辑推理的问题，从中得出在逻辑上与前提有联系的其他命题，这些命题的存在具有一种必然性、实在性和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价值，而不可能性取决于主体依据的在前提中设定的内容的模态。正如皮亚杰在1922年发表的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儿童在到达形式思维之前的推理中所固有的逻辑空缺和其他的假必然性(或“伪必然性”)“是由于推理发生在一个唯一的方面”(250页：更确切地说，是由于必然性、可能性和实在性方面——概念——还没有分离)。

在1922年的文章中，值得注意的东西是一种预见，人们能从中看到在后来显现的重要性，确切地说，在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研究中，在如何处理在思维发展中的这些存在(判断)模态的研究中显现的重要性。但是，正如在本书的阅读过程中可以看到的，在当时，模态的重要性确实不如能形成可能性、并根据在逻辑上使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需要把这些可能性整合在一个整体中的思维能力。

但是，在最终关注可能性、必然性和实在性之前，皮亚杰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初与B·英海尔德一起完成的关于青少年逻辑的研究①中重新考察这个问题。在这些年中，连续的发现是引人注目的，首先是作为七岁至十岁儿童的具体逻辑一数学思维的基础的运算结构，然后是作为形式思维(即在1922年的文章中他已经提到的假设一演绎思维)的基础的结构。当然，正如英海尔德和皮亚杰在其研究的结论中所肯定的，为了掌握形式思维和学会推理，青少年应该能区分可能性、必然性和实在性这三个方面。但是，仅仅有这种区分是不够的，主体还必须正确地重新组织这种推理的构成部分：类、关系、肯定、否定、合取、析取等等。在形式命题组合和INRC群之内的这些运算的重新组织是这种新的逻辑能力，即假设一演绎思维的结构条件。②与实在性方面的区分联系在一起的功能解释得到同样清楚的结构解释的补充。

然而，通过何种过程，通过何种思维方式，主体才能建构新的运算结构，以便进行形式推理和把实在性纳入在运算方面联系于(因而必然维系于)思维所需的各种初始假设的各种可能性之中?当然，在皮亚杰在1970年代对这个问题给出的补充回答中，他提及和详细检查了意识过程，反省抽象过程和建构概括过程的作用。但是，在其他场合，他部分地回到功能和结构具有同等分量的观点，这是他在1922年所持的观点(这个观点始终是他的结构解释的背景)，正如本书的阅读所看到的，他发现了当思维到达新的可能性整体时在每一个水平上思维的这种不可避免的过程，这些可能性能丰富儿童的能力，能使儿童超越以前获得和掌握的可能性整体所到达的解释水平。

了解皮亚杰研究事业的读者，又一次只能佩服他在70年代的时候超越在之前的几十年里所得出的主要发现，特别是智慧的运算结构，并对这些发现加以整合的方式。

(姜志辉 译)

皮亚杰其人其说的历史和学术地位国内外学界早有共识，笔者此处无须赘言。但笔者想说的是，皮亚杰不愧是一位老而弥坚、与时俱进的一代大师。直至垂暮，他都在从相邻学科汲取滋养，不断修正和完善他的理论，其创新之显，改变之大，以至于人们足有理由称其晚年理论为“皮亚杰的新理论”，以区别于之前所谓“皮亚杰的经典理论”。概括而言，新理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以抽象代数中的态射一范畴论取代早年的群、格等代数系统作为思维运算的形式化工具；其二是以注重意义蕴涵的内涵逻辑取代传统的外延取向的外延逻辑，从而改造了运算逻辑，使之更符合心理逻辑的实际状况。当然，新理论的产生并未使皮亚杰的理论变成数学和逻辑学。正如英海尔德所言，“皮亚杰从未试图，当然也从未宣称自己是一名逻辑学家。他只是选择和采用某种数学和逻辑的模型，为的是能够分析儿童所作出的对知识和范畴的建构”①。知识的个体发生、发展的心理学研究仍是其发生认识论的主题，这是他终其一生未曾放弃的主要目标。

遗憾的是，皮亚杰的新理论并未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国外如此，国内尤然。如从网上检索可知：有关态射一范畴观的文献竟只见寥寥数篇。近年见著报刊者更付阙如。笔者以为，这种状况并不正常。我们也不能把这一现象仅归咎于是皮亚杰新理论“曲高和寡”之故。或许，它与当前学界只勤于所谓实证研究的数据积累而疏于理论的概括和提升而有一定关联。这种局面应该打破。皮亚杰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发生认识论的跨学科合作的研究特色应予继承。

基于上述指导思想，笔者主持了此套译丛的引进和翻译工作。目的是引起国内心理学界更多同行对皮亚杰新理论的兴趣和重视。本译丛五本书均为皮亚杰晚年著作。《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和《态射与范畴》更是皮亚杰及其合作者直接阐述其新理论的经典之作。前者采用新的内涵逻辑取代外延真值表逻辑作为刻画儿童认知发展的工具；后者以更具动态性和建构性的数学工具作为描述认知的过程、程序和机制的数学模型。另三本则与新理论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关联：《心理发生与科学史》探索儿童思维的心理发生和科学概念的历史演变之间的连续性和同构性，揭示新理论和新模型的普适性；《可能性和必然性》和《关于矛盾的研究》则是皮亚杰以新理论为视角，继续发生认识论关于可能性和必然性以及否定、矛盾等逻辑范畴的个体发生研究。当然，同属于皮亚杰晚年新理论之范围的著作还有《关于对应的研究》(1980)、《关于概括化的研究》(1978)、《反省抽象研究》(1977)和《认知结构的平衡化》(1975)等。这些著作我们拟在本译丛的第二辑中向读者继续推出。

现在，当本译丛的五本书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时候，我想表达对日内瓦大学皮亚杰文献档案馆馆长雅克·弗内歇(JacqtJes Voneche)教授及Jean Piaget，Archives Folmda—tion的由衷感谢。这五本书的人选是笔者1999—2000年在文献档案馆访学期间与弗内歇教授商定的。弗内歇教授是该基金会的主任，他慷慨地答应由基金会作为主要出资方，购得它们的中文版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同样也在资金上给予了支持)。尽管基金会确有鼓励和支持皮亚杰著作在世界范围内以多语种出版的宗旨，但由于基金会近年的财政情况并不理想，因此，我们获得这笔资助应该说并非易事。弗内歇教授还亲自出面与原出版社交涉。在中译本成书之际，作为现今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和皮亚杰的当年同事，弗内歇教授还为之撰写了精辟的总序，并积极约请有关的皮亚杰研究专家为它们分别撰写中文版序言。所有这些，自然为本译丛增色不少，同时也更有利于读者对皮亚杰新理论的理解和把握。

关于本书的译者，笔者想略作介绍。笔者本人实际只译出其中一本(《走向一种意义的逻辑》)，此书中涉及相干与衍推逻辑的部分还承蒙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逻辑学家冯棉同志审阅，笔者从中获益良多。《心理发生与科学史》由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姜志辉副教授直接从法文译出。姜先生曾为商务印书馆译过多部学术名著，是一位心理学专业知识与法文水平俱佳的知名学者。其余三本书的主译者均为笔者的已毕业或在学的博士(生)，笔者虽忝为审校，实际上主要是他们的辛劳成果。熊哲宏教授曾以其博士论文《皮亚杰理论与康德先天范畴体系研究》(2002)及《皮亚杰哲学导论》(1995)等专著和有关皮亚杰发生认识论一系列论文，名噪中国理论心理学界。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副系主任吴国宏副教授研习皮亚杰理论多年，在弗内歇教授来华讲学期间作为现场翻译，其专业知识与外语水平均深得弗内歇教授的好评，至今教授在与笔者的来往信函中还屡有提及。刘明波、张兵与孙志凤三位同志着力合作翻译《态射与范畴》一书，应该说他(她)们完成了一件十分艰巨的任务。孙志凤同志受过数学专业的本科训练，因此可以期待在此书涉及数学的内容上，译文当无大的错误。另外，在本译丛译文的后期整理、打印等繁杂事务中，蔡丹同志做了大量工作。当然，本译丛最终能够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教授给予了鼎力支持，心理编辑室的彭呈军同志和版权部的龚海燕同志更是付出了极大的辛劳。没有他们的决心和帮助，别说这套译丛的最终出版，或许连其最初的动议都是不可能产生的。

最后，我想再次引述英海尔德的话与国内有志于皮亚杰研究的同仁们共勉：“我们用不着赞美皮亚杰已完成的工作，对他的最好的纪念礼品是推进他的研究”。①

对皮亚杰的新理论更应作如是观。

李其维

2005年7月7日 华东师范大学